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应急事件中的舆情引导及治理探析

刘书文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3)

每一次重大公共应急事件，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国内国际的舆论场息息相关。黑格尔曾指出：“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1]社会舆论本身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如果社会能够对其合理利用，便能力排非议，辟除谣言，维护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反之，则使民众会陷入“别有用心”的舆论漩涡之中，产生质疑和恐慌甚至将其引入思想歧路。

一、背景省思：数字环境下的舆论场特点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已逐步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参与者见证了21世纪舆论场的变化，并携手网络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下的数字环境大背景。马克思曾指出：“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2]综合来看，数字环境下的舆论场新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联网发展速度加快，网络信息良莠不齐

互联网平台成为当代社会与民生发展的缩影。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第四次浪潮”。成长在数字环境中的新一代对于精神文明需求有了更高的标准。互联网已然是社交互动和信息共享的主场，但是，良莠掺杂的网络信息充斥着网络空间，净化网络环境和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面临着新的考验。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20年4月28日所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4.5%。此外，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也通过互联网在良好有序进行。2019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通信网络，4G比例超过98%，行政村通光纤、5G基站和新基建计划正稳步运行。同时，通过网络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也取得良好成效，不少地方行政人员走进网络直播间与主播共同为家乡“带货”，极大地促进了网络购物、网络公益以及农民增收的发展。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3]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网络事业得到了全面、有效提升，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网络舆论环境方面，以网络化、信息化为标志的互联网环境使得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各种网络资源和“话语”在互联网平台空前活跃，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居心叵测的势力和别有用心的网络写手，在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西方意识形态做“理论支撑”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4]网络信息具有覆盖面广、速度快、时效性强等特点，在网络中的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良莠掺杂，以“言论自由”标榜自身的网络舆论聚焦社会热点事件，通过自媒体迅速传播、扩散片面性观点，一度形成“哗众取宠”甚至是“众神狂欢”的舆论局面。这不仅加大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塑造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与稳定管理难度，还会导致群众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陷入价值观抉择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让网络监管和舆论治理工作陷入困境。

(二)自媒体参与度提升，主流媒体引导力分流

自媒体是指利用个人或组织的社交注册账号进行信息分享的传播者，自媒体以现代化的社交手段很快成为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一大主要力量。自媒体参与互动的现象丰富了网络空间生活，彰显了新时代精神文化多样性的原创动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据数据显示，各类自媒体，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号、今日头条号等，总注册数在3155万左右。其中，微信成为自媒体主要平台，约占自媒体总数中的63.4%。自媒体以图文、短视频等为主要内容，以发布文章、视频或者进行公开直播的形式向网络平台进行信息输出。以微信为例，自2012年，微信推出公众号程序之后，其他各大自媒体平台纷纷效仿，在2014年的节点上出现井喷式增长，目前，我国的自媒体从业人员数量已超过260万人。由此可见，自媒体已经成为互联网平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在时事新闻或易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发生时，自媒体平台通常会第一时间推出相关图文信息，并且通过社交账号进行广泛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舆论的导向。从自媒体渠道中获取的信息覆盖面更广、传达性更强、流通速度更快，根据其本身的传播特性来看，自媒体对于网络舆论的传播、发散和引导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近年来，自媒体在主要社交平台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以平民化的口吻和大众化的视角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新时代我国网络平台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自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彰显着我国互联网平台建设的成就，但网络舆论的科学引导问题也随之而来。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那就会出现混乱。”[5]自媒体的出现让这一理论显得更具说服力。在当今自媒体现象普遍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但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狂潮，人们却很难对信息的真伪追根溯源，这就为思维的理性发挥设置了延时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极易陷入“先入为主”的认识预知中。近几年，自媒体行业在网络平台上的参与度相较于以往有所提高，但是，个体的认知负荷是有限的，当同一件事反转过多，认知负荷超载时，就会产生对信息内容的恐慌和质疑，尤其是一些官方信息被添枝加叶后“二手倒卖”到自媒体平台中时，谣言和舆论便自然生起。经过几经周转后的社会事件反转过程，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的追踪信息有时会因热度问题被自媒体所掩盖。不少微博大V和网络达人的转发量、阅读量通过其粉丝的扩散传播，让舆论中心偏离事件本身，甚至上升到国家信念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三)受众主体话语权扩大，发言表态缺乏理性

见证网络环境变革的老一代和成长在数字环境下的新一代的网络话语权逐步扩大，使得在崭新的舆论场内参与者身份更加多样化。主体话语权的提升丰富了人民群众述民意、表民心的网络途径，但也产生了网上发声却肆意妄为、口无遮拦的现象。

网络受众规模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互联网科技水平得到了良好发展。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5月13日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比例达到74.0%。其中，未成年网民中认为自己对互联网存在依赖心理的比例为17.3%，过去半年内遭遇过各类网络安全事件的比例为34.0%。从比例上看，互联网网民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每一个社交平台注册的背后都是一个独立受众个体，当受众个体基数汇集增多时，群体性效应凸显，大众传媒曾经“发布什么看什么”的地位被打破，受众主体的话语权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选择，人民群众日益成为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网络用户规模的逐步扩大，其背后是科技生活的发展带来的精神娱乐方式的更新。由此可以看出，舆论参与者不仅有了日常实际生活当中的现实场合作为舆论平台，更有线上的广阔的网络空间作为新的舆论场合进行沟通交流。

庞大的受众基数既为国家和政府开展提供了听民声、知民心、晓民情的线上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增添了难度。大规模的网络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表达各自的观点和想法以及个人对社会现象和重大事件的情绪，21世纪的舆论场参与者身份更加多样化，社会意见更加集中和明显，这为网络暴力等舆论生态污浊化问题埋下了祸根。网络发声原本是人民群众发言表态的新形式，但是，由于西方价值观的输入以及自身政治定力薄弱等问题，使得网民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受到影响，有时甚至口无遮拦，明目张胆地发表一些偏激言论。受众主体的话语权扩大和网络话语环境的开放性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加速了社会舆论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共享。在网络深度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一味遏制或者屏蔽群众的发声显然违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理念。因此，必须回应人民群众内心关切，扎实把回应工作和服务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在尊重人民群众利益和充分保障群众发表合法合理言论的基础上，对舆论焦点话题积极进行科学引导，获取人民群众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助力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

二、缘由探究：疫情期间的谣言类型及舆论成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从国家政府和各级党委，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决听从党中央的集中和统一领导，积极配合防疫治疫的工作。疫情期间，由于肺炎病毒感染方式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封城封路部署以及号召群众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疫情舆情同向同行，有关疫情的谣言发生的土壤是正值疫情防控工作关键时刻的现实社会，让民众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所产生的心理恐慌的谣言开始从网络平台蔓延至群众生活当中，因此，必须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6]

(一)疫情期间的谣言类型

通过对疫情期间网络舆论观点的集中研究和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相关信息分析，对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平台中涉及的有关疫情的谣言进行简要梳理，划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1.“谣”言惑众型

谣言的疯狂涌现是疫情期间舆情现象的显著特点。“谣”言惑众型是以散布荒诞离奇的谣言为主要内容的谣言，这类谣言试图编造毫无根据的事件或结果来达到蛊惑人心造成大众心理恐慌的效果。此类谣言以民众为主要传播对象，抓住居家隔离时期群众消息传播的闭塞和延迟特点，试图来迷惑社会大众。例如“多批次人民币检测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病毒”“湖北农产品感染病毒”“健康码会泄露用户个人信息”“5G传播新冠病毒”“蚊子会传播新冠病毒”以及“新冠肺炎病毒可以在家自测”等。这些容易引起群众心理恐慌的谣言一时间可谓是四处丛生，真假难辨，似乎不达蛊惑目的不罢休，为疫情防控和舆情治理增加不小的难度。

2.非愚则诬型

疫情防控是一次对公共卫生安全、国家制度建设和舆情科学治理的全面考量，非愚则诬型是指以故意诬蔑、恶意造谣或寻衅滋事为主的谣言。此类谣言将矛头对准了实施疫情防控的地方政府、医疗人员，有的甚至对各地防控的监测结果进行污蔑，造谣者试图以污蔑、编造的方式来给疫情防控添乱。例如，“钟南山感染病毒”“湖北孝感某地疫情瞒报”“病毒是P4实验室恶意流出”“上海诊断3000例确诊病例”“钟南山预测各地解除限制时间”“俄罗斯证实新冠肺炎病毒系人工合成”以及“武汉市政府不再对新冠肺炎患者免费治疗”等。这些诋毁国家政府和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让各地政府官员和医疗专家疲于辟谣。

3.诟谇谣诼型

疫情防控是举国上下一盘棋的工作，然而，总有一些缺乏同理心和责任感的人，不仅不为抗疫防疫作出力所能及的付出，反而还有在一旁煽风点火，肆无忌惮渲染和鼓吹内心的这种“看客心理”。这是一种“造谣只嫌是非少”、面对疫情丝毫没有担心起国家民族和同胞的生命安全反倒是一种袖手旁观的心态。此类谣言荒唐可笑，愚蠢至极，有的甚至令人哭笑不得。例如“武汉肺炎患者治愈病人上吊自杀”“医院确诊病人挖洞出逃”“牛蛙被列入禁食名单”“感染新冠肺炎者需要终身服药”“火神山医院三万月薪招保洁”“湖北解封3小时1735人进入长沙”以及“新冠肺炎病毒在温州发生变异”等。此类谣言恨不得舆情漩涡越激烈越好，舆论风向越混乱越好，居心可谓险恶。

(二)网络信息爆炸式来袭，难以甄别其真伪性

互联网已然成为新时代全民参与舆论讨论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7]疫情期间，国家通过媒体传播特别是网络平台的信息滚动为社会群众及时传递最新疫情相关信息，社会群众利用新时代网络空间的“自媒体特性”了解疫情信息并各抒己见。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特性，疫情期间的信息流动比平时更为迅速，各类舆情事件也能在第一时间进入民众视线。然而，由于疫情防控初期的信息闭塞，线上空间的舆论热度和影响力大大提升，同时成了舆论漩涡新的衍生处。有关疫情防控的海量信息如洪水猛兽般爆发式来袭，社会民众借助网络渠道所了解的碎片化信息难以拼凑和还原事件本身，加大了突发事件形成的舆论危机，甚至危害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群众对于信息的真实性缺乏一定的求证途径，因此难以第一时间辨别其真伪，这就为谣言的生成留下了缓冲的机会，以谣传谣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并殃及大量暂未得知真相的群众，大量信息的涌现一度让人目眩神迷，真假难辨。

(三)疫情影响出乎社会民众意料

疫情舆情同向同行，舆论的产生必然有其现实根源。毫无疑问，此次疫情对国家社会和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以封城封路、关门闭户为代表性的防控举措更是前所未有。正是由于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才给了不良分子造谣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8]客观地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部分群众存在焦虑和恐惧心理是正常现象，对于国家以及广大基层党委组织来说，在疫情防控初期舒缓和排解群众情绪是一项可控性工作。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和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到640万余例，累计死亡人数多达37万，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遭受此次疫情，对社会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乎社会民众意料。由此，一些别有用心的敏感信息开始逐渐出现，通过发布不实信息、鼓动以谣传谣等恶劣行为，一步步攻击社会民众的心理防线，产生一系列的舆论问题甚至将疫情政治化。质疑疫情防控举措甚至质疑国家政府等恶劣行径，钻疫情期间信息排查的漏洞，牢牢抓住疫情防控的突发性和人民群众对疫情认识不够的心理，开始造谣，制造恐慌，扰乱疫情防控进度，加剧疫情发展的紧张形势，扰乱大众视听。

(四)舆情回应不够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不够

疫情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必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疫情发展进行审视。因此，必须在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疫情走向和舆情趋势，不能强求在爆发之时就找到解决的良药。由于种种原因，在疫情暴发初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在公开信息、澄清谣言和回应群众方面的不到位问题，这些问题使群众在等待期间引发了焦虑和猜忌心理，甚至对国家政府产生质疑等极端看法。舆情回应的不及时有损政府公信力的塑造，更影响着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在这种重大公共事件突发期间，可以说，主流的声音越响亮，政府对于舆情的回应越及时，对于公共情绪就越有良好的减压和舒缓作用。这便要求主流媒体要好发声、发好声、带好头、畅好言，要在疫情舆情形势严峻之时，凸显党媒官媒的中流砥柱作用。要做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第一时间为群众解疑答惑，不断提升舆情回应意识和舆论引导能力，尊重人民群众的诉求态度和真实关切，消弭公众质疑，降低群体性抗议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到舆论焦点在何处，舆论引导和回应就在何处，实实在在地将疫情防控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三、舆情治理：三位一体，合理管控，积极引导，理性应对

虚构的事实通常是由于其结果符合人们的内心期待而被当作事实的真相，这一过程有时是刻意的，但大多数时候是无意识的。社会舆论的走向需要来自多方面的科学化合理化管控。做好舆情治理与管控工作，综合来看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制”治舆：坚持党的领导，完善舆论监督的制度约束机制

制度优势是打赢抗“疫”战争的必胜法宝，也是赢得舆论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9]国家和政府必须健全舆情引导机制，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集中和统一领导。

针对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同志时刻关注疫情防控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挥部署防控工作，准确研判疫情形势，让处于恐慌中的人民群众找到了定盘星，看到了主心骨。要不断坚持和完善重大疫情管理制度，贯彻落实传染病预防措施和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理制度，健全卫生服务监督体系和健康保障制度，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贯彻以预防为主，依靠科学的卫生防控工作。及时发布和落实网络空间舆论相关管理规定，以科学制度合理治理和管控舆情言论，坚决遏制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避免造成群众的心理恐慌。要不断完善社会舆情收集和分析，要建立舆情预判和分析制度，在尊重事实本身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对舆情进行合理性研判。要不断健全和完善重大舆情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借助疫情舆情回应和引导软件在网络空间中充分了解社会公众的真实诉求，对疫情中社会关注的焦点作出数据处理和信息分类整合。要着重突出舆论漩涡中的核心矛盾和主要问题，针对疫情舆情给党和国家国际形象带来的损害问题作出科学化分析和评估，并积极准备舆情治理和引导的有关解决方案。

舆情引导和治理需借我国制度约束之力。开展舆情管控必须要紧紧依靠党中央，贯彻和落实各项疫情管理和舆情管控制度，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正确看待舆论事件，利用网络舆情助推国家政治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宣传功能，积极传播正面信息，加强对疫情中的舆情的监测和研判工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带头分析网络舆情现状并维护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提高信息真伪的鉴别能力，切实提高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及时掌握疫情中的舆情发展动向，适应网络空间的信息化节奏，增强对舆论引导的把控力，使人民群众对抗击疫情充满信心。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制度，完善舆情机制，在实际举措中彰显我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鲜活生命力。不断以科学制度管控舆情言论，以制度优势引导舆情走向，及时澄清和回应谣言，贯彻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捍卫思想阵地与精神家园，借助制度优势之力引导舆情的科学化、可控化走向。

(二)以“媒”治舆：展现媒体担当，提高舆论引导的技术监管力度

媒体要在舆情管控工作中体现时代责任与使命担当。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为不良舆论造谣生事留下了生存空间。作为发布重要信息的广大传媒工具，媒体应承担起舆情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准确公开的责任，必须严格遵守网络空间的媒体行为规范。

媒体必须要树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讲究社会利益和社会效果。大众媒体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不应是争夺新闻的“头条”和热度，抢所谓的“独家报道”，占用公共信息资源，而是应将疫情中真实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及时传播出去，让民众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家对疫情的监控工作进度以及疫情发展情况。媒体是疫情期间网络舆情信息发布和互动的“冲锋军”，要抓典型事件，科学客观的报告疫情相关信息，做到求真务实、及时准确，发挥好宣传功能，要控制住负面舆情的发酵，避免引发其他让疫情防控工作“忙中添乱”的社会问题。不断坚持和完善新闻宣传审查制度，做好新闻传播和宣传工作。确保网络舆论生态的稳定和纯洁，坚持正确引导网络和社会舆论走向，做好舆论监督与舆情引导工作，不断完善社会舆论和公众舆论监督制度，提高舆论监督水平，认真落实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各大媒体平台的服务管理，搞好正面信息传播。

新时代媒体必须要增强对舆情引导的针对性。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工作，要弘扬向上主旋律、网络正能量，传送出展现优秀精神风貌的时代强音。在舆论丛生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必须要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坚持公开透明、有序开放、及时准确的网络舆情管控，加强网络空间的舆论风向引导和分析研判，建立网络空间舆情监测与管控体系，不断提高疫情防控中的舆情管控和治理水平。要把握好网络舆论发展的规律，保证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媒体应该充分发挥传播功能，切实遵守网络媒体的行为规范，与党中央的决策和举措相衔接，及时将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与舆情管理的指示传播到大众面前。要主动做好疫情期间的谣言澄清工作，始终占据网络舆论的制高点，讲好中国的战“疫”故事，传播中国的抗“疫”最强音。

(三)以“民”治舆：规范主体行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定力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群众是舆情讨论的重要主体，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贯彻和走好最终路线。如今，我国疫情已取得初步成效，这得益于人民群众主体性力量的有效发挥。贯彻群众路线必须率先从党员干部做起，党员干部必须要及时为人民群众解疑答惑，为网络空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既是当代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疫情期间党员干部践行职责与义务的刚性需要。党员干部要正确执行网络生态治理的相关规定和政策，充分利用自身对互联网的积累优势，将真实准确的疫情信息和卫生知识积极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切实走好人民群众路线，疏导人民群众因疫情而产生的恐慌情绪。相关部门要及时发布和贯彻落实疫情期间的相关管理规定，对舆情综合治理报告进行科学分析，不断完善网络舆论定期研判和不实信息通报等相关制度，促进疫情有关信息的共享和及时发布，让更多人民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疫情控制情况，坚决不给不良舆论滋生和乘虚而入的空间，将谣言遏制于摇篮之中。要做到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依靠科学，积极呼吁人民群众不信谣、不传谣，用实实在在的医学科研成果来打击舆情中的谣言和不良言论，对舆情加以规范和管控，引导社会舆论朝有利于战胜疫情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

舆情管控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习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做好疾病防控工作、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10]人民群众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和敏锐的鉴别能力，做到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时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最新的疫情发展情况，提升人民群众的甄别能力和控“舆”能力，展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良好道德风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捍卫群众的精神家园，坚定攻克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做到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学会辨别基本信息的真实性，相信主流和官方媒体的权威性，适应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新颖性，要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抵制和排斥任何居心叵测的不良言论，牢牢维护好和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总之，疫情防控中的舆情引导和治理是一次对我国网络空间舆论阵地意识的重要考量，意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对不良舆论进行科学化引导和及时治理。尽管疫情期间衍生了信息互动的关隘，已然在数字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现代社会也悄然披上了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外衣，但是，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战”疫情、“控”舆情必然会取得积极成果，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齐心抗“疫”，就一定会以实践成效让谣言不攻自破，让任何居心叵测、妄图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言论瓦解和消亡于人民群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