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术界对“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再探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表明“一带一路”构想的产生。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构想自提出后，其相关内容不断得到丰富。该构想旨在延续古代丝绸之路构想的基础上，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以及区域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具有政治互信、经济交融、和平共存的责任共同体。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还为世界提供了新的经济合作与投资开发思路。相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对该构想的积极回应，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识相对复杂。一方面，受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威胁论”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内舆论容易持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固发展也意味着日本经济无法摆脱中国，二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彼此的发展，还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提供了保障。通过分析日本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日本对该构想的评价时而苛刻、时而中肯。

根据作者收集的材料所示，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大致从五个视角展开：即经济效益、文化背景、中国实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日本的反应。从学术观点来看，有些日本学者从日美同盟、安全保障或西方阵营的视角出发，对“一带一路”构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夸大和批判，其文章主要强调构想存在缺陷或风险。但也有学者承认构想虽有不足之处，但其具备的长远战略意义值得日本借鉴，并建议日本不应受制于西方阵营或冷战思维的束缚，应从日本国情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从构想中寻得实际利益。本文拟从经济、外交、区域合作、历史文化以及国际秩序等视角出发，将日本学界针对“一带一路”构想开展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并借此梳理日本对该构想认知的变化轨迹。希望业内专家不吝斧正。

一、结合中国的情况分析“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对此，大西康雄试图对这一“冲击”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其“冲击”产生的原因。作者同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北野尚宏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可合作，将“‘一带一路’构想的冲击与今后的展望”定为主题并展开研究。在报告中，丸川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做出分析，认为该构想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将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类似于“全球治理”的作用，表明中国有意建立有别于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经济新模式；北川从对外援助的角度出发，主张该构想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会将其对外援助机制进一步优化，且结合亚投行以及丝绸之路基金等机构加大援助规模，但这也会导致整个对外援助机制中流动的资金总额出现猛增；丁可从中日合作的角度入手，认为构想的提出将促进中日民间企业的合作，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形成新的供应链关系；大西则从推进改革开放的角度分析该构想，主张此举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继承与发扬[1]。

由于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从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构想也有着实际意义。遊川和郎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构想的原因有两点，即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依赖以及中国对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贸易环境的渴望。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促使现有的国际秩序发生变化；二是将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三是对沿线国的社会及经济带来影响；四是促成现有的自由贸易框架或规则发生变化[2]。

正因为中国的发展虽有坎坷，但从未中断，因此，对于目前运作的机制及政策均可寻根溯源。秋山宪治的文章分析了“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发展状况。作者指出，该构想提出的原因可分为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前者是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继续推行“走出去”政策的延续；后者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虽有发展本国经济的意向，但因缺乏资金而无力付诸于行动，尤其是难以推进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且其对外援助条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苛刻，因此，二者间容易产生合作[3]。

除了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推行“走出去”的政策外，中国还在沿海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围绕构想与自贸区之间的关系，大泉启一郎与伊藤亚圣在文中指出，二者存在着显著的有机合作关系。作者认为，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成为了世界的工厂，而且还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过程主要增进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为了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经营自贸区，优化沿海高收入地区的产业结构[4]。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中国加紧对国内外的物流网进行建设，其中就涉及到了陆路与海路运输业。中川十郎选择了陆路物流据点西安以及海路物流据点天津，通过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了二者在“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的发展情况。在西安，除了中国政府加快建设陆路及空运物流网外，韩国以及欧美企业也在当地投资建厂，相比之下，日本在当地投资起步较晚。天津作为海路与陆路运输的中转站一直受到重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较近，因此日本企业在该地区活动也非常频繁。此外，作者还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预示着欧亚大陆将迎来“物流革命”，建议日本应抓住机遇积极展开投资，以免落后于其他国家[5]。同样针对交通运输问题，本图宏子以中国海运企业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其在“一带一路”构想下的变化。作者在文中也提到，当前的中国海运企业存在企业数量过多、船队现代化进展缓慢、中国籍船只比重下降、中国商船运载输入或输出本国货物比重下降等问题。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作者介绍了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是放宽自贸区的限制，并加紧将沿海各地的自贸区建设为可以与伦敦、新加坡等港口相提并论的海运枢纽；二是通过企业合并、实施混合所有制以及税制改革等措施，提高中国海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者认为，由于海外知名海运企业也将不断参入“一带一路”构想，故而导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因此推测上述对策的实施未必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此外，作者预估相关的支援政策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6]。

二、从经济视角展开的“一带一路”构想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构想对沿线国家产生的经济影响，日本学界的观点褒贬不一，一方面，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非常关注中国对沿线国家过度投资引发的所谓“债务”问题；但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对中国在沿线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筹划相关开发项目所具有的前瞻性也给予了肯定。

对于所谓“债务”问题，佐野淳也在文中指出，以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案例为代表，一些沿线国家开始考虑中国投资带来的“债务”风险，并尝试重新审视过于依赖中国投资的经济风险。但同时，作者也承认，沿线国家不会彻底断绝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会根据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对自身的投资援助政策进行调整。此外，作者还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构想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机制逐渐成型，因此，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

针对铁路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矶野生茂分析了在东盟国家实施的案例。作者在文中指出，如建成连接中国、老挝和泰国的南北走向铁道，将有助于三国经济的发展，但在印度尼西亚修建高铁却会出现地区收益不平衡的状况。作者认为，在东盟国家修建铁路虽然可以带动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其经济效益对周边地区产生的波及效果较弱。另外，由于铁路的建成，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源会流入铁路沿线地区，从而促进沿线地区服务业的发展。但同时，此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力资源流向生产制造业并减缓其发展。若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对铁路沿线周边地区加大投入，鼓励或刺激生产业制造业的发展[8]。

同样针对铁路建设，服部伦卓分析了中欧班列以及相关开发项目对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产生的影响。在文中，作者从投资、运输、地区发展三个视角出发，就中国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评估。对于投资效果，由于中欧班列在上述国家中仍旧主要使用既存的铁路，因此尚不能判断中国的投资是否取得成效；对于运输效果，中欧班列的扩大对上述三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值得肯定，各国每年均能从中获得一亿美元的收入；对于地区发展，目前中欧班列已促成哈萨克斯坦以及白俄罗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9]。

围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平川幸子以中国的能源外交为对象，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在文中，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能源政策发展的轨迹，指出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影响，其对石油和原油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进而促使中国不断开拓石油供应源。在“9·11”事件发生后，因美国控制了中东供油的海上通道，因此中国转而加紧在中亚地区寻求新的能源供应源，并取得了成功。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同中亚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的低调姿态，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感并促成双方达成合作[10]。

田中素香评估了“一带一路”构想在中欧地区的进展状况。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开发围绕“16+1合作”机制实施，该机制最初由温家宝总理于2012年10月提出，而随着“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该机制也成为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文中指出，在“一带一路”构想推进的过程中，“16+1合作”机制对希腊、波罗的海国家产生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相关效果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作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在支援发展中国家搞社会建设时，该构想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援助思路与模式；另一方面，不仅弥补了既存的欧美式的援助政策在某些领域的不足，还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对自身的政策进行反思与修改[11]。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主要同东盟(ASEAN)进行合作。酒向浩二分析了在东盟国家中，与“一带一路”构想相关项目的进展状况。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如老挝、泰国以及柬埔寨，各项计划进展顺利；但在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相关计划进展迟缓或被取消。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湄公河流域国家政府对开放事业的管理权限较强，一旦在政府层面达成共识，相关开发项目便能顺利执行。但在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相关政策随政权变更而变化，使得开发项目容易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12]。

三、关于“一带一路”构想与现有国际体系及机制关系的研究

在日本学者看来，“一带一路”构想并不仅是经济合作机制，更是一种新的区域合作模式甚至是新的国际秩序。因此，日本学术界也尝试将之同既存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经济贸易机制进行对比。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相关研究也被延伸到了中美大国博弈、国际体系变革等领域。

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一带一路”构想同日本近年来着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诸多可比之处。椛岛洋美在文章中引入“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概念，并结合这一概念分析了TPP和“一带一路”构想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兴盛过三次，分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80—90年代以及1990—2010年代。由于促成地区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所以作者认为，无论是TPP还是“一带一路”构想，二者都具有稳定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的职能，并推测二者在顺应国际潮流，即在协助国际社会克服经济危机产生的不良影响的基础上均会继续发展[13]。

关于促成“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国际背景，大森拓磨认为其重要动因是美国的衰落。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新板块”化这一概念，指出美国自冷战后，试图通过推进全球化来减少自身的经济负担，但此举不但未能阻止美国的衰落，反而促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但同时，由于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赖于美国，因此美国实力的减弱以及国际社会趋向多元化也导致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增加，即“新板块”化的加速。但由此产生的“板块”较二战前的货币区而言，其涵盖的范围则不限于纯经济领域[14]。

藤丸真穂认为，“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多种深刻涵义，如地缘政治学、缓解中国国内经济压力、作为中国实施外交政策的手段、挑战欧美主导的现有秩序等。但同时，作者认为应当承认该倡议通过贸易、投资以及援助等手段，在为中国带来直接利益的同时，也确实为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做出了贡献。虽然西方国家批判中国不遵守既定的国际规则，但考虑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现状，通过降低合作门槛，确实为那些国家提供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尽管“一带一路”在性质上与欧美式的TPP有所不同，但它的提出仍是顺应国际趋势的一种做法[15]。

针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铃木规夫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由西方提出的“世界”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下”观的不同。作者在文中指出，2018年正值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370周年，但此时，国际社会对之反应较为冷淡。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正是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已无法顺应当下的世界变革所致的。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却蕴含着中国文化提倡的“天下”概念，这恰恰预示着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即非西方世界正在摆脱一味追随或效仿西方的状态，转而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主张[16]。

中川十郎结合近年来中美贸易战延续的国际背景，认为中美摩擦本身是新兴大国同既存大国碰撞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作者也指出，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确实迎来了变革，经济模式逐渐走出二战后由欧美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模式，并逐步向以欧亚、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作者主张日本不应过多采取针对中国的对冲政策[17]。

四、从文化层面对“一带一路”构想展开的研究

由于“一带一路”构想从古代丝绸之路中获得启发，因此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该构想的文化背景或源流、中国同其他地区发生的文化交流、中国如何向海外输出文化的成果也很常见。

松本真澄在研究“一带一路”构想的文化源头时，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进的郑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郑和在不同民族中享有的文化号召力，作者在文中指出，郑和在现代中国具有较强的文化符号作用，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郑和的文化符号作用在于，从他的存在以及事迹中，不仅可以看到多民族融洽相处的中国文化底蕴，还可以追溯到中国自古积极推动国际化交流的轨迹[18]。

在推动“一带一路”构想实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后藤武秀以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具备的以血缘或地缘为根基的交流网络对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族概念，如温州林氏、四川李氏以及台湾李氏宗庙在商业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构想的推动下，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可以促进中国与海外华侨间的联系，从而构建出不受国界束缚的大家族式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存在将对华侨所在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19]。

铃木规夫围绕“一带一路”构想所具有的“文明的凝聚力”展开研究。作者认为，在古时中国提倡的“天下”概念中，与政治或经济因素相比，文化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构想创造的新秩序或新体系时，不应直接用西方的国际体系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作者也指出，正因为“一带一路”构想具有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着如“天下”这样抽象的概念，而亚洲文化具有的抽象概念恰好不易被西方文化接受，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将此类抽象概念进行理论化[20]。

“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不仅意味着经济投资，还是中国扩大向海外输出文化的契机与平台。新保敦子研究了近年来中国小学英语教育机制的变迁。在与日本的英语教育机制进行对比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中国更重视对教授英语的教员，即中国人教师进行培养，此举有助于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的英语水平。反之，日本则较为死板，仍存有偏见，即认为只有通过外国人的指导才能提高英语水平。另外，作者也提到，近年，中国在小学教育改革中，加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并且鼓励使用英语对之进行叙述。作者认为，英语在中国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工具，更是被中国视为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的宣传工具[21]。

在教育问题中，可以通过观察国家对某种外语的学习状况，分析其对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重视程度。三沢伸生针对“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前后，中东地区国家对中文教育的投入状况进行了分析，其文章分别以埃及开罗大学和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开设的中文课为对象。作者在文中指出，埃及在2017年尚未出现显著的“中文热”，选修中文或留学中国的学生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在2013年倡议提出之后，土耳其虽然出现过短期的“中文热”，但持续时间并不长[22]。

五、针对“一带一路”构想对日本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除了前述对“一带一路”构想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外，日本学者也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构想对日本，特别是对日本经济所带来的影响。究其原因，日本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爆发，导致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动荡。由于日本经济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因此如何降低风险或谋求可图之机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重点。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除了日本的学术界外，日本财经界下属的研究机关也展开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促使日本政府调整“一带一路”构想所持态度的主要动因中，日本财经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2018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下设的“‘一带一路’构想与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评估”研究会提交了报告书。该报告书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完成，中方参与者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涉及国际金融、产业经济、世界经济等领域；日方参与者则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研究员，主要来自新领域、开发、地区等研究中心[23]。

东乡和彦从外交的角度出发，就“一带一路”构想对日本，尤其是其对华外交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以2013年至2017年为期限，将其间日本外交政策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3年至2016年，作者指出，此时的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构想反应冷淡，且相关报道及言论多持观望立场。第二阶段从2016年至2017年，作者认为，这时的美国特朗普政权重视解决当前问题，而中国的动向却越发显示出长远的战略性，因此，日本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并且为了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转而积极关注并试图涉足“一带一路”构想[24]。

由于“一带一路”构想涉及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家田仁结合日本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将之同中国提出的建设方针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战后的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视野较为狭窄，仅将其局限在日本国内，缺乏宏观的区域性视角。尽管安倍政权也于2016年提出了“印太构想”，但作者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同中国进行对抗，但其本身却不具备足够的战略性[25]。

自2017年之后，中日关系转圜，同年，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安倍的亲笔信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2018年，两国就在第三方市场强化民间经济合作达成共识。对此，酒向浩二就中日两国加紧强化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原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日本在此时调整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识，主要基于四点理由：一是缓解在ASEAN地区的高铁建设领域竞争，以此减少对日本企业产生的不良影响；二是通过共同构建金融合作机制，减少在第三国市场投资的风险并提高投资效率；三是促进日本企业尽快加入新的产业供应链；四是通过增强经济层面的合作，促进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26]。

自中国于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来，引起了日本政界、学界、财经界以及社会的关注，但出于战略考虑，日本对该构想一直抱有不安和警惕。福井孝敏在文章中指出，尽管日本国内仍存在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消极呼声，但相比价值观而言，更应重视该构想带来的实际效益，因此对2017年日本政府表现出的积极姿态持肯定态度。作者以石油供应为例，认为石油作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至少在石油供应领域，中日确实构成了“命运共同体”。通过强化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有助于促进石油供应源以及运输途径的多样化，从而降低供应风险[27]。

针对如何有效利用“一带一路”构想所构建的平台，铃木康二分析了日本企业的现状，并为日本企业如何在该平台上制定经营战略提供了思路。作者在文中指出，直到2019年为止，日本涉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文章虽有大量以报道视角撰写，但从日本企业的视角出发，通过经营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分析日企该如何参与的文章则相对较少。对于如何制定具体的战略，作者以泰国铁路、太阳能发电、发电厂、物流为例进行论述。另外，作者建议日本企业留心以下事项：在中日合作的过程中明确分工并划清责任的担负方、在合作的同时显示日企在技术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优势、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尽量压低生产成本[28]。

六、结语

综上所述，拙文对日本学术界有关“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从中国实情、经济效益、文化背景、国际秩序以及对日影响等五个方面作了介绍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态度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其表现大致如下。首先，最初日本虽然关注构想的提出和运营状况，但日本始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并着力推动TPP或RCEP。其次，随着特朗普政权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导致日美在构筑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层面的分歧逐渐显现。再次，在美国趋于内向的同时，日本的自主性得到了提升，但在无法有效纠集各国制衡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也开始改变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态度。总之，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和完善，参与国不断增加，加之美国影响力的相对减弱，既存的国际体系或经济机制存在的缺陷越发凸显，日本也意识到强调战略对冲或对华制衡可能导致自身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为此，日本学术界也强调，日本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构想，在鼓励日本政府及企业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到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同时，日本也期望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促成中国对相关机制加以优化，使之更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持续的跟踪考察，探析学术前沿，关注发展动态，总结研究成果，在参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发展规划，对完善我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