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域下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

杨文杰，巩前文

（北京林业大学绿色发展与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在农村环境保护与国家整体环境质量改善紧密联系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农村仍处于生态文明建设“洼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49 年末的10.6%提升至2019 年末的60.6%，城镇边界不断向农村扩展。在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战略下，农村既作为城市快速发展所需资源的补给地，又变成了城市废弃物的“消化之所”[1]，加之农村内部长期存在的生产、生活及点面源污染问题交织，部分农村污染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土壤酸化、重金属超标和水体发黑发臭现象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部《2014 年土地与农村环境》显示，全国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达到19.4%，农业农村部化肥农药利用率数据表明，2019 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和农药利用率分别仅为39.2%和39.8%，农村生态环境堪忧。值得警醒的是，农村污染分布范围广、影响区域面积大，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来将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其结果是大量农民无生存之地，由于周边大范围的水体、粮食等农作物被污染，城市也终将难逃其害。相较于城市，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成因更复杂、危害更严重、治理更困难，广大农村将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主要环境依托[2]，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指出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农村的概念相较于乡村更为具化，其范围可以以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进行区分，农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农村绿色发展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关系到城乡居民的共同福祉。“两山理论”为破解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改善与农民增收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多元目标下，如何找准农村发展方向和着力点，理顺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和路径是基本前提。从已有研究来看，受农村绿色发展提出时间较短的限制，尚未明确界定农村绿色发展概念，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环境变迁的相关研究已有深入探讨：一是绿色发展概念的辨析，国外通常用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发展等概念，均体现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人与资源的相互关系。绿色发展更强调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共生交互和目标多元化[3]，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4]，已逐步成为新的发展共识。二是从生产视角出发的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在农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5]，已成为加速气候变暖的重要诱因[6]，其中畜牧养殖和种植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7]，农业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为强烈的关联性[8]，农业绿色发展将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三是有关乡村发展和环境的时空变迁研究。在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城乡差距并不明显，自然环境对乡村聚落的影响是重点关注的因素[9]。随着乡村工业化转型，吸纳了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秩序被逐步打破，乡村内部空心化和外围无序化扩张问题并存。Ruda[10]研究发现，乡村工业化导致了成千上万个小村落的废弃和消失，致使乡村聚落的根本改变，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愈加突出，世界性的乡村衰落问题相继出现且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应注重城乡互动发展和空间关联性[11-12]。因此，本研究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重点问题和新发展形势，明确城乡融合发展下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对推动农村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行系统和深度阐释，以期为加快推进农村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农村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必然性

1.1 农村绿色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差距却不断拉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凸显。据调查，中国农村人均日生活生产垃圾产生量2.9 kg，其中随意堆放的比例达到36.7%[13]，按此计算，2019 年农村每天产生的垃圾量高达15.9 亿t，其中有5.9 亿t属于随意堆放，对于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薄弱的农村，将造成严重污染；2014 年约有0.2 亿hm2的被调查耕地酸化严重（2015 年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9 年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仍高达325.7 kg/hm2，与国际安全标准仍有差距，农村产业环境不容乐观。同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革，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结构形态趋于解体，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4]。据统计，中国自然村总数由1990 年的377.3 万个减少到2018 年的245.2万个，年均减少4.7 万个（2018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传统村落正面临城市文明与乡村内部变革的双重影响。要达成乡村全面振兴即“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实现从过去的“衰落”走向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振兴”，就不得不转变思想谋求新的出路，而农村绿色发展正契合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1.2 农村绿色发展是应对“三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正面临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三大瓶颈制约，实现由“三化”瓶颈向“三化”出路转变，即农村宜居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着力点，而农村绿色发展将成为应对“三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1.2.1 农村“空心化”向“宜居化”转变的必然选择农村空心化是农村人口大量净流出所表现的农村产业、土地及其他资源的闲置化状态[15]。当前，中国乡村常住人口数量呈衰减趋势，村庄面积却逐年扩张（图1），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但这部分人口留在农村的土地并未随之退出农村，新生农村人口仍需增加住宅面积；同时，随着周边城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的改善，部分村庄由传统的中心村集聚向外围扩散新建转变，传统村落居住区被废弃现象加剧，土地荒芜、村庄凋敝问题突出。村庄人均面积由2009 年的270 m2增长到2016 年的330 m2，“人地分离、人走地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城乡转型发展时期，农村人地关系依然表现出失调发展态势[16]。农村空心化造成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和土地资源闲置，据统计，2018 年农村宅基地的平均闲置程度达10.7%[17]，农村土地的低效利用问题突出，空心化村庄整治势在必行。造成农村空心化的客观因素是乡村系统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失衡[18]，主观因素是意识观念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匹配[19-20]，环境因素则既包括村庄规划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又包括资源环境造成的系统突变力[21-22]。应对农村“空心化”加剧现象，就要求在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的同时，注重农村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的改造，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空间由“空心化”向“宜居化”转变。

1.2.2 农业“边缘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必然选择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业“被边缘化”问题显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2018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比重由70.5%下降到26.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由27.7%减少到7.0%，农业占GDP 比重的降低通常被认为是衡量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指标，这也将致使第一产业产值与二三产业产值的差距继续扩大[23]。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库存和进口都创历史新高，但三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成本、生产成本逐年上升，成本利润率波动下降甚至变为负值，这表明三种粮食作物为取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偏高，成本费用的控制能力较弱，盈利能力仍显不足，2018 年成本利润率下降到-7.8%，为历史最低值（图2）。与此同时，农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能力较弱，农产品生产价格弹性的变化促使形成发散型蛛网风险[24]，农业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其激励效果有限，在务工与种地的比较收益显化过程中，广大农民仍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抛弃了农业。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结果，2018 年农民工总量增加到28 836 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占比达到46.8%，农户兼业化、农业副业化和农地去粮化问题突出，农村耕地抛荒撂荒现象普遍[25-26]，“农业边缘化”倾向愈加严重[27]。要破解农业边缘化问题，就要求充分挖掘农产品比较优势，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加快改变大水大肥大药等粗放生产方式，实现农业产业以量为先向提质增效转变，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3 农民“老龄化”向“职业化”转变的必然选择农民老龄化现象关系着未来“谁来种地，谁能经营好地”的问题。《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7—2018 年）》显示，2017 年农村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比2016 年上升了1.2 个百分点，同期城镇这一比例为10.3%，农村老龄化现象凸显。根据本研究团队2017 年在甘肃、湖南和河北11 个村683 个农户的家庭成员职业调查结果，调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比例为47.8%，其中50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65.2%，男性农业劳动力仅占23.2%，且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60 岁以上农村劳动力中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比例达到89.8%（表1），农村的“老人农业”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流，但“老人农业”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否担起乡村振兴的重任，还有待时间的检验。《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村外出的“80”后农民工占比达到51.5%，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增加到22.4%，表现出逐年增加趋势。要在中国全面进入快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破解农民“老龄化”问题，要求在增强农村吸收年轻劳动力能力的同时，实现“农民”的职业化转型，彻底摆脱农民贫穷落后的身份烙印。农村绿色发展有助于培育新型乡村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缩小城乡就业位势差，提升农村吸附新型职业农民能力，充分发挥绿色转型的“发展”属性。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职业农民培养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2018 年中央安排20亿元补助资金助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职业农民”将是建设美丽乡村中对农村有归属感的职业群体支撑，是发展大农业职业化人才配备的需要，更是粮食安全和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表1 农村劳动力分布（人）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person)

1.3 农村绿色发展是协调“三生共赢”的根本出路

农村在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存量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也为营造农村良好生产和生活空间打好了基础。然而，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战略下，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优质耕地面积比重仅为31.2%，低等耕地面积占比达22.0%；农业农村部化肥农药利用率数据表明，2019 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和农药利用率虽较2015 年分别提升了4.0%和3.2%，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化肥农药利用率；研究表明，2001—2016 年仅耕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造成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就达到476.3 亿元[28]。当前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关系趋紧，城镇化发展造成农村资源消耗加剧，同时农村内部长期存在的生产、生活和点面源污染问题交织。生态系统修复速度远低于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的速度，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正面临严峻挑战，农村生态环境堪忧。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最终农村将失去其发展的天然优势，农民将不得不抛弃自己的乡村家园，而城镇在失去生态资源补给之所的同时，将面临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和有限资源的争夺。此外，从产生污染并表现出危害性到人类发现污染再到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是一个相当滞后的过程，因此，要协调农村“三生共赢”关系，就需要着眼于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的源头控制，从时间尺度上把握好“三生”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从空间尺度上着眼于整体向好的绿色发展理念，从文化传承上将“三生共赢”内化为精神动力。

1.4 农村绿色发展是倒逼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正取代城镇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29]，但其代价是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30]。受城乡环境管制、土地供给和劳动力成本差异等的影响，污染制造企业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且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发展快和体量大等特征，同时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环境整治和“去工业化”进程，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污染企业的“廉价土地避难所”[31]。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显示，2001—2008 年农村新成立的重化工类污染企业就业量比城镇高出275.9 万人，2008年农村地区污染制造企业分布于约11.9 万个行政村[31]，比2004 年多出约1.2 万个行政村，由于统计数据方面的笼统和空白，有关农村地区工业污染的研究较为缺乏，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农村在实施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有助于扭转工业污染在农村扩张趋势，从而倒逼污染型工业企业真正实现绿色转型。

2 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

2.1 农村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聚落分为传统城市和传统村落两大体系，村落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由此也将村落称之为农村。农村生存空间环境蕴含着深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32]，农村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意味着它能够脱离于城市而实现自给自足，理论上来说农村是最优先实现或者说它本来就是“绿色”的空间。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村落的地域性特征正遭受普遍性文明的侵袭，农村被看作是城市文明的附属品，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资源供给地和废物消化之所，而当农民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的“巨变”发生时，村落终结随之而来[33]，农村早已被卷入高速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与城市的边界也逐渐模糊，从而产生了“城中村”这种独特的事物，农村发展正经历“资源的耗竭”和“文化的丧失”。如何在恢复和保护“绿色”空间优势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是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而绿色发展的提出，正是人类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转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包含生产、生活和生态多元发展目标，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符合全球发展要求的一种创新理念和发展模式。农村的绿色发展也将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基本特征，并结合农村自身的特殊性，形成包含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多元化发展目标，其基本内涵可从本质、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去理解。

从本质上来讲，农村绿色发展就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处理好农村“绿色”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农村要素互动的关系，是践行“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理念的一种创新发展方式。

从过程上来说，农村绿色发展是应对资源环境耗损、人口流失、文化丧失和村落终结等危机的产物，是在综合考虑农村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促进农村可持续的资源和服务供给，文化传承将作为贯穿农村绿色发展全过程的凝聚力，是一种动态调整的发展过程。

从结果上来看，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农村生态、生产、生活和文化传承多元目标的协同共赢，在达成农村内部均衡的同时，推动绿色资本流向城市，城市又能够以转移支付或调整发展结构的路径反馈至农村，从而提升城乡居民的共同福祉。

总之，农村绿色发展强调将生态环境作为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要求增加绿色投入，谋求绿色资本盈余，并以此作为城乡关系协调的关键。

2.2 农村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

农村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处理好绿色与发展、城市与农村要素互动两对关系。这就要求从生态、生产和生活三个层面出发，以文化传承为纽带，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农业绿色发展、城乡关系协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土情结重塑的统一和升华，这也将是农村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

2.2.1 以生态保护为基准的资源永续利用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功能，…，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保护农村生态空间，才是保持农村发展的根本。近年来，村庄面积和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呈现同步扩大趋势，而这必然是以掠夺农村生产或生态空间为代价；同时，资源过度汲取、低效利用和污染排放等问题充斥于现有生态空间，已逐渐达到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上限，迫切要求农村转变发展方式，将保障生态安全放到首位。当然，所谓生态保护并不是绝对的保护，而是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利用中注重保护。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综合考虑生态安全、生态承载力、生态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等方面[34]，强化农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实现生态系统所产生资源的永续利用。

2.2.2 以安全供给为起点的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生产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果盘子”，安全供给强调农业发展能够提供安全、高质量的农产品[35]。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供给需从三个层面出发：一是保障农产品产地环境的清洁性。水、土、气共同构成了农产品产地环境，但当前地表与地下水、土壤和空气形成的立体污染问题突出，不论是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都首先要破解产地环境清洁性的难题，强化水土气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只有从农业发展的根基上“变绿”，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二是生产过程的低碳性。农产品生产的过程涉及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农用柴油和灌溉用水等农业物资投入，这也是农业生产造成污染的重要来源，要实现生产过程的低碳性，在通过技术手段降投入提效率的同时，要求规范好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与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36]。三是后续利用的高效性。农产品在完成生长阶段后，仅有一部分会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剩余部分常被当作废弃物处理，而对所谓“废弃物”的处理过程如秸秆燃烧和畜禽粪污排放等会对下一阶段的农业生产环境造成影响，安全供给要求着眼于长远，促进后续资源利用的高效性。以安全供给为起点的农业绿色发展，将是一个去污到提质再到增效的动态演进过程[37]。

2.2.3 以经济增收为依托的城乡关系协调 绿色发展是人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新诉求，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时，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将发挥到极致，但“吸干”农村能否正向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将会以负反馈的形式对城市经济增长和美好生活形成压力，当城市对农村的正向反馈效应不足以弥补农村对城市的负反馈响应时，二者的增长都会进入停滞状态，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随之破灭。资源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贫穷的条件下解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但农村与城市的“位势差”问题却会因贫穷而拉大，从而进一步激化经济与环境、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绿色发展的失败。经济增收既是实施农村绿色发展的前提又是重要目标，这也就要求农村自身具备发展生产力的能力，或者有外部推动力如支付补偿费用，来满足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或美好生活的需求。只有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缩小了，才有可能公正有效地推动城乡要素的互动，进而合理配置社会和自然资源，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福祉。

2.2.4 以美丽宜居为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包含以家庭为单位的庭院环境改善，又包含农村公共空间规划管理。所谓“美丽”是要求居住空间构成要素的清洁性和布局的艺术性，所谓“宜居”则是要求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和生活的便利性。传统的乡村建筑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建筑”这一媒介正是帮助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38]。受农村人口绝对增长、家庭内部结构变化和居住理念转变的影响，农村庭院数量急剧膨胀、形态逐渐异化，仿城市建筑开始在村镇蔓延。城市对农村的同化作用加速了传统村落结构形态的解体，新的乡村聚落又表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序状态[14]，这也是农村居民点面积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乡村聚居环境模式与当代居民生活需要的确存在诸多冲突，乡土建筑既需要合理地保护，又面临不断地更新，农民作为乡村建设主体应当被赋予话语权和决定权[39]。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村居民对公共空间的配套服务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美丽宜居，需从庭院环境和农村公共空间规划两个层面出发综合考量。

2.2.5 以文化传承为纽带的乡土情结重塑 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驱动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到“离乡又离土”的转变，农民与土地及村庄关系粘度降低，成为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关键[40]。人和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正是这种人地关系的力量支撑着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41]，但随着农村人地关系的逐渐解体，农村的传统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对城乡两种不同文化的误解，乡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并被所谓“先进”的城市文化所冲击，但这种冲击并没有推动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代替。当城市居民面临拥挤、喧闹和污染的生活环境后，他们开始期盼回归原始的精神家园，产生一种回归自然的情结，这种“乡土情结”成为引发乡村旅游者的根本动机[42]，“反城市化”浪潮随之悄然兴起。此时，以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传承为纽带的“乡土情结”重塑，既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对其所在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珍惜与热爱，又能够刺激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需求；在满足人们感受传统文化和回归自然的同时，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2.3 农村绿色发展的五个特征

实现绿色发展的农村首先是一个开放的区域空间，具有延续性、经济性、适宜性、协调性和可及性等特征，是在保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存量盈余，可以满足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服务需求。

1）延续性。农村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满足人口的生存需求，生存条件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生存资源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大气资源等，这些生存资源的持续供给能与其所在空间人口密度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在资源供给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能在环境容量范围内被消解。实现绿色发展的农村必然是有活力的，能够吸引人才集聚，是可以保障世代人口和谐共生的一种稳态空间。

2）经济性。“经济性”意味着农村绿色发展的成本投入与期望产出之间具有合理性，当环境污染被纳入成本核算范围时，高污染低效益和高污染高效益产业将会面临转型或退出。污染实际上是一种非期望的产出，而污染治理的高成本问题常被当作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而饱受诟病，这也是绿色发展推进过程中的难题。农村绿色发展要破解这一难题，应将生态保护成果作为期望产出，承认其有价性并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此外，生态保护成果的有价性应能够通过配额交易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体现出来，增加绿色发展区域人口的经济收入和获得感。

3）适宜性。实现绿色发展的农村不是破旧落后和荒废衰败的景象，更不是高楼林立、拥挤不堪的布局，而是能够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住宅布局、设施配备等形态与农村居民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期望从事的其他活动形式相适应。同时，农村整体空间具备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实现绿色发展的农村不能以有效的方式来防范外部环境的冲击，那么它终将面临衰败的困境。

4）协调性。农村是一个生产、生活和生态交互的重叠空间，生态空间能够为生产提供基础资源、为生活空间提供良好环境，生产空间又为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生活和生产空间又将以通量的形式反馈于生态空间，当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在相互作用下共同推进农村整体空间向好时，农村绿色发展即实现了其协同共赢的目标。而作为开放空间，农村就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城市空间的各种冲击，当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位势差时，一方就有可能借助其优势地位对另一方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此时城乡关系是极为不稳定的。当城市和农村能够公平有效地实现要素互动，并且推动城乡共同福祉时，即达到了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5）可及性。实现绿色发展的农村是与其原生条件相匹配的，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能够方便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和服务，并切实体验到这种变化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幸福感，最终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农村传统文化，在回归自然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3 农村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路径可按照目标层、路径层和策略层三个层次结构来综合考量（图3）。目标层是农村绿色发展路径设计的逻辑起点，是路径的选择依据，也是农村绿色发展实践的终点。要求以“绿色”理念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在增进农村福祉的同时实现城乡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按照资源环境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和城乡关系理论的要求，选择农村绿色发展实现路径。

农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多重功能，是一个重叠交互的开放空间，若按照功能类型可将农村划分为四个独立的虚拟可视空间，即生态空间、文化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每个空间中都有其必备要素（图3）。同时，城镇空间与农村空间存在着“相克相成”的关系，农村的四分空间和一对关系代表着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五个路径。生态空间处于基础性地位，其所衍生的环境和资源是其他空间和关系产生与发展的前提，须优先考虑。生产空间是农村实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重点抓好安全、高效和市场竞争力。生活空间是农村居民福祉的体现，是农村绿色发展的落脚点，注重宜居和富裕两个维度的提升。农村文化空间形成于生态、生产和生活过程，但又超脱于它们而独立存在，是唯一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空间，农村文化空间又渗透到其它三个空间并与城镇文化空间产生交互，是协调人与自然、城镇与乡村关系的纽带。城镇空间在与农村的四分空间产生交互的过程中，将会形成相克或相成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将成为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在农村绿色发展的策略层，结合农村的自然禀赋和现实发展阶段，应重点从乡村治理体系、空间规划管控和生态价值转化三个层面统一农村绿色发展思想和改革方向，从这三个层面针对基本路径提出农村绿色发展的具体保障措施。

3.1 生态保育路径：农村绿色发展的根基

生态是农村绿色发展的根基，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是“一体两用”的关系[43]。长期以来，农村的生态保护让步于国家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支撑，其损耗与污染问题已逐步被感知并采取相应治理措施，但当前重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轻生态保育现象仍然存在，这无异于舍弃“生态系统”之本[44]。农村绿色发展要把生态放在优先位置，应着眼于三个时间维度：一是历史责任的维度，即对过去造成的损害和污染问题进行修复治理，以物质或货币补偿的形式归还于自然，为生态系统留足修复空间。二是满足现实发展需求的维度，生态保育依然无法跳脱于人类利益诉求和价值认知的视角，但可以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的基础上，适度挖掘生态潜力并将其作为满足现实发展的支撑，同时引导对生态系统价值认知的转变。三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维度，需要着眼于长远，处理好代内和代际发展的关系，综合考虑生态安全、生态承载力、生态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等方面，打好农村绿色发展的生态根基。

3.2 绿色生产路径：农村绿色发展的着力点

绿色生产要求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原则，从本质上变革产地环境、产品结构、生产过程及其产生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增加绿色产品产出，以此满足绿色消费需求并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即处理好消费者需求、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生产应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满足绿色消费需求，现阶段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由“量”向“质”转变，这也必然要求产品供给的安全和高质。二是实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绿色生产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国内农产品同时面临国内价格构成制度和国际市场的限制，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农产品贸易逆差呈常态化，2017 年农产品贸易逆差额首次突破500 亿美元[45]，国内农产品出口正遭遇来自国际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造成出口数量减少、生产成本和不确定风险因素的增加，绿色生产将是提高农产品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三是生态承载的有限性，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与生态承载有限性的矛盾逐渐被激化，生态承载力须作为绿色生产考量的基本前提。综上，将绿色生产转换为农产品供给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优势，是农村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3.3 美好生活路径：农村绿色发展的落脚点

以绿色发展为基本理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农村绿色发展的落脚点。农村生活质量的好坏是衡量中国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人居环境和经济收入又是评价农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实现农村美好生活，一方面要从人居环境整治上下功夫，重点关注农村庭院环境改善和农村公共空间规划，以政策引导和转移支付的形式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农民富裕程度，在农村绿色发展过程中，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以生态系统本身作为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从而实现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的转变，提高农民经济富裕程度，为美好生活奠定经济基础。

3.4 文化重塑路径：农村绿色发展的凝聚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但随着农村人地关系的逐渐解体，传统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三化”问题日趋显化。要破解当前的乡村衰落问题，重塑并发扬符合现代发展的新乡土文化，使其成为支撑农村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涵，可从三个层面同时发力。一是重塑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作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涵，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深刻的和合精神，这也将是支撑农村实现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涵。面对传统乡村的衰落现象，重塑乡土文化，仍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培育一大批乡土文化带头人，带领村民修复并发扬乡土文化，树立乡土文化自信，守好、护好乡土文化根基。二是创新乡土文化，充分融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现代科技方式、吸收城市文化中的现代元素，实现乡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三是打造乡土文化的载体，乡土文化要真正具备吸引力，还要有能留得住乡愁、放得下乡土情结的归宿，应结合乡土建筑、优秀民俗、特色田园及地方风土人情，打造承载乡土文化的“名片”，显化乡土文化价值，将特色乡土文化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农村绿色发展的落实。

3.5 城乡融合路径：农村绿色发展的外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2019 年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提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举措。破除城乡要素互动和平等交换壁垒，转变以往农村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状态，将为农村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此，关键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土地关系。近年来，农村居民点和城镇面积呈现同步扩大趋势，这必然以直接挤压农村生产或生态空间为代价，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成为城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严重不公的助力；同时，污染制造企业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农村地区成为污染企业的“廉价土地避难所”，虽在短期内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却对农村的“三生”空间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失。因此，要重点完善城乡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在促进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有序退出的同时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

二是处理好人的关系。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使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虽暂时摆脱了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贫穷落后的身份烙印”，却又并成了矮人一截、文化素质低的身份象征，面对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限制，城乡“位势差”进一步被拉大。不过由于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剧增、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反城市化”浪潮悄然兴起，这也将成为农村吸引人才和发展第三产业的新机遇。

总之，城乡融合就是要构建一种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合理配置社会和自然资源，缩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福祉。

4 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4.1 实施农村空间规划管控

农村绿色发展是一个人与自然交互、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应着眼于农村四分空间和城乡关系协调，这也对农村空间规划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摸清农村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因地制宜做好生态涵养、耕地保护和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规划。其次，对农村空间布局做好过程管控，绿色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绿色”空间与“发展”空间相互约束的矛盾，应守好绿色空间，留足发展空间，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最后，合理管控城镇化进程对农村空间的直接和间接挤压。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不断转移，农村闲置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数量同步上升，应以资源置换和经济补偿的方式，匹配好闲置供给和新建需求。同时，以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方式，严格控制城镇污染型企业以低成本进入农村空间。

4.2 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农村实现绿色发展的内部向心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量，要不断夯实基层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能力，担负好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农村群众的责任，引导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建设。村民是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主体，不过大量优质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对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村民自治已难适应现代化要求，为此，应形成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代表的他治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以乡土文化为纽带培育村民的现代文明意识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同推进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

4.3 创新生态价值转化机制

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是促进农村绿色发展的核心，而市场化、社会化是生态价值转化成功与否的关键。首先，要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估农村生态价值，并能够清晰界定其产权主体或行使主体，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等将为此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其次，以“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为基本原则，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保护补偿并行的制度保障体系。最后，积极探索生态价值向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转化路径，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将“绿色”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而发展又反过来支撑“绿色”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