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诗经原始》研究综述

石佳豪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久居云南文山。方玉润年少聪颖，天资卓越。但屡试不第，后投笔从戎，晚年以著书讲学终身。除《诗经原始》外，另著有《鸿濛室文钞》、《星烈日记汇要》等。

清代经学在汉宋经学的认识基础上有了进一步飞跃，汉宋兼采，多元发展。但清朝对文人思想控制严格，很多学者未能跳出桎梏对《诗经》进行客观的解读。在此背景下，方玉润一反前人旧说，从文本本身研究《诗经》。《诗经原始》，顾名思义，“欲原诗人始意也”[1]。方玉润反对附会，主张涵咏诗文，而后循文按义、知人论世。方氏以其辩证的思想、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让《诗经原始》在清代经学研究史上大放异彩。

方玉润作为乾嘉时期《诗经》研究的佼佼者，其生平早已受到学界关注。20 世纪 30 年代杨鸿烈《方玉润先生年谱》和向达《方玉润著述考》，是方氏生平及相关著述研究的发轫之作。1981 年张明喜据资料，对向达先生文章进行补充修正[2]。之后几十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趋于岑寂。直至2007 年，冯莉连发两文，不仅详叙方玉润生平[3]，且对方玉润进一步讨论[4]。次年，冯莉又将方玉润一生著述从经部、史部两个方面分类考辩，撰《方玉润著目考略》[5]。这些文章对后人研究方玉润学术思想颇具启发。

除对方玉润生平进行研究外，学者们对《诗经原始》研究关注角度大致可以分为文献学、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

一、文献学研究

《诗经原始》体例与传统解经之作不同，该书没有采取常见的先总论、后分章的解读模式。而是设置了总论、圈点、旁批、眉批、集释、标韵等说诗单元，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构成整体解诗系统，形成方玉润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关于体例问题，方玉润在其《诗经原始·序》中已明确表述，今不赘及。版本研究成果如下：

《诗经原始》初刻本为陇东本，后有云南丛书本，今人整理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李先耕在《诗经原始》点校说明里写道：“本书初版罕见于世，江瀚《续修四库提要》即用《云南丛书》本。此次点校时，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陇东本与云南本相校，发现云南本遗漏错讹二百处……”。校订勘误，有裨当世。巩曰国参以己意，详为疏解，论证异同，提供新的阅读意见和参考方法，撰《<诗经原始>版本考异》一文[6]。同年，巩曰国又专就该书点校问题发文[7]，讨论中华书局点校本中仍需商榷之处，给出句读方面的致误原因和修改意见。巩曰国的工作对厘清《诗经原始》本来面目有重要意义。

二、文学研究

方玉润认为：“读书贵有特识，读古人诗，当眼光四射，不可死于句下。”可知方氏已认识到《诗经》作为文学作品语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反对《诗经》解释的僵化。这一观点极具前瞻性，与当今文学理论中强调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不谋而合。方氏跳出古人窠臼，在讨论诗旨上有许多出人意表之处。他的诗学观、“淫诗论”批评和对“赋比兴”的探讨，历来是学者的研究焦点，研究成果颇丰。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序》里写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此千古说诗之祖。”说明方氏从“诗”的角度，看到了“志”与“声律”之间的关系。张明喜以此为出发点，赞扬方玉润高明之处是意识到了“诗”和“歌”在声律上的不同，但惋惜方氏没有进一步论述后者对前者的承袭和发展[8]。

对方玉润经学贡献进行总体梳理，当以杨开达1985 年发表的《方玉润在<诗经>研究上的贡献》一文为先。他认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站在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角度来对待《诗经》，运用独到的艺术研究和诗旨研究方法将诗歌还原。指出方氏辩驳前人“删诗”“淫诗”之说，将自身带入诗中，紧抓“情”、“景”二字解诗。也指出方玉润思想其实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桎梏和理论教条，后世需用批判眼光来看待[9]。杨开达在论证方玉润经学研究贡献上逻辑清晰、论说有据，但没有对《诗经原始》异于《序》和《集传》之处做一个系统性的阐述，乃一大缺憾。孙秋克弥补了这一缺憾，从理论层面引导读者，以证《诗经原始》在《序》和《集传》里辗转相循。另赞方玉润推翻《诗经》传统研究模式，敢于向政教中心论发起挑战。更是用“绎情”这一研《诗》要义，将方氏的艺术表现手法解构的非常清晰[10]。虽说方氏力破前人研究《诗经》的迷信与盲从，但其因循守旧之处亦有不少。梁新兴就主要从《诗经原始》二重性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和方氏个人因素，分析二重性形成原因，以此解读对此书的自我认知。梁新兴提出，从整部《诗经原始》来看,方玉润对《诗经》的文学解读似乎只是在经学释义之后的一种衬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经学研究[11]。同样从二重性研究入手的还有陈德新，他一方面赞扬方氏立足文本，求索诗人言外之意的诗学立场，对《序》和《集传》进行大胆批评；另一方面也从方玉润对朱熹“淫诗说”驳斥的片面性看出方氏在还求《诗经》本义上的退步，在把握诗旨方面还带有明显的迂腐性[12]。陈德新较梁新兴来看，虽对《诗经原始》进展和保守做了详尽罗列，却没有从根源处探讨方玉润解诗二重性形成的深层原因。乔立智紧跟梁、陈，亦从纯文学鉴赏角度来说明方玉润对诸家解说有所创见。其有一点颇有新意，即意识到生活环境对方玉润读诗的影响。方氏生于云南，对自然习俗了然于心，能够运用生活经验加以印证、训释《诗经》，从而使其训释更加充实可靠[13]。在《诗经原始》卷首绘制一幅《十五国风与地图》中就不难看出方氏重视诗歌的自然背景和地理相貌，他认为诗本质之一就是反映生活和自然。乔立智这一说诗角度无疑给《诗经原始》研究吹来一股新风。但蓝华增指出方玉润在进行《诗经》民俗研究时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如将民间歌会的民俗场面理解为巫觋活动[14]。

早期对《诗经原始》进行综合性评述的文章，内容尚不成熟，但大致体例和范围已初具模型。1988年吴培德发表《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诗经原始>》一文，综合阐述方氏主要论诗观点，赞扬其敢于辩驳的治学理念；也指出此书“宣扬封建教化”、“附会史事,曲解诗意”、“训诂水平不足”等缺陷[15]。该文虽向后人介绍了《诗经原始》研究的体例、内容和艺术手法，但篇幅有限，只做浮光掠影式描述。然而吴培德作为第一个进行《诗经原始》综合性评述的学者，其开创之功是值得肯定的。继吴培德后，李春云进一步打开了综合性研究思路。最大亮点是将《集传》和《诗经原始》中对“淫诗”解读部分进行列表对比，令人信服。为方氏对经典权威尊崇而不盲从之说提供有力论证[16]。虽然方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突破儒家政教的藩篱，但其摒弃义理说教，另竖新旨的特色解读已颇为难得。紧接着李晓丹硕论发表，对李春云前作进行补充。她进一步将《序》、《集传》和《诗经原始》中大相径庭的观点进行有条不紊地罗列[17]。但未曾涉及《诗经原始》独特的文学批评视角和其富有特色的“淫诗论”解读。韩立群博士论文对以上两篇硕论有所补充，在借鉴吸收基础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以及政治、历史、文学、思想各个领域，更加细腻深入的研求方氏创作背景和创作艺术[18]。张艳丽也赞扬方氏对《集传》、《诗经通论》的因革，重新诠释《诗经》基础概念，梳理脉络，以图解诗。同时也指出了方氏在训诂和音韵上的长处和弊端。回归字词考据，一反前人注重文学研究常态，是本篇文章的鲜明之处[19]。2008 年方新连发两文，从《诗经原始》中探求《诗经》诗美，认为方氏通过章法、炼字的考究，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次将解析章法与阐述诗旨联系起来，利用章节排列来解读诗义，以此建立一个立体渐进的品评模式[20]。同时通过字义音调，发掘语意和文意微妙变化，来奠定诗歌情感基调。方新具体观照诗境品评，肯定方玉润对创作主体心境挖掘，褒扬方氏不仅以一个品评者角色观照《诗经》，更是以一个创作者身份参与《诗经》诗境还原和塑造[21]。

《诗经》作为经学以外的文学身份在清代逐渐得到认可。方玉润将《诗经》文学研究引向纵深发展境地，对于传统诗学观念的反叛具有独特价值。“诗人立言多寄托委婉，故足以感人于无形。”他和姚际恒一样，反对汉宋经生们的说诗观点，批评他们不领言外之意。周艳认为方玉润以“情”为桥梁，体会古人作诗本义，在个人性情与古人心灵的沟通中真实地触摸到了《诗经》的文学特质，唤醒后来人的审美和情感体验[22]。方玉润已意识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不可分离的道理，倾覆传统单纯着眼题旨的方法，将说诗形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郭丽霞谈及《诗经原始》研究多元化趋势，用“即势以原心”的解诗理论，参合“循文案义，反复涵咏”读诗之法；透视出艺术辩证的“观诗思维”和“对比模式”的解诗思路[23]。张菁洲认为方氏从“作诗”“读诗”“说诗”三个层面构建起自身诗学体系，增加“赋比兴”情感跨度和思维深度，同时新证“风雅颂”[24]。同样是从“就‘诗’论《诗》”诗学观入手，有的学者认为方玉润打着“温柔敦厚”的旗号歪解诗意，表现出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方氏一方面深受“神韵派”和“性灵派”影响，对传统“诗言志”说进行反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统治者下的文人，他也极力去维护“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徐旭平就看透这点，站在时代局限的立场上分析方氏诗学观两面性[25]。黄忠慎也一改前人赞扬之态。批判方氏追求诗歌的言外之意看似站在解诗者角度，却为自己留下了可主观臆断的操作空间。认为方玉润的解诗主张是政教主题，文学附庸。通过说诗来宣扬三纲五常、道德理论，是封建时期所有学者普遍的局限性，方氏也不能免俗[26]。诗学观念下的矛盾性也是新的文学质素与“诗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文学批评研究

方玉润《诗经原始》突破传统桎梏，从文学整体含义出发探求《诗经》本源，篇章整体关联，其“原诗人之始意”的解诗思想，实则是对两千年前孟子“以意逆志”思想的回应[27]。如其《凡例》所说：“既加眉评，复着旁批，更用圈点，以清眉目。”其独特的文学批评视角也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角度。肖力指出《诗经原始》着眼于整体、全方位地分析诗歌。方玉润不仅从篇章结构层面、而且从语音层面挖掘文义关系[28]。次年，肖力在之前基础上发表了硕士论文。从《诗经原始》解读思路、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批评不足等三方面展开，认为方玉润对传统说诗方法批评和继承的独到之处正是因为运用了“以史证诗”的批评方法和“反复涵咏”的读诗理论。不仅表现在方法变化上，更是思维模式在研究上的变化，即突破传统，用抽象感觉来品评诗文[29]。张明喜早年间就对方玉润“个性为本”的评诗风格进行过探讨，内容见《方玉润诗论述评》一文[30]。鉴于此，肖振宇也分析了方氏诗歌鉴赏的思想内涵，提出文学视觉分析是方氏解诗的出发点；总览全篇，反复涵咏是方氏诗歌鉴赏的基本法则；独立创见是方氏诗歌鉴赏的理想境界；辨析诗旨，分析结构，情感运用的独特手法是方氏突破前人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后世经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31]。苏正道则探求方玉润解经方法，“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实事求是”的解《诗》态度，文学阐述追求诗旨本源，寻译文学手段为经学服务[32]。陈红明研究了方氏评点与注疏的差别，在主题本事上的特质，以及语言表达和修辞上的技巧[33]。陶张印从《诗经原始》局限性入手，看到方玉润未能完全摆脱政治教化思想影响的落后性[34]。“囿于时代阶级之失让方氏曲解诗义；囿于仕途坎坷之失让方氏存在心态偏差；囿于生活见闻之失让方氏对诗歌内容牵强附会。”在众多赞扬《诗经原始》成就的文章中，这篇文章一反常态，反向例证。

除上述文章外，对《诗经原始》进行文学批评的还有张启成《评方玉润的<诗经原始>》[35]，杨琅玲,陈景聚发表的《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及评价》等[36]。

四、比较文学研究

《诗经》研究历史悠久，前人对《诗经》的研究会影响后人研究的思维模式。要在众多著述中脱颖而出，必须打破传统局限，不可故步自封、无所创见。方玉润是清代“独立思考派”代表人物，这个派别另有姚际恒、崔述等人。他们从文学角度出发的说诗方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肯定[37]。方玉润重视诗歌艺术继承与发展，并没有将《诗经》进行孤立评述，而是先陈述各家之说，并加以归纳、分析和评判，在前人对《诗经》研究的基础上别出机杼。《诗经原始》比较常见的对比文本有《序》《集传》《诗经通论》等。

陈景聚将“独立思考派”代表人物的经学著述做了对比分析。从同一派别三个不同的经学家入手，探讨他们三个能够自成一家，形成“独立思考派”的深层原因。同时以三家为一体，整合他们对清代经学的贡献。另外对他们各自的解诗特色进行判辨，枚举他们在继承前人说诗观点上的异同[38]。但缺乏三人内部差异探讨。如指出这些差异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则更能让文章完整充分。方玉润认为对前人治诗进行批判实则就是对传统经学模式的消解。“大抵学究加说《诗》，必先有一付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方氏对《序》和《集传》并非持一味赞成的态度。姚际恒《诗经通论》是清初疑古派的代表作。方玉润研究《诗经》的思路，深受姚际恒启发。陈阳就从诗旨态度和读诗之法来对这两本书进行比照，剖析造成这两部书研究特点差异的成因，并对《诗经原始》继承和发展《诗经通论》的方法进行探微，从艺术分析理论层面维护方玉润并非全盘吸收姚际恒的说诗理念。其认为，一方面在《诗经原始·自序》中批评《诗经通论》重视辨别前人之说,而忽略对诗义本身进行阐释；另一方面也吸收和借鉴了《诗经通论》中诸多可取之处，在肯定其驳《序》、《传》有理的基础上,又标明了自己的观点[39]。苏元泾欲跳出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文学批评思路，径直向上溯源，回到儒家孔门之“说《诗》论《诗》”处，试着对孔门诗教，就己所知，做出叙述和归纳。在叙述孔门诗教对《诗经原始》关联和影响的同时，也明确说明了后者对前者的创新和突破[40]。

宋代朱熹宣扬以“诗”解《诗》的理念，力图消解两汉经学赋予《诗经》过多政治伦理色彩的现象。可《诗序》对《诗经》政治功用性的阐释方法，也影响了后来的解《诗》者，逐渐成为经学家解《诗》的心理定势，难以突破[41]。自朱熹将《国风》中的二十八篇诗指为淫诗后，“淫诗说”理论构建逐渐扩大成熟。这一观点自然成了方玉润关注焦点。在《诗经原始》里，方玉润对《集传》进行驳斥。李春云将《集传》同《诗经原始》进行比对，认为方玉润对《诗经》的解读最终也是为了明晓儒家大义。朱、方矛盾仅在于如何更好地借助《诗经》阐释儒家真义，以维护正统的儒家思想。只不过方氏自我判断的读诗方法较前人稍有突破，劝导后人仍需以儒学本性看其诗学观[41]。赵威通过罗列方氏处理“淫诗”方法和解读“淫诗”时所反映的经学思想，批评方氏解说“淫诗”过度引申，穿凿附会。认为方氏一方面欲求诗意之原始，努力摆脱传统观点束缚，另辟新径；另一方面主张“思无邪”，极力维护封建诗教，而表现出保守倾向的矛盾心理昭然若揭[42]。其实方玉润在进行《诗经》训释的过程中也援引宋儒之说，这一点程俊英、蒋见元已在《诗经注析》里有所阐明[43]。

罗杰将目光转移到外国文学上，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价值为出发点，探讨华兹华斯与方玉润在阐释“诗言情”理念上的异同。在两人的诗学观中，都一致认为情感、诗人性情以及诗人审美情感体验在诗歌创作中是举足轻重的[44]。但方玉润更偏向于与《诗经》建起对话结构后，以原初心态来抒写情感体验，穿越时空，力图将诗人最贴近本真的情感体验还原成“情为诗话”。

五、其他角度研究

边家珍从方氏“大讲文王风化”、“维护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标举诗无邪，否定淫诗说”三方面论证方玉润浓厚的政治教化思想[45]。李晋娜目光转向方玉润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与生俱来的异族风俗让方玉润对异族文化描述大放异彩，从而让《诗经原始》带有民俗学倾向[46]。文中用《诗经原始》中对云南风俗和列国诗歌的描述内容作为其论点支撑，透视出《诗经原始》对《诗经》的原生态还原。

《诗经》是以诗歌为载体，表达诗人情感的文学作品。从诗歌鉴赏角度来进行《诗经原始》研究，是目前新兴的一种研究趋势。孙兴义认为“托辞”在方氏书中占据着很重要的角色，它是划分“诗”与“史”的重要标识。指出方氏用“托辞”艺术作为桥梁，由“显”入“隐”，来通向其真实意蕴[47]。但是“托辞”艺术泛化所带来“泥诗以求事”和“执事以言诗”的读解方法，也成为这本书不可避免的缺陷[48]。宁宇从接受角度审视《诗经原始》，点出方氏的青出于蓝之处。继而指出《诗经原始》在《诗经》接受中的具体表现和接受特点，即不盲目尊崇序、传两派，反对考据论。从文学情景入手揭示诗歌原旨，并用书中具体文本支撑作者观点[49]。刘泽以爱情诗为落脚点，对《诗经原始》中爱情诗误读类型进行分析和原因推测，整篇文章以小见大，从细节入手推敲方玉润的诗学爱情观[50]。

六、结语

从近些年学界对《诗经原始》的研究成果看，在经历了20 世纪30 年代总体研究后，21 世纪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更加细致深入的方向发展。但理论系统创获尚不多见，某些问题探讨还不够深入，并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出现一部研究《诗经原始》的专著。《诗经原始》是清代诗经研究不可不读的一部著述，尚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后来者研究视野要更加广阔，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在注重《诗经原始》的文学研究之外，还要注重其他方面的研究，如训诂学、音韵学等等，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推动学术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