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研究——以贵州安顺为例

张顺林

【人类学与民族学】

贵州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研究——以贵州安顺为例

张顺林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其中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持久、深刻。在明代“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行动的背景下，贵州安顺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文化互动交融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服装、婚俗、建筑和节日等方面。通过了解贵州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历史渊源与具体表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同依存在中华文化之下，建立起共同的文化认同。这对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改善、各民族文化的丰富、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屯堡汉文化； 民族文化； 文化互动； 交往交流交融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文化研究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屯堡汉文化不断被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挖掘和关注。屯堡汉文化在贵州安顺历经600多年，依然保存着明朝中原文化风格。屯堡人的服饰样式、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没有被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所衍化。屯堡汉文化是中原文化在民族地区经过历史积淀、传承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安顺地区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屯堡汉文化具有继承性、历史性、独特性和发展性。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600多年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如何发生碰撞、共存、融合和发展，并被比较完整保留下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韦应学从军屯与各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明朝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展开军屯，强占各少数民族的肥田沃土，激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民族关系的恶化和紧张。但是，军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中原文化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推动了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汉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中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1]吴晓萍从族际通婚看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至关重要，可以提升各族人民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度和认同度，改善各族人民间的关系，同时也促进族际通婚率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192-202孙兆霞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屯堡乡民社会历史地理与屯田戍守同构、屯堡人身份认同、屯堡人文化、屯堡聚落社会结构、核心家庭经济作用以及社区公共空间的特征，从中发现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意在从多角度和多层次上解读屯堡汉文化的丰富内涵。”[2]66-74方铁从地域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屯堡汉文化现象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原因。[3]也有学者以屯堡地戏文化为切入点，对屯堡汉文化进行研究。如桂晓刚《试论贵州屯堡文化》[4]、帅学剑《安顺屯堡人与屯堡文化》[5]、李业成《贵州屯堡文化概述》[6]。还有一些学者从族群文化、旅游文化开发等方面对屯堡汉文化进行研究。如罗布农《梦回大明朝——一个特殊的汉民族群落》[2]188、吴斌《屯堡家族的族群演变与文化认同》[2]204、陈玉平《“弃新复旧”：村寨旅游发展中的新景观——以天龙屯堡为例》[2]275、Tim Oakes《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7]等。这些研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屯堡汉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意在挖掘屯堡汉文化的价值。

在明王朝“调北征南”行动之前，贵州境内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汉族人口极少。明朝平定云南战乱后，“留在贵州境内的驻军近二十万人，以军屯的形式分布在贵州境内，占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8]11明朝制度规定，一旦官兵注入军籍，世代为军，并且皆可娶妻生子，妻子儿女随营居住。如果依照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所记载：每户除正军外尚有三人，平均为四口之家[8]12进行推算，当时入住贵州境内的军人及其家属将近八十万人。当时贵州全境内总人口较少，明军及其家属入驻贵州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夷多汉少”的基本格局。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环境恶劣。数量庞大的军民要在这里生存下来，避免不了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比如耕地、山林资源的争夺。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冲突是短暂的，和平稳定是长期的。这些军民不可避免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往来。各民族经过600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融合、共存和发展。各民族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既保留自身文化特色，也在发展自身文化。在贵州安顺地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以期对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参考借鉴。

二、贵州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历史渊源

贵州安顺，位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的美誉，下辖西秀区、平坝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8个县区，总面积9267平方公里，总人口300多万人，主要生活着汉族、苗族、布依族等4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9%。[9]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地理环境独特，南有凤凰山山脉，东有老罗坡山脉，东北有轿子山脉，四周高山环绕，中间地带地多平旷，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安顺在明朝之前有过牂牁文化、穿洞文化、夜郎文化等。现境内有大量的文化遗迹，如关帝庙、关索洞、诸葛营、孔明塘、孟获屯等，这都源自于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史事。可见，安顺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由于同一区域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会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发展性在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关键因素在于生活在不是同一区域的民族或是同一区域的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民族交往是富有历史蓄意的交往活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延续及文明的突破正是通过民族交往而实现的。”[10]

朱元璋登基后，意欲消灭云南元梁王把匝瓦尔密的势力，夺取西南的统治权。在明朝大军相继收服四川、广西地方势力后，平定云南的时机已经成熟。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出征云南，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打败了元梁王，元梁王被迫自杀。由于连连征战，灾害不绝，税收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明王朝面临统一战争和恢复经济的双重压力，形势非常严峻。云南、四川、广西等地是西南的边陲重地，关系着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西南动乱的根源并未根除，又无中央王朝官员管理地方事务。朱元璋决定把三十万大军留驻云贵高原，镇守西南边陲，稳定西南大局。当时“贵州全境内共设置24卫和2个直属千户所，约有20万人。”[11] 6-8而贵州本地人烟稀少，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经济不发达，如何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成为了一大难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懂得“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12]的道理，于是命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实现“以屯养军”。明军按照“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有事则战，无事屯田，以兵养兵”[11] 11政策，有十多万将士拿起锄头，开田垦土，形成了“平时为民、战时为军”[13]的格局。明洪武时，朱元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实施了“调北填南”政策，“江南巨族约20万人迁入云、贵高原。”[14] 101不管是“调北征南”还是“调北填南”行动，在黔几十万军民主要集中在西秀、平坝、普定、镇宁、清镇等地区，他们的驻守之地形成了数百座屯堡村落。两次“大迁移”彻底改变了贵州社会的基本格局，加快了贵州与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彻底改变了贵州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过程中，汉民族把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带入贵州，同时也把贵州少数民族的服饰、美食、艺术品等传入中原地区，增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深厚情感。屯堡汉文化是汉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中原文化在贵州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明朝遗风，内容十分丰富，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少数民族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文化。它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子，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但主要以中原文化为主。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不但加快了贵州经济、教育、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知，各民族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并在文化融合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民族观。

民族的文化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交流，都会有着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历史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把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推向了新高度。

三、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表现

民族交往交流是各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文化传播或是借用是双向进行的，不是一个民族单方面的给予，也不是另一个民族单方面的接受。”[15]221“文化交融不会是单方面的，最具有文化优势的民族也要吸收他族文化。”[16]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往往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他族优势，弥补不足。屯堡汉民族是一个占有优势的民族，拥有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技艺和生产工具以及中原文化，其他民族必然会向其学习，而屯堡汉民族在学习和吸收他族文化时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公元1394年，在安顺所属的普定卫首先设立儒学，这为儒学在安顺地区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儒学的传播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创造全新的契机，不但丰富各民族的文化内涵、缩小各民族的文化差异，而且加深了各民族的民族情感，提升了各民族对异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认同，加快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

（一）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

语言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交流工具，同时也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因素。屯堡人与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在语言上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沟通和往来。一旦语言不通，必然会阻碍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调研发现：一是少数民族的山歌、酒歌等中融入了汉儒辞章，丰富了民族文化内涵；屯堡人的诗、词、歌的腔调运用了少数民族的多种唱腔，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其相应的情感和意涵，体现了民族特色。二是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语言中都融入了彼此的语言要素，包括词汇、语法等。例如，在苗族语言中，被修饰的名词放置在修饰词的前面，而汉语则相反。受到汉族语法的结构影响，现在苗族语言的这一特点基本上和汉族语言结构相同。三是语言影响以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为主。安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会讲汉语，少部分屯堡人会讲苗语或是布依族语等民族语言，而少数民族说汉语的人数则更多。有些少数民族村落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楚本民族语言。不会说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年轻人为主。普通话现已成为屯堡人和各少数民族的通用语言。四是屯堡人和少数民族既有汉族儒家文化的教化观念，温文儒雅；也有少数民族的粗犷性格，能歌善舞。行走在屯堡村落中能明显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知书达礼、能歌善舞。虽然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着差异性，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文化对他族文化进行借鉴和吸收，形成了“融”而未“合”的文化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屯堡人与各少数民族在语言上的交流没有了障碍，交往交流更加频繁，各民族和谐相处、友好往来。

（二）建筑文化的相互借鉴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安顺当地苗族的房屋结构多数是茅草房和土房，也有少部分吊脚楼式的石头建筑；布依族房屋大多数是用泥土和茅草混合建成，也有少部分干栏式的石头建筑。贵州安顺石板比较多，屯堡人借鉴少数民族的建筑方法，利用石板修筑石板房。屯堡人结合中原的房屋建筑结构和理念以及军事攻防理念，修建三合院、四合院的石板房以及攻防一体的寨墙和碉楼，大部分的石板房具有军事攻防一体的功能。如云山屯，屯堡人居住的房屋坐落于寨墙之内，寨墙多以石头砌成的，并建有屯门，大多数房屋内修筑有瞭望和防御的碉楼。四合院或是三合院的主体为正房，正房一般有三间，正房的正中间为堂屋，堂屋正中间设有神龛，供奉“天地君亲师位”；另外两间正房为祖父母、父母居住；左右厢房为子女、儿孙居住。每家每户的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窗口有枪眼和箭孔，主要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屯堡人在房屋结构上保持了中原一带居民的特点，而且在房屋装饰上保留着中原一带房屋的风格，如在门柱、窗户、大门等醒目的地方放置有雕刻的物品或是灯笼、垂花门罩、窗花等物饰。另外，屯堡人修筑房屋时很讲究传统的风水观念，按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风水模式修建房屋，即前临坝子，背有靠山，左右两侧水流曲折蜿蜒，体现了“依山不居山，临水不靠水”的风水观念。同时，也满足了“无事屯田，以资军实；有事则战，无事则耕”[17]75的进可攻、退可守的选址理念，也可避免洪涝灾害的侵袭。当地少数民族在建造房屋时，也学习和借鉴屯堡人的房屋建筑结构和理念以及中原建筑文化特色，他们的建造房屋与屯堡人的房屋建筑大同小异。这是屯堡建筑文化与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相互借鉴和吸收的结果。

（三）婚俗习惯的变迁

屯堡人“联姻多系旧亲，新开亲者少。”[14]349他们有着严格的通婚圈，不与外族通婚，男女双方长大成年后才能举办婚礼。“即使有通婚的情况，也是屯堡男子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妻，决不允许屯堡女子外嫁给少数民族。”[18]屯堡人结婚采用旧时汉族婚姻的“六礼”仪式。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不通婚，实行族内通婚，婚俗文化的差异成为了各民族间通婚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与屯堡人在婚俗习惯上容易产生分歧或矛盾，少数民族一般不会与屯堡人开亲。苗族或是仡佬族的一些民族村落相互开亲，都局限于本民族开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婚姻自由等政策，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当前屯堡人和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发生了巨大改变，特别是我国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相互了解、尊重和接受彼此间的婚俗文化，缩小了各民族的婚俗文化差异。例如，苗族、布依族结婚后，新娘有三年才圆房的“不坐家”习俗，现在基本上消失了，跟屯堡人一样，当天结婚同房、三天回门。现在屯堡人结婚也几乎不再按照旧时结婚的“六礼”仪式。我国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婚姻自由等政策，彻底打破了族内通婚的习俗，并且各民族相互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访谈一对新婚夫妇（男方是布依族，女方是屯堡人）时发现，双方对彼此的婚俗文化比较了解。虽然双方的婚俗文化存在着差异，但是双方尊重、理解和接受对方的婚俗差异。双方的父母在彩礼、结婚仪式等方面很开明，相互尊重和接受对方的婚俗文化。

（四）服饰文化的变迁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屯堡人比较喜欢青和蓝两种颜色，不同年龄、性别其服饰也不太一样。屯堡男性服饰以短对襟和长衫大襟为主，头戴圆帽或包头帕，脚穿布鞋。屯堡女性一直保持大袖长袍花边的明清时代遗风，腰系花丝腰带，身穿长裤，长衫的开襟处、领口处等用彩丝和绣边滚包装饰，脚穿高帮单勾凤头鞋。安顺苗族“服饰绚丽多姿，尤其是女装，约有30多种式样，短衣百褶裙，服饰均有刺绣、蜡染花布镶边。”[19]5布依族也是“短衣百褶长裙”，且喜欢佩戴多种项圈和耳环。仡佬族的传统服饰是以“筒裙”和“仡佬袍”为特色。由于屯堡人与少数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他们的服饰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苗族、仡佬族和布依族的服饰受到屯堡服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色彩和款式上借鉴和吸收了屯堡服饰的风格和元素，有些民族服饰与屯堡服饰特别相似。同时，屯堡服饰也在吸收和借鉴各少数民族的服饰花样、图案、色彩。他们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间的服饰文化，把他族服饰文化融合到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中，这是一种文化交融的表现。这种文化交融正是各民族之间文化互动而相互影响与吸收、结合与扬弃的结果。

（五）节日文化的互动交融

在安顺地区，屯堡人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玉皇会、观音会、清明节、端午节、关帝磨刀会、七月半、中秋节、重阳节等。其中，屯堡人过春节最为闹热，要贴门神、贴春联、贴门笺、贴窗花、挂花灯、祭祀祖先等活动。屯堡人一直过着农耕生活，多数节日与农事季节紧密相关，如玉皇会、观音会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中秋偷瓜盗菜、重阳打糍粑等，这些都体现了屯堡人的农耕文化。屯堡人的传统节日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节日有着很大的不同，如屯堡人在谷子扬花的时候跳地戏、跳花灯；而苗族在这个季节跳芦笙、过吃新节。抬汪公，又称迎汪公、迎神，是屯堡人祭奠汪公的一项民俗活动。汪公是屯堡人信仰的神，屯堡人对其特别的崇拜，基本上每个屯堡村寨都有一个汪公苗。当地苗族、布依族、仡佬族也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如苗族有四月八、跳场和苗年；布依族有二月二、三月三和六月六；仡佬族有年节、拜树节和吃新节。随着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屯堡人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当地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屯堡人也参与少数民族节日，少数民族的一些节日活动已经与屯堡人无异。在长期的共同相处中，屯堡人和各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些新的共同节日，如油菜花节、黄果树瀑布节。在这些共同节日里，当地政府或是社会团体会举办大型的演出活动，屯堡人和少数民族纷纷加入其中。在表演内容上，往往把屯堡人的经典文化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入到表演内容中，如屯堡人和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地戏、芦笙舞、山歌等。苗族跳花、屯堡地戏、仡佬族吃新节等节日，不仅是重要的娱乐活动，而且也是重要的节日。现在这些节日成为了安顺旅游开发的重要文化元素。

四、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影响

（一）改善当地民族关系

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民族交往是前提和基础。各个民族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产生了具体的交往，各民族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才能打破地域界限、消除民族隔阂和增加民族文化了解度。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深化，是民族交融的过程。各个民族只有在各个领域展开长期的交流，才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民族交融是核心和目标。民族交融既不是民族融合，也不是民族同化，更不是消除民族差异，而是在尊重民族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增多共同性、减少差异性，从而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和谐和改善民族关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了解其它民族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才能协调好民族关系，而不至于产生民族关系不和谐的升值冲突。民族交融是一个缓慢的、自然的历史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各民族才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生共荣。安顺少数民族众多，成分复杂，文化、宗教差异大。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当或是得不到解决，民族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有可能破坏民族团结和损害民族感情。从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来看，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互相尊重，经济相互依存，文化相互借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施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策，并加大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现已经形成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更加深入，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一致认同；在经济上的交往交流加强了民族间的紧密联系；在思想意识上的交往交流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丰富各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象征和精神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所在。中华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是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积累和演变过程中共同缔造而形成的，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振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兴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我国各民族的团结之根、和睦之魂。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振兴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之处，但文化本身无优、劣之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落后的文化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会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先进的文化则被继承和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封闭又落后的文化，一旦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极容易被社会所淘汰。文化是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产物，必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个民族置身于他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中，了解他族文化产生的背景、文化内涵，结合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不足，借鉴和吸收他族文化之所长，弥补本民族文化之不足，使本民族文化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从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来看，屯堡汉文化能够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延存下来并保存明朝遗风又有新发展，这与安顺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密切相关。他们在长期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剔除糟粕，留取精华，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和生命力，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贵州安顺经过600多年的交往交流，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共存的独特传统文化发展格局。

（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屯堡汉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虽然它来源于中原文化，但不完全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少数民族文化，而是具有自身的特点，这是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文化作为一种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旦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形成文化产业，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文化活力，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力。”[20]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关系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社会交往，而社会交往是各民族追求一定的“利益”，如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或是追求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为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行动为贵州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大力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方经济稳定、长期发展是以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依托的，其中人文环境是经济发展重要推手。当地政府把屯堡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相结合，依托黄果树瀑布、龙宫等喀斯特风光，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文化产品产业等来发展当地经济，不断地开发屯堡汉文化的经济价值。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从民族交往到民族文化交流再到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民族交往是开启各民族交流的桥梁，对促进各民族间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民族交流是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往来联系。民族交流让各民族相互了解、尊重和包容，从而减少各民族的差异性、增多各民族的共同性，使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民族交融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的，让各民族形成了诸多的共同意识，这是民族交往交流的理想结果。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必定涉及到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文化、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贵州安顺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经济等各不相同。这就要求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实现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屯堡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来看：文化的共同性在增多，文化的差异性在减少；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各民族文化既有共性，也突出民族特色。民族交融的实质是民族共同性增多、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增加相互间的认识度，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民族感情，改变狭隘的民族观念，增强民族间共同的价值和认同，形成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的社会态势。[21]因此，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增加彼此间的认知认同，达到心理和情感上的交融，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发展态势，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凝聚的核心，他们大量融入到少数民族或是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点面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多元一体的骨架。”[22]贵州安顺屯堡汉文化是汉族文化融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物。从贵州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贵州各民族既封闭、保守，也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各民族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内容比较单一，其文化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大一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华大地上的各个王朝把统一中原当成重要使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各民族间不断发生战争或是冲突，但是各民族文化依旧长存不衰、争奇斗艳。各民族文化能够在各个王朝的统治下创新、发展和传承下来，主要是各民族充分发挥了民族智慧，既重视“多元”民族文化的传承，又善于在“一体”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他族文化的优点，各民族文化才得以传承和发展。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保存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借鉴和吸收了他族文化中的独特元素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中，这种“独特元素”具有多元性，可以使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当然，这一文化吸收、融合的过程，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也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知认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振兴，中华文化的振兴又在于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振兴。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在世界文化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要发展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铸牢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五、结语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改善了民族关系，而且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内涵、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新时代，各民族群众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尊重和包容多元的文化，增进同源共祖、内聚中华的文化认同；加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思想和情感基础；营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环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韦应学．明代西南地区的军屯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J]．贵州文史丛刊，1998（1）．

[2] 吕燕平．屯堡研究集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3] 方铁．论“屯堡”文化现象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原因[J]．贵州民族研究，2019（1）．

[4] 桂晓刚．试论贵州屯堡文化[J]．贵州民族研究，1999（3）．

[5] 帅学剑．安顺屯堡人与屯堡文化[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6] 李业成．贵州屯堡文化概述[J]．贵州民族研究，1995（10）．

[7] Tim Oakes．吴晓萍，主编．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8] 朱伟华．黔中屯堡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1：11．

[9] 安顺市人民政府官网．走进安顺安顺概况[EB/OL]．[2021-06-16]．http://www.anshun.gov.cn/zjas/．

[10] 孙长忠．从民族交往看世界历史的演进[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4）．

[11] 燕达，高嵩．六百年屯堡——明王朝遗民纪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12] 林鲤．中国皇帝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2604．

[13] 吕向辉．明清易代[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206．

[14] 贵州省安顺市编纂委员会．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M]．安顺：安顺地区印刷厂，1983．

[15]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21．

[16] 黄淑娉，龚佩华．试以黔东南文化民族文化变迁论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和条件[J]．广西民族研究，1992（4）．

[17]张世德．贵州古代简史[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75．

[18] 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1）．

[19] 安顺市苗学会．安顺苗族[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5．

[20] 余宗尧．屯堡文化研究与开发[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174．

[21] 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3）．

[2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41．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and Blend of Han Culture and Minority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Anshun, Guizhou Province

ZHANG Shunlin

(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blend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the main direction of ethnic work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 including four aspect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Among them,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have the most lasting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tions of “moving north to march south” and “moving north to fill south”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Anshu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further deepened,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language, clothing, wedding customs, architecture and so 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of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minority culture in Tunpu, Guizhou,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minority culture are co-dependent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This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mprov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enrichment of ethnic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conomy,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attern of Chinese national pluralism and unity.

Tunpu Han cultur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blending

G127

A

1673-9639 (2021) 05-0092-09

2021-04-2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10JZD0031）。

张顺林（1990-），男，土家族，贵州遵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与发展。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