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性论三种形态与儒学的当代开展

正统儒家有着强烈的“道德中心主义”特质，其将道德视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正统儒家道德哲学的构建又多以人性论为基础，形成了关于性之善恶、先天后天、理气、性情、未发已发等层面的思考和论述。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自然地将人性论同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理论等同起来，完全在道德哲学的视域内去研究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性和道德之间看似天然的联姻是未经反思的，因而也是值得怀疑的。道德是否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道德实践在何种程度上造就人自身，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如果超出单纯的道德视域，便会发现正统儒家所构造出来的儒家道统其实只不过是儒家思想中的一脉，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几系，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坚守和发扬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但又同正统儒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思想面貌。

一

同知识相比，道德属于实践层面，道德思想、道德哲学以及伦理学因此都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最早作出了这样的区分，认为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属于理论知识；伦理学、经济学(家政学)和政治学属于实践知识；修辞学和诗艺则属于创制知识。后来康德也将认识归于纯粹理性，而将道德归于实践理性。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领域非常宽广，亚里士多德的区分虽然粗疏，但仍可被视为一个合理的区分。类似的区分我们在儒家思想中也可以发现，只是在时间上出现得比较晚。罗念庵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批判当时社会时说，今人之所求，无非道德、功名、富贵而已。道德、功名、富贵确实可以涵盖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涵盖了中国人行为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追求功名无非是学而优则仕，以士的身份参与政治统治和管理，因此可以将其统摄于政治实践之中。对于富贵的寻求主要通过经济行为来实现，因此应将其归于经济实践之中。这样，个人追求的道德、功名和富贵恰好对应于道德、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

二

正统儒家轻视功名和富贵，高扬道德，但是对功名和富贵的自然追求，构成了人们实践行为的主要内容。而内圣外王并重的儒家，实际上也并没有将功名和富贵弃之不顾，而是同样有很多的儒家学者对功名与富贵之道、对政治和经济之学进行了探讨，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进而大大拓展了儒学的外延，提升了儒学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但在道德中心主义的道统意识下，这些流派的思想相对来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在今天实践哲学的视域下，伦理道德行为的限界开始显现，道德只有同政治以及经济联系起来，才能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实践活动。这样，对儒家人性论的研究也只有跳出传统的道德领域，才能拓展出人性论的完整版图。况且，这些“非正统”的人性理论在儒家内部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表述，只是被主流的思潮遮蔽了而已。

道德人性论认为，道德与人性本质相关，政治和经济是从道德理想中生发出来的。在实践哲学视域内，政治、经济和道德三者总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举一必会牵三，需要从政治、经济和道德三方面考察其思想的全貌，但不同思想家又各有其根本点。在三者当中，孟子、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学正统派皆以道德为其思想之根本，而政治和经济是从其道德理想中生发出来的。上述人性论也即道德人性论，其性善论的立场同其道德本位完全一致。道德人性论认为道德、自由和人性三者在本质上是相关的。正是在自觉的道德实践活动中，人才能摆脱自然的动物性存在，基于自身的道德情感，在自由的道德实践中成就人自身。若离开自由，人的活动则始终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与动物的活动无异；而对于自由的活动，孟子认为其只能是道德实践，因为道德情感内在于人，不假外求，在人自身之内通过自身努力即可实现，其他的实践活动皆受外物的限制，因此无自由可言。

政治人性论不以道德之圣作为终极目标，而是通过人性的理论构建理想的政治蓝图。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的荀子、董仲舒和王安石皆有此特征。以荀子为例，荀子提出性恶并非指人本性即恶，而是指人如果任其欲望的满足，则物质资料无法充分供给，这就势必出现争乱。荀子认为，礼首先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在欲求得到给养的基础上，礼方以道别。在人们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基础上，因礼以道别，使得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而构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荀子遵循的依然是孔子“既富之，且教之”的原则，但在孔荀时期，人们依然无法认识到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或者在荀子看来，无论物质产品如何丰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欲望最大化，也必然会出现物屈于欲的状况，争斗和纷乱也就必不可免。在荀子的思想中，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物质的丰富来解决欲求问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问题，在荀子看来，两者之间的问题并非关键。人作为社会性的可以“群”的动物，人的社会—政治关系才是根本。荀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每个人相互平等，没有贵贱尊卑之分，而人们又具有相同的喜好，这样就必然会产生纷争。这就需要“礼”和“政”来解决。以礼节用，以政富民，礼政并用，方为足国之道。需要注意的是，在荀子那里，“礼”并非指向道德的，或者说以道德作为最高之目的的，礼是政的一个重要的形式，礼指向政治而非道德。

经济人性论的兴起源于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从儒家正统道德中心主义中走出，承认经济的重要性，承认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李觏将人视为具有物质需求的现实之人，认为人们行动的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而非“克己复礼”；人们行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欲求之满足，而非成就道德之圣境。李觏将思想之重心放到实际生活领域，围绕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思考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形成了与“道德人”不同的“经济人”的人性理论。在经济人性论中，“欲—能”成为人性的中心，人具有现实的欲求以及满足欲求的能力，人之欲求主要是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人之能力则为满足这些欲求的物质生产能力。在正统的道德儒学那里，“性—情”为人性论的中心，因为道德性的仁义礼智之性发端于相应的情感。性与情本质相关，正如欲和能本质相关一样。虽然如此，“欲—能”和“性—情”在李觏思想中还是相互关联的，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足民之用”与“节民以礼”两种途径，对人之欲、情进行节文，最终实现人性之善。就此而言，李觏虽然同正统儒家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于道德之外，走向经济之途，但其思想之根本尚未脱离儒家矩矱，因而同现代经济人性论也有差异，可以说，李觏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经济人性论。而在李觏之前，《盐铁论》中就已有儒生和士大夫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激烈论辩，当时的儒生尚未形成经济人性论，只是在儒家立场之内表达了他们对经济的认识。在李觏之后，叶适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人的内涵，认识到劳动实践对于人性养成的重要性。

三

显然，儒家人性论的三个形态亦就是儒家思想开展的三种进路，这三种进路对于儒家思想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然道德人性论认为，道德与人性本质相关，政治和经济是从道德理想中生发出来，这就意味着儒家思想的开展必以巩固道德理念为根本，并给予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丰富、更新道德理念和道德知识。既然政治人性论不以道德之圣作为终极目标，而是通过人性的理论构建理想的政治蓝图，这就意味着儒家思想的开展必须着力于理想政治制度的构建，并从中确立政治向度的开展方向。既然经济人性论承认经济的重要性，承认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这就意味着儒家思想的开展并不能远离经济利益而空谈理想，而应该着眼于经济利益与自身的关系，从中确立经济向度的开展方向。概言之，儒家人性论的道德、政治、经济三个路向，对于儒家思想义理的当代开展具有纲领性指示意义。面向新的时代、新的问题，儒家思想义理的开展，既要基于儒学传统的经验，又要与时俱进、吐故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