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与经验启示

吉秀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其中第三个“必须”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八个“必须”强调“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这两个“必须”蕴含着百年党史中的两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统一战线。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统一战线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系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程、汲取宝贵经验，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毛泽东同志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但是，这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是否管用，能否承担起改变中国命运的使命，关键还要看掌握和使用这一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将其中蕴含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统一战线理论传到中国之后，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实践的理论，它提供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是一般的指导原理，提供给全世界无产者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神学；是行动指南，不是现成经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以及争取、联合、扩大同盟军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出发，阐明了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性、必要性，提出无产阶级可以与农民和其他进步的社会力量结成同盟，巩固的工农联盟尤其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牢牢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争取最广大同盟者的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这些基本原理该如何运用则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为转移。马克思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传到中国之后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中国化”是在包含了中国特点、中国特性、中国国情等内容基础上，使之在中国具体化。总结到一点，就是要依据中国国情和特点，着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内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勾结，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相对于强大的敌人，革命力量非常薄弱。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发育不成熟，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左右摇摆，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还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何正确认识、估量和处理与不同阶级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过的。

面对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寻找同盟军的路上，经历了反复和曲折。党的一大时，强调“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的二大时，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的三大作出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对于如何合作，怎样保持党的独立性，党要不要有自己的武装，认识得不是很清楚；至于怎样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怎样看待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样复杂的问题，更是缺少研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在1926年11月写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处境：“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5]他要求联共（布）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国党以应该有的指导。但是，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还是联共（布）中央以及驻华代表，都不可能提供有针对性地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还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来到中国后，必须中国化，也必然中国化，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决定的。

（三）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人学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国化”的命题，是在吃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大亏之后才懂得的。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两次胜利、两次失败”都与统一战线的发展密切相关，也可以看作是统一战线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

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工人运动狂飙突进，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共产党员由建党初期的50 多人发展到近5.8 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280 余万人，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970 余万人。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由于不懂得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善于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失败。此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回答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但是，随着形势好转，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他们照搬共产国际论断，把中间阶级视做“最危险的敌人”，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策略，导致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福建事变”。蒋介石解决完福建问题后，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红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分丧失，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也几乎全部损失。“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用事实证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早在1930年，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党中央的采纳，反而被讥笑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不朽著作，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9月到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7]。正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思想上开始走向成熟和自觉。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8]；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主要包括：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位。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在统一战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陈独秀从右的方面放弃领导权和王明先“左”后右，取消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错误。针对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都不能胜利”[9]。

2.建立了两个联盟，实现了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与农民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毛泽东同志还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与俄国革命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不同，毛泽东同志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了马克思、列宁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设想。

3.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法宝”的著名论断。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10]，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针对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确立有理、有利、有节和独立自主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精髓运用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法宝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深化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高度浓缩和生动写照。

4.创造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5.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政党制度上，确立、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在民族问题上，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辟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我国阶级关系变化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注入了新内容，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其核心要点主要包括：

1.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从邓小平同志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11]，到江泽民同志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12]，再到胡锦涛同志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充分体现了党对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不断深化，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

2.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任务发生重要变化。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统战工作由“体制内”延伸到“体制外”，由大陆范围内拓展到大陆范围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联盟”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联盟”，从“革命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既坚守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又突破了传统阶级概念的束缚，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新发展。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不再为阶级斗争服务，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统一服务。

3.统一战线各领域理论创新的进程大大加快。明确将新时期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关系概括为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政党关系方面，将“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入宪；民族关系方面，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宗教关系方面，明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阶层关系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确立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工作方针；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提出并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等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要求，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其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主要包括：

1.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发展为“治国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将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提高到“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把“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新时代统一战线成为调整国家政治关系、保持国家有机平衡的政治制度和工作机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

2.用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联盟形式，拓展了统一战线的价值视域。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新时代统一战线国内联盟和国际合作的系统构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3.对统一战线所涉及的五大关系和重要领域作出了全新的理论阐释，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提出了“制度效能论”“民族共同体论”“宗教中国化方向论”“政治吸纳论”“亲清政商关系论”“争取人心论”等重要论断。特别是在政党、民族、宗教领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政党领域，明确“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明确民主党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定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民族领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宗教领域，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刻揭示了宗教问题普遍规律和我国宗教基本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之长，经验之丰富，贡献之重大，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没有先例。这个成功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回顾百年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守正创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立论根基。一百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始终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和发展“同行者”和“同盟军”，最大限度团结各方力量，从胜利走向胜利。统一战线的百年辉煌、法宝作用的充分彰显证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证明这个理论“行”。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这是“守正”的基本前提。其次，“守正”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上既发生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右的错误，也发生过“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左”的错误。历史证明，正确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一旦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统一战线和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新的征程上，统一战线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不动摇，牢牢掌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确把握“联合”与“斗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内敢于同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做斗争，守住统一战线的政治底线；对外敢于同分裂祖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做斗争，争取国际社会道义支持，打赢人心争夺战。另一方面，在坚持中发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推动统战工作理念、机制和方式方法创新。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彰显真理伟力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3]所谓有用，就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启程时，面对的“实际问题”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统一战线的锋芒所向就是动员、团结社会各被压迫阶级，推翻旧政权，建立独立统一的民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引资聚智，“把钱用起来，把人用起来”、推动经济建设，统合多元社会，凝聚政治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以实现伟大复兴为最大公约数，对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与党的中心工作相连，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新的征程上，统一战线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越是形势险峻，越是矛盾复杂，越需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用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合作共赢的思维和方式，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献计出力，围绕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围绕事关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正面发声、主动作为。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融会贯通中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东方，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4]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目标追求、价值基础、本质特征、哲学方法上具有契合融通之处。在政治目标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追求的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具有一致性。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需要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个共同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爱国主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厚的土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构成了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天下大治”“政治统一”的“大一统”理念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中国人共同的政治追求，也是统一战线最深厚的文化根脉。统一战线本质上体现为大团结、大联合，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上下同欲者胜”“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合则强，孤则弱”精神一致，都表达了团结、联合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统一战线在哲学方法上讲究“同”与“异”、“统”与“战”、“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哲学思辨具有高度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正是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形成了中国化的统战理论。从毛泽东同志“三大法宝”的经典概括到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同心圆”论、“石榴籽”论的形象表达，都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新的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火炬，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髓，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讲好中国统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