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

孙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文艺批评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一种文艺研究活动，在文艺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观察者、评判者、守护者和引领者。正确的文艺批评能够通过对文艺现象的精当剖析，给作家艺术家及读者、文艺欣赏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一百多年来以其丰硕的批评论著和评论实践范例，为校正我国文艺航向、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厘清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中国化过程，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时代需要出发，始终对文艺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在大量的书信和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广泛地谈到文艺问题，曾先后对几百个作家及其作品作过评论，提出了许多精深的见解。马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文艺批评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二，提出了“美的规律”“艺术真实论”“艺术典型论”等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第三，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批评原则以及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观点。第四，树立了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风格。第五，亲自进行文艺批评实践，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经典范例。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法国的拉法格(1842—1911)、德国的梅林(1846—1919)、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德国的蔡特金(1857—1933)等一批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作品展开批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拉法格是“第一个在法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和研究文学现象的人”[1]145，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研究了法国文学，通过对都德、雨果等作家作品的批评，“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局限性；普列汉诺夫则从唯物史观的观点出发，对“文艺的本质和和社会功能”“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无产阶级”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两种民族文化”“反映论”等学说，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列宁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工作和文艺斗争的经验，撰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用唯物反映论对托尔斯泰的创作作了透彻的阐述，被称为是“把列宁主义方法运用于文艺学的光辉典范”[1]273。列宁的文艺批评，“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比如，他“把对立统一的学说巧妙而娴熟地运用到批评对象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艺术”[1]279-283，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斯大林(1987—1953)、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高尔基(1968—1936)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文艺理论家捍卫和阐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探索和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不断演变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与中国革命和文艺实践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从“五四”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探索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与中国文艺实际初步结合的局面”[2]。“五四”前后，经过后期创造社成员的造势和论战实践，我国文艺批评逐渐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为中心的一个长期“中心化”时期。这一时期，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郭沫若、郑振铎、成仿吾、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批评家，开始了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专门研究，比如《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1922)[3]、《“文学批评”管见》(茅盾，1922)[4]、《文艺批评浅说》(周全平，1927)[5]等论著。这之中，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及文艺理论研究最突出的是鲁迅。鲁迅译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评的武器，写了大量富有民族精神和战斗精神的文艺批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实践，例如提出“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方法，以及“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提出“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等。

这个时期，一大批学者和文艺批评家，大力提倡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精神相一致的批评理论，围绕文艺的发展方向、艺术创作的基本评价和对鲁迅等人的评价等核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主张。比如，瞿秋白1933年完成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6]，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对鲁迅创作开展批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说在中国的早期重要尝试，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冯雪峰首次提出“革命现实主义”[7]的主张，用文学批评自觉捍卫鲁迅的旗帜，推崇鲁迅“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8]。

同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展开激烈斗争，以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逐渐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研究的中心。从1928年起，创造社、太阳社以及1930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学习并陆续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帮助革命作家和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观察指导革命文艺运动。据有关资料记载，“左联”时期，翻译文艺理论的书籍，约计一百三十九种[9]，这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

因为处于探索初期，所以，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批评思维、批评方法以及文体方面都存在着一种激进狂热、简单化、极端化、“左倾”的倾向。无论是批判鲁迅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左翼”文艺批评可以说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文风上主观武断。直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引进和得以科学阐释后，这种不足才逐渐得到克服。

(二)“毛泽东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创造及实践期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主张，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必须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化”特色。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这两篇关于文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对“关于艺术本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文艺理论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1]。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对文艺批评的研究，“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11]。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批评标准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1]，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批评的艺术科学的标准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周扬、胡风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些问题，如“艺术创作”和“批评主体”等做了不同的阐述[12]。

1951年，毛泽东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对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的“忽视政治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等进行了批判。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倡导“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3]的学术氛围。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1958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周扬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也是“艺术方法”，它“不只适合于文艺创作，也适合于文艺批评”[14]，自此“两结合”成为我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毛泽东“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升到新高度、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发生了一次飞跃”[2]。

这一时期，以周扬、冯雪峰、茅盾、何其芳、林默涵为代表，涌现出蔡仪、王瑶、钱谷融、邵荃麟、陈荒煤、陈涌、以群、蒋孔阳、程代熙、张光年、李希凡等一批文艺理论和批评家，他们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后又投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造和建设事业，这些经历决定了他们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无产阶级性质。比如何其芳在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近三十年中，结合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实践，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了许多阐释和发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风格和学术个性。

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学界就文艺批评理论展开了多次理论冲突和激烈的争鸣。如由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而引发的“题材和人物问题争鸣”，1956年第8期《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关于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等[15]603-635，陈涌、毛星、蒋孔阳、霍松林等许多批评家都参与到各种争鸣、讨论中，撰文发表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20世纪60年代初，当代作家、批评家从“喧腾狂沸”到蒙受“天灾人祸”，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巨大震撼。时任的中国作协负责人邵荃麟等批评家针对我国文艺现实，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的文艺主张，“以纠正文艺批评和创作中存在的偏差”[15]658。由此，文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6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在“革命大批判”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错误路线下，文艺理论批评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时期。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日渐边缘化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和错误的总结和纠正，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理论逐步回归正轨，广大文艺批评学者进一步解放了精神，活跃了思想。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党规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6]的方向，提出了文艺批评新的政治标准。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提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倡导建立“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的一种开放、兼容的批评风尚[17]。开创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快速发展，新鲜的血液不断注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队伍不断壮大。除了以前的许多中年理论家、批评家外，年轻一代批评家不断崭露头角，如曾镇南、郑伯农等，年轻的文艺批评理论家有吕德申、董学文、钱理群、严昭柱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及理论研究成果开始走向系统化，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唐正序等，1999)[18]一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专著，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的诞生、形成、发展和影响。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经历着反省和借鉴两个不同的环节，呈现出“新术语多”“流派众多”“文体多变”等特点，文艺批评及理论思维活跃、争鸣不断，对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例如有学者针对批评文体和研究方法，提出“宏观研究”，倡导“对批评思维的解放，也是对批评文体的解放”[19]；有学者对文学批评研究中“那种切刈的分析、单一角度的分析、静态的分析方法”提出疑问[20]，由此引发了一场以方法为主的文学批评文体大震动；有学者提出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21]。

这一时期的文艺批评理论以开放性和建设性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主动吸取和借鉴当代世界文艺理论的成果，对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对西方批评理论的梳理和跟踪、文献资料整理和介绍。如英国的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22]，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3]，美国詹姆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4]，美国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25]，英国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家的任务》[26]、《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27]等。

这一阶段，由于各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倾泻般地涌入中国，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生态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在外来文学和理论的冲击、影响和碰撞中，改变着它的观念和形态。在扩大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国际视野和“他者”视野，改变批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屡遭诟病、曲解和质疑，失去了其本来的面貌，甚至被逐渐边缘化。文艺评论日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走向空洞和形式主义，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许多优秀的批评家们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转而操练更为时髦的理论工具去了”，文艺批评难寻马克思主义踪迹[2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媒介时代消费主义愈演愈烈的情境下，我国文艺批评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各种讨论与争议层出不穷，文艺批评标准相当混乱，甚至有人提出了“无文艺批评标准”的观点。批评的失语、批评的无效、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孱弱、批评的泡沫化等种种问题，被不断地指出来。

三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与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至高无上的要求。党中央把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文艺批评工作提出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当前文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深入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他说：“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29]这一判断同样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状况。

针对文艺批评领域存在的“文艺吹捧”“文艺广告”“批评西化”等现象屡见不鲜，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这就进一步精准地揭示出文艺批评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如何改变的方向。习近平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30]。习近平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24]的文艺批评观，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21世纪的中国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研究开始正本清源，恢复活力并逐步走上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伟业的道路，不断取得较大的成绩。

从研究力量布局来看，国内高校学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的主力军，全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的主力，体现在“三中心”，又称“一所两中心”，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心。2010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文学批评”或“文艺批评”研究的项目共审批117项，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项目4项，分别是重大项目两项，一项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2011)和由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2011)；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副教授主持的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与经验研究》(2010)；内蒙古大学王金山副教授主持的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原则与维度问题研究》(2014)。

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阐释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的阐释等；(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如对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文艺批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形态的研究等；(3)对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4)对我国当前文艺批评“怪象”的揭示和担忧；(5)结合和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如批判西方“强制阐释论”，提出文艺批评“公共阐释论”等；(6)对当代文艺批评家典型范例的研究等，这类研究多集中于硕博士论文。

就目前的批评水平和批评现状来看，虽然“批评范式和方法比以前格外的多样了；我们获得的批评自由可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艺批评队伍在急剧地扩张，许多从前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也挤进了批评的行列。”但是，“文艺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却在日益地降低”,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深入探讨和反思。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虽然“再次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还低于世界同行的水准”[31]。

四 结 语

通过疏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近一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成果是丰富的，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开放的，是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下的批评形态多元化的发展。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我国70年来文艺工作的成败得失，透辟地总结和提炼了我国文艺实践的基本规律与经验，开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学说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推向了前进”[32]。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9]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批评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是科学的，具有时代性的，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在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坚持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艺批评，推动文艺的繁荣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本质和内涵，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对当前我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恢复以前的活力，走向复兴的时期，是机遇，也是挑战。新媒体技术和形式的飞速发展在丰富传播载体形式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同样，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方面，需要广大的批评家、文艺理论工作者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实践，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丰富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及风格，探索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艺批评方面的方法和技巧，着力探索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建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推动我国的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真理，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文艺批评必须立足于中国文艺实际，以包容的、开放的态度积极鉴别和吸收各种中西方新出现的批评形态中的合理主张，博采众长，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