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多重面相——以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为例

贾偲祺

思想史研究

西欧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多重面相——以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为例

贾偲祺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以在欧美政治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为例，深入分析了近代民族国家历史阶段政治伦理的逻辑进路、思想主线和历史价值。认为在中世纪结束后伴随着教皇国的式微，逐渐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同先前古希腊及中世纪政治伦理具有显著差别，为西方近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伦理向前迈出了极大的一步，在历史长河上留下了璀璨的一笔。

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乔治·萨拜因（George H·Sabine）1937年出版的《政治学说史》以内容广泛、史料丰富而著称，一经问世，旋即成为美欧国家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重要教科书和科研参考书，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印刷和数十年的广泛使用，使得该书围绕西方政治理论史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古希腊城邦政治伦理作为西方政治伦理史的逻辑起点，历来受到中外政治伦理史界的高度关注，萨拜因认为，古希腊城邦阶段作为整个西方政治伦理史的发祥地，不仅包括了西方后世政治伦理的全部血脉，而且还决定了西方后世政治伦理发展的主要路径，因此萨拜因将第一编关于城邦的理论摆在书的起始位置，为后续写作铺平道路。伴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失败，雅典帝国雄心宣告破灭，欧洲政治伦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占据了历史长河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时代到来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基督教政治伦理，不仅同古希腊政治伦理具有质的差别，而且更是奠定了西方近现代政治伦理发展的理论基础。14-15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教皇权力由兴盛转向式微，萨拜因用马基雅维利这个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切入点，将第二编中世纪世界社会的理论收尾，转而翻开了第三编民族国家的宏伟篇章。第三编萨拜因将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政治伦理的起源性质人物，从整个欧洲史及近代史的广袤视阙下深入分析了近代各民族各国家的政治、经济、政党的发展道路、思想主题和产生的历史价值普世意义，为后世无数的政治伦理研究学者夯实了理论根基。

一、萨拜因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史的逻辑进路

萨拜因将整个《政治学说史下卷》分为一编，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整体分为四部分，以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开头，让•博丹关于主权和国家的论述结尾，用了四章的篇幅将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晚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归纳汇总；随着对斯多葛主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现代化的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现代化的自然法理论和理性主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制度的确立以及期间产生的种种对立思想的碰撞，萨拜因用了五章的篇幅讲述了17世纪英国两次内战的前因后果和专制统治与资产阶级新贵之间的斗争；之后，萨拜因再次用了四章的篇幅将目光投向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期间对英法哲学家们启蒙精神的描写；最后，萨拜因以黑格尔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起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世界的几种意识形态结尾，用了六章的篇幅详细描绘了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各自的演变过程和影响范围。萨拜因对整个第三编四个部分的撰写突出了整个近代政治伦理学说的观念特征，对历史人物和哲学观点的描写逻辑清晰，内涵丰富，同时也符合历史发展顺序。

综观萨拜因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史的谋篇布局，他先是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予以深入剖析；进而对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早期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一系列改革办法做了详细评述。公元1564年加尔文逝世，“血染世界”的宗教战争拉开了帷幕，萨拜因将法国宗教战争中保王派与反保王派的理论引入了他的叙述中。随着让•博丹《国家论》六卷的问世，国王的主权地位强化到了史前无与伦比的高度，随之而来古代自然法理论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问题越发明显，政治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的中世纪特有的持久的状态被打破，阿尔色修斯和格劳秀斯将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随后萨拜因将目光投向17世纪，萨拜因细致的描写了1640年前后英国内战爆发之前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和斯图亚特王朝与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新贵族阶级之间的斗法，伴随光荣革命的结束，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被推翻同时也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此期间萨拜因一直围绕着17世纪的主要政治伦理人物和思想派别进行阐述，萨拜因将霍布斯的政治伦理主张和激进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争，以及共和派的哈林顿、密尔顿、西德尼三位代表人物添加进了他的论述。之后，萨拜因执笔与对近代各民族国家启蒙精神的描写，首当其冲的便是“最富启蒙精神的两个英国人”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和哲学家洛克，伴随着1688年英国第二次内战的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极富创见的政治哲学时期也走向了终结。继之而来的乃是接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沉寂和哲学停滞的时期。18世纪中叶，政治伦理理论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萨拜因着重于这一时期的评述，随着洛克思想的大受欢迎，法国的政治伦理思想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大批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孔多塞一样的先进启蒙思想家如井喷式涌现出来，为整个欧洲及其后整个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政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所有有关启蒙精神主要人物的叙写中，萨拜因在卢梭这个人物身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卢梭与法国启蒙时代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间有一道如“天堂与地狱的巨大区分”般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卢梭成为了法国启蒙时代诸多人物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卓越人物。卢梭的哲学理性主义否定了自然法体系，但也只是抨击了自然法体系的一个有限的局部。萨拜因又将笔锋转向18世纪后期英国的否定自然法体系卓有成效的人物，即休谟和柏克，这两位思想家在阐述观点时极富逻辑，将支离破碎的社会传统置于社会演化的总系统之中，并将这种演化的理性形式变成一种普遍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的研究方法。在休谟、卢梭、康德分别得出启蒙时代的经典结论之后，黑格尔将他的辩证法搬上了历史舞台，并将辩证法作为理解或把握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有机整体的逻辑工具，黑格尔青年时代对欧洲文化和宗教研究怀有极大的热忱，他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很好的证明了他青年时代的研究，并对今后欧洲历史的进程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跟随历史的脚步，萨拜因带领我们来到了19世纪。在19世纪所有盛行西欧文化的国家的政治中，公民自由、财产安全、明达的舆论控制机构成为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理想，英国作为整个19世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使得自由主义亦即哲学激进主义同时取得了国家哲学和国家政策的地位，因而诞生了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样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早期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早期古典主义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密尔。19世纪中叶，哲学激进主义取得最大的立法成就，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时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衰落，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这种衰落导致了各种产业生产状况的极度糟糕，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的后果和影响，这种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应，一大批诸如《玛丽•巴顿》《西比尔》一样的小说涌现了出来，掀起了批判产业制度和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浪潮。在19世纪种种较为重要的政党社会主义中，马克思可以说是它们的较为重要的理论先导，马克思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决意为新兴的无产者创建一种适合他们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社会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工人取代中产阶级而执掌政权，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政治权力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应运而生应时而变，被列宁汲取到了其中的精华，诞生了共产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版，主要出自列宁之手，因而常常被称为“马列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哲学总而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现状相适应的一种努力，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列宁关于政党和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样，因为地缘的原因，俄国与中国接壤，在俄国的共产主义取得了巨大成效之后，共产主义在中国也燃起了星星之火，促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除了在某些方面受到共产国际和外来的激励以外，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将共产主义的发展扩大化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最后，萨拜因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期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收尾，深入剖析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阐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党哲学观点，并以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三者之间的比较来结束，为我们呈现了一堂精彩的政治伦理课程。

二、萨拜因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史的思想主线

萨拜因在下卷中将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政治伦理史的起始人物，又用了多章篇幅分别叙写了近代宗教改革问题、英国新资产阶级贵族与专制主义论争、启蒙精神的传播、近代各国家民族历史思想流派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其所论述的纷繁复杂的各类政治理论背后，是否存在着几条基本的政治伦理主线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武力与自私亦或秩序与宽容——政治即艺术和民族统一意识的诞生

15世纪中叶教皇专制主义得到了复兴，与此同时，王权也几乎在西欧的各个地区都得到了巨大的强化，王权的膨胀伴随着贵族制度、议会制度。自由城市制度和僧侣阶层的相应削弱，由于幅员辽阔和交通并不发达，所以这些变化在各地都带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色彩，贸易主要是地方性质的，金币都落入了各地区“商人冒险家”的口袋，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使得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既有财富又掌握企业人数相当可观的阶级，资产阶级的萌芽破土而出，这个阶级是贵族的天敌，他们认识到了把军权和司法权尽可能地集中在国王手中对自己有利。

马基雅维利清楚地洞见到欧洲政治演化的方向，他打破了长久以来“君权神授”的固有传统，转而承认并肯定赤裸裸的强力对民族统一意识带来的重要作用，他怀念古罗马王政的典型健康生活，因此他的著作《君主论》与《致李维》也被称为“西方奇书”。16世纪早期，意大利被分为五个较大的国家，教会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众多王公贵族的分治之下内讧频仍，分崩离析，尽管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合并和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仍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半岛的程度，同时教皇极不安分，成为推行一些招引国外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马基雅维利内心对教廷的统治深恶痛绝并渴望一位“带着光芒的新君主”的出现来为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一丝光明。他关注治理之道、强国之术、扩权之策、避免国家衰亡的各种错误、君主必须掌握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他认为君主可以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认为政府治理所依凭的主要是强力和权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且始终处于竞争和斗争的状况之中，因此政治家必须依凭的有效动机也是利己主义的，只有这样才能打造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都具备的成功政府，从而使民族使国家强大起来，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国家也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律，“法律是和平时期的军队，军队是战争时期的法律”。

在这之后，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把政治理论与各种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问题更为密切地混合在了一起，这种情况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时期的情形。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用神学论辩来为政治理论进行辩护，而且各种政治联盟也都是以宗教真理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神职人员普遍认为，纯粹的教义应当由政府当局来加以维持，而政治家们则普遍认为，宗教的统一乃是维持公共秩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从总体上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派之争加速了业已存在的这样一种趋势，亦即加强和巩固君主权力的趋势。教会通过宗教大会去改革教会本身意味着失败，除非得到世俗统治者的支持甚至是世俗统治者的武力支持，否则宗教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二人都认为反抗统治者在任何情形中都是邪恶的，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的理论萌芽的产生的问题，路德认为宗教的实质乃在于内在的经验，而王公和国王是最富有内在经验的人，他指出“国王和王公乃是必要时的主教”。加尔文的先定说意味着他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宿命论，加尔文教派的伦理观基本上是一种行动的伦理观，在他的体系中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上帝本身，全心全意地笃信上帝心无旁骛和人类生来就是上帝根据其意志选择的工具便是其核心思想。16世纪末的法国，宗教战争拉开了序幕，保王派和反保王派围绕着究竟是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为法国的现代政治理论揭开了它们自己的历史篇章，胡格诺派和耶稣会会士们用两种不同的论证形式坚定地站在了反保王派一边，对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期，苏格兰也出现了“君权神授”理论，阐述这一论说的正是詹姆斯一世国王自己，他强调国王权力，不仅提出了“自由君主制”即它应当拥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力以统治其所有臣民，而且还指出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活形象”，詹姆斯一世一直承认他负有最高的责任，但是他只对上帝负责，而不是对其臣民负责，君权神授理论在英国的政治理论中没有丝毫重要性可言。让•博丹是近代资产阶级主权学说的创始人，近代西方最著名的宪政学家，他将其主权理论融入了宪政理论之中，他出版的《国家论六卷》公开宣称强化国王的地位，他的思想旨在将丧失了宗教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团结在一起，他的目的乃是要确立任何秩序井然的国家必须赖以为凭的各种有关秩序和统一的原则。自此，强力与秩序的对立统一，政治便是权术的运用和不论以何种手段达致民族统一国家强盛的思想主线形成，贯穿了欧洲历史发展和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始终。

（二）人文兴盛，教廷式微——现代化自然法理论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亮相

17世纪，随着宗教论战的逐渐隐退和政治理论所必须探讨的诸问题日趋世俗化，斯多葛主义、柏拉图主义以及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现代化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阿尔色修斯和格劳秀斯将政治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阿尔色修斯继承并阐释了法国加尔文教派的反保王派的理论，他的政治理论把所有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归结于一项原则——即同意或契约的原则。诚信、实质正义和协议的神圣性，在此之前的各个时代就一直被认为是具有自然起源的规则，格劳秀斯重新引入古老的前基督教的自然法传统，并提出国际法这个论题，在他的自然法体系中也包含着他的功利主义，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维护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功利的行为。

1640年英国内战之前，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看似是对《理想国》的模仿，实质确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直观的反映，莫尔借文学作品抨击现实社会和企业经济以表达他对“犯罪乃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的贪得无厌社会的厌恶。当时情势下，英国教会独立于罗马教廷的事实只能意味着国王成了教会的世俗首脑，许多论者围绕着国王出任教会首脑问题展开论战，理查德•胡克撰写《教会政制的法律》支持教士政治的理论，为国王在国教中占首脑地位作辩护，使得被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教徒所不能容忍。托马斯•霍布斯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坚定的保王党成员，认为世俗权力是大于教会的，他支持专制政府，相信君主制，而实质上他的思想是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目的服务的。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中保留了自然法则，而且还在他的政治理论中赋予了自然法则以一种重要的地位。霍布斯认为，自然法的含义是双重的：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它意指一项像牛顿运动定律那样的力学原则，而在伦理学和法理学方面，它则意指一项可以为人们直觉认知到的正当规则，所以一方面他创立了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指出，欲望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项原则，霍布斯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乃是英国内战时期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最宏大的产物。

17世纪中叶，在霍布斯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两个备受人瞩目的群体，即平均派和掘地派，平均派来自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因为不满军官所宣布的保守计划，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强调自身的天赋权力；掘地派则是英国中产阶级中较贫困的阶层，他们主张实现经济平等，消灭群众贫穷，认为政治革命乃是消除二者的唯一机会，他们虽然反对神职人员，但他们宣称“耶稣基督就是首席平均主义者”认为世人都该行使“兄弟之爱”。平均派乃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中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一个早期实例，而掘地派则更容易被纳上空想主义的萌芽思想之列，掘地派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哲学。

17世纪英国共和主义也是重要的一派，其代表人物是哈林顿、密尔顿和西德尼，他们依据自然法和人民主权中含有共和的意思这一抽象理论为共和主义辩护。哈林顿认为一种政体在一个国家长期存续下去的可能性取决于财产分配，尤其是土地的分配，拥有土地才能够掌握控制政府的权力。他主张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结为一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否则无论多大的智慧都无法使统治得到顺利的运行。密尔顿最著名的著作是《论出版自由》即他为出版自由所做的辩护，这本著作成为了整个英语世界中捍卫言论自由的经典之作。密尔顿的论辩实质上认为反抗暴君是一种天赋权利。他的共和主义理论执念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掌握权力，“造物主规定智者应当统治愚者”，权力所具有的真正的正当性理据乃是道德上和知识上的优越性。西德尼同密尔顿的哲学思想相似，他顽固地坚守着所有共和主义的原则，《论政府》一书中没有任何观点是与君主立宪制相悖的，他认为“人民”仍旧是一个自然精英所领导的共同体。

（三）政体是否能被取代——启蒙时代的全新思想走上历史舞台

在18世纪，英国展现出了阶级政府所具有的某些最恶劣的弊端，解决方法的原则乃是由那个时代中两个最富启蒙精神的英国人加以总结的，一个是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另一个是洛克。他们二人有同样的思想品格，两人都认为常识比逻辑重要。两人都非常审慎，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持保守观点，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实用和妥协态度。哈利法克斯对英国危机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断，他在《海上新模式》中论述了英国实行三种政体的可能性，即君主专制、共和国、混合君主制，他认为混合君主制最切实可行，议会也许会添麻烦，但它却能给明智的行政提供巨大的力量。哈利法克斯认为便利乃是政治调整中的一个常项因素，他的这一观点构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功利主义的先导，并被之后边沁和密尔父子吸收形成了成熟的影响力。

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关于生命、财产和自由都有着独特的深刻的见地，依凭这种见地和他所具有的常识，他得以把以往的经验在他这一代较为开明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关于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的主要信念集合了起来。1688年的革命和洛克论著的出版，使得伴随英国内战而产生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极富创见的政治哲学时期走向了终结。到了18世纪，政治理论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专制政府的衰落，使得法国哲学再一次转向了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三权分立思想、伏尔泰的公民自由思想、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功利主义、杜尔哥和孔多塞的进步观念等，异彩纷呈，致使18世纪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时代。

法国启蒙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卢梭，他的思想在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论不平等的起源》中集中体现出来，他对人从自然状态过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做了深入剖析，以对私有财产权的抨击而闻名于世。他还强调契约和法律的权利，人为何平等？在霍布斯看来是因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大体上相同，而卢梭则认为约定和法律才是人平等的原因。归根结底卢梭只是冲击了自然法的一个局部，而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则对自然法体系进行了批判并为逐步清除自然法体系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休谟是一个经验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他对因果关系做出了重要的分析，他并没有论及自然法体系的全部领域，但是他却至少对自然法体系的三大分支即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理性伦理学以及政治学中的契约说或同意说进行了抨击。如果休谟论辩的前提得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彻底清除了自然、权利或自明真理以及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等一整套唯理主义哲学。同时期的思想家柏克在对待政治传统方面比18世纪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抱有更大的宗教虔诚感，他承认社会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承认社会并不只是理性的产物，承认社会的准则是约定，并且承认社会所依凭的是并不明确的本能和习性，进而对社会的崇拜也被用来取代对个人的崇拜。

（四）王权为尊与民权至上——与民族相适应、与国情相契合的伦理价值取向

黑格尔的哲学旨在对现代思想进行彻底重构。政治问题和政治思想是他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辩证法和他的民族主义对未来世界影响深远。黑格尔的哲学宣称它所提供的乃是一种扩大了的理性概念，而且其哲学体系的中心也建立在一套旨在使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得以系统化的新逻辑。他把这种逻辑称为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阐明实施范畴与价值范畴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它的目的是要用一种严格理性的价值标准来替代自然法。他的辩证法事实上是一种革命与恢复的象征。在历史方法观方面，黑格尔不认为个人的意志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因为社会本身所隐含的各种非人格力量决定着它们自己的命运，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道德制度从社会角度上来看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编排也确实准确地反映了黑格尔最重要的政治结论之一，即国家在道德上优位于市民社会。黑格尔鸿篇巨制的哲学带来的影响颇为深远：1.黑格尔对马克思及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影响；2.黑格尔主义对牛津唯心主义者们修正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3.黑格尔对法西斯主义早期阶段高度实用的运动提供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哲学范例。

萨拜因之后写到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即哲学激进派的思想，而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是经由托马斯·希尔·格林进行了唯心主义修正的自由主义。哲学激进派的社会哲学实质上是一项关于法律、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而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们认为它们都是从“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哲学激进派的经济理论主要代表是大卫•李嘉图，法律改革者是边沁，詹姆斯•密尔在心理学原则和哲学原则上进行理论上的检审，英国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它并不满足于它在开始时所具有的中产阶级产业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而是发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前述，黑格尔的思想在19世纪及其后的政治理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种种较为重要的政党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在重要方面，马克思哲学乃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惟一能够论证社会发展之法则的强有力的逻辑方法，因此他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一种历史哲学。

马克思从阶级利益各不相同这个事实出发，一方面决意把政治自由主义解释成中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决意为新兴的无产者创建一种适合于他们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社会哲学。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下一步显然是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是新兴的无产工人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工人也必将取代中产阶级而执掌政权。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在摧毁自身的同时必定会产生自己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这为无产阶级取得最后社会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效预测。20世纪，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他的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现状相适应的一种努力，因而共产主义也被称作“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来说乃是一种信条或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种作用中，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信念或一种共同理想的粘合力。列宁始终认为哲学应当成为行动的指南。就这个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套静止的规则，而是各种启发性思想的汇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很好的指导了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帮助他夺取了政权，加快了共产主义的传播进度。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是毛毛细雨而已，这两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到了战后它们才从悲观失望的战败气氛中脱颖而出，它们靠着机会主义大肆扩展其权力，诉求共同的仇恨和恐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凭借漫天承诺的政客手法，把各个阶层的人都松散的聚集到一起。法西斯主义强调领袖原则，民族社会主义推崇种族意识，二者都是极权主义，他们共同的目的便是壮大自己的民族国家，使得党自身能获取更多支持以攫取利益和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萨拜因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史的历史价值

萨氏的《政治学说史》鸿篇巨制，谋篇布局均衡对称，逻辑结构严谨自洽，材料取舍科学合理，叙议结合精准得当，文章中对各时期主要哲学人物的描写刻画相当细致，将无数往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编入了书中。仔细读完之后可对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哲学人物及其思想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萨拜因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史的价值有三：

第一，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是对中世纪政治伦理的继承与发展。萨拜因认为从本体论来看，中世纪哲学体系一直将上帝奉为最高的存在，上帝是世界的本质和统摄诸力量的原则。无论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还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世纪教父哲学有一条明晰的学科链条，自上至下即神学——哲学——数学——其它学科，其中都没有把人的地位纳入主体的范围内，而是把神放在主体地位，这就是神本主义的由来。而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首先把神学确立为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他通过冗杂、繁复的证明，得出的结果是神才是最高本体，神学才是第一哲学。后期基督教神学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学说，也是从古希腊哲学本体论中演变出来的，只有在近代民族国家阶段，近代哲学才第一次实现了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认识论转向。

第二，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伦理是对现当代政治伦理的孕育和培植。从理论来源上讲，黑格尔使德国完成了一次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革命”，并将高度精细的理性主义推向了巅峰，但也在无形中暴露了理性主义的弱点。黑格尔无视人的价值，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人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绝对精神的权威而存在的理念的工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西方政治伦理于19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反对古典人本主义中的理性主义，认为若想认识世界和人的本质达到真正的实在，依靠科学理性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和内心体验来实现真正的实在。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当代政治伦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世纪30年代后新兴资本主义现实理论反思的成果。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与卢梭、笛卡尔、黑格尔描绘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急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需求和创造力、人们的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也改变了人本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也连带受到了影响。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托拉斯地位的稳固，使垄断资本主义掌控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带来了一种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一种压迫、奴役的异己力量。现代西方出现了这样一种现状，即物质财富生产愈发丰富，人的内在精神反而转向虚无；政治司法体制愈发完善，社会道德反而走向堕落；高新科学技术愈发先进，人的心灵反倒无处可栖等一系列矛盾现象。一些注重实际的哲学家，开始探寻人们的内心深处，试图将哲学研究对象由人的感性存在转向非理性的情感意志方向。这些对传统理性的颠覆，从人的内心体验出发的反理性人学，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尼采、伯格森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因而，现代政治伦理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伦理体系最大的不同，便是现代侧重的不再是人的理性意识，而是人的非理性意识。人的非理性意识只有依靠直觉和个人非理性的内心感受才能达到，因此，现代认识论无视以往的逻辑架构和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思维，强调神秘的体验和内心直觉才是真正的认识方法。

第三，萨拜因对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深度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界对政治规则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萨拜因说：“政治理论与政治本身一样，都是无尽头的。政治理论始终是哲学和科学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对道德、经济、政治、宗教和法律等问题的探究。”究竟如何让人们过上善的生活？何为切实可行的最优法律条例和最佳社会制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怎样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些都是政治伦理哲学需要探讨的问题，政治是不分时代的，只要人类存在，政治思想就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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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030(2021)01-0042-07

2020-09-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研究”（19BZX112）

贾偲祺（1995—），男，河北邯郸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责任编辑：李俊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