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困境到“科场鬼”悲剧

摘 要：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昏庸腐败，内忧外患之下民不聊生，而科举制度仍是官吏选拔的重要方式，在此时代背景下，社会中涌现出了无数“孔乙己”式的读书人。本文旨在通过逐层探析孔乙己个人困境与人生悲剧的根本诱因，找出“孔乙己”式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与科举制度间的深刻关联，体悟鲁迅先生的意旨，并探讨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孔乙己 困境 知识分子 科举制

众所周知，《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又一全新形式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卷留下了一个经典的落寞文人角色——孔乙己。在小说中，身着长衫却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最终断了双脚，悄无声息地用双手走完了余生，甚至在旁人口中连死亡都需加上“大约”“的确”的定语。本文将以小说中“孔乙己”的一生为例，解析孔乙己一角的悲剧来源，追问导致“孔乙己”们集体困境的最根本原因。

首先，其悲剧的最浅一层原因，我们可据文本的字面意义得出。孔乙己其人“身材很高大”，本是有可能通过体力劳动以自养的，他却始终穿着长衫，哪怕已经穷到窃书的地步，也没有想过真正地自食其力，当然其中也有他并无长技傍身的缘故。而身无长物、没有立身之本的孔乙己，一贯以一种不屑置辩的清高态度对待短衣帮的酒客们，他无法融入民众之中，他与他们之间有着无法消弭的隔阂，因此面对他的窘境乃至性命之虞，周遭百姓向来冷眼相待，麻木而不加相助，甚至视作下酒的笑料。尽管在他最后一次来到酒店时，小伙计弯腰将酒放在他坐着的门槛上，这似乎能体现出几分来自人性的温情，但小伙计短暂的温情驱不走孔乙己无解的寂寞与困窘，孔乙己注定要用双手默默无声地走完迂腐而悲凉的一生。以上种种是孔乙己的个人困境，而隔绝与落寞或是“孔乙己”们所遭遇的集体困境。

其次，向更深一层探索，孔乙己之所以自矜自荣于“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身份，百姓之所以麻木冷漠地对待孔乙己的遭遇，除了孔乙己自身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囿于“君子不器”等观念而无法迈入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原因之外，更多的还是由于“身份认同问题”与“语言形式问题”的双重作祟。其一，“身份认同问题”主要是围绕着“长衫”与“短衣”的不同身份或阶级展开的：小说开篇便指出，做工的短衣帮通常是靠在柜外站着，花四文铜钱温一碗热酒喝，只有穿长衫的人才会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坐下来慢慢喝，从中我们足以看出这两种身份间的对立感。在晚清年间，通常只有上层地主阶级、有钱人和读书人才会身着长衫，“路上平民与秀才相遇，平民要给秀才让路；如果平民敢对秀才无礼，就按侮辱官吏罪惩处”。从中能够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份象征着一种通向荣耀与特权的可能，以及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身份或阶级之间有着潜在的鸿沟。而在《孔乙己》中，一方面，对于咸亨酒店的短衣帮酒客而言，孔乙己唯有考中秀才，他头脑中的知识才能够兑现为现实的权威，因此作为“万年童生”的孔乙己只能沦为他们取乐的笑料，沦为一个既不属于他们所身处的群体，又不屑于与他们同伍的狼狈不堪的外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对孔乙己的不幸施以冷眼与嘲讽；另一方面，孔乙己始终以“读书人”的身份为荣，哪怕科举无望、穷困潦倒，也依旧信仰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拒绝成为体力劳动者，强行保持着其实早就不复存在的“文人”的身份与体面。而正是因为孔乙己与劳动人民群体之间始终无法达成对彼此的身份认同，致使其渐渐地愈发远离劳动群众，最终成为一个被排挤于社会各群体之外的不伦不类的边缘人，换言之，孔乙己之所以被孤立于社会之外，责任并非全在于民众，很大程度上理应归咎于他率先亲自将自己孤立于社会主流群体之外。其二，“语言形式问题”主要围绕着“文白之争”展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变迁，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几乎成为读书人的专属语言形式，而白话文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中；在市井生活当中，缺乏文学素养的普通老百姓们通常采用当地的白话作为日常会话用语，而非文言文；至晚清时，“文言文”与“白话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双线并存的。在《孔乙己》中，每当被众人挤对“偷窃”“屡试不中”时，他总会放弃使用白话，转而讲起民众难懂的文言文，这也恰恰说明孔乙己强烈认同自己“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身份，并且认为文言文才是属于读书人、属于自己的语言，只有当自己讲起文言文时，在由文言文支撑起的精神空间里，他才能短暂地逃避现实，重获自由与骄傲，但正像丸尾常喜所说：“他正是在用文言文构建的他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参与现实中与民众共有的日常世界的通路。”值得玩味的是，孔乙己用文言词语“窃”来表达自己“偷”的行为，以此来自欺欺人，企图为自己的丑行加以合理的粉饰，这似乎也可看作是鲁迅对文言文的一种讽刺与批判。

再者，导致“身份认同问题”的出现以及“语言形式问题”的严重性加剧的真正原因与“孔乙己”式悲剧的根源具有同一性——科举制。科举制自开创至光绪三十一年为止，共见证了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其创立打破了由九品中正制带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阶级固化，为出身中下层社会者提供了入仕的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一，尽管各朝各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各有革新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各个朝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以儒家经典为主，甚至在北宋时王安石一度废除了原进士科中的诗赋、墨义、帖经，改为经义，把进士科的内容限制在了儒家经典之中，统治阶级对读书人所要求的是一种体察君心、关切民生时政的宏观性能力，而非“行政上的专门知识与实务上的能力”，到了明朝中叶，八股文横空出世，读书人越发不讲求实际学问。其二，在汉武帝时被举为正统的儒家向来推崇“君子不器”的理念，儒生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的观念奉为圭臬，儒家理念的教诲使得一代代的知识分子相信其责任便是走向仕途，担起治国安邦之重任，而科举制恰好为实现这一儒家理想提供了跳板，导致了“官本位”思想的盛行。與此同时，当科举成为入仕最主要的途径时，只有读书人才最有可能进入统治集团内部，拥有仕途的荣耀与权威，而缺乏“经典”教育的劳动人民却往往难以走向官僚阶级，而这也导致了知识分子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身份阶级间潜在的罅隙与对立感不断强化，也致使文人“高人一等”的优位意识的萌生。但科举的竞争十分激烈，古往今来无数怀抱着“入仕梦”的青年读书人屡试不第，郁郁而终，成了《目连戏》中的“科场鬼”。而根据原文中“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的语句，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年代大约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正值清末光绪年间，此时科举制尚未被废，考生们通常只有通过童子试成为秀才后，方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以期成为举人，从此正式敲开官场的大门。因此，一方面，孔乙己根深蒂固于脑中的优位意识使他将“读书人”的身份作为其偷窃的遮羞布，不愿成为劳动大众的一员。另一方面，孔乙己数次应考却连“秀才”都没能考取，最后落魄收场，成了又一名“科场鬼”。而晚清封建社会中，在无数读书人的身上都可寻得“孔乙己”的投影，譬如《白光》中的“陈士成”一角，陈士成连续十六次参加县考不过，终于精神错乱，因循月光掘宝而溺亡，最终大约也变成了一名“科场鬼”。又如鲁迅的父亲，也是在应举途中郁郁不得志的典型人物。而择孩童习字的描红纸上笔画极简的三个字作为这名“万年童生”的绰号，不仅是酒客对孔乙己本人的嘲笑，更是鲁迅对所有执迷不悟地将人生抱负的实现寄托于科举场的读书人的哀怜与讽刺。其三，科举考试一向将文言文作为卷面语言，因此文言文与读书人的联结越发紧密，文言文进一步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官方语言”，这也使得知识分子与民众在语言使用上的分歧愈发严重。一窘迫便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仿佛是在逃避与自救，他通过使用文言来强调自己“颇具优越感”的身份，拯救自己零落满地的颜面。他与短衣帮酒客之间始终有一堵厚墙，将彼此隔绝在自己归属的世界以外。

总而言之，正是科举制从根本上导致了孔乙己的悲剧——它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身份地位间潜存的罅隙，导致双方皆无法对彼此的身份具有认同感。同时科举考试对文言文的选择加剧了二者间语言形式问题的严重性，而最终由以上种种引起的隔阂与偏见将他推向孤寂而终的悲凉结局；科举制也导致了无数与孔乙己相似的读书人陷入了相近的个人困境之中，无从自立，无以求援，最终化作科举场下的一缕缕郁郁冤魂。另外他的悲剧其实恰可以影射清末儒士在民众间的“遇冷”，普罗大众并非真的尊崇儒说，毕竟无论是“为政以德”还是“齐之以礼”，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治民，而非为了民众本身。孔乙己像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守望者，前半生做着入仕得名的酣梦，后半生守着“君子固穷”给予自己精神胜利。

在撰写《孔乙己》一文时，鲁迅采取了十分有深意的叙述方式——“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他令一个非故事主人公的小伙计成为第一人称“我”，让读者通过小伙计的双眼去旁观，甚至是参与这场悲剧，读者会不自觉地跟随着小伙计平静又冷淡的口吻，也以一种事不关己的看戏态度，冷眼旁观孔乙己的荒唐与挣扎，而等到醒悟故事本身便是在批判这种社会性的凉薄、麻木与冷漠时，读者便会自然而然地进行自我反思与叩问。

不过在谴责社会人心的同时，鲁迅也想要通过透视孔乙己的这场悲剧，引起彼时与其相同或不同境遇和追求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反思：其一，那些脑中仍残留有封建文化余毒的读书人应早日从画地为牢般的封建教育、封建伦理观念中挣脱。其二，知识分子不应有“身份优位”意识，而启蒙更是要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譬如将白话文作为思想主张的语言载体，当然此处所说的白话文样式必须是以“普通大众能够看懂并接受”为前提的。率先启蒙“知识分子群体”，然后由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启蒙普通老百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启蒙不应是灌输式的教育，而是一种启蒙者作为“我”与民众作为“你”的对话，二者的关系应是超越控制与欲望的，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者的姿态面对人民，而是在人民至上的前提下，与人民建立一种真正血肉相连的关系。鲁迅所崇尚的启蒙“并不是像梁启超或是下一时代的胡适式的所‘给予的启蒙，他不是把自己降格为‘人民，而是把自己上升到‘人民的高度。他的启蒙不是妥协，而是与现状的斗争，是自我改造”。鲁迅在寄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谈到：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是“窮途”，而无论前路究竟如何，他都会选择“跨进去”。这便可体现出鲁迅先生虽然“多疑”，经常自我解剖和否定，但从来都没有放弃向无路之地大胆迈去，他意欲通过自我反观与改造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他在《两地书》中说“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时代环境相合”，潜台词便是人一旦有了知识，就不能也不应回到过去的麻木不仁与得过且过之中去。而以上内容其实正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或者部分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的一种警钟，提醒他们切忌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一种修养主义意识，而是应该将自己真正地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然后再去直面社会问题，看到它们与自己的切身相关性，并且将其当作自己的知识使命，与苦难者共情，追问现状因何而致。

综上所述，本文着眼于《孔乙己》中“孔乙己”的一生，解析孔乙己一角的悲剧来源，从其个人困境追溯至“科场鬼”的集体悲剧，由表及里地探析造成孔乙己悲惨结局的根本性因素，追问导致“孔乙己”们深陷于困境之中的根源；同时也衷心期望当代的青年能够始终有勇气、有机会坦荡地发声，果敢地做事。不要忘记中国的脊梁并非仅由几位猛士便可肩起，而是需要每一位自信而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力量，不要遗忘那位“在铁屋中呐喊”，向所有倒行逆施“扔出了投枪”的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但与此同时，青年也不可忘记自己时刻生活在外部社会的场域之中，因此在拥有勇气的同时还需讲究方法，“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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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柏蕴真，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