红军长征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意义

陆 菲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0）

193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和红军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中共中央被迫撤离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转移，踏上了万里征途。直至1936年，历时两年之久的红军长征，以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宣告结束。在这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与前来围追堵截的敌军斗智斗勇，并且战胜了无数恶劣的自然环境。长征的胜利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运用。

红军长征时期的统战工作内容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全方位践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有效团结和争取了各方势力的支持和援助，最终促成了长征的胜利。其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统战地方实力派

第一，对地方实力军阀的统战。红军的长征，在各个封锁线上均遇到了不同实力的地方军阀，陈济棠、何键、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刘湘等，红军充分利用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秘密开展了统战工作，成功避开了敌人的追捕。首先是对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统战。作为独霸一方的粤系军阀，陈济棠虽与蒋介石在反共的问题上较为一致，但两人同时也积怨颇深。红军长征初期的领导人便根据以往“剿共”战斗中所暴露的蒋、陈之间的裂痕，认为陈济棠是有可能争取的一部分力量。由此，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共与陈济棠秘密谈判，双方在谈判中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以及必要时相互借道的协议。最终，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安远、信丰之间未经过激战便成功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其次，是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战。自成派系的滇军，军事力量强大，蒋介石虽诱惑龙云为其卖命，但龙云十分恐惧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毛泽东利用龙云保护地盘的心理，声东击西，最终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第三，是对四川军阀刘湘的统战。中央红军过了云南之后，随即进入了四川、西康地区。四川军阀“盟主”刘湘一边与蒋介石达成一致，一边又对其存有三防，即“防蒋在四川驻兵；防蒋挖他墙脚；防蒋把他搞垮”。[2]在这样的防备之下，刘湘一派对红军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的方针，极大的便利了红军攻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3]最后，长征后期，党中央又积极联系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中有较强爱国心的将领，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第二，对地方党外民主人士的统战。争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支持也是党在长征途中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云贵一带的名流周素圆。周素圆曾在北洋军阀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和担任云贵川总司令袁祖铭的秘书长。在知晓周素圆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便向他积极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并推选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不久后，周素圆便在红军的帮助下发展了千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此外，周素圆还积极主动地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及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晓以大义,使其按兵不动，帮助红军顺利通行。为此，毛泽东称赞周素圆为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统战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居住面积覆盖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区域。红军在艰苦的征途中，转战中国西南和西北十几个省份，穿越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有效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第一，团结、争取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在该地区领域上有着极大的权威和威信，控制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权力，而宗教界的领袖，对于信教群众来说，更是神灵一般的存在，牢牢的控制着群众的精神和行动，同样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团结、争取这一部分力量，党明确提出“不打藏族土豪”“不打彝族土豪”等主张，更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借路北上，顺利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红六军团团长贺龙热情接待喇嘛寺的代表，亲笔题写了“兴盛番族”的大佛锦幛赠予归化寺的主持等等，极大的争取了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持，保障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利通行。

第二，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党在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壮、布、彝、藏、回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除了积极团结、争取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外，还通过发表决议、贴宣传标语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首先，积极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1935年，中央红军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广泛粘贴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弟兄骨肉。”[4]（p277）此外，还下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以及《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等文件，强烈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提出给予苗瑶民彻底的民族自决权，号召苗人与汉人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同等的权利。[5]其次，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场所。《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规定，红军进入回民村庄前要专门派代表与回民代表接洽，得到同意后方可进入。此外，还规定不食用猪肉猪油等以尊重回民习俗，明令禁止损坏宗教器物，严格遵守宗教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

第三，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不仅充分坚守民族平等的原则，更是推行民族自治的理念，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着建立整个回民工作起见，以及为着更顺利的来争取回民武装部队，我们把已经争取的回民红军，放在军团政治部附近，以教导队的性质，来教育他们，以期培养一批回民工作，特别是回民武装部队工作的干部，成为将来扩大回民独立武装组织之基础。”[6]（p406）此外，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障碍的问题，党注重培养了一批翻译干部，即“通司”，既能懂汉语，又能懂少数民族语言，进一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加深了红军部队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真正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7]（p150）的历史功能，更为红军的胜利北上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红军长征时期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

尽管长征是在党内左倾思想泛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但在转移的过程中，党中央不断纠正错误，一步步走向成熟。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红军在征途中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各道封锁线，并获得了更多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证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

第一，保证红军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在这过程中，党和红军一方面要摆脱数量和装备都具有明显优势的国民党敌对势力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要克服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始终都离不开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有效分化了敌军，减轻了红军的压力；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人士的统战，则帮助党和红军获取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巩固群众基础。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第二，推动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不断走向成熟。长征期间的统战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二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体现了党能够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理论的特点。红军长征前，党只是主张与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建立联系，长征期间，党进而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进而扩大了统战的对象。[8]土地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主张，有效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争取了农民的支持。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将这个主张转变成为“不打土豪、不没收土地”，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维护，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党的统一战线能够依据所面临的不同对象、不同地区进行调整，是其理论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在长征期间践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论，从而争取了各方的有益力量为我党服务，进一步证明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是必须要坚持到底的法宝。长征胜利以后，我党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形势，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而共产党人深知，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停止内战，结成最统一的抗战阵线，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对于共产党来说，如何避免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存在的问题，再一次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可以说，共产党在长征期间所开展的统战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长征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帮助红军顺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也为随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征的胜利，也是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胜利。可以说，没有统一战线，红军长征必然要付出更多惨痛的代价；没有统战工作，我们党也不可能一步步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历史中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更是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担，在漫长的圆梦征途中，我们更要将国内各民族、各阶层、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发挥力量，壮大统一战线阵营，让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新的“长征”中再现生机，为中国梦的实现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