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变迁及价值重构研究
——以陕西省周至县H 村宗族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唐穆君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 作为植根于乡土文明、 维系乡村精神纽带的宗族文化得以复兴， 对宗族社会的研究逐步积累， 自弗里德曼代表著作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开启中国宗族研究模式以来， 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期间有关宗族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 大体分为两种方向， 一是以国家—地方关系视角研究， 探讨不同时期宗族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与地位， 二是从功能视角探讨某一地区宗族的整合程度及宗族结构对乡村治理、 乡村经济的正面及负面影响。①以上研究构成了乡村宗族研究的主旋律。

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村民在长期城市—乡村候鸟迁移式生活中认知发生变化， 现代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带来了宗族文化变迁与转型。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 城乡壁垒逐步打破， 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 城市与乡村的边界逐步模糊化， 市场经济辐射范围嵌入乡土社会网络中， 农民在城市法理社会生活中开始接纳新的团体，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乡土血缘缔结的团体， 自身观念的转变对宗族组织带来一定的冲击， 宗族文化已不单局限于弗里德曼提出的乡村地区的 “一种具有族谱、 地方宗祠以及共同族产的庶民化宗族”②， 而是具有流动性的、 广范围的意义结构体， 衍生出新的价值诉求。 “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空间和弹性使得传统社会结构仍然能够在当代社会得以延续。”③其现代社会功能已不仅仅是施之于乡村本身， 而是扩展为更大范围的城乡共同体， “历时性” 的发展促使农村宗族与现实社区共同构成了农村结构共同体， 宗族文化变迁便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对宗族社会的考察应更多关注地域特征、 经济发展、 社会变迁等。 本文选取对陕西省H 村宗族文化及Q 村的考察为个案。 H村和Q 村是带有浓郁的关中地区文化色彩的乡村，关中地区宗族性村庄不同于华南地区强结构的大型宗族村庄， 相对封闭保守、 自给自足的关中乡村文化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方式， 对其演变规律的深入探讨， 对关中地区城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个案分析

本文选取的田野调查对象H 村位于陕西省周至县东北部， 秦岭北麓白马河与耿峪河之间， 周至与鄠邑区交界处， 距西安市50 余公里， 是典型的农业型村庄， 全村近2000 人， 村中H 姓占97%以上，属于单姓宗族型村庄， 祖先自宋末元初定居此地以来， 繁衍近千年。 H 村宗族祠堂始建于清康熙三年（1664 年）， 数百年来经过四次修葺， 经历过文革期间对宗族组织的取缔及祠堂的改造， 仍具有原来的风貌。 H 村宗族组织在新时期复兴之前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传统时期。 这一时期指祠堂建立后形成宗族性社会直至解放前时期， 全村过着传统宗族生活， 宗族有族规祖训， 五亩祠田， 并于光绪29 年 （1904年） 修了族谱， 按照宗族等级秩序建立的聚居型、封闭性村落， 据族谱记载， 村中有从事手工艺、 驯马等传统行业， 村落生产、 消费、 生活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在村落日常社会网络中， 宗族组织拥有极强的社会整顿作用， 依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强有力的村庄结构性力量。 但是在传统时期H 村宗族组织已逐步演化为四门 （房）， 族权控制能力正逐步削弱， 这也是关中地区宗族组织的普遍特征。

沉默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 人民公社制度作为基层政权存续时期。 宗族活动逐渐被取缔， 尤其是文革时期， 族谱排位被销毁殆尽， 宗族祠堂移作他用， 祭祀活动一度中断， 但是H 村宗族祠堂一直保存完好， 这也为以后宗族活动的恢复打下基础。

平淡时期。 改革开放后， 相对于杂姓聚集的村落， H 村宗族生活恢复较快， 祠堂祭祀逐步恢复，鲜明的血缘纽带联结仍然在村庄治理及精神凝聚等多方面发挥着效用， 宗祠族长制演化为祠堂管委会管理方式， 选取族中德高望重者7 人担任， 常务负责人1 人， 负责祠堂的日常维护、 宗谱的修编及其他宗族事务， 随着村庄输出逐渐增多， 宗族组织演化为礼仪性质的仪式， 而不具有真正的宗族组织的特征， 外部经济活动分化了宗族内部力量。

三、 宗族文化的复兴与回归

步入21 世纪后， H 村宗族生活真正迎来了复兴时期， 宗族文化的规范性与引导性在经历了人民公社集体生活沉默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平淡期以后， 在现代乡村网络中显示了较为强劲的力量， 无论诸如修祠堂、 修墓地等宗族外在表现的加强， 还是诸如修宗谱、 祭祀仪式等精神纽带的强化， 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完成。 2016 年， 为方便族人回乡扫墓祭祖， 在祠堂管委会的倡导下， 全体族民一致同意， 自愿捐款对宗族墓地进行了修整， 拓宽了周边街道。 同年， 全村捐资重新整理了在文革中被销毁的祖宗排位， 为祠堂增设围墙、 门楼， 院子里植树、 竖碑。 祠堂修复是宗族组织复兴的标志性动作， 修葺祠堂的过程本身就是全族族民开启集体记忆、 凝聚共同情感的过程， 充分感受到作为 “我们” 中的一员的归属感与荣耀感。 H 村祠堂修葺过程中诸多感人故事被宗谱记载下来， 如某某为精心保存祠堂木料、 雕刻花样， 以备后用； 村民H 某等人还被誉为 “祠堂忠实守护人”。 2018 年， H 村在祠堂委员会倡议下， 村民集体捐资2 万余元续写宗谱， 上一次修族谱还是在清咸丰至光绪年间， 保存至今， 对此次修族谱族民展现出极大积极性与热情， 纷纷捐款。 宗族管委会在序言中真挚地表达了对若不修谱、 根基中断的忧虑与愧疚， 宗族长辈为修族谱多方奔走、 查找资料， 完成了宗谱修编， H村宗谱包含宗族历史、 先祖碑文、 名人传略、 祖训、 宗族兴业、 世系源流图等内容， 达到了 “定谱例、 绪新谱、 承古训、 明世次” 的目的。 历来研究认为， 明清时期的关中地区已经是弱宗族社会， 在家谱修订上表现淡漠， H 村此次修宗谱距上次已隔百年之久， 在宗族物质基础强化的基础上， 呈现出一种自发的、 由下而上的宗族文化自觉、 自省状态。

（ 一） 宗族共同记忆回归

祭祖是H 村宗族活动极其重要的部分， 伴随着祠堂修葺一新及宗族墓地的维修， H 村祭祖活动逐渐受到重视， 一是宗族祖坟， 每年清明、 除夕全族人都要回乡祭拜， 在祖宗墓碑前烧香、 烧冥币和黄纸。 二是每家每户供奉祖先， 以祭拜直系祖先的形式展开， 祖先牌位前摆上供桌， 由后辈叩拜或者磕头祭拜。 三是宗族祠堂， 每逢清明、 中秋、 过年的时候， 族民集体去宗族祠堂烧香祭拜祖先， 迁至外村、 外地的族民也专门前来祭祀。 H 村至今仍延续除夕祠堂守夜的习俗， 除夕之夜族中男性会在祠堂守夜， 初一早上以家庭或门 （房） 族为单位排队祭拜祖先， 祭拜仪式结束， 由祠堂管委会组织唱曲子、 游乐等活动。 宗族祠堂作为族民寻找归属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通过祭祀活动， 完成了追根溯源、敬拜祖先、 增强了族群凝聚力。 娱乐活动为族民提供了交流、 共享的空间， 增进了族民之间的关系纽带。 族民对共同记忆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得以回归，在修宗谱的过程中， H 村村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 包括村中的异姓村民也主动捐款。 村民对宗族荣誉感的维护还体现在对村庙信仰的排斥， 关中宗族文化与村庙文化不存在互融关系， 在宗族文化强秩序的H 村， 对村庙的打压性是显而易见的，秦岭山脉沿线一带的关中村庄以多庙宇著称， 周围村庄村民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建庙、 修庙的愿望， H村村民及其它宗族文化氛围浓厚的村庄在这方面的意愿是最少的， 在男性族民中体现尤为明显， 认为村庙是封建迷信， 宗族祠堂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文化传承， 村中只有一间小的龙王庙， 是中老年女性聚集的场所， 这在秦岭北麓沿线以庙宇多著称村庄中是不多见的， 在区别于其它特征的文化形态之中， 村民充分反感受到 “我们” 的存在， 作为属于“我者” 存在的价值得到彰显。

（ 二） 宗族结构性力量依然发挥作用

H 村新修宗谱既肯定了传统族规祖训中耕读传家、 勤俭慈仁、 诚信、 忠厚等传统文化美德， 同时对新时期捐资建校、 修路等先进事迹予以肯定， 对在各个行业努力工作、 作出贡献的本族人士进行筛选后编入族谱， 倡导勤劳敬业、 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与道德信仰， 无形中规范了村民的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 H 村一直以良好的村风著称， 本村村民普遍认为村里治安良好， 极少发生恶性斗殴事件， 宗族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的规范性作用依然发挥着效应， 在采访临近杂姓群居型Q 村时， 某姓氏祠堂在文革中被销毁殆尽， 至今没有恢复， Q 村民普遍表示对H 村保留祠堂的敬意， 对H 村村民心齐能办事、 矛盾少表示了羡慕与推崇。

（ 三） 宗族与乡村治理实体互动关系增加

新修订的宗谱中， 宗族专门把村 “两委” 在新农村建设试点中为村民办实事、 实现村级道路硬化全覆盖的事迹单列篇章， 以表彰村 “两委” 作出的贡献， 即使宗族组织政治功能逐步削弱， 血缘团体让位于行政区划所形成的权力， 但形式上依然保持对地方事务是非对错的审判权威， 同时新的时期宗族表现出对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与遐想， 表达意愿逐步加强， 祠堂管委会在回答是否参与村庄事务时， “只要是对村庄发展有益的事情， 宗族管委会就会积极建议， 村 ‘两委’ 也会采纳。” 宗祠有建议权， 村 “两委” 也予以采纳， 这方面村 “两委”也给了相似的回答， 并表示由于宗族组织的存在，村里更加和谐稳定。 宗族管委会希望村 “两委” 能够吸纳祠堂管委会人员进入， 让宗族中有威望的人在基层管理事务中获得发言权。

四、 宗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宗族文化的变迁是城市化过程与文化本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结构发挥其持久性与稳固性的一面， 沿袭并强化了其中一部分。 同时， 宗族文化根据自身及社会的需要逐步实现了宗族组织的转型发展， 展现了文化因素柔韧性十足的一面， 固有的文化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或者发生变异， 衍生出新的表现形式。

（ 一） 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团体成为宗族关系的主导

H村自清代伊始就形成了十一辈四门 （房） 群居型村庄， 宗族作为严格有序的血缘伦理维系的群体逐步消解， 等级秩序弱化。 在H 村中， 祠堂祭祀是以家庭或者房族为核心单位的祭祀， 而不再是全族排序的祭祀， 村中红白喜事不再由宗族出面， 而是由各门 （房） 有能力的人负责， 在问及进城务工的村民平时与谁联系较多时， 回答与本门 （房） 内成员及朋友联系多占据多数， 与族人及远亲的关系逐渐疏远， 宗族整体结构已经消解， 宗族权威演化为以家庭或以门 （房） 族为核心的小型的团体， 整体关系及严格的宗族制度已淡化， 个人主义或者小集体主义上升， 以门 （户） 族为行动单位的小规模行动团体成为主体， 与其它宗族文化较弱的村庄相差无几， 关中地区的门族是以叔伯兄弟为主的较小规模的行动单位， 一般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调节门族内部的矛盾， 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 但一般不具备对外的功能。

（ 二） 传统父权思想逐步瓦解

我国传统宗族组织的核心原则便是父系继嗣原则， 女性是进不了宗谱的。 H 村新修订的族谱在继承弘扬先祖精神， 顺应时代发展， 主张男女平等，把女性后代列入宗谱中， 一位在学业、 事业中有突出成就的女性得以列入宗族英才， 女性族民在谱系上取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地位， 突破了以父系血缘继嗣为纽带的传承体系。 在丈夫去世后仍带着孩子祭拜祖先的女性被广为称赞， 传统宗族文化中的狭隘的父权、 夫权思想受到挑战， 这构成了新时期宗族文化转型的基调， 传统宗族观念逐步与现代法理社会接轨， 推动族民从传统宗族意识向现代公民身份转化， 同时宗族组织也对这一转型予以肯定。 进城务工村民谈到后代问题时， 觉得 “自己城市讨生活很艰苦， 对子孙后代不要求， 尊重他们的意愿， 不愿意生二胎便不生。” 问及原因时， 一位村民给出的解释是： “社会阶层固化形成， 后代子孙要出人头地太难了。” 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传宗接代将不再是农民生活的唯一意义。

（ 三） 宗族对外延性价值的探索

传统宗族社会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封闭网络， 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宗族极少寻求外部认同， 往往只对宗族内部具有价值意义。 近年来， 受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得到重视的影响， 更多地是对宗族文化 “荣誉感” 的驱使， 祠堂管委会成员把保护好祠堂、 让祠堂得到官方认可视为自己的使命， 希望 “祖宗留下的这份东西能传下去”， 并多次主动向县、 市申请将祠堂列入文保单位， 并为此积极奔走。 村民已有意识寻求村庄孕育文化外部价值认同， 将宗族文化转化为村庄发展引擎， 并为承担部分社会公共文化功能提供了想象空间。

五、 宗族文化复兴的内在逻辑

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宗族组织消解的根源， 如王沪宁对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组织的论断： 生产力发展和资源供给的增加对村落家族文化具有釜底抽薪作用。④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村落宗族文化在消解中不断往复， 并与新的经济模式结合衍生出新的元素， 展现出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这与每个时期经济结构、 资源供给需求、 社会发展模式是息息相关的。

（ 一） 生产力发展仍是宗族复兴的诱因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 乡村人才纷纷涌向城市， 村庄已经不是青壮年村民赢取经济资本的场所， 宗族经济能力无法满足村民在村庄内的经济需求， 宗族组织逐步退去， 经济动力是宗族文化消解的主因。 同样， 新时期乡村与城市之间单向流动不再是唯一模式， 嗅觉灵敏的城市资源敏锐地察觉到可以从乡村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寻求经济资本的可能性， 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资源下乡、 振兴乡村的范本， 虽然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发展水平各有不同， 部分城市已经具有了反哺乡村的能力， 宗族文化复兴更是新型城镇化、 市场经济渗入的必然产物， 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结果。

（ 二） 乡村基层自治效用的缺位

乡村社区公共性的精神纽带链接不足， 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问题， 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等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H村村民表示对于村 “两委” 的行政能力有些不满，对选举方式及过程有些不信任， 乡村自治组织对举办村文化娱乐活动的不热心、 无动于衷， 农民个体的经济、 文化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基层乡村文化活动相对缺乏。 村民自组织政权无法做到对乡村生活的有效调动与管理， 调研中， 绝大多数村民不同程度地提出， 应提高宗族组织的话语权， 让宗族成员进入基层政权之中， 围绕村庄公共权力和资源分配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 作为权威话语权象征的宗族组织自然就成为村民依靠的第一选择。

（ 三） 国家在场与内生需求的不谋而合

国家的 “存在” 始终是乡村社会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 一些宗族建筑遭到破坏，宗族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经过平稳期发展后到了21世纪， 关中地区宗族文化逐步复苏， 修缮祠堂， 续修宗谱， 寻根认亲在关中基层社会悄然蔓延开来。一方面， 有关家庭、 家教、 家风的解读再次被融入到国家、 社会、 民族的层面。 受乡村文明建设、 弘扬家风的影响， 祠堂作为传统文化中 “家” “孝道” 等搜索词的标识被提上日程， 调研中我们发现， H 村邻近的村中也有不少村民集资重新修建了在文革中被破坏的祠堂， 表现出乡村社会主动促使国家进场， 以弥补国家与社会相对疏离的关系。 另一方面， 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冲击， 市场经济对乡村的吞噬， 怀揣美好愿望奔向城市的农民逐渐发现城市也有不美好的一面。 H 村距周至县城20 多公里，距西安市 50 公里， 交通便利， 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在西安市务工， 第一批进城务工的族民已从青年、 中年步入中老年。 30 多年城市—乡村候鸟迁徙式的生活， 他们把青春与汗水贡献给城市发展， 接触越久在享受城市进程利益分配的同时， 也感受到大都市展示出的铜墙铁壁冷漠的一面， 自己奋战良久却并不容易成为其中一份子， 在快速变迁的的城市化过程中， 农民个体的力量显得尤为单薄， 城市社会的竞争与生存压力的双重映射下对情感归属的需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不安全感与溃败感使农民强烈意识到仅凭个体不足以对抗生产生活中的风险。 宗族组织仍是大部分农民兑现社会资本的场所，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 即使在外工作多年， 在城市中已完成了经济资本的积累， 乡村仍是其实现社会资本的场域。 复兴祠堂祖先祭拜对进城务工人员几乎一呼百应， 近两年H 村春节期间祠堂祭拜一度出现排长队的现象。 自从墓园修整、 宗祠修葺、 宗谱续修完成后， 在近两年的春节祭拜及清明祭祖活动中， H 村和分散在其他村中的H 姓族民都会坚持到宗祠守夜并祭拜先祖， 联络情感， 族人的宗族情感共鸣得到了激发， 这份久违的脉脉温情即使很微弱却足以被村民如救命稻草般抓住， 以慰藉漂泊许久的心灵。

（ 四） 进城务工农民的理智应对

在城市化进程多元文化撞击中， 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竞争压力， 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撕裂感在宗族性村庄映射得更为显著， 第一代进城务工的村民已经 60 多岁， 在 “半工半农” 的迁徙过程中， 村民不断接受城市文明的冲击， 思想观念发生， 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 有尊严的生活这一需求逐步提上日程， 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的中坚阶层农民在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中认知、 价值观念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开始以 “我者” 视角重新审视 “他者” 的光环， 是作为 “族民” 与 “公民” 双重身份的回归， 农民群体由被动卷入逐步走向理智选择， 乡村精英阶层对城市文明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经历了羡慕向往—努力融进—理智选择的过程。 步入老年的族民言谈间表现出对城市的拒绝及对城市侵蚀乡村的排斥与忧虑， 希望保持乡村的安宁， 城市不要再打扰乡村的想法， 想安静地待在乡村里。 他们认为自己的后代们在城里打工太过辛苦， 农民半年时间在家， 少部分时间进城打工就够了， 并解释： “城市也不全是好的， 环境污染严重， 不如乡村环境好、 生活安宁。” 在问及年老后是否会回到村中生活时， 即使子女已在城市定居的村民也表现出强烈的要回归乡村生活的意念， 农村精英群体已有能力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共生问题， 物质追求固然重要， 但经济利益已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 乡村精英为主导的内生需求模式转变，共同记忆复苏， 宗族意识被唤醒， 正是在此时， 宗族文化再次被唤醒。

六、 宗族文化复兴的价值重构

陕西地区的宗族文化复兴处于萌芽状态， 多数是由村庄文化精英为主导的自发行为。 日常管理中仍有很多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地方性宗族文化存在的逻辑所在， 对其的解读显得尤为必要。

（ 一） 多元文化交织与碰撞后的价值取向

宗族组织的复兴看似是以村民为主体的村庄文化的复兴， 本质是多个主体元素的价值碰撞的结果， 基层政府、 市场主体、 宗族文化三者中都不足以靠单个的力量完全掌握乡村社会。 宗族组织无法取代基层政权， 这一阶段宗族功能的正向作用得以展现， H 村处在这一阶段关中地区宗族复兴的现象， 本质并非是地方宗族与国家之间进行权力对抗， 而是在基层正式组织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 村民对于公共物品需求所形成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择， 宗族组织试图与国家权威之间呈现叠加， 但并没有超越后者形成单独的自治机构， 这与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是密切相关的。 关中地区长期交通闭塞， 市场经济滞后， 不如南方宗族经商、 求学海外人士众多， 关中地区族民利用宗族关系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条件并不充分， 宗族组织可拥有的经济功能不足， 政治功能更加缺乏。 作为传统农业为主的村庄， H 村并无多种产业经营的副业， 村民仍是主要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生， 贫富相对均等， 因此H村宗族组织并没有在经济功能上直接或间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在面对低保申请、 救助补给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时， 宗族组织无法具备相应的能力及话语权， 村民和族人试图借助宗族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路径并不一定行得通，宗族功能完全让位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 宗族组织虽表现出对政治权利的遐想， 但无法取代基层政权。 受互联网时代、 市场经济的影响， 城市资本、乡村实体等多种元素交融， 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已经渗透到基层社会， 共同构成了现阶段乡村文化的多元取向， 村庄孕育的文化在艰难中生存， 在新时期城乡资源配置下， 宗族文化的公共性价值需要被引导， 进而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正面力量。

（ 二） 宗族群体分裂后的价值取向

某种文化形式的复兴与繁盛往往带来某一群体的壮大， 宗族文化的复兴带来村庄凝聚力、 向心力的增加， 但并未带来宗族群体的壮大及宗族群体的认知统一。 从调研结果来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 村民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复杂化， 社会交往层面呈现多样性。 以 70、 80、 90 后为主的年轻一代村民仍旧认可宗族祠堂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问到祠堂管委会的成员组成时， 普遍回答要选取 “德高望重的”“时间宽裕的”， 毕竟祠堂管委会不发工资， 生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同时， 他们一致认同进入祠堂管委会必须是在村里有威望、 有能力的人， 能进入祠堂管委会是个人荣誉的象征， 但是自己还是更愿意去城里打工赚钱， 仍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原则，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当务之急。 祠堂宗族仍是年轻一代村民心底的骄傲与牵挂， 但是已经不足以把见识过城市繁华喧嚣的他们召回。 祠堂宗族可以作为象征性的仪式， 弥合年轻村民精神信仰上的缺憾， 以鼓励继续出发为美好生活继续奋斗， 却不足以召唤年轻族民艰苦留守， 已有部分年轻一代通过奋斗留在了城市， 对这批族民来说， 宗祠作为乡愁式的象征载体， 成为这批人完成心灵休憩的场合。 而对剩下绝大多数没能留在城市的村民来说， 乡村仍是这批村民的最终归宿及彰显社会价值的场所， 宗族文化的约束性力量仍会得到延续， 与 20—30 岁的年轻人来不及思考未来一心向往都市不同， 中老年一代村民， 仍然表达了强烈的传统立场， 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持久性和历史延续性。

随着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村庄对于留守的农村女性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农民个体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无力感在农村女性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职业选择及经济收入上的弱势地位， 加上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缺乏， 让更多农村女性投向了村庙的怀抱。H 村宗族文化肯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能否依靠结构性力量对村庄女性带来认知上的改变， 这也是宗族文化的价值认同中需要去探索的。 当前陕西农村以老人、 妇女、 进城失败的中年农民为主， 城镇化与现代化痕迹在这一群体身上体现得相对缓慢得多， 乡村振兴工作更应注重这三种类群体的价值诉求。

（ 三） 新乡贤群体的再造

宗族精英与乡村精英的融合成为H 村现阶段的宗族文化。 临近H 村的Q 村历史上是以传统工艺造纸为主的村庄， 村民退休教师L 某无意间看到外地传统造纸工艺的相关报道， 唤醒了他埋没许久的村落成长记忆。 从2010 年开始， 他不断搜集村里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造纸工具， 专门建成了专题博物馆， 展示古代造纸的发展历程， 并依照传统工序建立了传统作坊， 他组织村中为数不多的掌握造纸工序的几位老人， 招募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传授传统造纸工艺， 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展研学旅游， 试图以经济复兴方式唤醒村民共同文化记忆，但遭遇诸多困难与不解。

在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舆论环境里， H 村与Q 村两个不同类型的村庄文化精英出于文化自觉的诉求， 开始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自救行为， 都是由60 岁以上的乡村文化能人主导的复兴过程， 而非传统印象中的经济、 政治能人。 在访谈中， 50—70 岁的村民对乡村发展有着更为强烈的参与意愿以及较为深刻的见解， 认为乡村仍旧有可能是这一群体实现价值的场域。 宗族根基深厚的村庄， 对乡村自治政权内生权威不足现象反应最为激烈， 也是孕育乡贤群体的最佳场所， 关中地区乡镇经济微弱， 欠缺乡村经济能人， 乡贤群体以从乡村走出去、 已退休返乡的公职人员和教师群体、 热心公益的老人为主。 在H 村， 这一群体集中在宗祠管委会和老年协会里， 而且祠堂管委会成员与老年协会成员往往互为叠加， 这一群体自幼受宗族祖训的熏陶， 在传统价值观较为浓厚的环境中成长， 对之前的乡村社会有着鲜明的记忆。 此外， 经济基础较为稳定， 是接受城市社会职业化熏陶后的 “还乡者”， 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 并非是 “典型的传统乡贤， 但他们的存在促进了乡村内生力量的生成， 并为协同推进乡村建设准备了部分条件。”⑤新乡贤群体展示出对村庄建设发展的热情及参与其中的意愿， H 村宗祠管委会与老年协会成员会对村中重大活动提出意见， 村里重大活动会邀请他们出席， 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成为当前关中乡村的 “中坚力量”， 是村庄事务最具活力的群体。 H 村新修订的宗谱中有关于老年协会热心公益的事迹记录，新时期宗族根基的延续为新乡贤的登场营造了良好氛围， 宗族文化对乡村精英的养成机制存在深度辐射， 新乡贤的 “在场” 并谋求宗族组织拓展到村庄公共领域， 为乡村建设、 治理各方面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无论从客观经济发展还是乡村主观愿望， 都应去尝试培养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 为乡村文化精英营造良好的成长空间。

结语

宗族文化长期植根于我国传统乡土社会， 作为古代社会基本社会结构组织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经济社会基础的变迁及政治调控的需求变化， 宗族组织存在的根基看似被铲除， 但是宗族文化作为特有的基层思维构成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不断复兴， 必有其存在的缘由及现代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 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变。”⑥我们讨论宗族文化或者是其它形式的传统乡村文化， 不应脱离社会综合因素孤立谈文化的价值， 应在当下社会发展语境下解构文化因子的变迁规律及产生原因， 找寻现代视域下宗族文化的合理化运用。

谈到宗族文化在现代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时， 应该考虑到未来乡村与城市互动中会产生的巨大变化， 正视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 农民群体社会生存方式及利益取向的多元化选择，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宗族群体的多元化价值诉求， 对宗族文化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结构、 地域环境、 农民群体单方面谈论宗族文化的变迁过程。 关中地区历来被视为弱宗族地区， 农民群体没有强宗族体系下的传统价值观结构引导， 但也并没有形成独立性与现代意识， 宗族文化呈现独特的演变轨迹。 在现代化进程中， 有生命力的基层社会的建立，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某些因素， 而对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判断， 还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文化诉求， 关中地区的农村 “虽然与传统封闭型农村已有较大差异， 但仍然保持了传统农村的主要特征”⑦，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形态， 乡村文化既是生活本身，也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 在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过程中， 要选择适应本地情况的体系， 只有形成与当下区域性匹配的乡村治理体制， 才能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变。

当前， 陕西城镇化率已达到59.4%， 即使到了“十四五” 末期， 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 仍有近千万人生活在农村， 只要乡村社会存在， 宗族文化等传统乡土文化就不会消失。 遵循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找出在现代转型语境下， 传承传统文化基因并吸收现代文化的积极因素， 摒弃城市中心主义立场下的拯救者姿态的对乡村社会的单向输入行为， 是当下急需得到重视的议题。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推进， 城乡流通领域的逐步放开， 城乡要素流动增加， 为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的转型、 发展及乡村治理方式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 本文基于关中地区村落宗族文化演变研究， 对宗族文化的未来变迁及转向进行剖析和预判， 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下， 宗族文化不会消失， 其当下回归孕育了更高形式的转型， 还要在今后乡村与城市互动发展过程中得以验证。

注释：

① 参见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

② ［英］ 莫里斯·弗利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3 页。

③ 刘仕刚： 《结构遗产： 理解当代宗族复兴的一个新概念——以对海南张氏宗族发展历程考察为基础》，《云南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④⑥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1、 49 页。

⑤ 韦统义、 苏佳敏、 吴明远：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⑦ 贺雪峰： 《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庄与体制》， 《求索》 2017 年第 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