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赵国的重建及其意义

张盼盼

东汉初年赵国的重建及其意义

张盼盼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汉光武帝鉴于赵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当时一批实权派官吏、宗室、豪强争夺河北地区的复杂形势，在平定彭宠之乱后重建赵国，分封宗室至亲刘良坐镇邯郸，使赵国成为光武帝经略天下、对卢芳和匈奴作战及屏障中原核心区的战略要地。在光武帝建立以诸皇子、叔父刘良、侄子刘章、刘兴为核心的宗室分封秩序，处理皇室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赵国从王国到公国再到王国，其爵位等级经历了重大的调整。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赵国；刘良；宗室分封秩序

宗室分封是东汉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受到学界普遍关注①张启琛：《汉光武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曹金华：《汉光武帝刘秀评传》，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作璋、孟祥才《汉光武帝大传：中华书局，2008年，等等，对东汉光武时期宗室分封、限制宗室问题有简单论述。刘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考察了东汉王国分封、诸侯王政治经济权力的状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将分封制与政区地理结合，从受封者封地角度考察；沈刚：《东汉分封诸侯王问题探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考察了东汉中前期诸侯王分封、徙封、绍封及封地调整的状况；何丽华：《东汉封君、封地考察》（安徽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东汉受封者封地、存在时间、地理分布及其原因等问题；贾海龙：《东汉宗室分封秩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探究了东汉宗室分封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影响因素等问题。，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以整体研究为主，而对王侯封国进行微观、具体的考察仍有其价值。笔者拟以赵国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地理位置、东汉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势，考察赵国在光武帝巩固河北、经略天下、对卢芳与匈奴作战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另外，赵国在东汉初年的诸侯分封中具有典型性，需结合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秩序、处理皇室内部矛盾的行动，探究其爵位等级调整的原因，以期有裨于东汉宗室研究。

一、东汉初年河北的形势

汉代河北之地，即战国燕赵故地，行政区划上属幽州、冀州刺史部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南北部、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河北之地商业兴盛，“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1]3264,3265；盐、铁、粮等资源丰富，“有鱼盐枣栗之饶”[1]3265，渔阳、夕阳、平郭、北平设有铁官，泉州、海阳、平郭设有盐官[2]1623-1626,1632，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1]3277；加之，河北人口众多②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期全国有户12233062，人口59594978；河北之地有户2070537，人口9170872，户所占比重约为16.93％，人口所占比重约为15.39％；其中，赵国有户84202，人口349952。。

赵国是河北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时地理范围变化较大。汉初赵国的范围与战国时大致相当，经文帝、景帝、武帝调整后其范围不断缩小，西汉末仅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四县。东汉时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五县，比西汉末稍大，范围相当于今河北省中南部。赵国位于河北之地南部，邯郸为战国、西汉时赵国旧都，曾为王郎集团大本营，是刘秀集团兴起之地，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赵国具有“北通燕、涿，南有郑、卫”[1]3264“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3]674“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3]658的险要地理位置；早在战国时燕赵交通系统已较为完备，“太行山东边有一条主要道路，与太行山平行，纵贯南北，赵国都城邯郸和燕国都城蓟都在这条交通线上。”[4]124邯郸当南北交通要冲，交通便利；加之，汉朝六大都会中唯有邯郸在河北，商业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在西汉前期，赵国经历张耳父子、刘如意、刘友、刘恢、吕禄、刘遂七位赵王，刘遂参与七国之乱而自杀国除。汉景帝为加强对故赵地的控制，将勃海、巨鹿、魏郡划归中央管辖，并在前元二年（前155年）至中元五年（前145年）分封皇子建立六王国③刘德封河间王、刘彭祖徙封赵王、刘胜封中山王，刘越封广川王，刘舜封常山王。，刘彭祖获封原赵国核心区邯郸一带，六王及后裔多居河北之地；后又有燕王刘旦、广阳王刘建、中山王刘兴等分封到河北。王莽代汉时，河北宗室赵、真定等王侯封国多被废除，丧失封君身份，降身平民，但作为宗室豪族长期聚族而居、活动于河北，已深深扎根地方，其影响力并未立即消失，在河北仍颇为活跃，如赵缪王子刘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5]491

自新朝末年以来，实权派官吏、宗室、豪族势力是造成河北之地变乱频仍的重要因素。

随着农民军、宗室、豪族等反莽势力不断发展，赵国宗室成员也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此时正值刘秀持节徇抚河北，刘秀抵达邯郸时，刘林献策：“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5]11被拒绝，刘秀留耿纯守邯郸，继续北上真定、中山。此时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进行舆论宣传，也积极活动于燕赵之地，与赵国宗室、豪族联系密切，刘林联合李育、张参等拥立王郎。王郎能够入都邯郸，在赵王宫即位称帝，离不开赵国宗室的大力支持；赵国宗室、豪族也凭借扶植王郎暂时获得了军政权力，如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5]492。王郎假借刘子舆身份在赵国称帝，率先占据河北之地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邯郸，“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5]492-493王郎政权迅速崛起，幽州、冀州郡县官吏、豪族、宗室多有响应王郎者，如：广阳宗室刘接等起兵蓟城响应王郎④王莽代汉时，广阳王刘嘉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广阳王子刘接等曾响应王郎。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应该剥夺了广阳宗室的政治经济权益，封国也被取消。，真定王刘扬曾一度依附王郎，鄗大姓苏公迎纳王郎将李恽[5]762。刘秀在河北、南阳—颍川等地豪强与更始帝部下谢躬、苗曾的帮助下，迅速攻灭王郎政权[6][7][8]，王郎、赵国宗室对赵国的控制终结。赵国宗室作为王郎政权的重要支持者，曾与刘秀为敌，东汉建立后其封国被取消，政治经济权益被剥夺，这是光武帝重建赵国的重要背景。

刘秀在河北之地兴起之时，天下形势也变得异常复杂。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5]16

刘秀坐镇邯郸，遣吴汉、耿弇诛杀苗曾、韦顺、蔡充，牢固掌控幽州十郡突骑，使得“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5]676，又袭杀谢躬、占领魏郡，与更始帝正式决裂。刘秀继续在河北扩张势力，打击并收编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农民军，“连大克获，北州略定。”[5]600随着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刘秀也开始实施一统天下的大战略[9]。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高邑即位称帝，东汉王朝正式建立，“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10]154刘秀积极经略中原，并进一步向西进取关中，向南进取南阳、南郡，向东争夺梁楚，统治中心由邯郸转至洛阳，以邯郸为中心的河北之地也由光武帝从事征战的前沿转变为支撑统一大业的战略大后方，赵国是东汉政权在河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基地。然而，河北宗室及实权派官吏是造成河北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赵国宗室、广阳宗室曾响应王郎，真定王刘杨图谋未遂，彭宠、张丰又以郡守身份反叛，叛乱波及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涿郡等地，严重影响到河北局势的稳定，这对光武帝不可能没有震撼。

光武帝正忙于统一大业，又要应对卢芳、匈奴对北边的侵扰，因武力不及而放弃部分边疆郡县，徙其民人入内地，使得东汉西北边界内移[11]21，赵国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凸显出来。赵国北有中山、常山、巨鹿屏障，南邻魏郡、河内、河南，西邻上党，原本离北边作战前线较远，而此时雁门、代、太原、常山、中山等地已成为对卢芳、匈奴作战的前沿⑤《后汉书·王霸传》：建武九年，王霸、吴汉、王常、朱祐、侯进等“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王霸与贾览、匈奴军战于平城；王霸与诸将屯守雁门，与杜茂“会攻卢芳将尹由于崞、繁畤，不克。”（第737页）《后汉书·天文志》：“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第3221页）。赵国因处于中原与边地的结合部，处在东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第二道防御体系内，是支援北部前线的枢纽，是维护统治核心区河南、河内等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再者，赵国西南与上党、河东连接，向南通向河内、河南，向北通向广阳、上谷、右北平，南可沟通中原，北可联络燕地，处于南北交通要冲，交通条件便利，有利于向北输送作战军队及物资。另外，邯郸又恰处于南北信息沟通渠道中山至邺一线的关键点上。

光武帝鉴于赵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根据天下形势及河北局势的变化，使以赵国为核心的河北之地真正成为光武帝实施统一大业的后方基地、对卢芳和匈奴作战的重要基地，决定分封宗室至亲刘良于河北，重建赵国并遣刘良坐镇邯郸。

二、光武帝重建赵国

刘秀“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12]2刘良对刘縯、刘秀兄弟姊妹有养育之恩，后被迫参与南阳起兵，在反莽斗争中历经艰辛⑥《后汉书·赵孝王良传》：“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汉兵大败，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第558页）。刘良曾举孝廉、任萧令，更始时任国三老，在舂陵宗室中享有崇高威望。更始败亡后，归附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三月分封为广阳王。光武帝因血缘亲情分封刘良为王，符合“非刘氏不王”旧制，符合“尊尊”“亲亲”原则。

在彭宠叛乱之时，光武帝分封刘良，封地又恰在叛乱核心区广阳，刘良因河北局势不稳而未就国。光武帝分封宗室的举措，虽不能对实际控制河北发挥作用，但可借此向外宣示朝廷重视河北，在思想观念上会起到些许积极作用。西汉初年以来，“非刘氏不王”的观念深入人心，彭宠是异姓将领，反叛汉朝、自称燕王不具有合法性，而刘良是光武帝叔父，分封为诸侯王可以笼络河北人心，一定程度上抑制某些野心家以宗室旗号作乱或自立为王。

此时，“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况今荒耗，岂足先图？”[5]895光武帝将战略重心放在经略中原上，与刘永集团争夺梁楚，打击活跃于弘农、河内、上郡的五校、铜马、青犊、尤来等农民军，郾王尹遵、宛王刘赐等更始残余势力也需要及时清除，又要讨伐南阳邓奉叛乱，还要与赤眉军在崤底、宜阳进行决战，加之“狡贼出魏郡，在人后”[13]106，无暇顾及彭宠。另外，光武帝、伏湛对彭宠割据自为的叛乱性质及危害程度进行了准确估量，作出了从缓处理彭宠之乱的决策[14]。光武帝“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10]155的战略战术，对当时各股势力的轻重缓急判断精准，推进了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

在赤眉军投降，邓奉叛乱被平定，刘永、秦丰、延岑、董宪等势力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光武帝根据有利的天下形势，实施耿弇北定彭宠、东平齐地的策略。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被苍头子密所杀，不久叛乱平定。

叛乱虽未对光武帝的统一大业造成严重妨碍，但足以引起光武帝对河北之地的重视，维持这一战略大后方的安全稳定，关乎东汉王朝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于是，光武帝在征召耿氏父子入京的同时，采取任用郭伋、陈䜣、张堪、王霸等负责河北军政，重建赵国并遣刘良就国两项举措，以迅速稳定河北局势，防止变乱再起。

建武五年，“三月癸未，徙广阳王良为赵王，始就国。”[5]38刘良初封广阳王、徙封赵王的时间点与彭宠之乱发生、平定的时间点均前后接近，这样的安排很难用巧合来解释，需结合东汉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势来探究；至于为何会选择刘良，则需结合光武帝分封诸侯王的状况进行分析。

在一统天下阶段，光武帝分封舂陵宗室刘茂、刘良、刘章、刘兴、刘祉、刘歙、刘终为诸侯王，虽然时间上接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仅刘良在建武初年就国。刘茂、刘祉、刘歙、刘终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但归附光武帝后，他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吸纳、分化；加之与光武帝族属较疏远，很难获得光武帝的完全信任。此时，光武帝侄子刘章、刘兴年幼且缺乏政治经验，光武帝“以其少贵，欲以吏事就其名”[13]87，于建武十五年使二王试守平阴县、缑氏县，在洛阳附近锻炼其行政能力，至建武二十七年始就国。光武帝诸皇子也尚年幼⑦据《后汉书·皇后纪》载，长子刘彊生于建武元年，四子刘阳生于建武四年，二子刘辅、三子刘英生于元年至四年间，建武初年分封宗室时，诸子尚年幼。，缺乏政治威望与理政能力，未获封爵，也不堪镇抚河北的重任，这与公孙述“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5]541的做法形成对比。刘良对光武帝有抚养之恩，深得其宠信；至亲宗室中唯有刘良年长且颇有政治威望，堪当镇抚河北的重任。刘良坐镇邯郸，可在思想观念上宣示汉王朝统治河北之地的正当性，彰显光武帝对该地的重视，避免再度出现割据局面。

彭宠之乱平定后，卢芳继续借助匈奴、鲜卑、乌桓的军事力量对抗东汉政权，这些游牧部族也乘汉朝分裂动荡之机时常侵扰⑧《后汉书·彭宠传》：“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第504页）《南匈奴传》：“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第2940页）《乌桓传》：“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第2982页）《鲜卑传》：“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第2985页），对北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建武六年初，关东平定，光武帝将主要精力放在消灭隗嚣、公孙述两大势力上，然而也高度重视卢芳、匈奴、乌桓对北边的侵扰，“东方既平，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5]776

随着光武帝实施收缩北部边界线的举措，赵国因处于中原与边地的结合部，具有屏障河南、河内等中原核心区的重要作用，在支援对卢芳、匈奴作战上的战略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鉴于“边境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隊灭绝”[15]152的状况，光武帝除派遣臣将从事征讨或镇守外⑨《后汉书·邓晨传》：“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常为冀州高第。”（第584页）《朱祐传》：“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第770-771页）《马成传》：“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祐营。”（第779页），也在长城防线以南构筑抵御北胡侵扰的第二道防御体系，令杜茂、王霸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5]737胡三省解释说：“治飞狐道以通赵、魏应援北边之兵”[16]1378赵国、魏郡是向北输送应援军队的重要基地，如马援曾率军屯驻在赵国属县襄国⑩《后汉书·马援传》：“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十二月复出屯襄国。”（第842页）。马成又接替杜茂继续缮治障塞、烽燧，“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5]779障塞、烽燧体系加强了司隶、并州、冀州的防御力量，密切了三州的军事联系，将晋阳、井陉、卢奴、元氏、襄国、邯郸、邺等军事要地有机连接，襄国、邯郸均处在障塞、烽燧体系的关键点上；再者，烽燧作为沟通边地与内地的通信形式[17]471，襄国、邯郸又处在南北信息传输要道中山至邺一线的关键点上，便于北边军情的传输。

光武帝任郭伋、陈䜣、张堪、王霸等负责河北军政，遣刘良坐镇邯郸，迅速稳定了河北局势，加强了对河北的控制，河北真正成为光武帝一统天下的稳固战略大后方。赵国因交通条件便利，处于中原与边地的结合部，处在东汉王朝第二道防御体系内，是屯兵、输送军队及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抵御北边部族侵扰、保卫中原核心区安全的屏障。

三、赵王国→赵公国→赵王国的调整

建武十三年（37年），汉王朝再度实现统一，光武帝也着力调整宗室分封秩序以适应王朝统一的需要。建武十三年至十九年，赵国封爵等级经历了王国到公国再到王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建立以至亲宗室为核心的东汉王朝宗室分封秩序的政治意图。

此前，光武帝已开始对诸侯王分封秩序进行调整。城阳王刘祉、泗水王刘歙、淄川王刘终等宗室与光武帝族属较疏远，建武十年刘歙、刘终薨，建武十一年刘祉薨，三王嗣子降封侯爵。

朱祐建议：“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5]771被光武帝采纳。

（建武十三年二月）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茂为单父侯。”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5]61

光武帝以鉴古的方式调整宗室分封秩序，明显带有降低疏属宗室分封等级，提升至亲宗室地位的倾向。此时光武帝已不再需要借助真定、中山等王的政治军事力量壮大新生政权，于是以“不应经义”为名，将族属疏远的长沙、真定、河间、中山等王降爵为侯。又以“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16]1408的原则处理西汉旧贵族绍封问题，对旧宗室贵族及绝国者进行笼络，绍封多达137人；空置王爵，以公爵作为最高爵位，光武帝至亲宗室刘良、刘章、刘兴由王爵降封公爵，封爵虽降低一个等级，但仍高于其他宗室成员，是东汉王朝爵位最高的宗室；省并西京13国，将这些封国纳入郡县制下，扩大了中央实际控制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光武帝对先代贵族及功臣分封的处理办法，与降低宗室分封等级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光武帝以中兴之主的身份，承袭西汉表彰商周后裔的做法，改封周承休公为卫公，殷绍嘉公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5]3630卫公、宋公地位虽崇高，但仅具有先代后裔的象征性意义。光武帝对功臣进行增邑更封，多达365人，外戚恩泽分封达45人，如高密侯邓禹食四县、广平侯吴汉食4县、胶东侯贾复食6县，来歙、寇恂、冯异、岑彭等已故功臣则徙封、更封、复封其子弟。光武帝对待功臣“宥其小失，每能回容”，在生活上也给予特殊关照，如“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5]785表现出没有过度优崇宗室，能够褒崇先代贵族，与功臣共享天下、保全功臣福禄的政治胸襟，这有利于维系东汉最高统治集团的稳定。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5]64窦融、李通、贾复、邓禹等又上疏：“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褒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5]65从李通等人的奏疏中，可见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优待功臣的行动，推动了功臣请求加封皇子的行为，此次上疏得到光武帝积极回应，建武十五年（39年）三月正式下诏群臣商议分封事宜。此时，光武帝诸皇子已渐渐长大，秉承“广籓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5]65的原则进行分封，建立以诸皇子为主导的宗室分封秩序，符合当时调整宗室秩序以巩固王朝统治的现实需要。同年四月，光武帝册封十位皇子为公，追谥刘縯、刘仲二兄⑪《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第66页）。至此，王爵空置，公爵成为宗室享有的最高爵位，受封公爵者只有光武帝诸皇子、叔父刘良、侄子刘章、刘兴，光武帝至亲宗室在宗室分封秩序中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光武帝在王侯之间加个公爵，固然有效法先代经典的因素存在，不可否认这是“省并西京十三国”的一种辩护手段，对东汉皇帝子弟封公也仅是刘秀的权宜措施[18]88。

建武十七年（41年），以废黜郭后为契机，光武帝为处理皇室内部矛盾，又对宗室分封等级进行调整，对象同样是光武帝诸皇子及赵、齐、鲁三国公。“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5]68此时光武帝尚健在，虽说“夫在称太，究属不经”[19]97，但这是光武帝为处理皇室内部矛盾，妥善安置郭后而采取的非常规举措。刘辅进爵中山王，尊郭氏为中山太后，其余皇子也由公爵进封王爵。紧接着赵、齐、鲁三国公也于建武十九年（43年）闰四月进爵为王[5]71。班固《汉书·地理志》以天下九州体系叙述郡国，九州以冀州始；郡国按照先郡后国的顺序，诸侯国则以赵国始[2]1524，1630，所述虽是西汉郡国，但编纂上的这种安排抑或受到东汉初年宗室分封状况的影响；范晔《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在编纂上也遵循血缘亲疏的原则，先述至亲宗室齐、鲁、赵三王，之后才是舂陵宗室刘祉、刘歙、刘终、刘茂、刘赐、刘嘉等疏属成员；班固、范晔在编纂上的处理办法都从侧面反映出赵国在东汉王朝分封秩序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光武帝的调整下，东汉宗室分封又回归到王侯两级的状态，宗室成员分封秩序基本定型，宗室分封王爵者只有光武帝诸皇子、赵王、齐王、鲁王及后裔⑫建武二十八年鲁王刘兴徙封北海王，后以北海国承袭。，他们无疑是舂陵宗室的核心，是东汉王朝最尊贵的宗室。此后赵国封爵等级再未发生变化，至建安十八年（213年）徙封为博陵王国，曹魏代汉后降为崇德侯国。

结语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5]3280，光武帝凭借河北之地缔造帝业。随着光武帝经略天下的重心转向中原、关中，河北之地也由从事征伐的前沿转变为支持统一大业的战略大后方，然而这一战略大后方并不稳固，宗室、实权派官吏、豪强是造成河北陷入割据、纷乱局面的重要因素，为彰显朝廷对该地的重视，在观念上维系河北人心、消弥乱源，光武帝分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在一统天下阶段，赵国作为河北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保持其安全稳定意义重大，需要年长且有政治威望的至亲宗室镇抚，光武帝基于赵国特殊而重要的地理区位条件，重建赵国并遣刘良就国，同时任用得力臣将负责河北军政，迅速稳定了河北局势，真正实现对战略大后方河北的牢固控制。另外，在对卢芳、匈奴作战过程中，赵国因处于边地与内地的结合地带，南北交通及信息传递的要冲，又在东汉王朝北部边防第二道防御体系的关键点上，是屯驻军队、向北边输送军队及物资的重要基地，是屏障中原核心区、支援北边作战的战略要地，其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

东汉王朝完成统一后，舂陵宗室实现由西汉远支宗室到东汉核心宗室的演变，进一步建立以光武帝至亲宗室为核心的宗室分封秩序也是现实的需要。赵国在东汉宗室封国中享有崇高地位，是东汉宗室分封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封爵等级经历了由王国降为公国，再由公国进为王国的变化，这与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处理皇室内部矛盾的行动直接相关。经过光武帝的调整，舂陵宗室疏属成员地位有所降低，而至亲宗室的地位不断提升。光武帝家族实现由舂陵宗室旁支向舂陵宗室核心的演变，最终光武帝建立以诸皇子、叔父刘良、侄子刘章、刘兴为核心的东汉王朝宗室分封秩序，东汉宗室分封秩序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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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5

张盼盼（1992—），男，河南柘城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责任编辑：刘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