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精神与新儒商的责任担当

涂可国

山东是儒家思想开创者孔子的故乡，是儒学的发源地。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更成为历代儒商兴业安邦、情系家国的共同精神家园。它濡染着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塑造着悠久的中华商业文明，锻造着传统与现代儒商的心性品格。进入新时代，优秀企业家应当大力弘扬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善于运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经营智慧提升自己的人格品位，担负起强烈的道德责任和人生责任，充分展现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圣贤风度和君子风范。

一、儒商精神的丰富内涵

儒商是按照儒家精神和儒家价值观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有儒家风范，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又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兴业使命，从而成为儒家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人格化体现。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某种层面看，大学之道即大商之道。从本质上说，儒商是奉行儒家伦理原则获取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当代，它是遵循儒家经济伦理的企业主体。从外延上说，儒商既包括体现儒家道德人格的广大企业普通员工，又包括具有儒家伦理精神的企业内部各群体，还包括那些展现儒家风格、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优秀企业家。

儒商精神是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它要求儒商以儒家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遵守“儒”的道德规范、体现“儒”的精神气度。而作为儒家文化重要表征的儒商精神，本质上就是指儒商所躬行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儒商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是儒商文化系统中最深刻、最本质、最内在的核心，是儒商高雅的气度风范、崇高的道德规范、美好的伦理情操的有机统一，也是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创建长寿企业的灵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商业环境的革新，儒商精神的内涵外延也会与世推移。但是，儒商精神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内核却不会轻易改变。儒家思想能够为提高企业效率提供有益的原则、规范和智慧，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商人把做一个具有儒家精神的商人作为职业理想。他们“以儒饬商”“贾而好儒”“贾而儒行”，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儒商精神。

（一）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观

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大智慧。传统儒商在变幻莫测的商海沉浮中洞察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便是成就事业的根本前提在于人，事业成功的根本目的同样在于人。儒家“兼济天下”“仁民爱物”的家国情怀，在传统儒商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将“富国兴业”“经世济民”作为行业发展的宗旨与使命，以经济发展作为强国富民的有效途径。他们不仅自己生财有道，还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原则，更愿意让利于民，在致富后投资架桥修路、兴办义学书院，以回馈乡民，为地方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真正成为勇担社会责任的一代大商。大家耳熟能详的山西商人乔致庸，就注重把道德文章与功利追求融为一体，使仁义与功利融会贯通。他以民为本，经常挺身赈灾，把儒家推崇的仁爱精神融入竞争激烈的商场。

（二）财自道生、以义取利的商业价值观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可见，儒家的创始人也肯定富贵是人的基本欲望，认为只要取之有道，也可以被允许。一般说来，儒家并不反对人求利，反对的是求不义之利，要求做到以义驭利。传统儒商既抱持着富国兴业的家国情怀，自然能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价值观。徽州商人李大皓奉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此严格要求自己与他的继承者，真正达到了“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的儒商境界。作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一的鲁商商帮，大多重义气，豪侠仗义，许多设立“义集”“义市”予以免缴课税。在致富后注重捐资助学，热心社会公益，烟台栖霞的牟氏就曾捐助巨款用于平乱和赈灾。

（三）尚礼贵和、合作共赢的财富经营观

“礼”是儒学中的核心范畴之一，既包括各种仪式、风俗，也包括各种规章制度，重礼、尊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假如一个企业的管理和营销人员在对内生产活动和对外商务活动中彬彬有礼，做到礼貌待客，讲究文明礼节，将会极大地维护乃至提升企业美好形象。由美国特伦斯·E·迪尔和艾伦·A·肯尼迪撰著的《企业文化》一书也强调礼节仪式在企业管理中的独特作用。从企业管理来说，重视礼治，能够使企业制度健全、秩序井然、规范合度，使员工各司其职、文明有礼、彼此尊重。“贵和尚中”是传统儒商所信守的一个基本处事方式和职业道德，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与行为准则。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和气仍然要讲，这是对顾客的一种尊重，也是自身修养的体现。“贵和”是儒商的一种基本经营理念，更是一种商业伦理。它既是对待顾客的和气态度，也是处理各方关系的协调原则，更是同行竞争中的合作精神，能够实现合作共赢的最终目标。

（四）守经达权、创新求变的企业发展观

《汉书·贡禹传》记载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意谓遵循经义，据守古道，而不盲目屈从世风。中国先贤历来倡导守经达权的生存智慧，“经”是指正道原则，“权”是指权宜变通。守经达权意味着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能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因时、因地、因人而进行变通与调整，此即古语所谓的“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它表明一个人成功的关节点在于把握好经权之间的度，这里蕴藏着儒家“持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即“合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旨在讲求在合理的关节点上通权达变，取得预期效果。许多儒商将之运用于商业经营活动当中，形成了“因时而变、变中求胜”的处世哲学与经营智慧。他们善于观察时势、抓住机遇，在管理、技术、营销等领域不断创新，创造了一个个儒商传奇。

（五）遵纪守法、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观

讲究诚信经营、遵循儒家主忠信的品格，遵纪守法，将诚信作为从商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传统儒商的制胜之道。近代山东济南旧军村孟洛川的“祥”字号等著名商家，正是以守信重信深植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了“重信用，市价不二，童叟无欺”的良好形象，从而带来了生意兴隆的功效。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三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绝不会在粮食中掺假害人。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的新儒商，信奉儒家无信不立、诚实不欺的精神，注重诚信经营，树立了重义、重诚、重情的良好口碑。我们承认盈利是儒商的天性，但也承认在追求实现持续盈利的经商实践中，古今中外的儒商及其背后的企业始终恪守基本的商业诚信伦理底线。

二、儒家设定的商人责任

历代儒家既运用诸如“职”“业”“事”和“行”等明言范畴阐释职业责任，也采用君、臣、士大夫、公侯、士、农、工、商等具体概念诠释职业责任。儒家职业责任伦理思想可分为职业责任伦理合说和职业责任伦理分说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职业责任的内容，二是遵守职责的意义，三是职业的一般责任要求。就后者而言，儒家尽管对许多职业的特性、要求和责任有过涉及，但最为关注的还是君、臣、士、农、工、商的职业责任。

关于商贾的职业责任，孔孟未及讨论。荀子指明了商贾的职业品质修养要求，认为如果加强关卡和集市的检查而不征税，禁止贸易抵债券的弄虚作假，就会使商人忠诚老实而没有欺诈：“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荀子·王霸》）①“质律”有多种解释，王先谦注说：“质律，质剂也，可以为法，故言质律也。”（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4 页）也有学者把它解释为评定市价的一种文书。笔者将其理解为贸易抵债券。他还直接提出了商贾的职业责任修养：“良贾不为折阅不市。”（《荀子·修身》）

王阳明推崇尧、舜、禹的圣人之治，指出：“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1]王阳明认为尧、舜、禹时代注重对民众进行“五伦”教化，促使农、工、商、贾各类职业者学习圣人之学，把修身成德作为重大的使命。他进一步指出，此一时期农、工、商、贾各尽其能、各尽其责、各尽其职：“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2]谈及商人职业责任思想，王阳明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3]尽管王阳明这里讲述的是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统一性，却也说明他认为做买卖的商人固然要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但不能将此当成首要的任务，而应当把为圣与为贤作为非职业的最大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

三、新儒商的道德责任

在首届儒商大会上，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当今时代大儒商道，追求的是“仁义”之道，以人为本，义利兼顾；追求的是“诚信”之道，以诚立身，以信为重；追求的是“创新”之道，因时而变，变中求进；追求的是“和合”之道，以和为贵，竞争合作；追求的是“规矩”之道，正人正己，尊法守法；追求的是“担当”之道，厚植家国情怀，勇担社会责任。

儒商首先是一个儒者，然后才是一名商人。历代儒家不光思考了各种社会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还注重自我反思，对儒者自身的社会责任担当作了深刻阐释。譬如荀子就推崇文武周公孔子是大儒，肯定大儒“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荀子·儒效》）的政治责任行为，宣传大儒“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儒效》）的职业责任感，赞扬大儒“志安公，行安修”（《荀子·儒效》）的自我担当。他更是直接指明了儒士处于不同境遇中能够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儒家伦理是儒学的核心要义，既包括德性伦理，也包含责任伦理。作为儒者与商人有机融合的统一体，新时代儒商要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就必须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汲取传统儒商精神的精髓，至少应当承担起尚仁重义、贵和尚中和诚实守信三大道德责任。

（一）尚仁重义

尚仁重义精神是儒商精神的核心要素，它在中国古代儒商代表人物的“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和“白圭仁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端木即子贡，本为卫国大商人，因仰慕孔子的“仁学”而师从孔子，成为孔子的著名弟子。他“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豁贵”“家累千金”，以自己的家财帮助孔子推行德政仁治，以求恢复“尧舜周公之道”。为此，司马迁说：“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陶朱公即范蠡，他先用“计然之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退到齐国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被奉为商业之祖的白圭，贾法廉平，薄利多销，把自己的经商活动视作利国利民的“仁术”。

（二）贵和尚礼

“贵和”是儒商经营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儒商的“贵和”不仅在于通过它可以获得好的经营成效，更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信念。“和”是一种正道，和气总比不和好。按照“礼”来规范人的经济行为，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和规范内化，可以使每个经济主体行为规范有序，也便于人际互动和关系协调，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依照礼来加强企业管理，推动企业员工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可以有效约束、调节每个经济主体的言行，使之做到正身自律，保证企业的规章制度得以贯彻实施，还能够使企业上下级做到自重和尊人。

（三）诚实守信

讲诚信是经商的生存和发展基石。俗话说：“百金求名，千金求誉。”信誉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盈利的基本前提。英国管理学家罗杰·福尔克说过：“世界上最容易损害一个经理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现他在进行欺骗。”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日本当代著名管理学家士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将“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作为建立威信、使员工信赖的两条原则。中国历代儒商无不坚守着诚信经营的道德底线，就是因为他们深刻洞悉了其中的关键：任何一个企业商号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起步资本，进而建立良好的口碑与顾客群。可以说，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实在是最为重要的兴财之源。

四、新儒商的人生责任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儒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而是现代世界工业文明的参与者，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身上肩负着民族工商业振兴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新时代的新儒商，不仅要做传统儒商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也要做现代儒商精神的倡导者、实践者。新儒商的人生理想、人格境界和人生责任，不应局限于个人发家致富，而应具有更加崇高的价值追求，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更加厚重的家国情怀。

（一）把功利追求和自身人格完善有机结合起来

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搏杀的“经济人”可以顺利实现向舍己利他的“伦理人”的转换，从而成为具有儒家伦理品格的儒商。如前所述，王阳明心学指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儒商既是对“官商”的超越，又是对“奸商”的鞭笞，还是对“俗商”的舍弃。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儒商往往“以儒术饬商事”，以做“善贾”“良贾”为职业目标。中国古代有子贡、范蠡，近代有徽商、晋商，现代海内外也有许多践行儒商精神的优秀企业家。他们“以义取利”“克己奉公”，努力运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生存智慧，将义与利、经济与伦理有机调和。他们创造财富但“只取一瓢饮”，努力回馈社会、担当道义，使得功利追求与自身人格完善达到和谐统一。随着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伪商、奸商必将被日益规范的经济运作浪潮所淘汰。代之而起的，必定是也应当是既具有现代经商意识和素质、又具有儒家义理精神的儒商型企业家。

（二）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

做新时代儒商是当代企业家践行儒家商道的自觉选择，而非外界投射的光环。新时代儒商，不只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行为方式；不只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不只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担当。作为现代企业家，新时代儒商在商业世界搏击，一定要运用儒家智慧实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自我梦想，在追求企业长久之道、制胜之道中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要知道，真正的大儒商道，是为了成就一番大事业，是为了国富民强，是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为了报效祖国、利人安人。一句话，新时代儒商就是用儒家商道伦理规范自身行为，关注民生，回报社会，自觉承担起兴业安邦、强国富民的社会责任。

（三）把儒商精神与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新时代儒商的本质在“儒”不在“商”。管理是一个企业的核心和灵魂，缺乏有效管理，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新时代儒商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运用于解决应对企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赋予传统商业伦理以新意涵、新生命，让传统儒商精神在新时代企业治理中继续闪耀，借以成就一个个新时代的儒商传奇。弘扬儒商精神，完善企业管理，应当从以下八大方面着手：一是要从儒家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注重“感情投资”，加强人本管理；二是讲求成人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己，致力于自我管理；三是发挥儒家主忠信精神，优化忠信管理；四是遵循儒家重礼、隆礼、尊礼的要求，建立企业的礼治秩序；五是深入挖掘儒家贵和尚中思想资源，强化和谐管理；六是提倡儒家的重俭反奢价值观，加强企业成本管理；七是发扬儒家重教尚贤优良传统，致力于企业人才培养和精英治企；八是坚持“守经用权”，既坚持原则性又保持灵活性，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一言以蔽之，新儒商应当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到以德治企、以儒兴企、以企弘儒，致力于以儒家智慧和德性修养提高企业管理绩效，促进企业管理上水平、上台阶。

（四）把创造精神与创新意识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性是人类的根本特性，是人的主体性之一。创造性人格对企业的成功和创造成果的产生能够起导向作用、内在动力作用。企业正是依靠广大管理者和职工的辛勤创造活动，才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儒商唯有塑造自己的“简洁思维”“不同思维”“反直觉思维”“逆向思维”等良好的心智模式，才能使所在企业具备强劲的创造性。与此同时，创新也是当代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的要素，创新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家的命运。创新是企业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是长寿企业的制胜秘诀，是企业应对各种激烈竞争、站稳脚跟的制胜法宝。一个企业只有致力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产品创新，才能具备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传统中国商帮不乏创新精神，他们不仅注重拓展新的商贸行业，扩大商品经营品种和范围，还改进创新经营方式。他们在商道上努力创新，例如孟洛川为了多销售商品，在北京首创“礼券”，类似于现在的购物卡；面对质优价廉的洋布冲击，孟洛川改变经营品种思路，走向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之路。

新时代儒商应当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一方面，要致力于各方面的创造，努力提高企业的创造力，为广大消费者制造上乘的商品，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生成创新理念，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产品创新的氛围，形成创新光荣、守旧可耻的良好企业风气，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