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礼乐美学创新及其隐性思想政治价值思考

张 雯, 张婉莹

〔1.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2.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是成就中国“文明礼仪之邦”的重要因素。“乐”服务于“礼”，“礼”“乐”相辅相成。从原始社会到东周时期，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和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奠定了礼乐政治审美的基础，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独特之处。在先秦文学中，诗礼乐融合知识表述、美学表达和社会反映的多种功能，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诞生了《礼记》《诗经》等文学经典。政治伦理美学化的伦理美学特征，也是中国美学社会价值的标识。

一、诗性政治是先秦礼乐美学创新的价值主题

从最初发端于原始宗教的“出身”来看，“礼乐”天生与“规则”“崇拜”相关。学界对“礼”与“乐”的界定大都溯及原始宗教，把“礼”和“乐”看作是原始宗教的衍生品。

在原始社会，“礼”与“乐”用于表达庄严与虔诚，“礼”“乐”“歌”“舞”融合呈现更有益于烘托氛围。一般认为，源自原始图腾的“礼”，常出现于祭祀仪式上。作为图腾崇拜的祭祀仪式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执行中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原始宗教的“乐”“歌”与“舞”，内容表达上模拟兽的声音和动作，受上古交感巫术歌舞的启示，是自然崇拜的产物。

从《吕氏春秋》的《古乐》篇可以发现“乐”的功能。《古乐》篇有“命质为乐”的记载。这里的“质”，是“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糜辂置缶而鼓之”“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可见，“乐”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音。《尚书》《尧典》也描绘了夔“予击石拊石”的“乐”之景象，《古乐》和《尧典》所记载的相似的“舞百兽”的景象，皆表明乐与舞的融合共生，相辅相成。从上述众多文化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古人已经呈现出体系化的、源自生活的审美活动。

可见，“礼”“乐”发端于自然，来源于生活，二者几乎同时产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礼”与“乐”分工明确：“礼”借助规范表达对宗教仪式的尊重，“乐”为提升意蕴而烘托氛围；“礼”本身即是原始宗教内容的体现，“乐”则指向“礼”的实现效果，“礼”“乐”的内容及表达形式体现了精神源于实践的原理。原始先民祭祀过程中“礼”“乐”亲和的现象正印证了中国古人的“和谐”天性。

原始宗教具有自发性，体现在自发的内容、自发的环境、自发的形式等，原始宗教往往是氏族成员间的默契。随着历史的延续，氏族拥有了特定的图腾，产生了图腾的特定内容和图腾仪式，逐渐使原始宗教演变为部落宗教，规模上扩大化，仪式上固定化。与后来人为改造后的宗教不同，原始宗教在仪式形式上是“集体活动”而非“个人自律”。重大场合或齐力驱逐，或摇旗呐喊，呈现“礼”的威严与庄重，祭祖制度、丧葬制度是其例证。宗教观念建立在原始人相信超自然力(“超自然观念”)的基础上，或者说原始宗教只是一种宗教观念(意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经过西周时期的“制礼作乐”，礼乐文化经历华丽蜕变。“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被改造成阶级统治的工具。“礼”经历“蜕变”，转身成为政治的审美表达形式。经过重新发展后的礼乐关系既相互区分又相辅相成。礼是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制度，“乐”成为实现“礼”的优化工具。在《周礼》中，礼节、仪式被进一步规范化，就连以射箭为主要内容的射礼，也被赋予一定的政治目的，赋予其道德教化功能，这些特征很好地反映了礼乐仪式的政治表达需要。[1]礼乐经历了从宗教附属品到政治美学的华丽变身，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飞跃和质变，迎来了文化繁荣的新时期。事实上，周代礼乐文化与民间歌谣已经形成文化交融的局面，《荀子·成相》的相关内容就是例证。[2]

礼乐文化第二次大的飞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学派创立系统学说，政治美学价值得到进一步强调，促使这次“涅槃重生”的礼乐创新具有了重要意义。由于与农耕文化根源的统一性，礼乐文化虽然在春秋时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破败，但能够及时地挽得到救。儒家不断创新，文学家和史学家不断发挥，礼乐文化最终得以起死回生。儒家先哲们在东周时期的礼乐再造，使其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升华。

西周时期对原始宗教礼乐的创新和儒家在春秋时期的礼乐创新，是礼乐美学在先秦时期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两次逻辑大循环，使华夏礼乐文化经历西周时期的“华丽转变”和东周时期的“涅槃重生”而筑成中华美学的“民族基因”，为成就中华民族“文明礼仪之邦”奠定重要文化基础。

二、先秦礼乐的隐性政治美学特征

首先，先秦礼乐美学的隐性政治体现在礼乐功用的变化。“礼”和“乐”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启发了统治者开发礼乐美学作为政治美学的可能性。诗、礼、乐演变为政治审美的表达，体现在诗和乐有助于政治生活中“礼”的功能的实现。礼乐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是礼制政治的体现。“礼”在政治生活中的潜在影响广泛而深刻。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即是在统治中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收获臣服和忠诚，追求和谐统治的局面。从此，礼与乐辩证统一在中国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中，其美学内容和美学形态在修改与完善中处处彰显出中国古代的诗性政治。这种富有隐性特征的诗性政治，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政治功用。从礼乐官职、册命礼节的规范，到辟雍场所的规制及应用，再到宗庙建筑规模及赋予的特殊含义等，都服务于政治统治。

东周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礼乐文化的创新，是礼乐美学的第二次质变。这次创新顺应了生产力变革的大背景，客观上是对礼乐制度的重建，[3]体现了美学形态与政治规范的良性互动。儒家文化之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原因就在于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维护等级秩序的政治价值。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艺术的质变从属于社会政治的更迭，礼乐美学在先秦时期的两次质的飞跃就是如此。两次质变都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及政治审美的表达。在阶级社会，文化艺术隐性影响的效果是衡量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礼乐美学对中国古代政治统治和社会和谐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先秦礼乐美学创新具有明显的人文倾向。先秦礼乐美学的隐性政治特征，可从出土文物的特征变化找到佐证。出土文物从器皿组合、长篇铭文，到纹饰的图案化，表征着“器以载物”“器以藏礼”的礼乐政治功能，揭示了青铜礼器人文化和伦理化的新特征。金文字形、青铜纹饰和金文内容的演变，彰显出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非凡智慧。古代政治家把制度与精神通过礼乐融合，造就出融合特质的政治文化，使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融合共生，进一步揭示了以“和”“合”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根据礼乐典籍反映的内容来分析，从西周的“敬天保民”到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孟子的“仁政”、《礼记》的“为国先礼”“礼乐治国”等，都反映了“礼”和“乐”相辅相成，“礼”“乐”作为政治规范和文化陶冶的工具，共同维护着社会人伦和政治秩序。以《诗》《乐》《易》《书》《礼》《春秋》为核心，孔子旨在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的“文”教，[4]充分体现了“德主刑辅”“礼法合一”和“礼乐治国”的理念，孔子及其追随者的和谐伦理美学处处体现着对和谐政治的向往。这一时期的鼎和簋等食器的考古资料也证实，“尽人事”的人文特征成为社会追求的主题，印证了礼乐制度演变与政治需要的一致性。

第三，先秦诗舞礼乐的疏导教育功能明显。诗舞礼乐自然糅合而成一体，流行于市井之间，充实于百姓生活，成为匡范人心的手段。有利于促成民族理性政治思维的形成。政治审美和音乐审美完美结合的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从内容、结构和功用多方面地发展了诗性美学，是诗礼乐融合的典范之作。礼乐的传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诗舞礼乐被注入理性的礼教功能，目的是造就社会的和谐氛围，最终达到和谐政治的目的。

西周统治者建国之初的“功成作乐”，作为“制礼作乐”的组成部分就是在内容上加强政治审美表达的力度，充分发挥礼乐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疏导教育功能。所以说，乐舞制作实质上是国家治理的“文治武功”。

三、先秦政治美学创新发展的启示意义

首先，礼乐美学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启示意义。礼乐美学饱含对国家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礼乐文化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符合民族整体利益，体现了民族的审美精神。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中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人文精神仍然有益于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虽然经历过“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但礼乐文化所体现的“彬彬有礼”“洋洋颂声”的审美意蕴永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尤其是其和谐之美的核心内涵和价值追求更是后世追崇的重点，礼乐美学与其他优秀文化元素共同组成伟大的民族文化基因。礼乐美学也发挥着伦理教化作用。《诗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社会意义，体现在对个体“以美兴人”“美善合一”的生命形态要求，也体现在社会文化“以礼导人，以道成人”[5]的价值目标。六经呈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开篇、艺术格局和理论高度。[6]“六经皆诗”，是对文学形态的“六经”的政治美学价值的认可。

其次，礼乐美学“合和之美”的追求在新时代具有新内涵。新时代条件下，礼乐文化的作用机理没变，文化需求的社会基础没变，中华优秀文化在新时代具有丰富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治国理政中，立足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为树立国人文化自信，谋划顶层设计，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礼乐美学让人们深切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合”“和”思想是礼乐美学的核心要义。“合”“和”思想，对于各种关系都出现了问题的现代社会，犹如“久旱”之后的“甘霖”，为世界带来诊治百病的“药方”。中华文化的“合”“和”思想教会人们悦纳自我，尊重自然，表达求同存异、“天下大同”的宽广心胸和中国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却解决不了现代人的压力和烦恼。这些问题和压力严重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人们的身心和谐与自我悦纳。特别是国与国之间，利益纷争，矛盾不断，充满了太多的变数。礼乐和谐文化，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办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有丰富多样的智慧和行之有效的理论。

第三，对新时代的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中华教育历史以人格培育为美育目标，以“礼乐相和”为美育途径，以“制礼作乐”为美育实践。[7]新时代条件下，我们更应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营养，召唤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以民族精神融合时代精神，在凝心聚力中发挥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凝聚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挺过紧要关口的关键，也是我们早日实现复兴伟业的关键。在文化转型和创新过程中，把握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可以从容应对并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古人的智慧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是人民群众生活经验的总结，开发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应该指向实践，为实践服务。我们的祖先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关系的智慧值得借鉴。结合抗击疫情，思考人与自然平等相待、人与人互相尊重以及世界大同观念的时代价值。

第四，礼乐美学的政治审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价值。观察礼乐美学的标准、表现和本质，应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为视野，结合礼乐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考虑周代礼乐文化的两次创新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礼乐政治审美的丰富内涵。大量的先秦礼乐美学的典籍显示，礼乐伦理美学思想十分成熟。特别是经过《周易》和《乐记》的发挥，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创新，美学思想得到不断深化，使中国礼乐美学对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精粹具有重要意义。礼乐和谐彰显民族性格的本真，扬善抑恶，和谐共生，是礼乐文化自祭祀礼乐发展而来的重要主题。以和为家，以和为国，和其序而知其行，谋求世事的和合共生。《周易》《周礼》《诗经》《论语》《荀子》等古籍彰显的和谐精神，诗乐舞饱含的人文情怀，处处体现着古人所追求的审美品格，对今天的审美本质、审美表现、审美标准等问题，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大量甲骨文、金文等先秦考古及其他文献资料显示，先秦礼乐美学真实反映了西周“礼不崩乐不坏”以及后来“礼崩乐坏”时期的政治美学景象，体现着先秦礼乐审美世界的原貌。

先秦礼乐美学两次创新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及其当代价值，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进行创新思考，深刻理解先秦礼乐两次创新的辩证关系，感受儒家礼乐美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科学地评析西周“制礼作乐”与东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从内在逻辑上寻找线索，深刻认识礼乐美学在先秦时期发展的整体性，发现礼乐美学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