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对中国文化密码“三”之探析及其意义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庞朴在《一分为三论》一书的《自序》中指出：“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于是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1]5庞朴也将“三”，称为“三分”和“一分为三”。他在《一分为三论》一书的《自序》中介绍该书内容时还说过：“现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只好说是一束三分学说史，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分为三诸理论；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把它们收集起来。”[1]6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庞朴关于中国文化密码“三”的论述，即他研究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成就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 中国文化有个密码曰“三”

庞朴回忆，1978 年，他在安徽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一分为三’说”[2]92。1980 年，庞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庸”平议》一文中提出：“中庸思想以承认对立或二为起点，但不停留在‘贰’上，而要求过渡到对立的统一去。这种统一，又叫做‘参’，它也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参’就是‘三’，大写的‘三’……‘一’是数的开始，是单子、单元；‘二’是殊异，是对立；而‘三’是对立统一，数的完成，是包含有对立于自身的总体，这就叫做‘参’。”[2]179庞朴为什么说 “参”就是大写的“三”，而不是说“三”的大写是“叁”，是有其深意的。他在《说“参加”》一文中解说：“‘参’就是‘三’，是动词化了的‘三’，或者叫‘三之’，也就是‘使之三’。”[2]99梁涛在《庞朴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提出：“《“中庸”评议》也开始了庞朴先生对‘一分为三’问题的探讨。”[3]庞朴从此开始对“三”即“一分为三”，或者说“三分”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并论述“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他在《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这样的智慧，在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无处不在，并且得到了最完满的表现，以致成了解读中华文化的密码。”[2]70对此，庞朴从多方面进行了解说。

第一，关于“三”的最早记载。庞朴在《一分为三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文献最早出现的有关三分的提法，为‘三极’。《易·系辞上》有‘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之说。这个三极，一般认为指的是‘天地人’。”[1]17《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性著作，南怀瑾认为：“《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4]1《易经》表现的“三分”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庞朴因此认为：“在中国，三分方法源远流长。”[5]169

第二，关于“三”的涵义。庞朴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三极间的关系，三极之道，用一个范畴来概括，那就是‘参’。”[5]100如上所述，庞朴认为“参”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他说：“世界本来便是三分的……人们在认识上，会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事物的存在，也常有隐显的不同，但一分为三的事实，则是客观的无处不在的。”[2]133-134怎样理解“三”或者说“三分”这个范畴？他在《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文中指出：“所谓三分，在承认两极是真实的同时，更指出由于两极的互动，在两极之间，必有一种或种种兼具两极性质和色调（也可以说是不具两极性质和色调）的中间实在……恰恰正是这些中间部分，因为它们兼有两极的长处，避免或补正了两极的短处。”[5]308他在《中庸》一文中还说过：“三分法的认识也体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最为简明的定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简称‘执两用中’……用中就是中庸。有两有中是为三，所以说，中庸是三分法的又一认识成果。”[1]25与“三极”的三者都是有形的实体不同的是，中庸的两端是实的，中是虚的。“两端”之“中”虽然是虚的，但又是处事中极为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在上述基础上，庞朴举例分析：“待人接物的态度应该不卑不亢。这卑和亢，是两端，是偏而不中的，是要不得而需要放弃的；但在放弃它之前，还得抓住它，因为需要它来定位那个不卑不亢的中间之所在，那个连名字也没有的，超乎卑亢之相对的无对者。这就叫执两用中，就叫中庸。”[1]25从整体上理解他这些论述，就理解了他所论“三”的涵义，也由此感受到他论“三”是中国文化密码的独到之处。李存山在《“三”即“中”》一文中，就庞朴所论“三”的含义如是解说：“如果说‘三’是中国文化密码的话，那么这个密码就存在于庞公《中庸平议》这篇文章当中，这种‘三’正是‘中’，它和‘中’或者‘中和’是相通的，是可以等价的。”[6]这样，庞朴所论“三”的含义也就很明确了：其一，“三”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是三分的，如天地人等；其二，由于客观事物存在的方式是“三”，认识客观事物注重三分，才能做到全面完整，避免片面；处事注重三分，才能做到“执两用中”，避免偏执。

理解庞朴所论“三”的涵义，应注意两点：

一是庞朴所谓的“三”“三分”或“一分为三”，是作为思想方法的哲学概念，而不是数学概念。他说：“三分法是一个有关辩证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因之，并非任何三的并列或连列都可视为三分法。”[2]288“譬如说，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月分为三个旬，某国国策爱用三原则，等等……属于简单枚举，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分类，尤其不是辩证逻辑的分类。”[2]97他还以《论语·季氏》中记载孔子说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侍者君子有三衍”等为例予以说明：“这一连串的三，便不可视为三分法的运用，因为它们并无内在的正、反、中的逻辑，而只是一些简单的三数并列和连列。”[2]289作为辩证思维的方法，他认为：“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亦即将对立面统一起来以寻求两全其美前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1]4这也就是说，应注意不要将辩证思维方法的哲学概念“三”混同于简单的数字“三”。

二是正确认识“一分为三”和“一分为二”的关系。如上所述，庞朴持有“中庸思想以承认对立或二为起点，但不停留在‘贰’上，而要求过渡到对立的统一去”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分为三”是“一分为二”的延伸，或者说是对“一分为二”的补充。他因此认为，“辩证法原来意义上的一分为二，意在强调同一的本是对立的，对立的正是同一的，同一就表现在对立双方的依存、过渡和转化中。它虽不曾涉及对立之间有无中间地带，对立之外有无第三者，却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乃至为目的……任何两极，无不是中间的极化。”[2]93-94这就是“一分为三”和“一分为二”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关于“三”的表现形式，庞朴在《对立与三分》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赞育关系。庞朴认为：“天地人这三极，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处于一种叫参赞化育的关系之中。具体地说，天的作用在‘化’，地的作用在‘育’，人的作用在‘赞’，三者互相为用，是为‘参’……所谓人与天地参，是指人在帮助（赞）天地化育万物，而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也就是‘参’加了天地的工作，作为第三者加入到与天地共长久的圈子里去；其结果，人不仅超出一己之私，而且超出了人类之限，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这样的三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5]97-98

二是相克关系。庞朴引《关尹子》一书《三极》篇中的“鲫蛆食蛇，蛇食蛙，蛙食鲫蛆，互相食也”一语说明：“这个循环制约的套子在名曰‘三极’的篇中出现，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确实表达了三极的一种关系，相克的关系。”[5]99他发现这种相克的关系还表现于民间称为“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中。“石头胜剪刀，剪刀胜布，布胜石头”[2]70，这是类似于“鲫蛆食蛇，蛇食蛙，蛙食鲫蛆，互相食也”三者循环往复、相互制约关系的游戏，也就是说，相克的关系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都是存在的。

三是相生关系。庞朴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一段话予以分析：“意有所之，在心未发为志，出口已发为言；志为言之本，所以说‘志以发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信乃随之，不言便无所谓信，所以说‘言以出信’。有信于人，为人所信，志方得立，所以说‘信以立志’。志、言、信三者，以此构成循环生发的三极关系，故曰‘参以定之’。”[5]99-100相生关系是相互滋生和助长的关系，以志、言、信三者为例，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生关系。

庞朴对“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从多方面进行了解说，也得到了学界的呼应。庞朴所著《浅说一分为三》一书的编者懋昌在《编者手记》中指出：“庞朴先生在长期的治学履程中，以其精深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考察，窥探到在我们祖先倡导的人类和平共生、共存、共进化的道统之中，潜藏着熠熠生辉的东方密码，即一分为三。”[2]1李文波认为：“庞朴先生致力于儒家辩证法研究，发现、整理并建构了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思维体系并进而提出‘三’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密码。”[7]梁枢为纪念庞朴逝世二周年而撰写的《由“一”而“二”再而“三”》一文，在对先秦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庞朴提出的“‘三’乃中国文化密码之说，可证也”[8]。沙莲香也认为：“庞朴先生提出，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这是庞朴先生一个极有意义的思想。”[9]184

二 运用“三”这个密码打开进入中国文化宝库之锁

庞朴不仅发现中国文化密码是“三”，而且运用其打开进入中国文化宝库之锁。他以儒家文化为例，从一个侧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或者说开了中国文化宝库之锁并深入其中，提出了“三”即“尚中”，“尚中”即“和”的观点。

第一，“三”即“尚中”。庞朴认为：“见对立而尚中，因对立、尚中而有三分法，这大概便是儒家辩证法的体系。”[2]290在三极之中必然有一极是“中”，“这种不即又不离于二的第三者，并非别自一物，而正好便是对立二者的调和、折衷与统一。”[2]280这就是他阐述的“三”即“尚中”的儒家辩证法范畴，他以大量案例予以证实。

例如，《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此，庞朴分析认为：“彬彬的状态，就是文质二者优点之和……更准确点说，它是参，是免除了文之史和质之野、兼收了文之华和质之实的第三者、中间者，也是文化修养上的最佳状态。”[2]281换言之，孔子所说的在“文”和“质”之间存在的那个中间状态“彬彬”，就是吸收了两极的优点，摒弃了两极缺点的第三极。

再如，《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庞朴分析认为：“这是说的品格，性狂者急于进取，性狷者滞于不为，各流于一偏。调和二者便是中行，也就是用中，或者叫中庸。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楚，中行或中庸，就是第三者，就是参。”[2]281“性狂者急于进取”，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就是乱作为，“性狷者滞于不为”，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就是不作为，一左一右，庞朴认为应以“中行”，或者说“用中”调和两极。

又如，《荀子·子道》记载，孔子向子路、子贡和颜渊提出同一问题：“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的回答是 “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渊的回答是 “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庞朴依据三个学生对上述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析：“孔门弟子也是一分为三，有过有不及……后来的儒书上，常常以子贡作为过的典型，子路作为不及的典型，颜渊作为中的典型……这三位典型提出了三种智仁观。子路不求进取，只知道要求别人知己爱己；子贡正巧相反，主张自己去知爱别人，无我无私；而孔子亦曾为之自愧不如的颜渊，则取了中道，他强调自知自爱。”[2]284这或许是对《论语·先进》名言“过犹不及”的诠释，凡事不可过也不可不及，而应适度，庞朴也因此断定：“儒家惯用三分法。”[5]184

以上案例分析表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运用三分思维方法认识客观事物的，三分的意义在于“尚中”。

第二，“尚中”即“和”。“三”的思维方法，要求主体认识客观事物，从“过”和“不及”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统一的第三极，即“中”。按庞朴的观点，这个第三极或者说“中”就是“和”。他认为：“从动态看，中就成了和。‘以他平他谓之和’，将对立双方互相较量、互相补充、互相克制、互相渗透，其动作其状态其结果便是和。”[2]10他还说过：“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哲学家都以对立作为第一原则（《形而上学》14 卷1 章）。中国哲学家则似乎不愿停留在不稳定的对立上，而总是更进一步，找到包含对立、超越对立、制约对立、代表对立的和谐，也就是在一二之后找到三，以作为第一原则。这大概便是中国人的智慧所在。”[2]91可以说，这也就是庞朴研究三分思维方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关于和谐，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庞朴指出：“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中的人们所组成……维持人与人之间和等级间的平衡，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和谐，就成了社会的首要问题。”[2]204-205“和”的基础或者说前提仍然是三分思维，庞朴认为：“中庸思想，也体现在儒学的许多重要范畴中。最直接的，当然要数‘和’。和指的是对立方面的联结、平衡、调和、渗透等等，是处于动态的‘中’。”[2]177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具有必然性，有差异就会有矛盾，这或许具有规律性，可是，“对立方面”再加上“处于动态的‘中’”，或许就能“和”。就方法而言，也是运用三分思维调和人际关系，做到和谐相处。

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庞朴指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遵照天的意志安排的，或者说，是符合天理或宇宙秩序的。于是，如何保持人与天的平衡与和谐，也成了人类应该关心的问题。”[2]205如何达到使天人两极通过第三极实现和谐的目的，庞朴认为第三极就是个人修身。他说：“个人修身被儒家认为是维系这各种关系之间平衡并进而达到和谐的出发点……通过修身来明确自己在社会关系乃至天人关系之网中的地位。一个人、一家人、一国人、普天下人都修身了，各个等级各种关系中的人都明确了自己的地位，那时，天下太平的大和谐局面便会到来。”[2]205天人两极的平衡在于修身，人的修身即为第三极。以修身这一极维持人与自然两极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要运用三分思维来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三”而“尚中”，由“尚中”而“和”。“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尚中”与“和”可以说就是打开中国文化宝藏的锁。

三 运用开了锁的中国文化宝藏再证明密码“三”的存在

庞朴发现中国文化的密码是“三”，他再运用这一密码开中国文化宝藏的锁——“尚中”与“和”，并运用开了锁的中国文化宝藏反过来证明密码“三”是客观存在的。

例如，公孙龙子“鸡三足”论表明客观事物是以三分方式存在的。庞朴在《“鸡三足”说》一文中指出：《公孙龙》的“鸡三足”论是“第一次明白提出主导式三分说的代表作。在它之前的三极说……只是一种外在的结构上的三分，尚未涉及对立统一问题……只是到了‘鸡三足’的作者这里，方才大声喊出：在现实的相对的对立面之中，有着主宰此对立的绝对者存在；在二足之上，尚另有一足存在；无此一将无此二，有此二必有此一；二而一为三，故曰鸡三足。从而，在人类对世界三分的认识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附带说说，与鸡三足类似，辩者们有一道尚有争议的论题叫‘臧三耳’（见《孔丛子·公孙龙》）。臧者奴仆；‘三耳’与‘三足’一类，是说在可见的两耳之上，更有一只主宰此两耳之耳。大概是说那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奴仆，能听出无声的话外之音来吧”[1]58。“鸡三足”一般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诡辩论，庞朴在分析“鸡三足”论时引“臧三耳”之说予以类比，有利于读者理解“鸡三足”论并非诡辩。庞朴认为《公孙龙》的“鸡三足”论，说的是在二足之外，另有一抽象的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足，其是对客观事物以三分方式存在更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伯乐“相马之相”表明主观认识客观的方法是三分的。伯乐相马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成语故事，韩愈在《马说》一文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庞朴“借相马故事，探讨一个认识论上的细节——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辩证思想问题”[5]167。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庞朴认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其哲学意味是：必先有认识者，而后有认识成果。可是话说到这里，只说了一半，因为，认识对象也是绝不可少的……于是我们就有了认识的三个要素：认识主体（伯乐）、认识客体(马）、认识成果（千里马）。”[5]168他由此断定：“在中国，三分方法源远流长，仅以相马为例便可发现，三分的思想，在认识论领域里早已流行了。”[5]169

又如，庖丁“解牛之解”表明人的认识过程是三分的。庞朴发现《庄子·养生主》讲述的庖丁解牛故事包含的“三”，即三个阶段和三类庖丁及三种境界：“前三年为第一阶段，第四年至某年为第二阶段，某年至‘方今之时’为第三阶段。另外，据他介绍，牛庖可分为三类:族庖、良庖，以及他自己所达到的那一类，我们不妨名之曰道庖者。这些，莫非便在暗示着实践的三种境界？此外还有可注意的一点是，宰牛无疑是一种行为，一种技术，但庖丁说，这是道。”[5]193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所谓解牛的第一阶段，即前三年“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第二阶段“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第三阶段“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与三个阶段相应的是：“族庖月更刀，折也”；“良庖岁更刀，割也”；道庖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庞朴在分析庖丁“解牛之解”实践过程时发现：“这正是一个完整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其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对象牛都是以整体面貌出现，主体人都是全身心地投入。不同的是，第一阶段的牛是一个混沌，人是一个莽汉，以物观物，所以不得其门而入；第三阶段的牛是‘天理’，人是‘神欲’，以天合天，故而‘肢经肯綮之未尝’。唯有第二阶段‘未尝见全牛也’，牛是已被分析开来的合成物，人是只知分解世界的理智者。”[5]216为了说明“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他还通过青原惟信禅师说的一段话予以类比：在没有参禅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知识更为丰富了，似乎依旧见山是山；见水也是水了[5]217。这就是主体认识客体必经的三个阶段，“在许多情况下，一分为三表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2]95。

以上文化现象的关键词是“中”，由“中”而“和”，“和”也可称为“合”，这就是中国文化宝藏之锁。打开这把锁深入中国文化之中，再发掘中国文化反证了中国文化密码“三”的存在，庞朴因此得出结论：“整个儒家学说，正是一个参”[2]281，“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叫一分为三”[2]4。

四 研究中国文化密码“三”的意义

庞朴研究中国文化密码“三”，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姬泰然在《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京召开》的报道中介绍：“与会专家指出：庞朴先生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先觉者……‘一分为三’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的优秀传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独到的认识。”[10]姜广辉为纪念庞朴逝世二周年撰写的《“通三统”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一文，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高度评价庞朴的三分思维方法论：“中国近代社会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近代的很长时间表现为‘中、西文化之争’，这是‘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建立面向未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中国因为原来就有‘大同’思想的文化基因，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主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变成了‘三’。”[11]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中、西文化之争”，对于西方文化有拒之门外论，也有全盘西化论，这就是二元思维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不良表现。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也反对全盘西化，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上述姜广辉在《“通三统”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一文中所说，按庞朴的三分思维方法论，“这就变成了‘三’”。这是依据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史实，认识庞朴研究中国文化密码“三”的意义。

以下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生活实际，分析庞朴所论中国文化密码“三”的意义。笔者认为，其如上所述，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历史文化智慧。

关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庞朴在《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文中指出：“我所理解和主张的三分法……从一个事物的全局来说，对立两极得以共存于一体，正由于两极都具有相成性，即互相吸引、互相容忍、互相依赖、互相过渡、互相包含其对立成分于自身之中的属性。”[5]308-309这或许也就是人类社会各民族尽管有差异，仍然可能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因素。他在《浅说一分为三》一文中还说过：“当今国际关系中有所谓伙伴关系者，就是不同于同盟关系和敌对关系的第三种关系。它是地球村民饱尝了阵营内外的酸甜苦辣而后摸索到的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也可以说是介乎前二者之间和驾乎前二者之上的一种新型关系，或者叫做第三极。”[2]96-97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三分思维应用于认识国际关系的具体表现及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性，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2]543，“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12]546，“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12]548。以“建立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不是“同盟关系”，也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一种新型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彰显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文化智慧。在并不太平的当今世界，庞朴关于中国文化密码“三”的论述，对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庞朴所说：“抛弃那种不是盟友、便是敌人的二分法，政治家们便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发现国家之间原来还有一种叫做伙伴的关系，这就是参，就是一分为三。”[2]5-6因此，理解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就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2]340中华文化是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这一思维方法就是庞朴所论的三分思维方法，而不是二元对立思维方法，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庞朴说过：“最和三分法过不去的是西方的二分法传统。从古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一条主客二分、人天对立、灵肉分离的传统，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它是认识第三极的最大障碍。”[2]98也就是说，西方二分法传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障碍。当今世界，有的大国强国或以敌对关系武力推翻小国弱国政府，或以意识形态为界将国与国之间划分为敌对关系，这些都可从他所说的“西方的二分法传统”找到思想根源。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庞朴在《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一文中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关尹子》一书《三极》篇中记载的“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在《易经》和《逸周书》这两部中国最早一批哲学书和历史书中，便已有三极这个词，其内容是‘天、地、人’（见《易经·系辞上》《逸周书·成开》），有时也叫三才或三材……这样，我们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两种三极：三虫和三才。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三极，我们将会看到，天地人或蝍蛆蛇蛙三者，虽然在其组合中都各据一极，形成鼎立的状态，但其极间的关系，或者说其组合的格，却很不相同。前面说过，那三种小动物，处在一种互相追逐循环制约的关系中，并由之构成生态的平衡系统。而天地人这三极之间的关系，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则几乎正好相反，它们不仅彼此从不克制，而且是在尽力相互补足，以形成所谓‘天人合一’的局面。这个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大自然，包括天和地。天地人三者合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和自然交朋友，用互敬的而非互克的办法，来创造一个和谐的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在古代中国，这又叫做‘参赞化育’”[2]71-73。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生态平衡，即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和统一，或者说是自然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的状态，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3]49可以说，研究庞朴关于中国文化密码“三”论述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庞朴从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密码“三”的存在，再运用这一密码打开进入中国文化宝库的锁，又运用开了锁的中国历史文化宝藏反过来证明密码“三”是存在的，并论述了中国文化密码“三”的方法论意义，从而构成了一个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姜广辉在《“一分为三”何以构成一种哲学体系——纪念庞朴》一文有过很好的总结：“当一位哲人去世之后，我们会思考他留给了我们什么？庞朴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哲学家。他留给我们一个‘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14]陈珊也认为庞朴“一分为三”说“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发扬传承优良传统文化，更加自觉地融合、参和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