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内小说的成长书写
——以“追随三部曲”为例

王宇阳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70后作家群”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们错过了“文革”后基于伤痛反思所兴起的文学思潮、创作热，也与千禧年后的文化市场和网络文学的兴起失之交臂，成为经济发展与精神失落之间断裂中的一代。处于这一群体中的作家路内“默默探索、自在明净的，把历史、文化、人性的思考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结合的‘纯文学写作’”[1]，围绕“成长”主题，先后创作了由《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组成的“追随三部曲”。以自身成长经历为创作原型，展现出最真实的成长状态与精神困境，形成了独特且成熟的创作风格，“显示了七十年代生作家的真正觉醒和成熟。”[2]67

一、路内小说的成长书写内容

“追随三部曲”以20世纪90年代的戴城为背景讲述了路小路的成长故事。路内通过时间维度上的九十年代、空间维度上的戴城意象以及人物关系上的女性、父辈与“哥们”的成长轨迹摹写最真实的成长状态，运用工厂、塔等意味深长的成长意象，表现特定时空下置于社会变迁矛盾之中人物的成长困顿和自我寻找，塑造着在对爱与遗失的思索、在无所事事的漫步中顽强生长的戴城青年成长故事，表达其追寻尽头与青春终点是成长的坚强与不息的书写主题。

(一)成长轨迹——千禧年的“巴比伦”

在“追随三部曲”中，路小路经历了戴城的90年代，彼时他二十多岁，对自我的思考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初次碰撞充实了年轻生命的成长轨迹。在路小路的戴城，年轻一辈轮番登场，父辈若隐若现。年轻一辈对父辈充满不信任也无意交流，他们孤独地在成人世界中游荡，又因路小路而命运交织，向往并捕捉着残酷生活的微光。藐视一切高尚事物、在戴城终日游荡的路小路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诚如路内所说：“我是路小路，我在这里，讲所有人的故事。”[3]2

1.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夹在政治理想的幻灭与经济变革的突变之间。对于这一时代正值青春年华的路小路来说，父辈的生活方式与经验仍有迹可循，但在现实的差距与变化前显得无所适从。这本是人格塑造关键期，但他并不知道一直接受的价值观为什么忽然脱离了社会的正常轨道，不再追得上时代的脚步。他被夹在父辈经验的失灵和急剧变化的现实之中，忍耐着无前路可寻无后路可走的恐慌。“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4]14这是《少年巴比伦》中父亲为路小路勾勒的工人生活，是个被冠之以工人阶级名号的铁饭碗。初入糖精厂被分配到钳工班的路小路终日游荡，穿梭于泵房和师傅讨论着看守泵房的女人们；做电工时又整日只是换灯泡，和科室的姑娘们逗趣；他不遵循任何工厂规则。做一年学徒工，转正后托人上化工职大，混到文凭后就能转为干部编制，分配到科室清闲度日，这是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也是那个时代工人子弟们的理想常态。然而变化在慢慢发生，职大停办，厂长的女儿也被退回；新厂长上任，风纪一变，工厂的懈怠被整治……到了《天使坠落在哪里》，这种时代变化的痕迹开始重塑戴城的面貌，门面改换热火朝天、西式快餐店进驻、工业园建设尘土飞扬，沉寂的戴城因此十分热闹，游乐园取代公园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奔向所谓现代化。

时代的巨变如一条暗河，于最深处悄然塑造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白蓝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小噘嘴被陷害而残疾，20岁的路小路怅然若失，“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4]260但路小路没有激烈反抗也没有愤世嫉俗，他读技校上夜大，此后又遇到成长路程中的许多重要过客，面临着许多避无可避的预设了答案的选择，在90年代的许多失望与希望中走向另一个方向。这才有了其后《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的故事，他始终没有放弃突围戴城“巴比伦”。

2.路小路的戴城“巴比伦”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家都倾向于运用指向明显的景观和风格强烈的语言构建出独属的地理空间，再借助这个空间来讲述发生其中的特定的人和事，从而形成有象征寓意的书写空间，路内笔下的戴城便是这样一个空间[5]。戴城“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6]7，小说同时绘制了一幅由糖精厂、化工厂、农药厂等无处不在的工厂及其附属技校、职大、农药新村等工人居住区所构成的戴城工业地图[7]。但这样一座化工技校沿古运河而建，历史感与工业化交织的城市在小说中却并没有展现出它的辉煌，相反，它肮脏、混乱，带着一种末世般的破败感，生活于此的人们昏昏度日，麻木生存。这种矛盾无处不在，生活在其中的路小路们犹如困兽之斗，渴望着摆脱，期待着离开。因为这“是个非常无聊的城市，生活着很多傻逼，一群自以为是的傻逼和一群自以为什么都不是的傻逼。面对这样一座城市，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它，forever，再也不要回来”[6]33。

《少年巴比伦》题中的“巴比伦”与戴城都是传说中“一个妃子用她的容颜换来的城市”，如此类比映射着戴城的经历：有关这座古老城市的诗意与历史都已经消失，它由表及里都成为工业化与现代化下的巨大傀儡。这种幻灭也加重了路小路们的精神虚无与幻灭。年轻人们最终随时间的流逝而离开戴城，但失落感并没有消失，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没有缩小。多年后的他们对这座通往“天堂”的“巴比伦”情感复杂，这种复杂情感隐喻着成长的纠结，戴城承载着20岁路小路的成长的“奇幻的旅程”。30岁的路小路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经过时遥望糖精厂，回忆与伤感袭来，戴城成为一个精神地标，曾在那里“眺望着列车去往上海”的青春在这无声的地标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证据。

3.女性、“哥们”与父辈

“追随三部曲”均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是叙述者路小路看到的世界[8]。因此，作者叙述的着力点是各种人物与路小路的“关系”及相处故事，且毫不避讳路小路对他们的评价，由此展现路小路眼中的人物与世界。

女性人物在“追随三部曲”中出现最多，对女性的“追寻”在成长“追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路小路为追寻厂医姐姐白蓝前往上海，多年后返回莫镇寻找于小齐的气息，追随宝珠“流亡”在铁轨；杨迟将真丝睡衣作为信物寻找着绍兴师姐；小苏最后随研究生女友回到北京……路内小说的女性具有比男性更早熟的气质，这种气质笼罩着一种神秘氛围，塑造了独具魅力的女神形象。而对于在成长期与之突然相遇的男性青年来说，这种温柔与神秘的魅力引导着他们去拓宽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或热烈或隐晦的恋爱情结中，男孩成长为男人。《少年巴比伦》中，厂医白蓝的面目是模糊的、抽象的，她的经历使她在工厂有着无处容身的尴尬，她对工人群体满不在乎，对工厂体制也十分排斥，但她为了工人食物中毒的事而去向后勤问责，遭到敷衍后只能愤怒地砸掉办公室的热水瓶，冷漠与善良同时占据着她。她有着雪天时和路小路在医务室暧昧的《雪国》式诗意，有着地震时朦胧又激烈的梦一样的交媾。她知性且冷静，在艺术与性上都为路小路留下了关于美的启蒙，成为路小路日后困顿中的自我慰藉。她为路小路撑起了精神信仰，所以从成长角度来说，她必须离开，留下路小路独自面对与寻找成长的意义与路途。于是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宝珠出现了，这个幼儿园时就与路小路相识的女孩多年后再相遇已经是戴城大学的大学生，虽然路小路已经把她忘记，但她宿命般地出现了，她与路小路年纪相仿，可爱又执拗，不再像白蓝那样遥不可及。她对路小路不离不弃，两人一起做临时工又共享失业的困窘，宝珠始终站在路小路的身旁，最终，是宝珠把身陷讨债未果而无处可去的路小路拉上铁轨，“宝珠的背后是一盏日光灯，被灯光衬着，它像一个俯身要拉我上天堂的天使。我亲爱的宝珠，傻矬傻矬的宝珠，从童年时代姗姗而来的长着胡子的宝珠，此时此刻，终于化身为神。”[3]330此时的路小路才完成了他成长的蜕变，如果说白蓝予以他成长的启蒙，那么宝珠则使他追求成长。

在路小路的成长路途中，如果说女性是作为追随对象而出现，那么“哥们”则作为“同行者”或曰参照物而出现。这个“哥们”在《追随她的旅程》中是杨一，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是杨迟。杨一的存在是特殊的，不同于路小路们，他是会被居民楼的阿姨们称赞的重点高中的优等生，未来是上名校离开戴城。在路小路眼中，“只有杨一，好像一块化石，勾勒出我年轻时代的轮廓，令我难以释然”[6]16。杨一的成长轨迹本该不同于路小路们，但他似乎并不愿老老实实呆在这一标签下，他早恋、使女生怀孕又堕胎、考上三流大学，如果说路小路们的游荡是宿命式的无奈，那么杨一的成长就像一场故意为之的闹剧，挫败和苦闷显得更加来势汹汹，使他变得沉默而躁郁。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作者通过小说的细节暗示杨迟是杨一这个人物的延续。在戴城农药厂，他受到厂长赏识，是金牌销售员，但每天仍是东奔西走，在固化的裙带关系与资本残酷的夹击中求生。而此时的路小路在打了车间主任一顿后辞职，后来在游乐园开过游乐设施“飞碟”、在街头卖过黄色碟片、在快餐店里兼职、最后还去做了婚纱店的门童。这一人物伴随了路小路的整个成长路途，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与失落，当他们在生活的苦闷中抬头，瞥见的是辽阔的大地，这片大地上充满着选择与可能，但又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成长路途的放浪形骸不是为叛逆而叛逆，而是出于无奈，以戏谑消化着失败。

在这样的背景下，父辈也已经不是路小路们需要反抗的权威。路小路的父亲自认为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工程师，可是被买断工龄失去保障；撞到厂长偷情被报复调走也不敢言语；路小路询问转入职大的事，他却托着腮帮子说那人退休了，父亲的形象似乎总是颓唐沮丧。“老牛逼”和老丁也大抵如此。前者是路小路在糖精厂的师傅，修过外国机器，技术强悍，在厂里没人敢惹，是一个流氓式的工人形象，但在老牛逼退休时，作者坦言：“即使是老牛逼，曾经打过车间主任，调戏过姿色阿姨，也只能接受这种事实，从此做一个天天打麻将的糟老头，一直到死为止。”[4]87后者老丁是路小路在化工技校的语文老师，本是宣传科干部，通过关系到技校当教师，喜爱写文章，认为路小路具有文学潜能所以与路小路很亲近。这两位“老师”本应是从旧日的革命与荣光中走来的人生导师，但他们与路小路间显然不是这样，路小路坦言：“老牛逼和我之间……是流氓无产者之间的感情。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水泵也修不了，自行车也装不上去，但我总算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工人了，这很重要。”[4]83而对于老丁，“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太古怪了。起初，我是一个嚣张的学生，他是一个奴颜婢膝的老师，后来混熟之后，我经常向他表示出尊敬的意思，他居然变得很嚣张，动不动就嘲笑我。”[6]43路小路知晓父辈们的故事，他们成长于理想主义的集体年代，经历过狂热的荒谬年代，但他们也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中惶惶度日的小人物，他们油滑、懦弱，在生活面前束手无措，拥有的生存技巧与生活经验有时却更显他们的卑微[9]。路小路也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困境与智慧，所以不再需要通过反抗父辈而确立自身，也不因父辈们的失败者形象而鄙夷他们，只是偶尔的戏谑与嘲弄戳破父辈们努力维持的生活表象。

(二)成长意象

路内小说中蕴含着多种成长意象，它们既构成了独具90年代戴城标识的成长世界，也暗含着路小路们纠结的内心世界。

最典型的意象当属工厂，它颇具戴城风格，始终存在感强烈。作为人物成长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路内的叙事并不以工厂与工人为核心，却透过路小路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充满象征物的庞大机器集合体，透露出他的工厂情结。路内的工厂始终流露出破败、失序甚至荒诞的意味，工厂里的班组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工人们的不成文规则——钳工班“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以把自行车擦得锃亮为骄傲；电工班则个个像烟鬼却西装革履。工人们从不在乎工厂规则，他们肆无忌惮地调侃着安全科长，有自己的嬉皮话，有足够的无聊时间进行各种娱乐，这也是90年代所有国营工厂的缩影。具有同样作用的还有与之相仿的技校和夜大，对于路小路来说，它们与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互动，他对它们也没有任何情感，里边所发生的事与他无关，他冷眼旁观又“暂时”陷入其中。此时这些意象成为一种代理，集中彰显着环境对成长的种种限制，所以路小路们渴望离开也必须离开。

“塔”也作为意象之一出现。《少年巴比伦》其名让人想起《圣经·旧约》中的著名故事：大洪水后的幸存者们迁至古巴比伦，他们繁衍生息，逐渐强大，于是决定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由于那时的人们语言相通，同心协力，高塔建造十分顺利，上帝为人类力量所震撼的同时也充满担忧：如果人类造成了通天塔，那么神的威严将受到威胁。于是上帝赋予人类不同语言，将人们分散各处，人类因互相难以沟通只好放弃修建高塔。戴城也伫立着“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影射戴城的巴比伦意味。《追随她的旅程》中，杨一站在“直挺挺戳向天空”的农药厂水塔下，和自己打赌，假如能爬上去就报考清华，爬不上去就听天由命。当他爬到半空时，看到“世界好像一块废弃的电路板”[6]330-331，然后他发现再往上的地方被锁上了，最终只能下来，当时也在场的路小路讶异于杨一不同往常的认真，多年后他才知道杨一所面临的不仅是爬到一半被迫中止的塔，还有走到一半难以选择的成长，父亲不同意他考清华，与喜欢的女孩约定上北京的大学等等，经历种种让他彷徨困惑，在塔上看到的世界陌生又离奇，那些声音将自己抽离，孤独感突袭。理想与现实隔着一座无法登顶的塔，现实将其重重包围，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它成为一种无法描述也无法与人言说的痛苦。此时戴城农药厂的水塔与巴别塔重合，这是人类成长无法回避的永恒断裂。

(三)成长主题——青春的终点

路内的成长书写既不通过放大生活的残忍一面来讲述成长痛苦，也不为突出讽刺而将主人公脸谱化[10]。成长是一段必经的人生旅程，无论是否能找到终点、看清成长的真相，主人公们始终行在途中。他以路小路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着青春游荡与琐碎日常，将一段恣意的成长连同其中的喜怒哀乐真实且诚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1.爱与遗失

路小路的成长路途不乏爱与因爱而必然走向的遗失，在经历了种种爱与遗失后，他完成了自我的塑造与觉醒。

爱的形式是多样的，在路小路成长路途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爱情。无论是初恋白蓝所带来的懵懂年少启蒙，还是于小齐尚未坚定就被老丁去世而打断的朦胧情感，抑或是宝珠时隔多年的出现与不离不弃都陪伴路小路走过成长的某一段路程，引导其成长，但又伴随着宿命式的离开。白蓝在完成了对路小路的成长启蒙后消失，路小路因此产生的痛苦促使他尝试挣脱生活的束缚；于小齐与路小路共同度过老丁去世的悲伤与葬礼的荒谬，两人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但于小齐早逝，多年后来到莫镇的路小路已然沧桑，徒留悲伤；宝珠的陪伴给了路小路爱和温暖，使他拥有自觉完成成长的力量……爱人不知所终，爱情随之遗失，甚至连道别都没有，这是成长路程中必将经历的痛苦。但爱不会消失，思念将在未来化为力量帮助主人公抵御世事的无常与命运的痛苦，给予他追寻的勇气，“爱着就够了，至于能不能为他送葬，在这个大得没边的世界上，在纠缠着痛苦的命运中，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6]279

虽然时有对长辈的揶揄，但路小路的成长路上不乏亲情的温暖。母亲这一角色在文中虽然鲜有提及，但她在路小路的成长中并不是缺位者，她“就是十足的傻大妞，而且一辈子都很乐观。因为有了她，我看这个世界犹如喜剧。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好运”[4]272。当路小路从街上“捡到”卖花的小女孩带回家时，母亲虽然吃惊，但并没有责怪反而是担忧；当路小路独自去上海谋生，母亲只说不要招惹小姑娘：“她养儿子如同养狗，就怕我身上长跳蚤，就怕我出去招惹异性。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4]272母亲的宽容给路小路的成长铺上乐观的底色，这使得他在成长的困顿中并不感到悲戚，反而能够充满幽默，在时代的无奈中寻找自己的所在之处。

路小路也学习着去爱“陌生人”。《天使坠落在哪里》的开头，路小路、杨迟、小苏三人去福利院领养了弃儿戴黛。她的出现使三人有了年轻的鲜活，她总是会适时叫出一声“爸爸”，她吃炸鸡时的狼吞虎咽，她与小苏家宠物狗的玩耍，一切都使得三人十分疼爱，三人也想办法学会与之相处，学会去爱。于是，路小路不再蓬头垢面；躁郁的杨迟变得像少年时一样温柔；温和的小苏也会为了她而破口大骂。对戴黛的爱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安慰与弥补。而当儿童剧院门口想起自己身世的戴黛放声大哭：我记得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把我扔在街边。那一瞬间三人也仿佛失去力气，坐在她身旁哭起来。这正是路小路们的共同身世：被时代、被社会抛弃后对个人命运的巨大茫然，对自我寻找与自我认知的迷惘。但领养时就已经预示的离别终会到来，戴黛被美国夫妇收养去往大洋彼岸。与戴黛的故事是他们对戴城的最后记忆，她的“遗失”唤醒了路小路们最强烈的欲望——离开，实现自我，这成为他们成长追求的转折。

2.无所事事与顽强生长

“九一年夏天，我在戴城无所事事，时间就像泥坑中的水，凝固，腐臭，倒映着天空中苍白的云。”[6]38路小路是90年代戴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他普通、迷惘、胸无大志，少年时他是不学无术的技校小混混，青年时他当过糖精厂工人、在街头卖过黄片、也在快餐店做过兼职，表面看来他似乎经历丰富，但他既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也不知道人生定位何处，他终日无所事事，游荡在戴城。

成长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路途——路内借《西游记》表达：“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他用路途来迷惑读者，事实上他在讨论的是时间。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6]51路内关注的是这场漫长时间路途对人的消磨，走到最后也许什么都不会改变，但主人公以底层青年特有的戏谑、甚至逃避的方式坚持着。路小路们在成长路途上遭遇诸多“命运的意外”，经历着生理的激变与心理的磨砺，一路跌跌撞撞，以这种无所事事来探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确立自我意识。他们对现实与生命的理解既来源于自身，也来自于对别人经历的观察与共鸣，如在“小噘嘴”瘫痪后，厂里以她在工厂骑自行车违规为由拒绝赔偿，路小路这样形容他在面对这一现实时所产生的无力感：“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不管是我解决别人还是别人解决我。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了。”[4]260由此可见，路小路并非没有成长——相反，在这种无所事事中，他洞悉了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的真相，有些真相让他失望，但他在避无可避的磨难中不甘坠落，虽无路可走却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这本身既是成长路途，又是成长的收获，即使是生活在底层未来渺茫的边缘人物，路小路的选择是，不失去那一颗渴望逃脱生活束缚、憧憬精神自由的心，如野草般放肆地顽强生长。

在路内的笔下，成长不再是痛苦寻找终点的过程，而是一段终将到来的自然过程。正如多年后的路小路可以坐在上海路边喝着奶茶和身边女生诉说自己的“戴城”往事，成长是必经之路，但并非从某件事你就突然成长，它是一条绵延不绝的路。也正是在这种叙事中，路内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对读者的宽慰——必经的成长之痛与痛过之后依然走在这条路上的生生不息与顽强成长。

二、路内小说的成长书写特点

路内在历时七年的“三部曲”创作中形成了强烈的创作风格。作为70后作家，他关注90年代时代变迁下的人物成长，将视角集中于成长日常，关照个体成长与时代碰撞下的思索与困顿，充分运用黑色幽默，在反叛传统话语的同时流露出人物性格中的乐观底色，展现着独具个性的书写特点。

(一)观照日常的视角

作为一位自觉的成长故事书写者，路内将小说叙事的背景置于90年代的时代大变动之下，但作为个体化叙事的写作者，其真正的关照对象是大时代下的社会转型与个体成长间的碰撞，历史变化与个体叙事间的裂缝与磨合。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将视角从宏大时代抽离，转而投向成长的日常消磨，还原青春本质，从而引发读者共鸣。

1.游离于时代之外

路内的青春叙事依托于时代却不依赖于时代，时代作为成长路途的背景而不是作为书写对象出现。对于作者路内来说：“我自己所经历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九十年代初期，写起来比较熟悉一些，两个小说(指《少年巴比伦》与《追随她的旅程》)，一个写工厂里的青工，一个写技校学生，都是无所事事的年龄，浅薄而深刻，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总是带着反叛和疑问，问题再多也不是自己的错。”[11]路内的书写目标明确，即借路小路们的成长故事回溯或部分虚构自己的青春成长。在这一目标下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年代作为背景服务于个体化叙事，书写成长路途中的“选择”和时代变化的“无常”，塑造了许多踌躇满志，却无声淹没于时代或始终难以追上时代的年轻人。他既“利用”自己的时代，又和自己的时代矛盾对立，这使他的成长故事书写始终与时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游离于时代之外。

2.拘束于日常消磨

与消费主义盛行、人性异化、迷茫的社会情绪蔓延的:90年代相扭结的是青春日常的消磨：路内并没有将笔下故事的发生设置在宏大空间，反而都是在技校、化工厂或者是街巷等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些狭小空间中，路小路们作为工人的后代，在工人居住区成长，在技校上学，在工厂工作……在路内笔下，没有宏大的人生突变，没有改变人生轨迹的历史叙事，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在点滴中的无所事事消磨人生，他们有着相似的青春，或是在毫无波澜的成长中死于意外，或是在时代洪流中死于成长本身。这正是大多数人的青春模样，这种日常甚至超越时代，展现的正是青春本身。这种消磨是路小路或路内的成长姿态，同时也是读者的，在每一条街道、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游戏厅都有他们的影子，它以真实的力量引起读者共鸣。

(二)反叛的黑色幽默

葛红兵曾经这样评价路内的小说：“路内的文字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贴近真实的力量，一种是智慧的力量……后一种力量，使他的小说显得好读、耐读，它时刻都会让你发出会心的笑，那种透观生活之后发见的笑谑的意味和反讽的美。”[2]67路内的小说往往用外在的插科打诨透露内在的深刻睿智，体现着他反叛的黑色幽默风格。这种幽默不仅使路内在70、80年代作者的生冷艰涩中脱颖而出，同时也为路小路的成长路途定下乐观基调，更是对同样题材下传统话语体制的分解。

这种幽默存在于人物的心理活动中，通过人物机智的调侃与自我调侃，语言运用的肆无忌惮来表现。他在《天使坠落在哪里》开篇就“抖机灵”：“我的前半生，根据作者简介，做过工人、营业员、会计什么的，这是噱头，使我看起来像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有姑娘撑着脖子问：路小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想我要是掏过粪，你就不会撑着脖子了，至少得捂着鼻子。”[3]1从自嘲开始，使读者会心一笑的同时感受作者带着笑意的讽刺。

在对日常生活秩序或曰常识的反叛中也可见这种幽默，《少年巴比伦》开篇的工厂爆炸本是一件严重的安全事故，但路内却将其安排成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开始人们因习惯于爆炸，甚至站在院墙上看热闹，而阿三一路狂喊氯气罐爆炸，人们才纷纷逃亡，路小路赤脚狂奔，却注意到李晓燕的奶奶因洗澡还未来得及穿衣而裸露出的乳房，路小路就此调侃起来：“一对乳房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4]9后来人们得知一切只是虚惊后，悲剧却发生了，李晓燕的奶奶被儿媳妇骂，羞愤自杀。但路内也没有渲染这场荒谬的悲剧，而是笔锋一转，在李晓燕妈妈派出所闹事和农药厂的“推荐”下，阿三被抓去坐牢。如此，秩序被搅乱，悲剧也变成了闹剧；这种反叛式的幽默还体现在对所谓传统或对神圣的颠覆上，《少年巴比伦》中写道：“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4]48而在《追随她的旅程》中，老丁让路小路读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路小路“后脑勺立刻像挨了巴掌一样疼，忙不迭地落荒而逃。我搞不懂，为什么这帮语文老师都要让我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尊称傅雷为先生，又不认识他，干吗拍他马屁”[6]43。可见，哲学家也好学者也罢，路小路或者说作者路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讽刺的，这是对崇高的一种解构和叛逆。

在路内的黑色幽默下，路小路们戏谑游荡于眼前——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这个飞驰不曾停下等待任何人的时代。他们风华正茂，经历着成长路途的痛与笑，经历着原始暴力的青春时代，他们无拘无束却又无路可走，他们承受着成人世界的伤害但仍保持着他们生命中的乐观底色，以幽默调侃自我与时代，无可奈何却顽强地反抗，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热情然后努力“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