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价值：五伦思想对现代道德生活的指引

延 玥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必须生活在关系之中。孟子曾概括五种良好的人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25。这种高度的概括和开辟式的创新让儒家伦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这五种良好的关系也被称为“五伦”。

潘光旦梳理出“伦”具有的三层意义：一是秩序；二是类别；三是关系，而最重要的当属“关系”[2]。五伦思想从创立之初至今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似乎距离现代生活十分遥远，是古代的、曾经的、历史上的思想。那么，五伦思想是否具备对现代生活的启发意义和指引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五伦思想从何而来，二是五伦思想有何作用。

一、五伦与礼具有内在价值性

实际上，在儒家学者对道德生活人伦关系的设计中，孟子并非第一人。早于孟子五伦思想的有《尚书·舜典》的“五教”。《礼记·礼运》为五伦的关系中的十个角色进行了定位，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3]275，此所谓“五伦十德”或“五伦十教”。此外，《礼记·祭统》也有类似的叙述[3]639。

五伦思想概括的五种人伦关系，不仅区分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十个角色的分内之事，还明确了这十个角色所体现的儒家价值观，即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亲、义、别、序、信来自何处？孟子认为其来自人的不忍人之心。孟子举了一个“孝子仁人之掩其亲”的例子，即孝子仁人埋葬去世的亲人而非任由其曝尸荒野，是一种由孝子仁人“情感上的不忍”而导致的自觉行为，即不忍野兽昆虫食之嘬之而自觉为其埋葬[1]135。这就是葬礼的来源，是人超越自然属性、展现社会属性的节点，是人的道德意识的觉醒。“情感上的不忍”扩充到场景与关系中，就会出现“杀牛衅钟而不忍其觳觫”的不忍人之政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出手相救[1]79，这也是孟子对道德的内源性即“非由外铄我也”的论证。那么，道德生活的开展从何做起呢？孟子认为应遵循五伦的原则。遵循五伦原则是人之为君子、国之为国的象征，“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1]294。这里，五伦不仅具有道德性，还具有价值性。

与孟子所言的五种关系相同，荀子论礼的来源，同样是基于对人的生活中之关系的思考。荀子曾明言礼来源于三种关系，即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祖先与子孙的关系、教化与服从的关系，即“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4]。而礼的内涵也来源于人的内心情感，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在讨论礼的道德内源性和价值性。

周敦颐从理学家的视角明确了礼与五伦的关系，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5]清代李光地认为“仁”贯通五伦，他说：“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妇，伦也；仁、义、礼、智、信，性也。语其本之合，则仁贯五伦焉；义、礼、智、信，亦贯五伦焉。语其用之分，则父子之亲主仁者也，君臣之义主义者也，长幼之序主礼者也，夫妇之别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6]这里，五伦关系不是出于先天的亲近感或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是侧重于道德生活的体现和道德角色的要求；也不是区分等级的简单描述，而本质上是价值文化的集中展示。

可以说，儒家的五伦思想与礼具有同源的价值性。更进一步来讲，两者都表达了礼的两方面意义：一是礼等级区分上的意义，二是礼价值文化上的意义。

二、道德生活的开展：践行五伦

儒家侧重关注人伦规范，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具备道德感，读书即是学做人。贺麟谈到五伦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时，认为五伦思想支配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是中国传统礼教的核心[7]。陆九渊说道：“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8]所谓“尽人道”，就是践行百姓日用的道德伦常。而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蒙以养正”，引导儿童践行正确的道德生活。至于人为什么要“尽人道”，则是一个不用解释、不容置疑的话题。

孟子有一个重要的童蒙教育观点，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5。孝悌就是良好的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引申为普遍良好的人伦关系。孟子认为，应把五伦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即“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1]118。从大的方面来讲，孟子强调开展道德生活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即人们践行五伦有助于王者行王道；从小的方面来讲，践行五伦可以修身养浩然之气，即强调个人修养工夫在道德境界上的成就。

以童蒙教育为植入手段的道德伦理教育，融入了儒家价值观、文化观，且以五伦为坐标，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伦交往，简单直接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精义，实现知行合一。朱熹的《童蒙须知》就是针对五伦关系而作的。例如，在教育儿童应对父子、长幼关系时，强调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9]。这种酷似《小学生守则》的书写方式，只教儿童怎样做，不讲大道理，便是道德生活之学。

由此可见，五伦作为道德生活的践行维度，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伦，另一个是理。伦是人的角色，理是角色的分内之事。伦理即根据关系中的角色，践行角色的分内之事。这种伦理设计的基本原理就是：首先建立人伦关系的坐标或模式；然后再要求道德主体在伦理关系中定位，并恪尽自己的伦理本分——“安伦尽分”。《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804便是如此。

三、五伦对现代生活的指引何以可能

五伦思想虽是一个“古董”，但在现代生活中仍具有存在的条件和适应的情境。

第一，两千多年来，人类的五伦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在传统宗法社会的五伦关系中，人伦关系和个人角色都与家族息息相关。人有远近亲疏，差序格局就是伦理关系的特征。费孝通用水的波纹比喻差序格局，说道：“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0]在现代社会中，在一定意义上，差序格局与千百年前并无二致，人仍然在远近亲疏的关系当中扮演各种角色。五伦中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三种关系表明的是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君臣有义和朋友有信表明的是家族之外的人伦关系。这种设计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不谋而合——社会心理学谈到人的社会化，首先就是从家庭社会化开始的。人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主要受到父母、师长、同伴等“重要他人”的影响，其次受到社区、学校、公司等亚文化的影响，最后人们才实现对社会大文化的适应，五伦的设计符合人类社会化的发展规律。

在孟子的时代，五伦的设计意义在于给礼学一个执行标准，五伦的出现表明礼有条件全面贯彻到百姓生活当中。一方面，五伦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使“礼下庶人”，使礼代表的文明普及开来，是一个促进全民觉醒的举措；另一方面，礼背后的价值文化有所变化。其变化在于：一是内容和形式的分离，即礼和仪的分离，孔子也曾说到礼脱离内容意义的虚无主义倾向，即：“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1]二是五伦出现后，学者多从仁这一角度解释五伦，以仁、义、礼、智、信构成五伦；而以仪式、制度、规矩来解释礼，使礼与五伦之间有所分离。

在现代社会，五伦仍然是社交情境和关系中的行为标准。家族伦理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原型，社会伦理关系是家族血缘关系的扩充与延伸，其他一切关系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定位。现代生活中的人伦关系与古代的人伦关系相比更加错综复杂，因此，现代学者提出了“六伦”“七伦”“九伦”“新五伦”“五缘”等说法，均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行动伦理层面将现实人伦关系与五伦实现对应，使五伦思想具备当下普遍性。《周易》中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12]可谓颠扑不破。

第二，五伦所依靠的人类内源性道德自觉没有变。道德生活的前提是在厘清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上处理、调节各种人伦关系。然而，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的伦理对象总是丰富的、复杂的，任何伦理体系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伦理关系，也不可能指明一切人伦关系，更不可能向人们阐述面对一切伦理关系所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所以伦理学的使命不在于建立一个包罗一切伦理关系的体系，而是要建立起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伦关系的一般原理，以及调节处理这些伦理关系的一般准则。孟子的贡献在于把多样性的人伦关系简化为双向的人伦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人伦的坐标，为道德生活与伦理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五伦思想产生之后，中国伦理才有了内源性道德自觉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五伦思想第一次建立起了道德生活的人伦标准。同前文所述，孔子、孟子、周敦颐、李光地等阐述内源性道德自觉和外在人伦关系的理路相同，现代学者也从这一角度出发，讨论传统伦理向现代发展的可能性。贺麟认为“以等差之爱为本而善推之”[13]是实现五伦思想对现代道德生活指引的方法。这一等差之爱，实际上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陈来所提出的“仁包四德”[14]，也同样基于道德主体自觉的“仁”和等差之爱的理论。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与古代中国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更加强调个人的发展，即对个人多样化选择的尊重。但经济学的“理性人”概念并非五伦思想的破坏者，相反，强调个人发展与个性的同时更不能回避道德自觉。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就是五伦思想对人际之间相互义务规定的一种体现。《中庸》中的“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表现出人伦关系中的相互性，强调的是角色的分内之责和道德自觉，其中并没有强调角色的尊卑、贵贱。从这一点来讲，五伦更适应提倡民主平等的现代道德生活。

五伦总结了人的伦理关系和角色定位，并明确了人应怎样扮演好这个角色，依此可以建立起伦理关系的结构模式，其比礼学更加接地气。“人伦”与“人际”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伦不仅是对偶的关系，而且其以血缘关系为起点，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组建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才成为伦理的典范。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也提出过伦理关系的其他模式，但是影响力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伦理的民族特色、最具有生命力、被发挥得最系统的则是先秦时期所提出的五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五伦不仅是中国古代伦理的典范与绝佳设计，同时也是现代道德生活的践履标准。五伦在现代道德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