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性技术变迁与中国粮食增长路径转型
——基于1978—2018 年玉米主产省的实证

张琪，朱满德*，刘超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农情。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依靠有限的耕地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成功解决了14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农业发展“中国奇迹”，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78 年的3.05 亿t 增长到2019 年的6.64 亿t，约占世界的1/4；人均占有量由319 kg 增加到474 kg，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绩既得益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取消农业税费、实施种粮补贴等一系列制度革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也归功于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及其快速普及。

伴随非农产业蓬勃发展和户籍管制放松，农村劳动力加快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此产生了大量农民工，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这一群体达2.9 亿人，不仅导致留守农业的劳动力呈现弱质化和兼业化特征，而且提高农业就业机会成本，农业劳动价格随之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大幅增加，由1.2 亿kW 跃升到10亿kW，三种主粮（稻谷、小麦和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过80%。这些表明，中国的农业禀赋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2]，较之农业机械、化肥等工业投入品要素，农业劳动力开始由丰裕向“相对”紧缺转变，其稀缺性仍在提高[3]，由此诱发了要素替代和偏向性农业技术变迁。部分学者已关注到中国农业的禀赋变化及其要素替代问题，进一步探究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变化、生产模式变化[4-5]。已有研究表明，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外流，引起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下滑和价格上升，促进了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发和加快应用[6]；最明显的就是农业机械对劳动的大范围替代，通过提高机械-劳动配比可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外流的影响[7]。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引起要素间相对价格变化，也影响着农户投入要素的选择，促使农户从增加传统要素投入转向选择更为先进的要素投入、与先进适用技术所匹配的要素投入，以实现产出和利润最大化[8]。

20 世纪60 年代，Hicks[9]首次提出“诱致性发明”，随后经Ahmad[10]扩展，形成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亦称“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Hayami 和Ruttan[11]将其引入农业领域，用于探究农业部门的发展规律，为制定和完善农业政策等提供依据。随后，一些学者利用不同国家数据验证了农业技术变迁主要由资源禀赋变化引起要素价格变化所诱发的[12-13]。这种资源禀赋变化引起了技术进步偏向变化，进而导致不同类型的农业增长路径，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14]将其划分为“新大陆路径”、“亚洲路径”和“欧洲路径”。这一理论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认为，要素禀赋变化引起不同要素间相互替代的难易程度还将受地形地貌、经济发展等条件约束，从而使不同区域间诱致性技术进步偏向路径不同[15]。随着农业技术变迁偏向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探讨与之相关的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不同所引起的农业增长路径变化。如全炯振[16]认为1952—2008 年间中国农业增长路径是土地生产率导向的“亚洲路径”。吴丽丽等[17]考察了不同作物的增长路径，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已转向劳动生产率导向。21 世纪头20 年，中国农业要素禀赋都有不同程度改变，并诱发要素替代及偏向性技术变迁。而且，近年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对提升中国粮食土地生产率步伐放缓，劳动节约型的机械技术对提升粮食劳动生产率速度加快。基于这一现实情景，本文将探究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替代与诱致性技术变迁方向、粮食增长路径转型及其驱动力量，期望对进一步改革和优化粮食政策指明方向。

本文选择玉米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较之稻谷和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已跃升至首位，是第一大粮食品种，2019 年分别占到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的35.6%和39.3%；其二，玉米种植时空分布广泛，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均有种植；其三，玉米用途广泛，可作食用、饲料、深加工等，涉及食品、饲料、淀粉、医药、生物能源、材料等多个行业，需求量大；其四，玉米市场化程度高，稻谷和小麦作为口粮长期受政策保护，虽然2008 年对东北产区玉米实施临时收储政策，但现已改革为“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它对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波动更为敏感。为此本文以玉米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和辨识中国粮食生产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和增长路径转型。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为分析农业禀赋变化、要素替代与技术变迁提供了理论基础。农业禀赋变化、工业化发展和制度环境等是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关键因素，微观主体将根据市场价格信号选择投入的要素，进而决定技术进步朝着偏向节约价格高昂要素的方向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玉米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农户选用低价的丰裕要素替代高价的稀缺要素，即采用机械、化肥等要素来代替劳动投入，由此推动了偏向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农业企业为获取利润、政府部门为促进农业发展，也会积极地进行技术研发和给予政策支持。农机制造企业、育种企业等私人部门加快研发昂贵要素的替代技术。公共部门兼顾农业研究投资、农业科技推广、与技术相匹配的农业基础投资等方面[11]。如，推动生物种业、大型农机、绿色投入品等研究创新，建设高标准农田、重大水利工程和配套设施，实施丘陵山区宜机化改造等；推动制度创新，如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多种方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最终体现为农业要素间替代和要素投入结构调整，这就是诱致性农业技术变迁的结果。所谓偏向性农业技术变迁，即以节约稀缺要素为重心，通过某类技术进步实现对稀缺要素的节约利用或有效替代。需注意的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诱致性技术变迁整个过程，都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因此技术变迁可能呈现有偏向性、区域性、阶段性等特征。

农业技术一般被分为节约劳动的机械技术和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无论是机械技术，还是生物化学技术，本质上都既可以节约劳动、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能够节约土地、提升土地生产率。譬如玉米机耕、机播、机收等机械技术，深耕深松技术可以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和肥力，精量机播技术可以保证精准播量、播深、植株行间距，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促进土地生产率增长；玉米良种具有抗病抗虫害特性，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因减少除草剂、农药等施用，亦能减少劳动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但相对比较，机械技术更加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导向技术、劳动节约型技术），生物化学技术更加有助于提升土地生产率（即土地生产率导向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农业的机械化过程、生物化和化学化过程，引起由劳动生产率增长驱动、土地生产率增长驱动，或是二者同步增长共同驱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由此演化为“劳动生产率导向”、“土地生产率导向”和“中性技术导向”三种农业增长路径。

1.2 实证方法

1.2.1 偏向性农业技术变迁判别 要素替代弹性是判别是否发生偏向性农业技术变迁的重要依据。测度要素替代弹性需使用生产函数，本文选用包容性强的超越对数（Translog）函数，它与C-D 函数的最大不同是增加了交互项，且对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无限制。Translog 函数基本形式如（1）式。

式中：Ykt表示k省t年的玉米单产，βi、βij为待估参数，Xi,kt，Xj,kt为k省t年玉米生产中的要素Xi或Xj投入。参照现有研究文献，选用劳动用工（Labor）、机械（Machinery）、农药（Pesticide）、化肥（Fertilizer）、种子（Seed）5 种投入要素，μk、θt分别为省份、时间的固定效应，εkt为随机干扰项。

要素产出弹性是估计要素替代弹性的前置变量。根据定义，要素Xi的产出弹性为：

要素替代弹性反映要素间替代程度，采用投入要素百分比变化与边际技术替代率百分比变化的比率表示。依此定义，Boisvert[18]推导出要素替代弹性的公式如下：

式中：εAB表示要素A与B的替代弹性，B/A为两种要素投入比，MRTSAB为边际技术替代率，β为待估系数，εA、εB为要素产出弹性。

1.2.2 农业增长路径识别 依托单要素生产率增长轨迹的“二维相图”是判别农业增长路径类型的基本方法。若用Y、A、L分别代表玉米的产出、土地投入和劳动投入，Y/A、Y/L、A/L和L/A则分别表示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劳动投入比率（简称“地劳比率”）和土地的劳动集约率。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土地生产率和地劳比率的组合，一般有如下两种表达：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所形成的轨迹即为二维相图（图1），可以用轨迹的斜率判断玉米增长路径。图1“正坐标系”的横轴为劳动生产率（Y/L），纵轴为土地生产率（Y/A）；“倒坐标系”的横轴为单位产出占用的劳动力（L/Y），纵轴为单位产出占用的土地（A/Y）；45°虚线表示地劳比率（A/L）相等的“等地劳比率线”，从左上方到右下方，地劳比率逐渐增大。二维相图中玉米增长轨迹的斜率K值表达式为：

结合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两者增长轨迹的斜率，可将玉米增长路径分为三种：①K＞1，代表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即“亚洲路径”。此时玉米生产增长主要靠土地生产率增长实现，体现为依靠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路径。②K=1，代表中性技术导向路径，即“欧洲路径”。此时玉米生产增长同时依靠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增长实现。③K＜1，代表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即“新大陆路径”。此时玉米生产增长主要靠劳动生产率增长实现，体现为依靠机械技术进步的路径。

1.3 变量与数据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考察区域包含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江苏、安徽、湖北、甘肃、宁夏、新疆19 个玉米产区，该区域2018 年玉米产量和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都为97%，因而具有代表性；时间段为1978—2018 年。

参照现有文献，本文被解释变量选用玉米产出水平，用单位面积平均产量（kg/hm2）表示；解释变量包括：单位面积劳动用工日（日/hm2）、机械作业费（元/hm2）、农药费（元/hm2）、化肥费（元/hm2）、种子费（元/hm2），以上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对玉米各项成本数据，采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平减，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原始数据存在少量零值，采用陆铭和陈钊[19]的处理方法，对该变量统一加上“1”（取ln 后为0）。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拉格朗日插值法补全。

为了与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14]分析国际农业生产率与增长路径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kg/人）采用19 省玉米产量之和与其所投入的劳动力人数比值表示。劳动力人数估算采用孔祥智[20]的方法估算，即玉米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人数=玉米用工总量/年工作天数，其中玉米用工总量=玉米单位面积平均劳动用工日（日/hm2）×玉米播种总面积（hm2），年工作天数采用260 d 计算；土地生产率（kg/hm2）采用19 省玉米总产量与总播种面积比值表示；地劳比率用总土地面积与总劳动力人数比值表示。

2 偏向性农业技术变迁判别：要素替代与区域分化

2.1 Translog 函数的参数估计

使用Stata15.1 软件对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进行系列检验。对Translog 函数的所有交互项和平方项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并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Translog 函数设定合理。Hausman 检验显示选用固定效应模型（P=0.000）；进一步检验表明还存在个体效应（P=0.000）和时间效应（P=0.000），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由于考察时期较长，检验组间异方差（P=0.000）、组间同期相关（P=0.016）、组内自相关（P=0.001），结果表明三者都存在。根据陈强[21]研究，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修正。

Translog 函数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第（4）列。作为对照，（1）—（3）列分别汇报了混合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2.2 要素产出弹性：对玉米增产的贡献

根据（2）式计算并绘制玉米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结果如图2。其中：1）化肥产出弹性最高，均值为0.245，表明过去化肥在促进玉米增产上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但自2008 年以来这种促进作用持续减弱。2）种子产出弹性均值为0.076，表明种子对玉米增产亦有重要推动作用（在20 世纪80—90 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对增产的贡献在不断下降，2008 年以来有缓慢回升迹象。3）农业机械产出弹性均值为0.042，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并在21 世纪初超过种子的作用，表明玉米生产各环节的机械化作业促进了玉米增产。4）劳动产出弹性均值为0.019，上世纪80年代尚为负值，21 世纪初开始稳步上升，表明玉米增产并非由劳动力多寡决定。5）农药产出弹性变化并不明显，部分年份为正值且接近于0，表明农药对玉米增产作用有限，大部分年份为负值，或意味着农药施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比较分析显示，化肥和种子（即生物化学技术）的增产效应在弱化，农业机械（即机械技术）的增产效应在增强，但生物化学技术的增产贡献仍然超过机械技术。

表1 超越对数函数的回归结果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 function

2.3 要素替代弹性：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偏向

生物化学技术偏重于促进种子、化肥等要素对土地的替代，机械技术侧重于促进机械等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因模型采用每公顷的平均单产水平、要素投入量进行估计，未能考察其他要素对土地的替代，故本文重点考察在劳动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其他要素对劳动的替代。根据（3）式计算玉米各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表2 汇报了机械、化肥等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若替代弹性大于0，表示替代关系；反之，则表示互补关系。

表2 1978—2018 年中国玉米生产其他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弹性Table 2 Substitution elasticities of other factors of corn production to labor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8

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均值为0.789，总体表现为显著的替代关系。其中，1978—1993 年农业机械与劳动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或与当时农业机械动力的规模与结构、农业生产时代特征有关。20 世纪90 年代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农业机械快速替代劳动，1994 年以来已呈现极其稳定的替代关系。近年农业机械动力由原来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不足，并进入农机更新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新阶段，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难度加大，故2013 年以来替代弹性有所下降。

化肥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均值为0.968，也表现为替代关系，特别是1995 年以来呈高水平替代。化肥对劳动的替代主要体现在化肥的施用节约了农家肥和绿肥所需堆积、发酵、运输、施用等复杂处理过程的劳动力[4]，采用化肥替代农家肥和绿肥成为一种趋势。农业绿色革命的国际实践表明，化肥对提升土地生产率起到显著支撑作用。但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受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和农业生产经验依赖等影响，农民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的方式来弥补劳动投入减少可能引起的产量损失，也使得在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劳动投入减少情境下并未实质性影响农业产出量或产出效率，因此也表现出替代劳动的劳动节约特征[22-23]。近年实现由人工施肥向机械化施肥、旋耕施肥播种一体化机械作业等转变，化肥对劳动的替代愈发明显。因化肥的过量施用引起土壤有机质下降、农业面源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造成了化肥对劳动替代的潜力在快速下降，这一点需引起重视。

种子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均值为0.173，表现为替代关系。种子对劳动的替代表现为优质良种具有抗病虫害、抗旱抗倒伏等特性，一定程度上减少病虫害防控和田间管理等所需的劳动投入。例如，玉米先玉335 品种具有抗茎腐病、黑粉病、灰斑病、纹枯病及玉米螟虫等病虫害特性；郑单958 品种则具有抗矮花叶病毒、瘤黑粉病，耐干旱、高温、抗倒伏等特性。

农药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均值仅0.018，呈低水平的替代关系，大部分年份呈现出互补关系。农药对劳动的替代体现为减少人工除草、除虫等劳动投入，由于玉米良种具有的抗病虫害特性、玉米地膜覆盖技术应用等，可能使农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变得微弱。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丘陵山区农药施用仍采用人工方式，以及农药、化肥与玉米地膜覆盖的一体化作业所需人工投入，也使得农药与劳动呈现互补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起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非农就业工资持续上涨引起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和实际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农业机械等劳动节约型技术实现了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化肥、良种等偏向土地节约型技术也实现了对劳动的替代，表明中国玉米种植已发生了诱致性技术变迁。

2.4 要素替代弹性的区域分化

作为劳动节约型要素，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备受关注，它受农业禀赋条件影响较大，平原、山区和丘陵等不同地形地貌的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差异也会导致机械对劳动替代程度的不同。

进一步将玉米主产区划分为东北产区、黄淮海产区和西部产区，考察40 多年不同区域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差异，结果如图3。三大产区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均由负值转为正值，此后虽有波动，但都维持在较高的替代水平，反映出伴随农业劳动力价格攀升和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由机械替代劳动在各产区都有发生且较为显著，这也是玉米发生诱致性技术变迁的重要证据。

图3 可以显示三大产区玉米生产机械化技术应用的先后顺序，黄淮海产区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即实现机械对劳动的有效替代，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北产区开始出现这种替代，西部产区这一时点则在90 年代中后期。原因之一即在于三大产区农业禀赋差异，黄淮海、东北以平原为主，耕地集中连片，而西部大部分省份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耕地细碎分散，故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技术应用更早、也更为广泛；西部地区在适应山地的小型农机研发应用之后机械化作业才有稍微改善。

与此同时，玉米生产中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在21 世纪初开始“趋同化”，三大产区间替代弹性差异在逐步缩小。一方面由于高标准农田、土地整理、山区丘陵耕地宜机化改造工程等项目实施，土地耕作条件的改善一定程度弱化了对农业机械使用的束缚；另一方面在于适用于山地的小型农机具研发，国家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和报废更新补贴，各省区农机总动力不断增加、农机结构逐步优化，以及区域内部和跨区域农机作业服务的不断发展[24-26]。但是，随着玉米在东北产区和华北产区全程机械化作业的推进，机械对劳动进一步替代的难度有所提升，替代弹性因此可能下降，未来机械对劳动替代的潜力在于西部产区，但西部产区丘陵山地为主要特征的耕地禀赋显著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将潜力转化为实际的替代难度更加突出。

3 粮食增长路径辨识：土地生产率导向抑或劳动生产率导向

要素替代引起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等变化。表3 给出1978—2018 年中国玉米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地劳比率以及K值。数据显示，中国玉米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均有明显提升，分别由1978 年的1 714.47 kg/人、2 823.67 kg/hm2增至2018 年的17 030.07 kg/人、6 122.55 kg/hm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和1.9%，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高于土地生产率增速。这表明伴随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和价格提升、农业装备制造业和涉农服务业快速发展，诱致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对劳动的共同替代，有效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是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禀赋变化做出的合理响应和有效反馈。

表3 1978—2018 年中国玉米生产的单要素生产率及增长路径K 值变化Table 3 Changes of 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growth path K value of corn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8

3.1 玉米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图4 将中国玉米劳动生产率增长轨迹分解为土地生产率与地劳比率，即连接各年度土地生产率和地劳比率形成玉米增长路径轨迹。中国玉米劳动生产率呈向右上方增长的轨迹，表明其沿着土地生产率不断提升和地劳比率逐步优化的路径进行，且土地生产率增长贡献较大，地劳比率的作用偏小（表3 也显示这一特征）。事实上，“人多地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农情，土地要素稀缺、供给弹性低，扩大耕地的边际成本高，提高地劳比率困难，通过生物化学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以此方式提升劳动生产率相对容易，因此现实也按此逻辑提升玉米劳动生产率。这也是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定义的以提升土地生产率来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三类路径。

3.2 玉米增长路径变迁分析

图5绘制了反映中国玉米增长轨迹的二维相图，即连接各年度的玉米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轨迹斜率即为K值。图示轨迹处于A/L 等于1 的45°线附近，也证实了地劳比率偏低的现实。如图所示，相较于45°线，增长轨迹依次表现为平缓、陡峭和平缓三个阶段，表明1978—2018 年中国玉米增长路径先后经历了劳动生产率导向、土地生产率导向并最终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导向。

进一步从K值（表3）分析中国玉米增长路径变化，K值40 年来均值为0.297，但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1）第一阶段为1978—1984 年，K值小于1，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增幅较大，玉米增长为劳动生产率导向，但劳动生产率小于土地生产率。期间土地装备率（取对数处理，下同）处于负值，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土地生产率增长来提高。2）第二阶段为1985—2000 年，K值在大于1 和小于1 之间变换，且大于1 的年份较多，这一时期玉米增长以土地生产率导向为主，期间土地装备率逐渐优化（大于0）。3）第三阶段为2000 年以后，由土地生产率导向转向劳动生产率导向，但其与1978—1984年劳动生产率导向内涵不同。与1978—1984 年间相比，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幅不仅大于土地生产率增幅，而且劳动生产率也大于土地生产率；同时，这一阶段土地装备率为正。

究其原因，改革开放初人口基数大、增长迅速，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有限，加上土地资源稀少，人地压力大。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即重视并优先发展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如良种培育和推广、扩大化肥使用；此时因农村劳动力丰富、非农就业机会不足等，忽视了农业机械等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发推广，这使得土地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到20 世纪90 年代，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并提供大量就业，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这为机械替代劳动提供了重要机遇。21 世纪初，先后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和报废更新补贴、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农业机械替代劳动进一步加快，玉米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升[27]。由于生物育种研发和推广所耗时间较长，化肥施用强度不断增加引发环境生态问题，土地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近年劳动生产率对玉米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土地生产率增长。

总体而言，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农业劳动成本持续上升，诱发了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并逐步普及，中国玉米增长路径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型，由传统的土地生产率导向转向现代化的劳动生产率导向。以往观点认为，中国人多地少，适合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道路，而非机械现代化技术道路。然而分析表明，无论是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还是单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近年来中国玉米均表现为明显的劳动生产率导向，中国玉米增长选择了一条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即节约劳动的机械化道路。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压力，土地装备率也在逐步优化。这一结论与吴丽丽等[17]、周晓时等[28]对中国农业增长路径分析结论一致。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世纪头20 年，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发生较为明显变化，诸多农业技术得到革新、应用和推广，农业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创新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制度供给，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运用19 个玉米产区1978—2018 年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农业禀赋变化这一背景下玉米生产的要素产出弹性、替代弹性和中国玉米的增长路径。主要发现：

1）玉米要素投入中，化肥产出弹性较高，对玉米增产作用较为明显，种子、农业机械和劳动次之，农药产出弹性并不明显。但化肥产出弹性在2008 年以后有明显下降；种子产出弹性则在2008年以后缓慢上升。

2）不仅农业机械这类劳动节约型技术实现了对劳动的有效替代，甚至化肥、种子等土地节约型技术也实现了对劳动的真实替代，表明我国玉米种植已经发生了诱致性技术变迁，产生了偏向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同区域的要素替代弹性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正逐步缩小，呈现“趋同化”发展态势。

3）中国玉米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均有明显提升，且近年劳动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土地生产率增长。玉米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土地生产率增长推动，地劳比率也在优化，但所起作用较弱。

4）中国玉米生产路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由传统的土地生产率导向转向现代劳动生产率导向，这既得益于一系列推动农业机械化政策的实施和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在部分区域较快推广普及，同时也归功于良种等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

4.2 政策启示

1）化肥农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是推动玉米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需注意当前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伴随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持续推进，化肥农药的施用将要求精准化、减量化和绿色化，现阶段应注意并评估其对产出数量、效率及劳动等要素替代的可能影响，进一步加快对绿色肥药高效节约利用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的支持。

2）由于劳动成本的不断攀升，应用农业机械装备等替代劳动是当前玉米生产降本提效、提升竞争力的一种可选方式。平原地区的重心或在于进一步优化农机结构及其配套农机具，推进玉米生产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农机作业效率；山区丘陵地区则是今后推进玉米生产机械化工作的重点，以山地机械适应耕地禀赋、以耕地整治适应当下农机具是两种路径和方向，可因地适宜、多措并举，一方面加强山地小农机具研发推广，另一方面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坡耕地整治、山地“宜机化”改造。发展经营性农机服务则是将现代农机及其装备技术推向普通农户的重要途径，对玉米生产机械化推广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3）优化土地劳动比率、推动适度规模经营，进而调整要素投入结构、采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方式。即，规范农地流转市场，引导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积极培育新型玉米经营主体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时需更加重视优质良种的培育与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等生物化学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土地生产率也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