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玄“《礼记·大学》注”的政治理想
——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为政”思想解读

张 兴

郑玄是著名的文献学家、经学家，他遍注群经，是汉代学术的集大成者。《后汉书·郑玄传》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识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康成之盛者也。”[2]郑玄一生未做过大官，不倾慕名利，心无旁骛，博闻强识，最终以其杰出的成就奠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后来被尊为清代汉学的师表。

郑玄的“《礼记·大学》注”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大学》的注解，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然而学界对“《礼记·大学》注”本身的研究却很不够，大多是在涉及《大学》文本时顺带提一下其对某个字词的注解，而对“《礼记·大学》注”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理想甚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那么，郑玄“《礼记·大学》注”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主要是从哪些角度进行注解的？又是通过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德”“政”思想溯源

在《大学》文本中，“德”字出现的概率特别高，特别是在《大学》引《诗经》《尚书》的地方，可谓比比皆是。要想了解郑玄注《大学》的思想路径，“德”就是必须要考察的一个维度，原因就在于郑玄以“为政”作为注解《大学》的核心思想，而所为之“政”又是《大学》中的“德政”，因此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德”字及其观念的起源。

（一）“德”：全生、保生、厚生

“德”字及其观念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我们一般说的“德”就是指“道德”“德行”，但是在中国文化最开始的时候，“德”的本义却不是这样的。金春峰先生在《“德”的本义及其历史考察》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德’字及其观念起于何时？只能以甲骨文、金文和《周书》为据，乃周人之新观念。其原始义非‘道德’‘德行’，而系全生、保全生命，引申为恩惠德泽；初为政治范畴，以后扩展为哲学性命范畴，与‘性’为同类概念。”[3]

金先生从殷周之际的朝代更替推论出“从甲骨文的征伐杀戮之‘徝’，演变为周代金文之‘德’，代表从杀戮、消灭生命转到保全生命。保生全生，成全生命，是对人的最大恩惠与德泽，故‘德’字与生命相联系。政治上，其内涵是‘保民’与‘敬天’，‘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书经·酒诰》）故‘德’的内涵，本义是全生、保生、厚生，是政治范畴，非道德修养范畴”。[4]

《大学》讲“明明德”，大量引用《尚书》 《诗经》中的篇章来说明“德”这一政治范畴的重要性，正好说明《大学》是继承春秋时期政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德”而来的。在春秋时期，政治与政治家的基本思想与观念，基本是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轴心，这样的例子在《左传》中比比皆是，限于篇幅笔者就不一一举例了。

正如前文所说，春秋时期出现的比较重大的政治争论，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核心观念展开的。此时，正值春秋晚期，在孔子与老子思想中居于本原地位的“道”，与“德”相比则是处于次要地位。“道”字不仅出现的次数非常少，而且其意义多以“道路”这一具体意义的使用为主。在春秋末期，以“德”为核心的情况才慢慢发生较大的变化。由“天道”“王道”之较普遍性的“道”，进一步出现了代表一般性、普遍性的“道”，而且“道”的地位也开始比“德”的地位更高更重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过孔子、老子二人的提倡与阐发，“道”逐渐演变为一切价值的本源，而“德”就渐渐从政治意义向道德意义转变，逐渐由“保民”“敬天”的政治内涵向“德行”“道德”意义转变。但是，政治内涵的“保民”“敬天”并没有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换句话说，“为政”中蕴含着“保民”“敬天”的思想，从春秋时期的“德”向春秋末期的“德政”开始转化，并在以后逐渐以“为政”取代政治意义上的“德”。

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大学》是曾子及其弟子所作，在曾子的《大学》中“道”与“德”都有所体现，比如“大学之道”“絜矩之道”“明明德”“克明俊德”等等。从《大学》后面引《诗经》《尚书》的文字来看，此时的《大学》所体现“德”的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二）“政”：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国家事务

既然郑玄用“为政”来注解《大学》，不弄懂“为政”两字的内涵，我们又怎么能理解郑玄的思想呢？因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政”字的内涵。

“政”字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篇：“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尚书·洪范》）由上可知，政包含农业生产、财货、祭祀等等，可以说涉及大部分的国家事务和国家机构。一般来说，“政”虽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却不是专对普通民众而言的，其主要是从国家统治阶层也就是从为政者的视角而言的。“为政”就是为政者将国家层面的政事做好，管理好百姓。由此可见，“政”的本意是不带任何偏向性的，是有重大原则的国家事务，与民生息息相关，是正大光明的。

金春峰先生认为：“‘德’的本义与‘生’相联系，故其内涵，就个人言，指道德，也包括聪慧才能。”[5]下面两个例子可以佐证：第一个，《国语·鲁语上》记载“禹能以德修鲧之功”，这里的“德”包括大禹治水的品德和才能。第二个，《国语·鲁语下》中叔孙穆子聘于晋，说，“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在这里，“六德”包括咨才、咨事、咨亲三方面，这三方面都不是“道德”的“德”。“德”须包含智慧、才能和道德两个层面含义，因此“圣人”的“圣”也应该包括智慧、才能和道德两个层面。孔子说“天生德与予”，实际上就是包含智慧、才能与道德这两个层面，并非像后世那样理解的仅仅是代表“道德”一面而言。《诗·大雅·荡之什》说仲山甫具有武勇超人、忠贞为国的美好德行，说他是“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这里，“懿德”就包含了仲山甫的武勇才能与高尚德行两个层面。

对于“於戏，前王不忘”这句话的注解，更可以看作是郑玄注解《大学》的核心提纲。郑玄认为：“圣人既有亲贤之德，其政又有乐利于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6]在郑玄的理解中，能够使君子、小人都不愿忘记的“前王”，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圣人”必须同时具备“德”与“政”两种能力，才能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各有念念不忘的东西。

综上所述，“德”在春秋时期的语境之中是包括智慧、才能与道德两个层面含义的。郑玄在这里，用“圣人”之“德”与“政”两个层面来注解“於戏，前王不忘”，非常切合经文的本义。“圣人”不仅具有亲近贤人的德行，而且还具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百姓的智慧与才能，使百姓既有乐又有利，整个国家的民众，无论哪个阶层都能和谐相处，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治理国家的状况恐怕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而“德”“政”就成为郑玄注解《大学》最核心的指导思想。

二、郑玄的“为政”观

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云：

案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7]

郑玄花费心思最多的地方是对句子的注解，其对句子的注解是我们了解郑玄“《礼记·大学》注”思想最重要的地方。郑玄总共对二十八个句子进行了注解。可以说，除了两三处句子以外，郑玄对其他句子的注解，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跟“为政”有关。郑玄认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8]这句话并非是对《大学》二字的简单注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郑玄“《礼记·大学》注”的“为政”思想。

综观郑玄对《大学》一文的注解，其重点就在于“为政”二字，通过对其注解的仔细梳理，笔者认为，“为政”在“《礼记·大学》注”中是有侧重点的。其侧重点就在于所为之“政”是“德政”，“德政”二字可谓是郑玄“《礼记·大学》注”的核心思想。

那么，郑玄所理解的“德政”又具体是从哪些方面进行阐释的呢？前文提到，《大学》文本中“德”的本义是全生、保生、厚生，属于政治范畴，其内涵是“保民”与“敬天”，而这恰恰就是郑玄注解“政”的方面。这也跟郑玄认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9]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郑玄的“为政”观，其核心是沿用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内涵，即“保民”“全民”与“敬天”。

既然郑玄是以“为政”为核心思想注解《大学》文本的，那么，在确定了“为政”的含义之后，必然会有“为政者”，在“《礼记·大学》注”中“为政者”具体指谁呢？

“为政者”所涉及的核心人物是国君、大臣。在郑玄的理解中，《大学》文本中“为政”最主要的是“德政”。可以说，“德政”主要包括国君与大臣或贤臣对国家大事的处理。郑玄对《大学》的注解，反映了郑玄对良好国家政治生活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郑玄对“君明臣贤”政治理想的渴望。郑玄在注解《大学》时，对君主与大臣之“德”都有明确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大学》文本中所提到的“先王”，在郑玄的注解中一直是理解为“圣人”，是一种有德、有位的载体。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只有德，也不能只有位。有德，是首要条件，更是上天对为政者的最基本要求；有位，才会有政，各种政策法度才能顺利实行。而只有“德”与“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行的才是“仁道”，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的政治理想。

三、明君之德

（一）君主要“以德配天”

郑玄说百姓都是以君主的行为作为行为标准，君主可以不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吗？一旦“邪辟失道”，就会丧身失国。这其实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最真实的体现，也是君主“敬天”要求的体现。

在郑玄看来，君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是由于“上天”的护佑而来的，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君主的行为要受“上天”的意志支配。当君主的行为不符合天意的时候，“上天”就不会再庇护他，会降下各种征兆让君主反省，甚至最后让君主失去领导地位。因此，郑玄特别看重君主的“德”。在对《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注解时，郑玄是这样注解的：

言殷王帝已以上，未失其民之时，德亦有能配天者，谓天享其祭祀也。及纣为恶，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监视殷时之事，天之大命，得之诚不易也。[10]

郑玄认为，在殷商的君主帝乙之前的时代，殷商的君主还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这个时候殷王之“德”还是能够与天相配的，也就是说“上天”还在享受殷王的祭祀，“上天”还在保佑着殷商对民众的统治。等到了帝乙的儿子商纣王的时代，纣王无恶不作，引起了民众的怨恨与“上天”的愤怒，“上天”不再享受殷王的祭祀，不再保佑殷王，殷商的统治也就随之瓦解。从殷商得天下至失天下这件事情作为一种借鉴，“上天”所保佑的“大命”，能够得到是多么不容易！郑玄对于这两句话的注解，其实是说君主要能够“以德配天”，要能够“敬天”，商纣王无恶不作，是对“上天”的不敬，是“失德”的表现。君主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要“敬天”，就一定要“保民”“全民”。在这里，郑玄之所以强调君主要“以德配天”也是基于对东汉统治末期政局动荡不安的谴责，同时也是对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现实状况的无奈。假如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再不“敬天”“保民”，那么“上天”对于东汉的保佑也会随之消散。

在对“惟命不于常”注解时，郑玄认为“上天”所赋予君主统治民众的“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也不是专门只保佑一家，统治者的政治统治一定要能“保民”“全民”，才能长久地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而国君一旦失去“天命”，也就是做不到“以德配天”，那就离身死国灭不远了。

（二）君主要“求贤”“放恶”

郑玄在注解《大学》时，注入了尊贤、用贤思想。君王祭祀、治国都要任用贤人，君明臣贤，则万民和谐，天下和谐。这跟郑玄注解《中庸》时，在具体治国策略上所体现出来的“选贤用能”[11]思想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汉代选官采用的是察举制。开始之时，的确能选出一些德才兼备的人进入统治阶层。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东汉所选用的人大多名不副实，所以谚语有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后汉书·李固传》云：“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12]《抱朴子外篇·审举》曰：“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13]要治理好国家，其前提和基础是要任用贤才。郑玄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正是基于儒家学者强烈的救世情怀，郑玄才特别渴望统治阶层能够大量起用贤人。因此，在“《礼记·大学》注”中郑玄尤其强调贤才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在郑玄的注解中，为政者主要包括人君和大臣。因此，这就要求人君能够发现有贤能的大臣，然后任用有贤能的大臣。因此，在对《大学》中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这两句话注解时，郑玄是这样诠释的：“岩岩，喻师尹之高严也。师尹，天子之大臣，为政者也。言民皆视其所行而则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则有大刑。”在这里，郑玄明确指出了“为政者”主要是以师尹这样的大臣为代表。对于这样的大臣，人君一定要择贤而任用，也就是说要“任贤”。

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或者说国君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呢？郑玄认为是善人。在郑玄的理解中，善人几乎就是贤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贤人在政治管理、民众管理方面甚至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全民”“保民”的工作都是由具体的大臣去做的，贤人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其“全民”“保民”方面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与“任贤”相对应的一面就是“放恶”，用后世的话说就是“远小人”。在对“唯仁人放流之，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一句进行解释时，郑玄这样说：“放去恶人媢嫉之类者，独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在这里，郑玄对“仁人”的解释是像舜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仁人”，这个要求已经非常高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而这些人所居之位几乎等同于国君之位，也可以理解为一国之君主。对于恶人，要远离他们，放逐他们。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仁人”？像舜那样的能够放逐“四罪”而使天下百姓咸服的人才能称为“仁人”。

这里有个问题，国君为什么要爱人，为什么要恶人？爱人是为了“保民”“全民”，而恶人也是为了“保民”“全民”。因为恶人、媢嫉之人只会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放逐这些恶人，是为了保全民众。其实，这里的“仁人”，可以理解为前面提到的“前王”“圣人”等等。放逐恶人、媢嫉之人正是“仁人”“前王”“圣人”智慧与才能的体现，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些。

（三）君主要“亲仁”“轻利”

“亲仁”要求君主能够施行仁道，如对“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一句的注解，郑玄这样说：“言君行仁道，则其臣必义。以义举事无不成者。其为诚然，如己府库之时为己有也。”

郑玄谓“明不因丧规利”，是说晋文公作为一个逃亡的人，把仁道作为唯一宝贝，既然亲爱于仁道，就不会借着亲人的丧事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晋文公是一国之君，其行为会对民众的行为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亲爱于仁道，就是其“敬天”最好的表现。正如前文所说，民众的行为准则是以君主的行为为主要依据的，晋文公能亲爱于仁道，其民众也自然会依照这种示范去做，国家自然会有比较好的治理。这跟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大学》这里所说的“仁者”，应当与前文所说的“仁人”是一个意思。郑玄对“仁人”的解释是像舜那样的圣人。那“不仁者”就应该是像纣王那样的恶王。仁人施财于民众，是“保民”“全民”的体现。“不仁者”从民众身上聚敛财富，是“害民”“残民”的表现。郑玄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仁人”“仁者”“前王”“圣人”如果真的做到了“亲仁”“轻利”，那么“保民”“全民”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四、贤臣之德

（一）贤臣要“保民”“全民”

郑玄认为《诗经·卫风·淇澳》这首诗是写“心广体胖”的，人民对于统治者念念不忘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凭借自己的诚心诚意而使“德”显著。前文提到，在春秋时期，“德”的本义是政治上的保全民众的生命，其“德”显著正说明的是统治者在民众生命的保全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才能使民众念念不忘。郑玄注解“明明德”为“显明其至德也”[14]，其“德”体现的正是政治意义上的含义。

郑玄对“圣人听讼”的解释是“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必使民无实者不敢尽其辞，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前文提到，郑玄以“乐利之政”来说明圣人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智慧与能力，而在这里的解释则是圣人通过听讼，使民无实者达到不敢讼的境界，体现的正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才能，民无讼，这意味着百姓之间的争夺少了，百姓之间的日常生活就会和谐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在“保民”“全民”。

郑玄对《秦誓》一段的注解，最能体现贤人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保民”“全民”。我们来看一下《大学》的原文：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礼记·大学》）

郑玄首先说明了一下《秦誓》篇的由来：

秦穆公伐郑，为晋所败於殽，还，誓其群臣，而作此篇也。[15]

秦穆公率领军队讨伐郑国，在殽这个地方跟晋国的军队遭遇，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殽之战，结果秦军损失惨重，晋国大获全胜。面对这种败局，秦穆公回到秦国后对着群臣发下誓言，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出现。誓，是一种具有约束性和决断性的语言，对一个人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和决断性。《秦誓》的文辞虽然简单，但是却比较生动，语意也比较恳切，含有较强的自我警戒的意味。从《秦誓》的内容来看，作《誓》的是一国之君秦穆公，表达的意思却是希望得到贤人辅助的一种迫切心情。

郑玄对《秦誓》的注解，体现的正是贤人之于国家的重要性。郑玄说“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乐人有善之甚也。正是说贤人非常愿意看到民众有善行的一面。贤人如果能够发挥自己本身的作用，那么国家就能“保民”“全民”。郑玄说：“佛戾贤人所为，使功不通於君也。”[16]如果贤人的所作所为被坏人所阻碍，那么贤人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国家就不能“保民”“全民”了。民众都没有了，那么国家也就完了。

《秦誓》篇的引用，本身是君主求贤远恶的体现，但实际内容却是更着重于贤人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保民”“全民”，而郑玄的注解更是着重于贤人的功用——“保民”“全民”。

在古代社会，粮食充足是一个国家财用充足最真实的体现。而国家粮食充足的前提是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鼓励、支持民众从事于农业生产。从事于农业生产的人越多，专门食禄的人越少，生产的粮食就越多，人民的生活就会越好。所以说，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也是“保民”“全民”的重要体现。

（二）贤臣要“举贤”“好义”

作为一个臣子，最重要的是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治理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几个臣子，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大臣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贤臣勇于举荐优秀的贤者，使之加入大臣群体之中，并使其获得足够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是贤臣很重要的一项职能。也就是说，贤臣也要举贤，如果自己举荐的贤人不能够使君王“先于”自己，这就是轻慢于所举的贤人了。这是郑玄所理解的贤臣举贤，同时也说明了郑玄对贤臣的重视程度。

在这里，郑玄明确提出“君行仁道，其臣必义”的观点。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君仁臣义”特别重要呢？

需要说明的是，在郑玄的注解中，“一人”“一家”“一国”“仁人”“仁者”“上”都是指“国君”而言。“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国君好仁就要施财于民众，国君好仁，在下位的“大臣”必然是“好义”的。国君“好仁”的重要体现是施财于民众，在下位的大臣只有积极执行国君“施财”的政策，施恩惠于百姓，才是“好义”的表现。只有“好义”的贤臣才能辅佐君主达到财用充足的境界，才能更好地“保民”“全民”。其君好仁，其臣好义，都是“保民”“全民”的一种必须保证。反过来说，如果在下位的大臣执着于为国君“聚敛”财物，那就是“损义”的表现了。《大学》引用孟献子的话来证明“以义为利”的重要性，郑玄的解释可谓是一针见血，盗臣损害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物质财富，而聚敛之臣损害的是“义”。聚敛之臣损“义”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聚敛之臣必然会“害民”，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正常统治，更是与“保民”“全民”背道而驰。同时，郑玄在注解中指出，这种聚敛之臣必然会忘义，是小人，更不是“贤臣”，要想治理好国家就不能任用小人，一旦任用小人，即使国君想用仁义来完善自己的政事，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跟前面《大学》中提到的“举贤人”“放恶人”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综上所述，郑玄的“《礼记·大学》注”是对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为政”思想的解读。郑玄“《礼记·大学》注”所体现出的“为政”观主要是从人君与贤臣两个角度进行阐发的，对人君的要求是能够以德配天、求贤放恶、亲仁轻利，对贤臣的要求是保民全民、举贤好义。对于这两个角度的阐释集中体现出了郑玄“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