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联分析

张钟中 陈炜昊

摘 要：本文以AK增长模型为基础，探究海南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联，并通过统计分析海南省2009-2018年间农村金融发展情况，随后借助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二者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数据结果显示，二者具有复杂的非线性互动影响机制。在海南农村现階段条件下，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农村发展;但若农村金融相关率超过门限值，金融服务将更好的助力农林牧副渔业增长。通过具体分析，本文发现了部分对该作用机制起约束作用的因素，因此海南农村金融服务建设的未来需要多角度协同努力以实现最大化发展，财政部门和农业部门应清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以差异化的支农政策构建包容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海南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PSTR模型;农村金融发展;海南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1.010

1 文献综述及引言

国内有关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关系的研究从上世纪末兴起，1994年林毅夫等学者就指出，农村金融通过盘活农村经济剩余资源能拉动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近年来，学者主要以省际面板为工具，从现代金融理论，金融抑制论及金融约束论三个角度认识二者关联，并提出了各类制约农村金融积极作用的因素。例如，谌争勇（2007）指出，农村金融市场服务功能失衡导致了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王倩（2010），1978-2007年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农村金融服务短缺与外部融资不足抑制了农业经济;贾立等（2010）指出，农村金融效率可能会显著抑制农村经济发展;田杰等（2013）指出，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程度的下降有利于农村经济;谭崇台等（2015）指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都具有很强的空间依赖性且随时间增加而增强;刘金全等（2015）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中，农村金融相关率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业运行中的重要一环，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提高资金融通程度的关键，正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这是普惠金融第一次被写入全会决议。将其作为当前农村金融服务建设的主要指导方针，不仅标志着发展农村金融的重要性，更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联机制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海南省市县面板2009-2018年数据作为样本窗口，旨在清晰海南省农村金融作用情况并尝试解读数据，寻求提高农村金融可获得性与服务效率的可行方案，令海南农村金融更好适应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新经济环境。

2 模型、指标选取

本文以Pagano（1993）为金融领域构建的AK增长模型为框架，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Pagano设定了三个基础变量，即A-资本边际贡献率，θ-投资储蓄比，s-储蓄率，模型形式为：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本文采用Gonz′alez等人构建的PSTR模型来探究二者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该模型保留了传统PTR模型识别出门限值、划分区制、确定不同状态下变量影响机制的优势，并解决了PTR模型下瞬间突变的参数变化过程与现实经济问题中经济变量间的渐变连续的矛盾，更符合经济现实。其基本形式为：

为替代上述模型中的基础变量，本文采用了刘金全等人的使用的数据指标来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指标具体描述如下：

（1）农业经济增长。通过每年度各市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反映农业增长情况，并以2008年作为基期，用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得到各市县实际农业增加值，记为rpgdp，单位为万元。

（2）农业金融发展规模。通过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反映金融规模发展程度，fir=农村金融贷款总量/农业增加值。该指标能有效地映射国家普惠金融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及可能存在与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3）农村金融效率。通过农村贷存比率反映金融效率。贷存比率直接体现资金利用率，而资金利用率越高，其流通效率就越高，金融效率也越高。农村金融还包括保险与证券，但由于数据缺失，未纳入统计。

（4）农村金融活跃率。通过农村存款比率反映农村金融活跃程度，即农村金融存款/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该指标映射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度。

（5）资本边际贡献率。通过农业投资比率反映资本边际贡献效益，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增加值。该变量映射每单位农业增加值中用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用以测度资本积累水平。

替代式（1）后，有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fir，dc，ck，tz分别代表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贷存比，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投资比率。为确保比率指标的原始属性，同时使回归结果更具经济含义，本文未对比率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

替代式（2）后，有基本非线性模型如下：

其中，γ代表转换函数的斜率系数（平滑参数），决定机制迁移速度;fir代表转移函数中的位置参量，决定机制迁移位置，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同时假设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率、存款比率和投资比率均服从逻辑平滑迁移过程，并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转移变量，检验门槛效应。建模过程中，首先进行非线性特征检验，若检验出LM、LMF、LRT三者p值均小于0.01（1%显著水平下）便拒绝原假设，且有至少一个转换函数，使用PSTR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尔后进行剩余非线性检验，直到接受原假设，以判断转换函数个数r的值。检验完成后，运用NLS方法进行面板参数估计，根据估计结果分析样本期间内二者的关联机制。

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由MATLAB2017b计算完成。

数据方面，本文选取海南省各市县2009—2018年度的数据作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海南省统计局。由于海南省市县数量少且各市县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大，极值容易对数据运算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剔除了海口市、三亚市、五指山市，此外儋州地区数据未包括洋浦经济开发区。纳入统计市县共计15个。

3 数据统计及模型结果

3.1 数据统计

图1展示了样本期间内海南省整体发展情况。十年中，农林牧副渔增加值和金融相关率均实现稳定增长，且农村金融相关率增速比农林牧副渔增速更大。二者的增长比例没明显相关性，尤其是2010～2011年度和2015～2016年度出现了仅有两次金融相关率同比下降，而这两个年度也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增加值最大的两次同比增幅。农村普惠金融没有成为助力海南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力量。

表1给出了2009、2012、2015、2018四年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对五个指标进行组内和组间对比，观察指标的表现特征与变化趋势。组内对比显示：（1）政府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不稳定，不仅投资比率均值波动性大，且前三个年份均存在零投资市县。（2）弱势市县长期落后，最显著的是2012年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最差的市县始终是保亭、琼中、白沙三县，存款比率最低的市县始终是临高。（3）除投资比率外，其他指标最大值增幅普遍大于最小值增幅，省份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在扩大。组间对比显示：（1）各指标最大值市县分散而最小值市县集中，说明弱势地区呈现结构性落后。（2）农业经济增长和存款比率（增加值/金融存款）变化趋势不统一，说明金融存款在农户管理资金的选择中优先级不高。（3）存贷比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最大，农业经济增长最多的儋州只在存贷比率中排到第二，其他指标均未上榜。

图2将表1中“前三小市县”项中至少出现三次的市县标注于地形-行政图中，展示弱势市县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海口的辐射下，东北平原区市县的各项金融指标向好。弱势市县而除临高外，均集中于南部山区，这表明三亚没有对周边地区起到足够的带动作用。地理因素可能限制了金融优势地区的外溢效应。该分布还可能与海南经济规划有关，近年来海南重视林业生态建设，林副业生产受限。

3.2 模型结果

表2显示，三种统计检验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具有显著的非線性特征，且至少含有一个转移函数。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剩余非线性行检验以确保构建PSTR模型的合理性。

表3检验的原假设为“仅存在一个转移函数”，结果显示三种统计检验均无法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接受模型含有单一转移变量fir的假设，并采用具有单一转移函数的PSTR模型验证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

表4显示，除第三组系数外（β3和β13），其余系数状态转移前后取值均相反，但绝对变量不大，表明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4 数据分析

为进一步刻画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在此根据PSTR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其显性表达：

模型结果表明，三个金融指标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门槛估计值较大，为2.968，表明多数样本均处于门限水平之下，进而服从区制1中的影响机制。在此给出区制1与区制2的线性表达形式。

式（6）与（7）分别对应区制1与区制2。当fir低于门槛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服从区制1;当fir取值较高时，两者的依存关系服从区制2。

下面本文将对两区制内的数据结果进行解读：

（1）区制1中，fir的系数为-0.097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若农村金融相关率较低，其对农业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该结果和张赛丽等人以VAR模型对海南省1987-2009年金融情况的评估相似。早在2003年的农村金融国际研讨会就指出，农村金融系统的弱质和落后会进一步形成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乏力、收入分布的扭曲和贫穷的蔓延。Cetorelli等人也曾提出，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起步阶段不仅无法显著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对其产生抑制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我国金融体系建立初期，国家直接控制金融资源将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和城市经济;随后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资本的趋利性，又进一步引发城乡金融结构的二元分化。最终导致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服务产品单一，农民金融意识没有建立。另一方面是由于海南省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结构：我国台湾、华南和华东沿海是世界上受热带气旋灾害最频繁和深重的区域之一，而海南台风暴雨个例大约是台风降水的一半，台风暴雨雨量则占台风降水的90%以上。同时，海南省城镇化率尚不足60%，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GDP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海南的农业经济长期面临较其他省份更严重的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导致农民利用保险、小额贷款等金融工具的门槛也更高。另外，海南省金融普及工作仍待提高，广大农业人口不习惯或不了解金融工具。县域的大量存款被邮政储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吸收，但大部分资金上存，转移到省级分行或非农部门，全省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占全行业比例小。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发展，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在过去长期滞于起步阶段，海南农业的高风险性和海南农业人口的金融习惯更使金融机构趋向于回避。过去十年内，海南省的农村金融改革仍没有发挥足够的效用，海南农村金融不仅没能做到助力农业经济发展，反而将农业经济剩余抽离出农村，形成资金弃农化现象。

①贷存比系数为1.021，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表明，信贷资金大多来自内部积累，并且可能对外输出资金，海南省需靠提高金融利用率实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在前述诸多导致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的因素中，金融机构从县域吸收的资金外流是影响最为显著的。海南省的县一级合法金融机构由各商业银行分行、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构成。2018年海南银行和村镇银行分别完成了全省内县级单位覆盖，此前则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主要的金融服务。在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趋利性使其针对农村的信贷品种单一、调剂渠道不畅，致使涉农资金投入受限。农村居民的金融活动主要包含存款、贷款、保险和金融投资，在过去很长时间中，海南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只有存贷款。此外直至2018年，以海南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和各村镇银行才分别完成了海南全省县级地区的覆盖。而农村信用社作为小额贷款的主力，却长期存在资金闲置问题。例如，2010年前后是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高峰期，而当年前六个月的全省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仅占全部行业贷款余额的2.64%，农村信贷投入极少。过去十年间，部分合作社完成了一定的经济积累，进而拥有了有效担保物以获取大额信贷。但更多合作社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农信机构针对农村固定资产升级和优化的长期贷款长期不足、贷款评估机制缺乏，得不到资金支持。

近年来随《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的支持和海南农村金融的改革，金融支持水平逐步上升。近年各类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达10%且均实现盈利，2019年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1617.52亿元，不仅显示了各类政策性支持的有效性，更证明了过去农村寻求资金支持迫切性。进一步提高资金利用率是未来以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重点。

②存款比率系数估计值较小，为0.028，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表明样本区间内海南省农村存款水平的提高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效用，但相关性不明显。

存款水平的提高通常是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渠道之一。齐红倩等人创采用TVPVAR模型检验了自1982年至2014年期间，全国农村存款、贷款、保险和金融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1996年以前农村存款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当期的可支配收入”，而1996年以后影响转为积极。这种积极影响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为，人均资本较低的地区能够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比经济发达地区更优的经济增长率。本文统计的区间内，海南全社会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从2009年的310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548亿元。农村存款水平亦同比增加，但并没有展现出对农村经济成比例的促进作用，形成了农业连年增产而农村经济建设缓慢的局面。本文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农村內部投资率低。这不仅受制于农村金融服务的长期落后，更受到农村资本和人口的外流趋势影响。另一方面，农村形成有效投资的难度大。海南部分农村地区路、光、电、气、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仍在进行，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不足;从业生产经营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约98%（2016），有能力完成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地区缺少高文化素质人口。

③投资占比的回归系数为-0.212，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财政直接用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款项通常无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有时还会产生抑制效应。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初始环节之一，是农业经济增长、农村社会进步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实际情况中仍需考虑投资结构问题。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后，海南省相关财政支出明显增加。但农业方面支出财政总体比例不高，依照2020年海南省省级政府预算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预算，农业支出占总体4.5%，其中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份额更小。有限的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影响不足以抵偿更加庞大的政府负债率引发的制约效应。张晓晖等人以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东三省111个市县的地方政府债务、固定资产投资及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负债率超过门槛值24.34%后，负债越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2011年时，海南省政协委员梁振功就曾表示海南部分地区为短期经济发展而盲目举债，有些负债率超过300%。八年之后，2019年海南省总体负债率仍超过了40%。可见海南省市县级政府负债率长期超越门槛值，地方资本存量超过经济发展所需或资本分配不合理。而仅就政府财政用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款项而言，投资分布不均，陵水县、琼中县、保亭县等没有稳定获得海南省农村农业厅划拨款项;投资结构单一，没有做到因地制宜规划农村产业结构，投资效益受损。

综上，目前海南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待健全，农村金融相关率处于较低水平，其无法有效带动，甚至抑制了农村经济建设。具体而言：从投融资角度，商业银行的趋利性与海南农业的低回报率导致外部资本不愿介入海南农村;从储蓄角度，农村资本的外流与产业升级难度阻碍了内部资本投入海南农村再生产;从财政角度，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和高负债率都对海南农村的长期发展造成负外部性影响。因此，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海南各级政府更应专注于合理的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农业人口文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对农业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2）区制2中，状态转移后的估计结果显示：β11=0.026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在样本期间内不存在明显的机制迁移过程;β12=-0.614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β13=0.032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β14=0.360，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进程的推进，仅通过提高金融利用率已经无法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而农村存款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将起到更大促进作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也将进一步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借鉴郑家喜等人设计的测度体系，可从“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服务效率”三个层面理解状态转移结果。结果显示提高资金使用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将会面临瓶颈，而提高存款水平和外部融资水平大有可为。那么，随着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建设的完善，相比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效率的改进更加重要。仍需注意的是，其他变量的改变将会对状态转移的产生影响，例如金融知识的普及释放有效需求、信息信用系统的升级缓解农户的融资约束、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投资红利等。海南农村金融的未来需要多角度协同努力以实现最大化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2009-2018年间海南省市县面板数据探究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机制，主要结论如下。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尽管农业增加值和金融相关率都在逐渐提高，但普惠金融仍没有成为海南省各市县发展的核心力量。此外市县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在扩大。这不止体现在优势省份和弱势省份间差距的拉大，也呈现为东北优于西南的地理差异，而且地理因素可能限制了优势省份的溢出效应。模型运算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率和投资比率都对农业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影响。其中，在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建设初期，农村金融相关率及农村固定资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及存款比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在未来，抑制效应将逐渐降低，提高资金利用率也将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说明這一作用机制在随普惠金融发展而不断演变。海南省的农业农村规划应依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特性，因时因地制定策略，通过多层次多部门的共同协作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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