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化·悲剧化·非典型化：《拆弹专家2》拉动警匪片创新的“三驾马车”

陈远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近年来，国产青春电影、IP 电影大热，赢得了大量的粉丝群体，也掀起了文学作品的“改编热”，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类型电影受到了冲击。“所谓类型影片是观众及电影制作者通过熟悉的叙事惯例可以识别的各种电影形态。”[1]，而警匪片则是类型电影的一个分支。郝建在《影视类型学》中对于警匪片下的定义是“警匪片是以警察或执法人员和强盗、不法分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电影类型。”本文所讨论的警匪片，首先是满足类型电影的意义，囊括在商业运作模式里的电影；其次，是以警察和匪徒为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围绕两者之间的斗争而展开的电影。

从20 世纪末开始，中国香港、欧美地区的警匪片居于强势地位，尤其香港的警匪片以其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生产机制在亚洲市场获得观众青睐，推出了《英雄本色》《无间道》等大获成功、风靡世界的电影，而大陆警匪片则相对居于落后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警匪片的惯常套路是：犯罪事件发生，警察搜集线索，警匪双方进行周旋对垒，最后往往以警察的凯旋作为结局。然而近些年警匪片这种千篇一律剧情导致观众对这一类型电影的黏度逐渐降低，面世作品的火爆程度与十几年前相去甚远。外部竞争的冲击、自身发展的桎梏都是警匪片所面临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警匪片应如何把握类型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并重新获得观众的青睐呢？电影《拆弹专家2》从叙事策略、艺术形象、主题表达三个方面实现了传统警匪片的转型和创新，其不足之处也需要指出、规避。

一、场景叙事的实践创新

《拆弹专家2》将未真实发生的事件具象化，与真实场景相互穿插，共同参与叙事，同时采用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情节线索的不可得性，跌宕起伏的情节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激发观众的探索欲，并积极参与叙事空间的塑造。

（一）可能结果的具象化

影片以香港机场的爆炸场面作为开头，让观众刚一落座就因这桩“惨案”而揪心，迅速进入观影的状态。腾起的蘑菇云、毁坏的地铁车厢以及被炸为灰烬的乘客共同构成了震撼力极强的爆炸场景，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感官冲击，增强了影片可看性的同时也颠覆了影片类型给观众“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个爆炸场景采用了虚拟成像技术，并且选择的都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不仅突破了在真实场景中拍摄的环境限制，还增强了影片的可信度，能够让人真实地感受到爆炸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毁灭。

本片场景的创新点在于这次爆炸场面在故事中并未真实发生，它是影片中人物行动的核心目的对象，也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导演将与结局截然不同的场面放在影片的开头，把行动失败可能产生的后果全面形象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像《反贪风暴3》等影片，点明行动目的后，只把失败的后果放在人物在口头上不断强调，比起直接的视觉感知来显得单薄许多。同时，这次威力巨大的爆炸也为结局潘乘风的牺牲埋下了伏笔，加之旁白所说“是愤怒导致了这次爆炸”，暗示着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个人精神的极端化，由此切入主题，视觉快感与情绪内涵共同构成了令人意味深长的场面奇观。

（二）虚假记忆的具象化

潘乘风失忆后，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陌生，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却唯独记得前女友庞玲，出于这一点，他相信庞玲所说，认为自己是警察卧底，那段被任命为卧底的记忆也被“唤起”了。庞玲去汽修厂委托潘乘风的场景实际上从未发生，是由心理医生催眠植入的“记忆”。潘的记忆在被“擦抹”后，又被“改写”了。“擦抹”是指“处于一种游动状态，或者说处于既要被擦除，但又还没有被擦除的张力之中。就像我们用手去擦黑板上写下的文字，既已被抹去，但又留有可以辨认的痕迹”[2]。潘乘风的记忆正是这种“过去的痕迹”与“改写的现实”的结合体，也正因如此，潘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情节才更加具有可信度。

包含失忆情节的电影有很多，如《谍影重重》《蝴蝶效应》等，但关于记忆的叙述，无非是人物突然闪现的记忆片段，与时下的情节并没有逻辑联结，是相对独立的两条叙事线。而《拆弹专家2》做到了情节逻辑的串联，不仅将“虚假的记忆”具象化，还与故事现实穿插在一起，两种场面的交织，使得剧情的走向更加错综复杂，表现出潘乘风在两种身份间摇摆不定的原因所在，也让观众对于事件的始末和人物的心理有更加全面和仔细地了解，更好地融入故事情节，提升了参与感，加强了与人物的共情。

二、人物塑造的别样新意

（一）人民公仆误入歧途

传统以往的警匪片，主角通常被设定为绝对的正义者，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形象中，如《新警察故事》里的陈国荣，他是警队中的传奇人物，解决了警区内的很多大案，因为在一次任务中目睹了队友被逐一杀害而日渐消沉，后在郑小峰的激励下重新振作，将心理扭曲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站在观众的立场上，结局和过程的走向如何，早在影片开头即可了然于心，对于陈国荣这个角色也只会打上“主角”“正派”“一定会胜利”的标签，无法与这样一个扁平的人物产生身份认同。《拆弹专家2》作为警匪片，难以避免正邪之争的矛盾冲突，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让人物性格更加贴近现实，描绘了角色因命运起伏而产生的心理冲突以及对现实的抉择，突破了以往警匪片里主角的典型设定，将正面警察与恐袭分子两种身份集于一个角色之上，通过非典型正面形象的拆弹专家，反思这一行业可能的精神困境，让观众在光环的裂缝中，窥见“英雄”的平凡人本质，也令社会更理解牺牲所意味的生命代价[3]。

主角潘乘风原本是香港的一名拆弹专家，立下了很多功劳，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一直保有极高的热情。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因爆炸失去了一条腿，却仍保持乐观的心态，坚持复健，很快就恢复了体能。在康复之后，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能回到原来的岗位去执行任务，但是却败在了残酷的现实之下。出于警队的制度规定，残障人士不能参与拆弹人物，潘乘风要被调到文职岗位。潘也因此变得极端易怒，认为组织抛弃了他，“用完即弃”的“不公平”现象充斥了整个社会，于是他加入了恐怖组织“复生会”，并参与策划了一场恐怖袭击活动。在这场袭击之前，他因为爆炸从楼上摔下失去了记忆，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在目睹“复生会”成员一枪一枪狙击警察后，潘的情感与良知被唤醒了，决定阻止恐袭，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整体上看，主角潘乘风牺牲自己阻止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爆炸袭击的发生，符合英雄人物的设定，但是他在失去记忆并醒悟之前，还仍是恐怖分子中的一员，制造的爆炸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威胁，他从一位人民英雄到恐怖分子的身份转变，也反映了普通人经历了不幸之后心理状态的转变。潘乘风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善与恶的结合体，表明了导演对人性的理解，也表现出人性原本的矛盾性，塑造了真实完整的人物性格，避免了英雄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和单一化。

（二）飒爽女特警举足轻重

在警匪片里，向来都是以男性角色为核心，他们在案件中大展拳脚，一马当先，总是冲在打击犯罪的最前线，影片中很大一部分篇幅都用来塑造这类男性角色，女性却常常在电影中扮演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或为夜总会或黑帮控制下性感女郎，或为警队或黑帮里作为点缀存在的女警或女匪，又或者是男性身边的妻子母亲或女儿。作为女主出现的则多是柔弱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多为主人公的妻子或女友，是主人公内心的白月光，但最后往往免不了被反派挟持或杀害的命运，成为激发主人公拼死一搏铲除恶势力的工具人[4]。例如电影《反贪风暴》里梁安莹这个角色，她天性善良，却被反派胡志勇利用，成为他色贿官员的工具，虽然她后来和廉政公署合作成了指认胡志勇的重要证人，但是这个角色在电影里的处境仍然是一个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并未展现出个人的特质。

与以往警匪片里的女性形象不同，《拆弹专家2》里庞玲这一角色有勇有谋而又充满了女性力量的美感。她作为潘乘风的前女友，在他误入歧途后引导他改邪归正、救赎自己，虽然植入记忆的方法仍有争议，但她以重情重义的品格和超凡的智慧给潘乘风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光彩的女性形象。同时她也是此次反恐行动中的重要人物，她指挥了整个团队进行各项任务，果断勇敢、有条不紊。庞玲这个角色冲破了符号化的女性形象，摆脱了美丽温柔的女性标签，是警匪片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突破。《拆弹专家2》在视效层面之外找到了人物为突破点，通过对主角和女性形象的改写赋予类型新意，也证明了香港警匪片不断创新发展的可能[4]。

三、主题精神的多样表达

（一）拆弹专家：小群体的风貌与贡献

本片从拆弹专家这一小群体的视角出发，真实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和生活图景，片中警察的接连牺牲也向观众说明了这一职业的高风险和高死亡率，在悲痛中融入对警察的敬畏之心，以悲剧来衬托伟大，以热泪来歌颂牺牲。

影片的开头，在抢劫案中，潘乘风为了安抚拿着手榴弹的店员把自己的防弹衣脱给她穿，安全引爆后他的同队好友董卓文说“救人不是拿自己的命去救的”，他说“我们做拆弹的，哪一次不是拿命去拼呢？”这其中也暗含了略带心酸却无畏的坦然。警员阿图被躲在高楼上的恐怖分子狙击，一次次被子弹打中，但是为了拆弹的顺利进行，周围的所有警员悲痛万分却不能上前施救，这是对于个体生命与群体安全的艰难取舍，但警察仍坚定不移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二）团队精神：反恐成功的关键

赞扬团结合作，强调团队精神是本片的主题之一。在拯救世界、维护社会秩序的电影中，个人英雄主义通常是内容的核心，主角的英勇善战和无私奉献加上配角的协助才使得正义得到伸张，然而在这部影片中，最后阻止恐怖袭击发生的英雄是整个团队，每个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只是作为主角的辅助而存在。

影片开头，潘乘风与董卓文共同拆弹，解救公寓内的人质。影片中段，董卓文与警队同事相互协作，在有恐怖分子暗处狙击的情况下成功拆除公园内的炸弹。影片结尾，董卓文冒死拆弹在最后关头将潘乘风解救出来并协助其阻止爆炸、庞玲指挥着整个团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任务、爆炸科队员驾驶废弃地铁将装有核弹的车厢推入海中、特警队员们解救人质并控制住恐怖分子……每一次危机的化解，都是团队共同协作的结果。本片在主题表达方面，摒弃了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放大了团队的力量，更贴合实际，突出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纠正重视个人而忽视群体的不正之风。

（三）两难境地：个人与制度的矛盾

传统警匪片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往往会被蒙上一层英雄主义色彩，意识形态话语的英雄叙事的逻辑是：由于正义是制度体系的合法性所在，英雄服务制度与捍卫正义保持一致，进而强化制度的合法性[5]。《新警察故事》中陈国荣的警察身份，郑小峰对于警察的崇拜，反派关祖憎恶警察得到悲惨下场，正是制度正义的体现。而《拆弹专家2》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以往警匪片对制度合法性的强调，转为对其矛盾的思考。

在影片中，潘乘风原本是为人民服务的拆弹专家，正气凛然、甘于奉献，在因为爆炸失去一条腿后，他想努力恢复自己的体格回到一线岗位，却被安排做文职工作，警队这是出于好意，再加上不符合岗位要求，调为文职也是情理之中，个人与制度的矛盾由此产生。潘乘风的性格因此变得十分偏激，在表彰会上制造混乱，还加入了极端组织“复生会”。这无疑是社会中的个人与制度之间的矛盾，呈现出个体需求和规则条例的冲突，潘乘风无法改变制度的无力感，暗含普通人对于命运的无奈和悲愤，激发观众对个人命运以及抉择的深度思考，含蓄注入了社会图景和思辨价值，折射了身份认同的社会难题[6]，使影片更具现实深度，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潘乘风从人人敬仰的拆弹专家，变为危害社会的恐怖分子，最后悔悟过来并以自己的牺牲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一过程突出了选择的重要性，也暗示了观众挑战法律底线必定会付出代价，保持着警匪片的教化作用，同时参与塑造着观众的主流意识形态。

四、多方赞誉下的不足与反思

整部影片的场景制作给人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之感，在叙事、人物以及主题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但是对于贴近生活以及人物情感的细节描写却有不足，真情实感略显空洞，难以打开观众的情感开关，无法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一）细节影响共情

在影片的情节中，潘乘风与同伙进行炸弹交换，在咖啡店的玻璃窗前观察情况时，一位老阿姨提醒他要配水服药。后来潘乘风进入酒店准备制造爆炸时，老阿姨作为目击者再次出场。酒店爆炸后，这位清洁工不幸被炸身亡。后来重案组总督察对潘乘风怒吼，说这位阿姨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天被炸死，至此才交代了这个人物的背景以及设置的意图。这里描写清洁工的命运，意在向观众传达在灾祸面前普通人的无力和心酸，也侧面突出了对极端组织制造恐怖活动的强烈批判，但是这个角色只是被一笔带过，很难让观众投入到这个人物的浮沉命运中，这种刻意的煽情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不强，这一设置也略显多余。在大事件中着重对小人物的描写，才更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实现荧屏的内外联动。

（二）仓促破坏体验

影片略显仓促的结尾破坏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影体验，使观众从情感中抽离而将注意力转向单纯的“扭转乾坤”的情节逻辑。

潘乘风从“复生会”据点外出与庞玲见面，回来后便被打晕关在仓库里，因定时炸药而动弹不得，警队到达后，他很快就恢复了记忆并成功逃脱，带领警队前往目的地阻止恐袭。在这段潘乘风重拾记忆的情节里，多个巧合同时发生，关键信息也愈加明朗，剧情直接进入了高潮，迈入了为了阻止恐袭的阶段。这一段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恐怖分子如何得知潘乘风的倒戈？潘又是怎么安然地从据点出来去见庞玲的？为什么董卓文帮潘回忆过去时，他毫无头绪，而马世军的一番话就让他记忆完全复苏了？由于缺乏了循序渐进的过程，上一分钟潘乘风还在和庞玲拥抱，让人动容，下一分钟就开始了快节奏的情节推进，这使得观众的情感链条断裂，破坏了观演沉浸的情感体验。剧情的发展需要逐步推进，只有在叙事节奏上下功夫，才能在保持剧情连贯的同时让观众主动地参与进叙事中来，最大程度增强影片的感染力。

五、结语

《拆弹专家2》是一部制作精良、意义深刻的电影，叙事的虚拟化、人物的非典型化以及主题的悲剧化都使得它成了一部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双高”的电影，做出了警匪片转型的积极探索。回顾前三十年，在亚洲整个范围内，香港警匪片在同类型电影中一直占据着龙头地位，也成了香港影视业的一大标志。相比之下，大陆的警匪片就显得更加平平无奇，虽然也有出现像《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是整体看来佳作不多，大部分都套路单一、缺乏新意，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电影行业中，警匪片这一类型本身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大陆警匪片更需要寻找出路以振兴本土的警匪片。本文从新上映的香港警匪片《拆弹专家2》入手，研究了其在场景叙事、人物塑造和主题精神方面的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希望电影创作者能以本文为鉴，从这三方面切入，对内容进行深耕，注重情感的表达，为影片注入更深刻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