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

周利平，昝祺祺，翁贞林

（1.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种植结构调整事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粮食作物种植更是事关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十几亿人口的口粮安全，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稳定粮食生产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因而，调整种植结构、保障粮食生产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半工半耕”已成为我国农民的普遍状态，农户兼业在提高家庭非农收入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户种植结构调整[1]。学术界就农户兼业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未取得较为一致结论。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兼业正向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2-3]，他们认为农户兼业使得农村务农劳动力数量下降，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理性的农户为最小化农业生产成本将会改变种植结构，选择种植劳动投入较少的粮食作物[4-6]；另一方面，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农户兼业给种植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刘慧和翁贞林[7]基于江西省种植户调研研究发现，兼业对农户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具有反向影响。另外，薛庆根等[8]对江苏省的农户研究表明，家庭中劳动力外出、家庭总收入及外出收入的增长不会导致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王翌秋和陈玉珠[9]认为，兼业农户会将务工收入用于机械投资，能缓解兼业导致的劳动力约束，并不会显著影响粮食作物的种植概率和种植比重。

目前，农户兼业带来大规模劳动力转移，通过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实现对劳动力“质”和“量”的弥补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支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必然选择[10]。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之间的密切关联已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生产环节外包与种植结构“趋粮化”是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如杨万江和李琪[11]基于全国11 省1 646 户农户调研数据发现，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流失对水稻种植的负面影响，不会造成种植结构向“非粮化”转移。赖良玉[12]以江西和广东两省的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因而，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生产环节外包带来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除此之外，赵培芳和王玉斌[13]、罗必良等[14]发现，农户兼业对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理论上来看，农民为缓解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劳动力约束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选择生产外包服务[15]。与此同时，兼业带来的收益要高于务农收入，为获取更大收益，农民更倾向于外包农业生产活动以节省出更多劳动力参与非农生产[16]。因此，研究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我国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综合作用，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只是简单关注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单个因素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鲜有文献专门将农户兼业与生产环节外包相结合起来研究其对种植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并且这些研究忽略了农户兼业与生产环节外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这导致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偏误。因此，本文试图利用全国9省样本数据，引入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兼业是否可以通过生产环节外包来促进农户种植粮食作物。这不仅能够量化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也能够进一步探究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在有效弥补已有文献不足的基础上，为稳定农村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更明确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构建

1.1.1 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 由于种植结构“趋粮化”属于二分类变量，本文在分析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和种植结构“趋粮化”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因果关系时，采用二元Porbit 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P(Di=1|Xi)表示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概率，Φ(Xi)表示标准正态的积累分布函数，α表示常数项，Ci表示农户兼业，Oi为生产环节外包，Zi为控制变量，βi、γi、λi为回归系数，εi为干扰项。

1.1.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验证中介效应显著性采用的是Baron 和Kenny[17]提出的逐步回归方法，并参考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1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式中：c表示X对Y的总效应，c′表示在控制变量Z的影响后，X对Y的直接效应，e1、e2、e3皆表示回归残差项。当自变量X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倘若出现X通过影响Z对Y产生影响，那么变量Z就是中介变量。当模型中待估系数a、b、c均显著时，则存在中介效应，(2)式中的a与(3)式中的b的乘积表示的是经过中介变量Z 的间接效应。若待估系数c不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完全的”中介作用，否则发挥“部分的”中介作用。

1.2 理论假设与变量选择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受到人口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农户兼业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种植结构“趋粮化”产生直接影响；另外，农户兼业还通过影响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产生间接影响。基于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重点探讨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作用机制（见图1）

1.2.1 直接作用机制 依据帕累托最优原则，农户为获取最大收益，将会评估所做选择，选取最佳方案。当前，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加深，农村务农劳动力逐渐减少，一方面会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加强，他们会选择种植劳动投入较少的粮食作物[19]；另一方面可能会带来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为最小化务农生产成本，农户会选择种植劳动力投入较少、机械化程度高的粮食作物；此外，兼业改变了家庭收入仅靠农业的单一局势，农户会放弃种植高风险的经济作物，选择种植有最低收购价保障的种植风险较低的粮食作物[1]。综上所述，农户兼业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直接影响可能表现为促进作用。

1.2.2 间接作用机制 为缓解兼业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选择外包服务，由于农机作业具有专用性与不可分性，这将诱导农户倾向于选择机械化替代程度高的粮食作物[20]；与此同时，生产环节外包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机械，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因而农户更愿种植粮食作物[21]；最后，农户兼业往往会造成土地流转，农户通过交换、流转等方式将土地集中，规模化的土地有助于降低外包费用，因粮食作物在服务外包上具有比较优势，农户会倾向种植结构“趋粮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户兼业也可以通过生产环节外包这一中介变量促使种植结构“趋粮化”。

1.2.3 变量选择 依据以上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以下变量进行分析。

1）解释变量：种植结构“趋粮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与已有成果保持一致[3]，本文选取农户是否种植粮食作物来刻画种植结构“趋粮化”，在本文中，当农户种植粮食作物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核心变量：农户兼业。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农户兼业很大程度上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本文选取农户兼业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参照赵培芳和王玉斌[13]的做法后，本文选取家庭兼业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人数的比重来测算农户兼业化程度，家庭中兼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

3）中介变量：生产环节外包。对于生产环节外包，学者们往往采用虚拟变量来量化分析[22-23]。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即如果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有任一环节存在外包行为，则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其他控制变量。为使分析结果更加稳健，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的问题，在参照田文勇等[24]、钱龙等[25]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引入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等多个维度的控制变量。个人特征是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本文引入被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3 个变量来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也有较大影响，本文引入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成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这2 个变量来控制这一层面因素的影响。另外，已有成果显示，村庄特征也有可能影响种植结构[26]，本文引入村庄的地形和交通条件对这一维度进行有效控制。表1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2015 年对辽宁、江苏、广东、山西、河南、江西、宁夏、四川和贵州9 省2 704位农户的实地问卷调研，调研地点共涵盖9 省54个县（区）、288 个乡镇、576 个村，通过采用分层聚类方法对农户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样本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

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2.1 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二元probit 模型探究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尽管已有大多数研究认为农户兼业会造成种植结构“非粮化”，但通过表3 回归结果可见，农户兼业对种植结构“趋粮化”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兼业不必然会对粮食安全有负面影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兼业会使得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短缺，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劳动较不密集的粮食生产，而降低参与劳动相对密集的经济作物的生产，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达成了一致。另外，生产环节外包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农户购买生产环节外包能通过提升粮食种植比例，有助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表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assignm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样本分布状况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表3 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与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回归结果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rt-time farming and production outsourcing on “grain-oriented planting structure”

在控制变量中，首先，个人特征中的被访者性别显著负向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这可能由于女性往往体力和实际作业经验不如男性，不愿种植粮食作物导致的；被访者年龄在5%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种植结构调整，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粮食作物需要投入劳动少且老年劳动力非农务工机会较少、劳动报酬低，老年人会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27]。其次，家庭特征中的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当农户的家庭总收入越多，往往会将精力转移到收入占比更大的非农就业中，对农业生产重视程度越低，越不会选择种植粮食作物；而农户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文化程度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二者并不是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第三，村庄特征中的村庄地形和交通条件均负向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这表明当前平原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距离市场较近，农民可能更多会选择外出务工将农地“弃耕”或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粮食生产具有抑制作用。

2.2 不同地区异质性检验

为验证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种植结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本文将9 个样本省份依据中国地理分区划分为东部（辽宁、江苏和广东）、中部（山西、河南和江西）和西部（宁夏、四川和贵州），并进行相应稳定性检验。

通过表4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均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这说明本文估计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但不同地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首先，农户兼业变量对东中西部农业种植结构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724、0.883 和0.813，这说明东部地区农户兼业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效果最小。其原因可能是东部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经济较为发达，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距离较近，而中西部地区可能仍存在较多劳动力流出到东部发达地区，务工距离较远，劳动力刚性约束增大，从而决定了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可能性越大[20]。其次，从生产环节外包变量的表现来看，东部地区生产环节外包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效果最大。东部地区经济、科技发达，生产外包市场发育完善，显然，随着非农收入占比的上升，东部地区农户更可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寻求外包服务来降低劳动成本，因粮食作物在外包时具有相对优势，农民会据此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另外，中部地区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村庄交通条件显著影响种植结构，而这几个变量对于东西部地区种植结构的影响却不显著；东部地区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有抑制作用。

2.3 中介效应检验

表5 进一步检验了农户兼业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过程中生产环节外包是否具有中介效应。通过表5 的回归结果可知，当农户兼业分别与生产环节外包和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行单独回归时，农户兼业对生产环节外包和种粮决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将生产环节外包和农户兼业放入同一模型中回归时，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均在1%水平下对种植结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在控制农户兼业这一变量后，生产环节外包这一中介变量依然显著正向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并且生产环节外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地”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4%。

表5 生产环节外包中介效应检验Table 5 Test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production outsourcing

3 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9 省样本调研数据，利用二元Probit 模型深入揭示了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进而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调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

1）总体来看，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均对粮食作物种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越偏向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重随生产外包比例增高而扩大。

2）农户兼业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种植结构调整，也可以通过生产环节外包间接的刺激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生产环节外包在此过程中发挥14%的间接作用。这充分表明农户兼业在引导种植结构“趋粮化”的过程中，需要以生产环节外包为依托。

3）在控制变量中，被访者性别、家庭总收入、村庄地形和交通设施均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粮食种植结构，而被访者的年龄对种植结构“趋粮化”发挥积极作用。

4）农户兼业、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户种植结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农户兼业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效果最小，反之，东部地区生产环节外包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效果最大。

4 政策建议

依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引导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提出以下建议：

1）要辩证的看待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充分发挥农户兼业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兼业农户的扶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

2）由于生产环节外包可以缓解农户兼业带来的劳动力约束，因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要大力推广生产外包服务，引导农户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同时，要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建设，加大财政补贴，降低农户购买服务成本，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外包服务率，满足农户生产过程中多元化的外包服务需求；另外，要引导农民跟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实现粮食作物向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3）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兼业和生产环节外包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关部门有必要在考察各地区兼业和外包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的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推动中西部地区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的完善，缓解农户兼业对东部地区种植结构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

4）在农户兼业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基本的“托底”功能保障种粮农户的基本利益，保障农户种粮积极性,有助于稳定粮食生产，因而政府要制定合理的种粮补贴政策，保障农户收入，引导种植结构“趋粮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