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认同机制下榜样教育的传播路径研究*

秦 赞，张敬亚

(河北经贸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榜样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它以言传身教、先进事迹，提供可信、管用的经验和知识，从而起到引导受教育者奋发向上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榜样教育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榜样是人类加速社会化的重要工具，蕴藏着无穷的精神资源和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身和载体，代表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具有触发人们仰慕、效仿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崇敬和追求的愿望[1]，因此榜样成为大学思政教育工作者常用的教育载体，是加强与大学生沟通的重要桥梁。

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加强大学生榜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制度观、政党观、责任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但也应看到，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呈现多样化追求，单项灌输的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呈现效力递减的趋势。榜样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只有遵从信息传播规律，在深入理解大学生认同机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取得有效传播结果。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试图总结在疫情期间建基于大学生认同机制上的有效传播途径。

一、大学生认同机制与信息获取渠道

(一)大学生认同与主客两重性

1.榜样教育通过大学生认同发生作用

认同是一个多义词，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视角将其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而他的学生埃里克森受到其影响又修正了其理论，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出发，把个体置于发展的时间和社会群体之中，提出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认同”[3]。在社会学领域中，认同被认为是身份或身份问题的延伸，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是确定自身身份的方向性定位[4]，通俗地讲就是“我是谁”；第二个阶段，斯图亚特·霍尔从文化的角度提出认同是建构性的[5]，通俗地讲就是“我们会是谁”。杨兰对认同的概念进行了整合，认为认同就是自我对身份的主观情感认识[6]。由此可以看出，认同既包含个体的自我认同，是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标识，又包括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融入群体，是对社会同一性的认识，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既包括心理情感上的认同，也包括行为上的认同，是自我在主观认识中建构社会角色。

认同需要“变化中的同一”，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榜样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上主流的正能量具有楷模作用、能够激励和引导他人效仿的道德品格。榜样教育就是要将社会倡导的道德品格形成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认同并建构完成自己的身份。

在这里，认同通常指的是个人在对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发自内心的赞同和认可，并进一步达到知行合一，由情感共鸣带动知行转化，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群体的主观性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态度，能够产生肯定性的情感，成为实践客观目标的内在驱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者施加的榜样教育影响，只有经过大学生的认同和接纳，才能促使大学生主动自觉地将榜样精神与自身既有的三观整合并转化为内在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进而外化为道德行为习惯，最终塑造自身的社会角色。

2.大学生认同具有“主客两重性”

大学生的榜样认同过程具有“主客两重性”，这主要是从榜样教育的构成要素来说的。榜样教育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运行系统，大致可以分为教育者、受教育者、榜样和传播四个方面[7]。

一方面，作为受教育者，大学生是榜样教育的接受者，是榜样教育的客体，表现为受动性、受控性和可塑性的特点，是榜样运行系统中的受力面；另一方面，大学生具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情感体验，在接受榜样教育过程中，拥有是否认同榜样的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因而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是认同和接受榜样教育的发力点。这就使得大学生的认同具有主客两重性。对大学生开展榜样教育，只有从主客两重性入手，积极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才能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对榜样的认定带有偶像色彩，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标准化统一化的道德标准逐渐转化为多元化、个性化、生活化的道德榜样”[8]。

(二)大学生的信息导向需求和获取渠道

1.大学生信息导向需求高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麦库姆斯指出，推动人们开展信息搜寻和获取行为的心理因素是“导向需求”[9]。导向需求由“关联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概念组成，关联性可分为社会关联性维度、个体关联性维度和情感关联性维度三个维度，不确定性则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关联性与不确定性之间交叉组合成了不同程度的导向需求。

新冠疫情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相关也与公民的责任和同侪影响以及情感因素相关，关联性极高；“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0]，不确定性等级高。高关联性和高不确定性也就产生了高导向需求。导向需求越高，激发大学生进一步搜寻相关信息的意愿就越强烈。

2.大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多元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全球化发展，当代大学生所处的是更加复杂多元的媒介生态环境，各种价值观和文化意识相互碰撞、排斥和融合，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呈多元化分布，而新媒体平台占绝对优势[11]。当前大学生主要为“90 后”“00 后”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互联网(资讯平台)是他们最常见的信息获取途径；不同群体之间的人际传播(社交平台)也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在重大事件，尤其是灾害性事件面前，“诉诸理性、以理互动、凝聚力量”的传统媒体依然是重要的信息源[12]。可见，基于生活实际的人际传播、社交新媒体传播和大众传播，都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大学生的信息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表达出来的现实需求，也有尚未被发掘出的潜在需求。教育者在组织和开发信息时要根据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挖掘大学生的信息需求。

三、 大学生认同机制下榜样教育的传播路径

在居家“抗疫”期间，大学生对外界信息变动有极大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榜样教育要取得实效，需要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榜样教育的传播渠道合而为一，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立体的信息传播，才能激发大学生认同机制，实现榜样教育的预期传播效果。

(一)借助新闻热点开展“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结合

新闻热点具有鲜明的动态性、时代性和典型性，转变“思政课堂”教学模式，在思政教育中引入新闻热点，并与新闻传播学结合在一起开展“课程思政”，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有效激发高校学生对当下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抗疫”无疑是2020年新闻热点之一，如何在大众传媒领域内有效开展榜样教育是思政教育工作者应考虑的课题。新闻学是与政治的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以新闻热点为媒介，将新闻传播学理念融入其中，开展“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结合是有效途径之一。笔者所在学院以新闻学科为主，将思政与新闻学科业务教学结合在一起实施课程思政，具有一定的优势。

1.在新闻真实观的基础上树立对榜样的认同

在疫情防控期间，可信性高的大众传媒是大学生接受信息内容的基本途径。分析大众传媒发布的具有鲜活性、生动性和感染力的精品力作，让大学生在新闻真实观的基础上树立对榜样的认同，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主流媒体中有关典型人物报道的新闻作品，如《【微视界】武汉志工：年三十瞒着家人出门 服务首日腿抖一天》 《战疫影像日记|广东医疗队“零零后”：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致敬最美逆行者】短视频<武汉记“疫”>》《“韩寒井柏然都为她加油！一个武汉90后女孩的‘方舱日记’”系列短视频》《视频丨泪目！如果我不幸倒在武汉请把我骨灰无菌处理撒在长江》《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给这位朝阳转运点90后小哥哥点赞！》等个人篇，以及《互喊加油，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网友：王炸来了，中国必胜！》《中国战疫录》等群像篇，以一定编排手段制作成合集，组织学生在线观看，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评论”“新闻写作”等课程结合，让学生完成观看、品味、评论与写作的系列活动。这样，学生就不仅是接受信息的客体，在新闻真实观的理念指导下从这些优质资源中吸纳养料感受自然呈现的人物身上所蕴涵的正能量，同时也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在对榜样深刻认同的基础上影响自身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鉴于主旋律作品对大学生的榜样教育能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适应媒体舆论环境对大学生榜样教育的影响，充分利用其中的有益素材，从作品引入、典型运用、价值观念引导等方面入手，发挥其积极作用，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2.在职业责任的基础上树立对榜样的认同

这些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的优质新闻产品是新闻工作者实行“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成果。自中国全面打响“战疫”以来，新闻工作者深入防疫一线，伴随疫情发生、发展过程，推出多角度、全景式纪录的新闻作品，体现了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记录者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是“当下”的记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合格的新闻记者，是有信仰的人。他们坚守社会责任，宣传正面主旋律；他们关注民生、传递民声；他们坚守职业操守，真实反映生活现实，将那些平凡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精神进行广泛传播，传播社会正能量。

这些优秀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了良好的职业责任。“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不仅要向现在的新闻学生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推荐精品力作，同时要将这些优秀工作者推荐给学生，介绍新闻舆论工作者担负的重要角色使命，从而使学生不仅对他们笔下或者镜头下的榜样产生认同，而且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产生认同。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帮助新闻学子铸魂的重要渠道，要从大学生主客体双属性出发，在大学生认同的基础上开展榜样教育。

(二)借助媒介事件组织开展思政时事座谈会

丹尼尔·戴扬提出的“媒介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13]，经由传媒纪录并传达，具有一定的仪式性。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事件已经超出了电视直播的范畴，而更多的表现为网络上的媒介事件。当然，中国式的媒介仪式典范，溢出了“媒介事件”理论的视野，而成为具有显著开放性的互动场域和一个意义与情感的共享平台[14]。

疫情期间，央视频采用24小时直播的形式，无剪辑、无后期加工，原生态地忠实记录火神山和雷神山建造的慢直播达到“现象级”传播效果。这是一个成功的中国式的媒介仪式典范，成为疫情期间，全国民众对参与武汉两山医院建设的基建工人以及背后作为支撑的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产生情感认同的重要渠道。

慢直播能够原生态展现事物动态，没有幕后的剪辑和加工，也就没有引导式“编码”，不仅能够提高信息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而且能使大学生对信息背后的传播主体的诚实性、权威性和可信赖性产生认可。因此，这个事件是开展榜样教育的优质资源。高校思政工作者可组织召开思政时事座谈会。鉴于大学生思辨能力比较强，宜采用两面提示的方式，搜集和整理慢直播比较完整的情况以及多方的观点并提供给他们。虽然以“95后”“0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是第一次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但他们年轻有激情，容易受到正向情感的感染。

大学生渴求实现主体权利与自我创造意义，追求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以学生讨论为主体的思政时事座谈会能够激发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突出体现为强烈的参与感与代入感。在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大学生更容易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接受榜样教育。

(三)借助微信强关系链开展熟人社交传播

微信是大学生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大学生群体所关注的联系人，90%为现实生活中的家人、同学、朋友、老师，关注的内容也主要是和自身相关的生活和校园信息，可见基于强关系链的熟人社交是微信应用的主流。

微信和微信朋友圈便捷、即时、多元、交互、开放的特征，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直接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影响高校榜样教育工作的传播和落实。大学生榜样教育模式只有顺应时代特点，呼应学生要求，优化榜样教育结构，才能取得有效传播效果。

首先，打造高质量的“官微”矩阵平台，形成榜样教育的“微阵地”。高校微信公众平台作为重要的舆论平台，理所当然应成为榜样教育的端口。学校、党委宣传部、团委等校园微信公众号和院系微信公众号都是弘扬时代精神、开展榜样教育、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载体，应推进载体之间的资源整合，实现载体联动，细分功能，加强策划，深耕内容，注意协同性，避免同质化。

其次，拓展高校辅导员微信朋友圈为榜样教育新阵地。微信朋友圈作为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之间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除了基本的沟通交流功能之外，还可以扮演榜样教育载体的重要角色，能够有效促进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的平等互动和情感认同，从而有利于榜样教育的落实。在2020年上半年，笔者通过发布疫情期间的生活日常、参与抗疫社会实践的师生工作掠影，并通过对焦点事件和人物发表立场评价的方式，积极发布榜样教育信息，取得了“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再次，建立班级微信讨论群，激励大学生响应榜样，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苏霍姆林斯基说: “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15]榜样教育的内在价值在于唤醒、激活与弘扬学生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因此，在开展榜样教育的过程中，笔者组织学生在微信群开展广泛的讨论，就榜样的精神、形象和落实开展辩论，注重宣教与引导并重，激发了学生内心认同榜样，真心学习榜样的动力。当然，“坐而论道”只是基础，最终还要落实到“起而行之”，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将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与微信上看到的观点对比检验，能够更好地使大学生认同和落实榜样教育。在2021年年初石家庄市封城期间，笔者所在学院的学生积极投身抗疫志愿者的人数比202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在侧面证明之前的榜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此外，榜样教育还应选用“微语态”，打造“微话语”。微信传播是基于强关系链的熟人社交传播，也就决定了榜样教育的叙事方式宜“微”不宜宏大，宜“暖”不宜过于严肃，应尽可能地贴近大学生的话语表达方式，使用充满情感力量的话语，去触动大学生的心灵，使他们获得情感的认同，从而有效打通榜样教育“入脑入心”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传播效果和教育功能的效用最大化。

结 语

榜样教育是一种特定的信息传播和接受过程，具有与传播活动类似的传播者(教育主体)、受众(教育对象)、传播内容(教育信息)等基本要素，应从传播学受众认同视角看榜样教育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榜样教育要考虑大学生的个体需求和获取信息的多种路径，注重榜样教育的穿透力、感染性和针对性，激发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加强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融合，从而取得预期的传播(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