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述评

竟 辉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左右杂糅的两歧性、左右交锋的复杂性，凸显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内知识分子群体在对社会问题思考时所达到的一种理性限度。面对中国社会变革和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群体汲取左右两种思想资源、沿着左右两种分析路径，对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论争集中体现了中国思想界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左右立场太过分明，导致二者之争成为继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中国思想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象。我们虽然不能确定能否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两极之间寻找到一种兼顾自由与公平的温和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这种温和力量出现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论争仍将继续，甚至在某些时刻或特定情形下会进一步加剧。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背景

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这就告诉人们，考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争论背景，抑或审视二者论争的内容与过程，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与“时代的经济”中，即从物质变换、经济发展的视角予以解读。

就国内环境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分化，构成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的重要前提。1992年“南方谈话”及党的十四大所倡导和要求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标志着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全面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在消解以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颠覆性介入效应的同时，也把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单一且同质的社会体系撕裂开来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按照计划逻辑和统治逻辑组织个人和社会要素的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群体和思想观念，在涤荡着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单一性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出现了碎片化、不均匀化的现象。”[2]上述两个方面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思想界的严重分化埋下了伏笔，市场化转轨更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财富迅速积累，同时也目睹了社会变革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私有经济壮大等社会问题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通过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才得以表现出来。当然，中国社会变革和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行，率先触动的是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从而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并在此基础上引起了思想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化的通途；而新左派人士则强调，广泛的民主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公正、建设现代社会的最佳选择。正是两个思想流派之间这种难以弥合的价值观冲突，不断促使着知识分子沿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表达着各自重构社会的诉求，从而演绎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轮番较量的景象。

就国际环境来说，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左派运动的展开，为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提供了外部条件。东欧剧变标志着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悲剧色彩。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某些资产阶级御用学者鼓噪自由主义已经终结了历史的发展，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借助主导全球化的便利加大了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力度，西方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这就使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化。而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内自由主义者极度垂青全球化浪潮，认为中国融入全球化就是向世界潮流的主动回归和人类文明的自觉接轨。他们还要求中国要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实现全球化，并援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以此佐证中国与西方社会接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对中国背离全球化这一世界历史客观发展进程的批判，那么新左派思潮就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发展地位不平等的警示。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其社会发展所诱发的对环境的破坏、人性的压抑、阶层的分化等问题，以及其对外扩张所造成的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部分左翼学者的严厉批评。于是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新左派运动也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受其影响，中国新左派人士特别注重从西方新左翼理论中挖掘和汲取思想资源，其中，发展依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就一度被用来反驳自由主义要求中国无条件融入全球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全球化非但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把各个国家和地区，甚至社会与个人编织进了一个等级化、不平等的结构之中。可见，在全球化进程和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影响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论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国内市场化转轨和社会变革的反思，二者也各自尝试着以全球资本主义的宏大视域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争论，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出路何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主题

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资本、现代化的钟爱，新左派思潮对平等、权力、全面民主的青睐，使二者在自由与平等、权力与资本、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现代性批判与现代化吁求等话题方面各有所陈，而在这些话题背后，隐藏着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的基本主题。由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上述话题的价值认知方面存在着明显冲突，我们姑且可以将二者的论争主题概括为个体化与社会化、西方化与中国化、全球化与民族化、精英化与平民化等四个相互对立的问题集群。这四个问题群的交互交织，既激发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进程的动力，也左右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个体化与社会化。个体化与社会化冲突的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个体化展现了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自由主义关注的是对个体权利的确认与颂扬，它认为独立的个体构成了理性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根本就在于个人权利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还是中国自由主义，都是与独立性的个人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进而完成对集权体制的改造，是中西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期望。为了实现个人自主、自我发展和不受公众干预，国内自由主义者把保卫个人自由的问题转换成了如何约束政府权力的问题。他们还认为，自由意味着权利，尤其是意味着财产权，私有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摆脱国家权力的束缚，就是现实主体向个人权利的复归。与自由主义不同，新左派思潮把自由权利视为集体的自由权利，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和社会。确切地说，新左派思潮把自身作为人民民主和社会公意的代言人，认为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良性政治生活的实现，以此主张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即是说，新左派思潮展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所表现的自由态度与既定的国家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体系如何抵制来自个人主义的侵蚀。基于这样一种集体主义和社会本位立场，新左派思潮批评自由主义对弱势群体自由平等权利的忽视，谴责自由主义者掩饰机会均等与结果不平等的对立关系。

其次，西方化与中国化。西方化与中国化反映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冲突。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冲突就已经显现出来。时至今日，国内社会思潮间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西方化和中国化之争，虽然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那么明显，却从未止息。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所进行的西方化与中国化之辩尤为亮眼。自由主义者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主张现代化只能有一种模式，那就是近4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在他们眼里，中国要走出传统社会主义的集权模式，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西化改造，即按照西方现代化标准来重新设计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自由主义主张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并认为实现政治制度的西方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然而，对于新左派思潮而言，西方现代化并不像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普适性，西方民主化也并非是衡量世界各国现代化程度的唯一标准。新左派人士从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角度入手，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进而探索中国开创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行性。新左派思潮旗手汪晖就曾追问道 ：“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3]显然，汪晖给出的答案是确定的。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无法通过抄袭西方现代化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也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中国提供了探讨自己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可能性。对此，他还要求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并结合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格局中的特殊性，通过制度创新发掘中国现代化所蕴含的巨大活力。

再者，全球化与本土化。如果说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冲突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而展开的，那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则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本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而展开的。由此，作为全球化倡导者的自由主义与作为反全球化鼓吹者的新左派思潮，代表了国内知识文化界在全球化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是告别民族国家和地域限制的宣言书；人们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摆脱国家统治机器而成为身体和心灵自由流动的人。在他们看来，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中国只有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完成对传统集权体制和乡土社会的充分改造，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新左派思潮作为反对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它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美国化。在此过程中，不仅后发国家的文化观念遭受着全球化交往的侵蚀与冲击，而且其民族利益、本土价值也惨遭损害与扼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左派人士批评自由主义者为了捍卫所谓的启蒙价值和全球化梦想而掩盖全球化所造成的各种苦难。他们还揭示了全球化背后的不平等关系，并从维护民族工业、捍卫经济主权的角度，指出跨国公司、外国资本可能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的迫害。不过，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新左派思潮更多强调的是要跳出全球化的垄断结构来思考中国问题，并从历史过程和多元互动的角度对中国问题进行本土化重构。

最后，精英化与平民化。精英化与平民化的冲突是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条清晰线索，也构成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的一个永恒主题。精英政体和平民政体历来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的政治议题。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精英主义真正兴起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并于20世纪90年代演变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精英主义者往往借助于自由的外衣表达出对个人权利的捍卫，进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出于对平民政治无序化、野蛮化的恐惧，精英主义者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切举措，一味强调经济生活的完全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当然，精英主义者对平民利益的轻蔑和对社会公正的漠视也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而在这些情绪不满的群体中，数新左派人士的批判最为猛烈。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个人权利，而是那些控制着经济活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并没有站在人民民主和社会公正的一边，它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上那些拥有最强实力的精英群体一边。所以，新左派思潮严厉批判自由主义捍卫个人权利主张的虚假性，谴责精英政治对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潜在危害，并试图通过诉诸直接民主来挽救精英政治的内在缺陷。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新左派思潮极为推崇那种能够直接表达民众自身政治诉求的平民政治，并希望中国能够沿着平民化而非精英化的道路重塑国家的政治体系。

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内容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场论战，彰显出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论争主题之深、内容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所罕见。尽管在时间维度上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之争缺乏历史厚重感，但二者论争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命运的关键性命题。有学者就曾指出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最浅层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将问题提了出来，不管这些命题是大是小，是深是浅，它们都是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从这角度观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确实具有跨时代的意义。”[2]

但问题在于，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内容的焦点究竟有哪些呢？对此，包括自由主义者、新左派人士在内的国内思想文化界学人分别从自身政治立场、学术经验的角度，对两派论争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相关研究，有以下观点。一是“三内容争论说”。朱学勤在其《“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一文中，从“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对社会弊病的判断和如何解决社会弊病”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学术分歧；谢岳在其《“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一文中，从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问题 ”“有关社会公正问题 ”“民主的制度形式”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高瑞泉、刘建军等人围绕“自由优先对平等至上 ”“关于社会公正问题 ”“民主的形式”，从三个方面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内容进行了梳理。二是“四内容争论说”。房宁认为，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对待政权问题、中国现存社会问题产生原因、关于社会基本价值，以及如何看待与评价两股思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态度；高克力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的角度，将两者之间的论争内容锁定于“市场社会与转型社会 ”“公正问题：资本与权力 ”“宪政民主与激进民主 ”“现代性批判与现代化诉求”四个方面；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等人在《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一文中，围绕“历史是否终结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自由与民主是否悖论”和“如何落实社会公正”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内容分歧。三是“六内容争论说”。马立诚在其《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论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六个方面。四是“七内容争论说”。徐友渔在其《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篇文论中，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关于中国国情”，“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和“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等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内容之间的对立之处。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不管双方论争内容如何丰富、广泛，批判市场机制、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其他分歧也都由此派生。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虽然在“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的价值主张上存有共识，但在中国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参照何种理念改革，遵循哪些原则改革等问题上却观念各异，二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走向所做出的设计方案也截然不同。新左派人士质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改革所走的市场化道路，认为当前中国所涌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其根源就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虽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能力与合作欲望，“但由于合作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合作的成果为强势方占有，并进而增强了强势方的力量，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使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也使弱者不得不周期性地铤而走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4]。在指陈中国市场化改革种种弊端的同时，新左派思潮还主张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并据此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即中国经由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国内自由主义者并不赞成新左派思潮对中国市场社会性质的研判，也不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滋生和基本制度的改变。相反，他们竭力为资本市场辩护，认为完全规范的市场经济是消解国家权力垄断的积极力量。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权力经济”，垄断性权力结构已造成市场运行过程中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现象的泛滥，而要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就必须改革这种垄断性权力结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真正摆脱旧有权力体制的束缚。他们还认为，对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5]，“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不能提上议事日程，如果市场经济一直得不到规范，中国社会将成为官僚资本和权力经济的怪胎”[6]。可见，与新左派思潮相比，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身兼规范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的双重使命，其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知与分析似乎显得更为深刻，故而能够长期在国内诸多社会思潮中占据着话语优势。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过程

中国市场化改革所造就的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越来越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同市场资本发生着密切关系。在这种市场化的现实情景中，资本的渗透和扩张不仅改变了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稀释着知识界内部的同一性 。“从寻求传统的价值，到人文精神的呼吁，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担当，到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变迁所做的一种批判性的道德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姿态来进行自我重新确认的社会行为。”[3]这就表明，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是缺乏共识的，针对中国问题的现实根源，不同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并据此设计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出路何在的争论，而从论争的影响力及其波及面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间的论争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尚未形成正面交锋，大有“各行其道”之势。不过，较之于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力量对比上，还是在受众群体的规模程度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一方面移译西学，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如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宪章》《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布坎南的《自由、市场和国家》等等，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工具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参照被译介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著作的同时，国内自由主义者还通过对本土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胡适、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的再评价和再发掘，纷纷著书立说，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公开发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94年问世的《顾准文集》及其后来出版的《告别革命》《私有制万岁》。在此期间，有关新左派思潮的研究成果同样引人注目。新左派人士同样热衷于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论著，只不过与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翻译出版的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方面的著作。令人钦佩的是，新左派思潮立足于自身政治立场，率先撰文批评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非政治化情结。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新左派人士就公开发文质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路线，如甘阳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崔之元的《以俄为鉴看中国》、王绍光的《效率·公平·民主》《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等文论，集中表达了新左派思潮要求走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主张。当然，新左派人士这种自由主义式的批评，也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积极回应。针对甘阳在其文章《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90年代中国思想批判》中对中国自由主义保守倾向的批评，国内自由主义者也纷纷撰文予以回应，如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雷颐《甚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等文章，就已经向人们昭示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的开始。

第二阶段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且延续至今。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规模更大，时间跨度更长。1997年汪晖在国内知名思想文化杂志《天涯》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以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反思现代性问题，批评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的困境，继而阐释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该文一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争的导火索。尤其是1998年《天涯》杂志发表了韩毓海的文章《“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该文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交锋由“水下”浮出“水面”。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达到高潮。在新左派阵营一方，以汪晖、甘阳、崔之元、王绍光、韩毓海、韩德强、旷新年、陈燕谷、王彬彬等人为代表；而在自由主义一方，以李慎之、朱学勤、徐友渔、秦晖、刘军宁、汪丁丁、萧功秦、盛洪、任剑涛、任赜等人为代表。双方既相互依托于《二十一世纪》《天涯》《读书》等传统报刊，也借助于“乌有之乡网 ”“毛泽东思想旗帜网 ”“南方周未网 ”“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等相关网站，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性文章。其中，新左派思潮代表性的文论有汪晖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崔之元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甘阳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韩毓海的《“相约98”，“告别98”》《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旷新年的《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王彬彬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陈燕谷的《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等等；自由主义代表性的文论有刘军宁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中国问题与新左派不同的诊断》、朱学勤的《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徐友渔的《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及其他》《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秦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萧功秦的《“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盛洪的《为什么强调经济自由主义》、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任赜的《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等等，也正是新左派思潮的强势批判与自由主义的积极回应，向人们呈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场最大规模的跨世纪的思想论战。

五、结语

诚然，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填充着传统价值观遭受质疑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时广大民众精神世界的空虚，并以此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更加深入的思考。不可否认，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思潮，它们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然而，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都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不仅要求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求我们每个人时刻突破极“左”的倾向、跳出极右的深渊，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坚定“四个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进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