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新现实主义阐释

赵华飞

摘 要：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理论不断从海外“旅行”而至，中国文艺理论界在“众声喧哗”之余，开始在“影响的焦虑”下观照己身内外，深思中国理论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与前此时期的文学主体性探讨不同，理论主体性反思以全球化之新现实为基本语境，体现出国内理论界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使命自觉，因此带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性与实践性。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全球化;新现实主义;阐释;文学理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标示出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全新位置，也同时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规定了国家以改革开放为结构调整动力的全新发展目标。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文化输入与引进工作遍地开花，文学理论领域的发展格局也应之而变。应该说，自1978年至今40余年间，国内文学理论领域的发展从未歇止，但若以新千年为界对文学理论发展前后“二十年”进行观察，我们仍可看出两个“二十年”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此间同异的梳理与思考，对代表性文艺思想的探源与追踪，或有助于厘清文学理论发展的大致脉络，也许同样能为当下的理论探索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为便讨论，本文权且将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间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称为“第一个二十年”，而将新千年以降至今称为“第二个二十年”。以历史进程而言，第二个二十年自然是第一个二十年的发展与延续，但同时，第二个二十年也“始料未及”地修正了第一个二十年的发展目标。简而言之，在第一个二十年期间，文学理论大致以在政治话语之外确立文学独立性为核心目标。此前由于文学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属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自身独立性遭受压抑，因此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文学主体性的提倡得以一度高扬，至新千年伊始，该思想蔚成风尚。但也同时是在第一个二十年期间，经济资本突破国别限制涌入国门，进而冲击文化领域，文学主体性在商业大潮的冲洗下逐渐显露其乌托邦性质而遭受质疑。被人“哄抬”的文学性尚未登临神坛，便近乎堕入迷雾。于是在第二个二十年期间，文学理论思潮仅在“文学性”上空稍作盘旋后便迅速卷入全球化理论场域。随着西方理论不断从海外“旅行”而至，中国文艺理论界逐渐在“众声喧哗”之余，开始在“影响的焦虑”下观照己身内外，深思中国理论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从文学主体性探讨到理论主体性反思，形式上看似变化无多，实际上差异深刻。前一个二十年中对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实际属于思想解放运动的余波，因此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遗痕。虽然其中亦有西方文论的影响，但此阶段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倡言，只是在顺应与政治“脱轨”的发展诉求下而进行的一种“话语复制”。而后一个二十年中的理论主体性之思，乃以全球化为基本语境，体现出国内理论界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使命自觉，因此带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性与实践性。但在这一自觉“拥抱世界”的进程内，由于全球文化发展状况不一、文化环境迥别，中外思想文化在现实碰撞中往往由于彼此歷史语境的差异而导致传播与接受的“错位”。但“错位”与“误读”之不可免乃是一种历史事实。同时，对该“错位”与“误读”的相关情境展开分析与思考，也正是回应继而叩问历史的现实需求使然。本文以下将着重对第二个二十年中的理论发展情形进行讨论：第一部分分析在“西潮东进”下中国理论界的“寻根”努力及其困境;第二部分描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对“新现实”的理解、领会与实践;第三部分讨论后结构主义背景下中国文艺理论界进行意义“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一、“失衡”的焦虑：影响之“重”与传统之“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域外理论资源与中国传统文论在中国当代理论建设方面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与效果。国门洞开后，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文化研究等为代表的域外学术风潮轮番引领学术时尚，西方文论的影响版图迅疾扩张，一举取代此前活跃于中国理论界的俄苏文论而成为理论研究主流。表面来看，作为学术新风尚的西方文论在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广为开拓，其超越传统印象式、评点式文本批评的具体策略既显得精巧透辟，又颇具思辨色彩，不仅各批评范式相对独立，应用范围亦可由此及彼、推而广之。作为锋利、耀眼的批评工具，西方文论大行其道似不足为奇。事实上，西方文论如果仅被视作工具而被应用于各类文本的话，其影响绝不会超越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以各个代表性文论为线索朝其深处掘进，人们发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精神分析，表面关联不甚紧密的理论话语往往系于同一条精神线索之上。即以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为例，正是基于对语言结构中能指与所指动态关系的透视，以研究意义生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以及将结构主义与弗洛伊德进行调和的拉康式批评精神的产生才得以促成。表面看似分散、花哨的西方文论实系于一脉，足以证明其渊源有自而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两相对照之下，中国文论界一则发现自己在面对文本时除了“细读”“互文性”“阅读期待”之外开始“无话可说”，关于“失语症”的讨论也循此而来;二则也正是在“失语”的焦虑下，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源头活水当取自何处。理论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历史，意图着手理论“寻根”。

但在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之间，不仅存在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存在批评语言的隔阂。对于古代文论的直接挪用所具有的“魅力”在于其批评话语的独特风格全然区别于西式批评语言，足以缓解“失语”的焦虑。但这种“转换”不仅属于无视具体历史语境的一种简单“平移”，更无益于人们对于古代文论的理解、接受与当代文论的生产。从古、今、中、西等差异维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则会发现“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以下三点内容的深入思考：其一，中国古代文论生产的目的如何协调于对其进行当代转换的目标？其二，以西方理论话语为鉴，如何释放中国古代文论在比较语境中的阐释效力？其三，以上转换目标及阐释效果之两者与当下语境之间的关系如何？众所周知，中国文论其源驳杂，体系庞大。但自《文心雕龙》以降，诸如“滋味说”“神韵说”，无不属于对语言辞句、文章风格的赏玩与体味。中国文论中虽不乏对于现实人生有指向意味的著名文论与观点，如“文以载道”等，但“文”之所载“非常之道”，毕竟不是对于具体现实人生的直接干预，反而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诗言志”虽然深刻地阐发了创作主体与艺术形式之间的情感关联，但继此而发的后世批评如“缘情说”等，大多并未超越“言志”关于心灵世界与艺术创作间关系的提示范围而最终限制了该文论的现实影响。魏晋以降，批评家在进行文论生产时比之前代更为关注语言、文本自身的问题，对于语句言辞的“玩赏”“玩味”也逐渐成为批评主流。虽然这一类文论仍然有其人生指向，但其中得以突出的乃是一种风雅的人生境界与追求，展现的更是陶然于文学“趣味”的人生图景。相比之下，西方文论自古至今都有强烈的干预现实人生的意味。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具有荡涤人心之效果，而这一对于人心的疗救与关注，实则也从古远处遥遥呼应着华兹华斯1800年所发起的诗歌语言革命，召唤着胡塞尔1900年决心将世界根基重新交还人间的人本主义思考。①中西文论在文论“个性”上的诸上不同，只有差异之别，不存在高下之分。但在如今资本力量横扫全球的时代语境下，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人们在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器中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人生的种种压力。于是，“玩赏”“玩味”的心态被压抑为余事便是情理中事。重压之下，人们极度渴望参与、融入、理解这个眼前的世界，但当这种“对话”因种种限制而未得以充分展开时，人们便寄望于一种焦虑的解除，一种对于生命与现实人生的重新解释，以此抵御人生旅途中“求问无门”的虚无。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中西文论的救赎之道自因其“个性”而前途殊异。本来有望缓解“失语症”的古代文论传统在面对这一时代难题时其厚重之“道统”却因不得解“时弊”之故而被冷落、搁置，久远的历史叙述一旦在现实面前捉襟见肘，其厚重便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点缀”，显得“轻盈”起来。但这毕竟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一“不可承受”既来自对自身传统日趋边缘化的不甘，也来自于一种比较的事实：西方文论以其强劲的对于现实人生的思考倾向而受到时代追捧。中国文论界于是在一种强烈的西方影响与“轻盈”的东方传统之间产生了一种“失衡”的焦虑。但经过数十年的观察，我们毕竟也应该意识到：无论是西方文论生产本身还是中国对其进行接受的过程都俨然一场场“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的后果则是“不计后果”。以此作为深思的部分要素，才应成为我们回到并转换传统文论的必要前提之一，意即不能为了阐发而阐发，避免陷入“理论空转”的旋涡。

而遏制“理论空转”的不二法门便是回到现实人生，这也同样是我们进一步思考古代文论转换之可能的理论前提。因此，我们应当努力挖掘出古代文论中那些可以回应时代现实的理论资源。即以《周礼》对于《诗经》创作总结中的“赋比兴”为例：其中，“赋”往往被认为是对事物的一种铺陈，而“比”“兴”又往往并举。郑众认为“比”乃是比方于物，一般可以理解为“比喻”。而“兴”虽与“比”近似，但郑众将它解释为托事于物。循此来看，三种创作手法与生活事物紧密相关，由此，《诗经》中的生活世界才得以在“赋比兴”中生动呈现。但如果我们注意到“比兴”“善假于物”但又超越于“物”的属性，而又同时承认《诗经》对于生活的刻画效果，那么我们似乎也应该承认这一创作效果的取得，并不仅仅是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虚构使然，还是生活内在具足的超越性使然。但作为这一超越性要素的生活构成，并不是凭空得以表现，而需要借由“赋比兴”的参与。“赋”作为一种铺陈，绝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某种忠实记录，而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叙述”，一种通过言说世界进而获得对其掌握的表意实践。“比兴”作为对于生活内在超越性的捕捉方式，不仅填补了生活与主体生命在交互体验中的部分空白，更使生命主体完成了对生活的全新阐释与理解。而这种对于生活的“完形”体验，以更为内在的方式不仅确立了主体在世界之中与世界的深刻关联，更为其寻获历史意义的坐标展开了有意义的尝试。可见，“赋比兴”借助其对生活予以深入洞察的理论性质，不仅能为当下带来诸多有益的提醒与暗示，以其对于历史理解的现实性而言甚至具有直接干预现实之能。正是在对这种作用的领会中，其理論活力也将得到再度释放。也就是说，“赋比兴”作为诗歌创作手法，在其更是一种现实阐释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作为文学理论的当代性。

前文我们说到，古代文论的理论“个性”使其在面对当下时代问题时呈现出与西方文论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是，虽未受到时代追捧，其价值却未必不重要。因此，我们除了梳理那些可以直接呼应现实的理论资源外，对于人生现实至少具有提示与参考意义的其他资源也需要进行清理。但这种清理工作因带有释放文论活力的使命，因此在挖掘其现实参与“机能”或“潜力”时，如果仅依照其原有的发展脉络进行观照——尽管这仍属于一种当代人以当代视角进行的当代梳理，但毕竟不能描述古代文论实际的当代处境：中外文论在中西古今各个差异维度上的“碰撞”。因此，为了更大限度地释放古代文论参与现实的潜力，需要对其现实处境进行有效描述，也就需要在比较、综合的视野下对其所是进行研究与揭示。②

二、重构的现实：全球化语境与新现实主义

也正是在这种“失衡的焦虑”下，中国理论界开始展开大面积的清理与反思工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相关理论名词、作家作品、文学史进行重评、重估的风潮随之兴起并绵延至今。就具体发展阶段而言，重估工作的前后表现又有不同。即以对文学史的清理与评价为例，与第一个二十年中对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倡目的不同，在第二个二十年内，理论界“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已经不限于突破政治话语的限制以求达到某种纯粹本质，更体现为对于现实进行重新理解的强烈冲动，即可视为一股重新理解现实主义的潮流。但这一潮流的兴发，远非理解逻辑本身的单纯递进，乃基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语境。因此，如果说关于“失语”的讨论指明了本土理论受迫于西方影响的情形因而属于对“症候”的提示的话，那么其“病因”则有待分析与澄明。在诸多有待澄明的环节之中，核心之一乃是如何评价全球化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蔓延一年有余，累计确诊突破一亿人。这意味着全球约每70人中就有1人患病。疫情全球性提示了全球化的某种残酷面向，从具身经验层次强调了“全球化”这一人类生存维度自其名称被生产之日起便印刻于其中的事实：人人都无外于这一进程。身处全球化之中，全球化境遇便在我们自身之内，而对“失语”的讨论既然是由“全球化”所激发，那么对此源头的清理便显得尤为关键。设若我们将全球化历史视为不可逆转、人人参与的历史，则“失语”便可目为瞬时的“症状”，因为这一“症状”本身不仅处于全球化之中，而且也正是全球化表现之一。但究竟何为全球化？它所表明的人类生存境况究竟有何突出标志？在诸多繁复的全球化面向中，十分值得关注的事实之一是：比之以往，人们在时空感受方面的剧烈差异。正像康德向我们提示的那般，时空并不纯然只是物理容器，作为先验存在的纯粹直观，它不仅是人类主体性或康德所谓先验感性的一种自明式验证，更实质地参与意义的构成，是意义赖以形成的客观条件。时空体验的殊异，并不仅仅表现为物理变化（如速度等）引发的心理体验差异，更是人类经验世界之方式本身的特殊变化。这一特殊变化关切到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基本事实：技术与时空的交互发展深入推进了人类生活技术化、媒介化的程度，并在资本的全球配置进程中将其扩展为一种世界性生存样态。③

面对同一历史语境，中国理论界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的位置（中国）之无以翦除的世界性，相比于第一个二十年中对于西方话语的接受与摹仿以及对于其影响的识别与焦虑，在第二个二十年中，中国学者开始逐步加快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开始自觉向全人类说话，积极展开对于全人类生存处境的反思。应该说，当前国内文论话语从语用到范式依然十分“西式”，但如何对其进行使用与借鉴则毕竟区别于域外同行。④同时，当前对于西方文论的取用与借鉴之所以区别于此前，一则在理论借鉴的具体使用层面不同于以往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当下对于相关理论的借鉴乃是以世界理论解决世界问题。二则在理论借鉴的历史背景层面，此前时期的“中国性”乃是因其特殊历史状况而得以突出其现代性特征的国民性表述，但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性”乃是解除了特殊性焦虑而自有其特殊性的世界性。当此之时，任何对于西方文论的取用与借鉴虽仍是“西式”的，但却是有限度的“西式”。这一限度本身正提示了这一“西式”的世界性。基于对此事实的感知与认同，“理论借鉴式”的中国文论批判也就自然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性文论。其世界性身份的获得并不仅仅由于其处于实然的世界空间内，乃是基于对此世界空间的批评式理解与接纳，甚至于“遗忘”与“抛弃”——因为既然无可自外于全球化，全球化作为基本的生命与生活现实也就不必得到刻意的突出与强调。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国内理论界而言，目前毕竟尚处于理论自觉意义上的全球化之初始阶段，对于全球化理论语境的认知与接纳过程必不可缺。经由该过程，中国理论界参与世界性文论研究的通道才能永久开启。四十年来，中国文论问道于域外的“开启”工作从未停止，并且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学界掀起一股“新写实主义”创作热潮。其中“写实”乃强调对生活的“写真式”描述，而其“新”更多体现为创作主旨对于宏大叙事的解除。被消解了革命压力与模式化特征的个人开始以其“微”以其“真”甚至以其“俗”以其“艳”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于是“一地鸡毛”的琐细现实被捕捉、勾勒，“来来往往”的各色细节也被书写、深描。“新写实主义”自然属于一朝得以解放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也是一种积极的人文主义尝试。但即便要将其归作现实主义传统，也理应对其现实主义精神进行重新清理与探讨，因为“新写实”之“新”本就指向一种更新观念的创作精神，而这种创作精神又实然地指向某种“写真式”书写。但若以这种创作精神的表现效果即达到对生活真实的细致表现而论，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一地鸡毛”的美感远不似“踏雪寻梅”那般，尽管两者同样“真实”。即便将《红楼梦》仅仅概括为现实主义作品会引起部分争议，但这争议毕竟不会比宣称“创作应只求真实、不求美感”那样大。那么就此而论，《红楼梦》就其创作年代而言虽然不如《一地鸡毛》那么“新”，但灌注于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其表现生活真实的完美性方面却显得更为细腻、真切。此外，其间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显示出了对于浪漫主义的包容与涵纳。于是那种在文学史与文论史中被普遍分化为浪漫与现实的创作传统在一种对于生命与生活的有力书写中又凝聚为新的现实主义。以此现实主义观照“新写实主义”，我们难免对后者中相对“贫瘠”的现实主义精神生疑。这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何在只有现实没有历史的“新写实主义”之外还有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兴起，而当这两种创作潮流日趋消隐时，极端的私人化创作又以拒绝历史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可见，现实永远都是“新”的。在第一个二十年的中后期，国内理论界在一种并未自觉认识到的全球化语境中，深刻体验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乃是对于现实历史性的不断领会与超越。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其质地而言也应永远体现为“新”，几近自然的艺术筛选机制也确实利用时间为其自身运作提供了保证。但这种历史筛选毕竟不是从其创作动机而是从其历史效果进行总结的“后见之明”。也就是说，对于文学艺术或文艺理论而言，因其具有直面当下的现实性，内蕴于其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召唤现实也同时具有召唤新现实之生命。这种理论也必然是一种新现实主义理论——它的“新”不是晚近时代所赠予的，而是因其对于时代之把握而具有的内在精神。

对于当前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而言，亟需把握的正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全新现实。新千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技术与资本对于生活的介入性影响日趋显著，中国文论界开始积极推进一系列“重写”与“回顾”工作，进行技术批判与反思，展开对于媒介化生存困境与出路的讨论，关注生命美学与政治。这些理论努力不可再被轻易视作“学舌”西论，因其是对自我生命现实的发声，属于全球化语境下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因此，全球化视域下的德里达将不再仅仅只是西方的德里达，同时也是东方的德里达，不再仅仅只是引号中的德里达，而且是以期然或未期的方式与之相遇的德里达。我们在理论的交叉小径上可能会迂回至其所，可最终进入的乃是自己的生命。

三、意义的重建：从后结构主义到文化阐释学

当然，重构现实的努力不仅仅是对自我生命现实的发声，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它是自我得以存在的根由。如果说对于现实的结构标示出了主体及其位置，那么对于生命现实的重新结构，则不仅说明了主体的位移，同时该位移所标示的时空尺度之变化以及该变化在叙述层面所得到的展开与确认则充分说明了主体之可为主体的现实可能。按照海德格尔的描述，语言是这场重构的内在动力與尺度。它衔接着自我对于同一性的追寻。这一追寻后来则绳墨于拉康的“象征秩序”或阿尔都塞处的“意识形态”，其连续性与完整性于是开始遭受威胁与拆解。与现代性理论相比，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诸上理论其明显的标志在于主体的弥散与消解。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妄。主体作为间性存在，其内在之可能的统一与连续也同时以其内在之可能的空白与裂隙作为条件，意即弥散的属性本就内蕴于主体的连续之中。因此，后现代理论对于主体状况的发现只是对主体久已存在之境况的并不新鲜的说明。举例而言，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在《应帝王》中便说出了这样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⑤

故事展现了倏与忽对于生命的理解方式以及这种理解的限度。同时二者对于生命的理解不仅是一种自我的理解，更是一种间性的理解。也就是说，这是基于自我与他者间差异性关系的理解，只有经此差异化过程，主体才得以完成“自我”类别的安置，才得以展开主体规划之行动。试想如果没有“此独无有”的认知，又怎会有“尝试凿之”的举动？以此来看，浑沌之死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这一死亡意识也同时由两者往来相遇在其内的混沌间杂入倏、忽自己的生命意识。倏、忽看到的“浑沌之死”，对于自在之物的混沌来说究竟是否死亡无从论定。但他们所看见的那个作为有眼耳口鼻如此这般之生命的死亡，显然象征着倏、忽自身之死。从表面来看，混沌作为异质性表象似乎是自外部而对人类生命限度的一种提醒，但人居其中却不可对其管窥蠡测的特殊性以及其“居中”的位置隐喻则表明亦可将混沌视作本就幽暗的生命内在。这一生命内在揭破了真相，“倏忽”速朽之“名”于是成为生命有限之“实”，但名、实之间的“混沌”却茫昧不可知。换言之，庄子的混沌便是康德的物自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它们自始至终便存放于“中”，以其秘密的源泉滋养了人类也规范了人类对其自身进行理解的方式。这一理解方式注定是有待达成的，恒常为“言不尽意”而永远“不及物”。正是循此领会，“意气风发”的“结构”逐步走向了“大厦倾颓”的“解构”，西方文论迎来了自身的“后时代”，也同时标志了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状况。然而实际上，无论理论被冠之以“前”还是“后”，都无从消解生命本身，也翦灭不了叙述的意志与冲动。因此与其说解构主义文论是对一切文论根基及其自身的消解，不如认为正是通过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它实然地呼唤着某种更为理想的意义“建构”模式。

这一建构模式在当下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便显示为一种开放于日常生活的文化阐释学。其中的“文化”概念参考于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定义。这一定义之所以独特与重要乃因为它实属精英文学传统对于自身的超越。⑥威廉斯在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中看到了一种“文学何以然”的动力学缺失，因此他要将文化与生活作为互为根本的关键要素用以填补这一缺陷。他将文学的界限敞开，对文学性的观察置入更为宽广的领域。伯明翰学派其后对之进行批判性接受，并积极推进了由文学向文化的研究范式转移。这一范式转移的结果由于契合了欧洲大陆的革命、文化现实，故而逐渐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影响。在第二个二十年期间，文化研究在中国理论界蔚成风潮，至今不衰。而阐释学作为根源于现象学运动的思想潮流，内在便具有“回到事实本身”的具体性与现实性。这一内在气质无疑与文化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关切殊途同归。它们之于中国理论界的吸引力，便在于它们渗透现实问题的强度与深度。在第二个二十年期间，由于文化阐释学视角的影响，中国理论界对于文学本质的讨论逐步转入对文学接受、文化实践、媒介美学的探讨。李春青先生认为文学理论正在走向文学阐释学，人们从对“基本问题”的关注转入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差异。作为一种从理论预设而来的‘基本问题’，其作用不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效阐释，而是印证作为出发点的那种理论的合理性。所以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自我指涉、自我确证式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出研究对象的任何新的意义。”⑦具体问题则相反，它是对于“预设”与宏大叙事的否定，是对事实、现实、真实的还原。因此，文化阐释学作为综合的文学文化研究视角与方法，它对于具体事实的理解与揭示，证明其阐释动力根源于自身内部，乃是一种全球化语境之下的新现实主义阐释学。

在中国文艺理论界，新现实主义阐释学形态丰富。有论者从文学与现实的互涉关系出发，强调文学的介入性与操演性。⑧有论者为文学意义的研究开辟全新方向，从文学交往层面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⑨也有论者就当前技术化、媒介化的生命现实，从“后人类”角度思考人文与艺术间的关系。⑩还有论者从意义生成的角度讨论文艺现象11……各家阐释角度不一，阐释方法不尽相同，但都希望借助对文艺、文化现象内具体问题的思考，应答时代与现实。在第二个二十年内，通过不断译介、研究与应用西方文论，中国文艺理论界逐步从异域理论的接受焦虑中梳理出属于自身的现实问题。虽然在具体应用环节，难免有“强制阐释”的嫌疑，但这一“后验式”的概括，毕竟有赖于先行的“强制式”行动。即是说，作为探索的“失误”，作为最终可能激发出“公共阐释”之目标的具体经验，强制阐释乃是一种有必要的阐释。12同样，新现实主义阐释学也是一种正在探索进程中的理想阐释学，它允许自身的“失误”，也同样渴望承担解说新现实的历史责任。作为一种有益的提醒，它所期待的历史效果需要得到适当的总结。

综上，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外理论的互涉关系进入了应答全球化新现实的新阶段。但也应该注意到同样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论对于本应有所回应的重要问题却始终保持着沉默，比如当下理论创作与文艺创作的分离进程正在逐步扩张，理论与创作的关系逐渐被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所替代。文艺创作的全球化同样是一种无可忽视的全球化现实。同时，文艺以其形式揭示与“对抗”自在之物的潜力，十分值得理论关注与思考。但二十世纪的理论叙述似乎不再重视作家们的声音，一些重要的提醒并未得到重视。举例来说，王安忆曾提出过小说中的“生计”问题。所谓小说中的“生计”，在她看来就是“人何以为衣食？我靠什么生活？听起来是个挺没意思的事情，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事实上，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容”13。她以曹雪芹、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为例，说明“生计”的具体表现方式不仅关涉作家的精神气质也同样关涉小说内容的哲学品格。这既是对时下文艺创作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批评与审问，也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召唤与提醒。类似的声音需要被理论家关注与阐发，即使其中观点最后不过沦为历史的沉沙，却仍有托举理论“活水”之功用。而对感性之真知若能有进一步发现与总结，则有望为中国文艺理论的进步作出贡献。

注释：

①1800年，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重撰序言，寄望于为人类情感找到更加适宜的诗歌土壤。一个世纪后的190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标志着现象学研究的重大推进。现象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意识研究为根底重建认识论，以此恢复人们认识世界的信心。

②例如有学者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进行分类整理，如华裔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也有学者通过总结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批评模式，提出了属于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批评范式，如张伯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便将传统文论划分为“以意逆志论”“意向批评论”等。

③但我们应该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技术全球化与生存媒介化是语境性与历史性的，对其自身及可能导致的危机（如人类主体性危机）的“全球性”认知也可能导致一种对其处于个别不同历史境遇中的具体性的盲视。差异的全球化始终内蕴着一个对话的向度，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如金惠敏先生《差异即对话》（2019）、《全球对话主义》（2013）等专著均对此有深入研究。

④近年來，周宁、顾明栋等学者所倡导的“汉学主义”批判，则有意对国内外汉学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现象进行批判。他们认为当代学者在进行汉学研究时普遍采取一种西方话语而不自知，因此难与汉学资源展开真正深入的对话。本文认为“汉学主义”对于目前的汉学研究确有警醒意味，但他们同时忽略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研究界在使用西方理论资源时的本土改造事实。

⑤[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7—168页。

⑥雷蒙·威廉斯受教于F.R.利维斯，后者可目为英国文化精英主义代表，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传统精英文化、精英文学观，以“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参考《文化与社会》等）、“普通的文化”（《文化是普通的》）等观念重构“文化”概念，对于伯明翰文化研究影响巨大，被斯图亚特·霍尔目为文化研究三位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⑦李春青：《走向阐释学的文学理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⑧何成洲：《西方文论的操演性转向》，《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⑨吴兴明、张一骢：《交往论视野：一条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⑩林秀琴：《后人类主义、主体性叙事与技术政治》，《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11赵毅衡：《论文学艺术的“文本意向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2张江先生自2014年起先后发表《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文章讨论文学阐释限度及标准问题，引发国内文艺理论界诸多讨论。具体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13王安忆：《小说中的“生计”》，《小说选刊》2016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