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研究
——以武汉市蔬菜市场为例

宋长鸣，肖小勇，李崇光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武汉市蔬菜价格波动剧烈与频繁，2018 年波动幅度最小的生姜，其价格最大值也为最小值的1.24倍，而苦瓜更是高达10 倍以上。为有效保障武汉市蔬菜供给，稳定市场价格，武汉市逐步推出各类政策，确保蔬菜供给稳定。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是武汉市蔬菜政策性农业保险。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实施多年，其出台的出发点之一是稳定武汉市蔬菜的供给，减少对外调蔬菜的依赖。蔬菜生活必需品特性强，相对于蔬菜供给，蔬菜需求较为稳定，稳定蔬菜供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蔬菜价格波动的风险，减少蔬菜供给春淡和秋淡对外调蔬菜的依赖；不同农产品品种、地区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替代[1-2]，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它产区蔬菜市场价格波动传递的风险。

农业保险是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3-4]。由于农业频繁遭受系统、集中的极端气候等风险冲击，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5]。相比于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是高风险业务[6]，没有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农业保险不可能有效地运营下去[3,7]。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农户的投保意愿、行为和影响因素及对农业保险的评价。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意愿与农民受灾经历等因素紧密相关。尚艳等[8]发现农民的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其采纳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的意愿就越强烈；农业风险管理政策也需要考虑到不同特征农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9]；但仇昊[10]研究了贵州省开阳县的蔬菜保险情况，发现菜农对蔬菜价格保险政策了解有限，参保率不高，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风险偏好、受教育程度、自然灾害的冲击历史、其他菜农参保情况等。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因素较多；王敏俊[11]的研究表明：土地承包面积、对风险的认知程度影响了小规模农户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何学松[12]分析了设施蔬菜种植户的农业保险行为，发现蔬菜种植户的参保行为和保险绩效与农户金融素养及提供的推广服务紧密相关。牛浩等[13]研究表明：现有保障水平、单位保费获赔等因素对农业保险保障提升意愿有正向影响。部分文献研究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后的态度和行为。钟甫宁等[14]的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会对其化肥、农药和农膜投入产生影响。

二是专门探讨和对比各类农业保险种类。张雯丽和龙文军[15]对比了上海市蔬菜价格保险和广东省的蔬菜成本保险，发现价格保险在保障力度、参保率和承保风险等方面更有优势。王晓彤[16]也认为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相比于传统的保险产品和模式更具优势，主要原因在于可以把不可保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马彪和李丹[17]研究发现生猪市场的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是生猪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的生猪指数保险忽略了该因素。高瑜等[18]综合比较了种植业区域产量保险和多灾种综合险，发现前者比后者拥有更高的大灾风险。

三是农业保险的功能和作用研究。农业保险的功能主要在于分散风险、增加收入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庹国柱和张峭[19]研究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目标：主要包括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控制农产品质量、保障农民收入增长和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朱青青[20]的研究表明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缓解了张家港市绿叶菜的价格波动，稳定了蔬菜供应。廖楚晖和温燕[21]研究了上海市的蔬菜价格保险，发现农业保险稳定了蔬菜供应，且没有造成福利耗散情形。孙占刚[22]的研究表明上海蔬菜价格保险保证了菜农增收，促进了蔬菜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在价格参照标准、保淡时间长短、赔付速度等存在一些问题。马九杰等[23]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黄薇[24]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在防止农户因灾致贫或返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付小平和梁平[25]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多样化种植的影响，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弱化了农民的多样化种植行为。

四是农业保险制度及国内外对比。冯文丽和苏晓鹏[26]认为乡村振兴对农业保险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应该从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设计多元化农业保险产品等方面深化改革农业保险制度。齐皓天等[27]研究了美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发现美国大量使用与特定产品挂钩的“黄箱”保险补贴，却按照“绿箱”或是“非特定产品支持”进行通报，美国农业保险的相关实践对我国规避WTO 规则约束有启示意义。目前设计的各类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措施更有可能被认为是“黄箱”措施，国内农业保险设计要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兼顾国际承诺[28]。

已有研究探究农户参保意愿、行为和影响因素的较多，也有部分研究探究农业保险设计、制度和功能等。“保险”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分散市场风险，但分析农业保险是否有效分散了农产品市场风险的研究却不多见。农业保险是否发挥了该作用，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否有效？是否有效降低了蔬菜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相对而言，分析蔬菜价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多从蔬菜价格一阶矩入手，而方差常被用来衡量蔬菜市场风险，方差是典型的二阶矩指标，文献中从蔬菜价格二阶矩入手研究蔬菜价格波动的研究不多。本文拟从蔬菜价格变化的二阶矩入手，分析政策实施后大宗蔬菜价格波动是否明显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基于农业保险政策背景，以武汉市蔬菜市场为例，以2014 年1 月1 日为分界点，运用高频的蔬菜价格数据，采用GARCH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模型，分析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是否有效稳定了蔬菜市场，以评估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否有效分散农产品市场风险，为武汉市有关部门评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果提供参考，也可为其它蔬菜主销城市是否要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了决策依据。

1 农业保险政策背景

作为WTO 框架下农业支持保护的“绿箱政策”，农业保险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防范、分散农产品市场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农业保险。2004—2019 年（除2011 年外），中央一号文件都有涉及“农业保险”政策的具体内容，足见中央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重视。2007 年财政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始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自此之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2007 年财政部根据中央政策精神，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纳入财政补贴预算科目，开始了大宗农产品农业保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工作。2007 年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达到51.84 亿元，相比于2006 年增长了511.32%；2017 年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增长至477.70 亿元，是2006 年的55.33 倍。农作物承保面积也由2007年的1 533 万hm2增长至2017 年的1.4 亿hm2。这些数据显现出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对于推动农业保险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开始试点的农产品仅有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棉花5 类，之后保险标的也逐步向能繁母猪、森林和农房等扩展；而对于蔬菜等其它农产品并没有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标的之中。另一方面，中央也大力鼓励地方政府针对地方特色农产品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说明“鼓励地方开展优势农产品生产保险”。2014 年中央对地方政府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予以支持，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并在2015 年、2016 年和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分别强调“加快研究出台对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的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和“支持地方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推进中央支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的政策，明确指出“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各地方政府也开始对本地特色、优势的农产品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2009 年开始，全国部分省区陆续推进蔬菜保险工作，江苏、上海、四川、安徽、陕西、山东、福建、广东、宁夏、青海、浙江、北京、内蒙古等省（区、直辖市）都陆续推出了形式多样的蔬菜保险政策。“保险”的本质是分散市场风险，通过稳定生产者预期，进而稳定供给来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程度。那农业保险政策是否有效缓解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程度，是否分散了市场风险？论文以武汉市蔬菜市场为例，分析地方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对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GARCH 模型

针对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大部分的分析对象是变量的条件均值，ARCH（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类模型针对时间序列数据的条件方差，即“波动”建模。相比于均值，方差更能表征所研究时间序列变量的波动。ARCH 类模型不仅能够刻画这种波动，还能显示出波动的动态变化情况，即残差的异方差效应。ARCH 类模型由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构成[29]，表达式分别为：。

均值方程中，VPt指蔬菜的价格，Xt为影响蔬菜价格的外生变量。C1和δ分别为常数项和外生变量所对应的系数矩阵，εt为残差项。方差方程中，Ht为εt的条件方差，Q为滞后阶数，其指第t 期扰动项的条件方差依赖以前各期扰动项平方的大小，其目的是充分提取均值方程中残差项的信息，直至方差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为白噪声。当方差方程中的回归系数αi至少有1 个显著不为0 时，表明蔬菜价格序列存在ARCH 效应。

当方差方程中的滞后项Q取值较大时，一般用广义的ARCH 模型（即GARCH 模型），在方差方程中加入条件方差的滞后项，得到式（3），再结合式（1），便组成了GARCH(P,Q)模型[30]。一般而言，GARCH(1,1)便可以描述大量存在高阶条件异方差效应的时间序列数据[31]。

为了分析武汉市蔬菜保险政策对蔬菜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均值方程中的外生变量只有常数项，具体如式（4）所示。不难证明，此时残差项与蔬菜原始价格序列有同样的条件方差，两者仅相差常数项C1，残差项保留了蔬菜价格的原始信息，此时构建均值方程的目的是为构建方差方程打下基础。为了表征地方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影响，设置虚拟变量D，具体而言，2014 年1 月1 日武汉市具体推行蔬菜保险保费补贴前，虚拟变量D值取0，推行保费补贴政策后，虚拟变量D值取1，相应方差方程在式（3）基础上做了调整，具体如式（5）所示。虚拟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λ的符号及显著性可以判断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出台后，蔬菜价格的条件方差即波动是否发生变化。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有25个蔬菜品种，分别是大白菜、韭菜、芹菜、西红柿、青椒、黄瓜、小白菜、包菜、白萝卜、胡萝卜、小葱、蒜头、生姜、冬瓜、苦瓜、角瓜、豇豆、毛豆、土豆、莲藕、芋头、山药、西洋芹、金针菇、香菇等25 类常见的大宗蔬菜。蔬菜价格数据为高频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的每日统计（周六、周日除外），样本期限是2013 年1 月1 日至2018 年11 月10 日。每1 个蔬菜品种共计1 278 个时间序列价格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武汉市蔬菜价格波动分析

以2018 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的数据为例，武汉市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剧烈，风险相对较高。苦瓜价格最高10.75 元/kg，最低1.05 元/kg，最高价格为最低价格的10.23 倍。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超过5 倍的从大到小依次有冬瓜、大白菜、胡萝卜、包菜、白萝卜、豇豆和青椒。其中生姜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比值最低，但也达到了1.24 倍。足见武汉市蔬菜价格波动幅度大，市场风险高。波动频率方面，统计了2018 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294 天的日价格环比数据，以波幅5%为标准，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白萝卜价格有208 天环比波动幅度大于5%，占比71%，这意味着相比于前一天，有七成的时间白萝卜价格波动幅度大于5%。总的来说，波幅大于5%时间所占比例超过50%的从大到小依次有白萝卜、大白菜、包菜和青椒；若以波幅10%为标准，白萝卜价格有116 天波动幅度大于10%，占比40%；直观来说，若用股市的涨跌停板制度对比，白萝卜价格2018 年有四成的时间波动幅度在涨跌停板上。蔬菜价格频繁、剧烈波动，是市场风险的直接体现。

正是由于武汉市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剧烈，武汉市针对本地区蔬菜种植推出了政策性蔬菜保险。经过多年的发展，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进一步加深，有关蔬菜保险的方式也更加细化。

3.2 武汉市蔬菜保险概况

武汉市农业局于2013 年1 月28 日出台了《武汉市7 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总体实施方案》，该方案强调了“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实现设施蔬菜基地设备、蔬菜品种和面积保险全覆盖”，武汉市蔬菜农业保险从2014 年起逐渐落地。武汉市蔬菜生产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进一步减缓了武汉市郊菜农收入波动的风险，提高了他们的种植意愿，稳定了蔬菜的种植面积。武汉市从2007 年开始对农业设施投保进行保费补贴；2014 年开始，武汉市逐步在蔡甸、江夏、新洲、黄陂、东西湖、汉南等远郊区县开展蔬菜保险保费补贴。

武汉市蔬菜保险形式多样。2017 年的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中，涉及蔬菜的保险有露地蔬菜、大棚蔬菜、蔬菜目标价格保险、钢架大棚和钢架大棚薄膜保险。露地蔬菜叶菜类保险金额每茬7 500～15 000 元/hm2，非叶菜类保险金额每茬9 000～30 000 元/hm2，保险费率不超过8%；大棚蔬菜叶菜类保险金额每茬7 500～30 000 元/hm2，非叶菜类12 000～52 500 元/hm2，保险费率不超过6%；蔬菜目标价格保险金额22 500～60 000 元/hm2，保险费率不超过8%；钢架大棚与钢架大棚薄膜保险金额为实际价值的50%～70%，保险费率分别不超过4%和12%。保费构成中，蔬菜种植、钢架大棚和钢架大棚薄膜市级保费补贴比例为30%，区级保费补贴比例不超过50%（表1）。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否有效减缓了蔬菜价格的波动，下文将展开详细分析。

表1 2017 年武汉市蔬菜生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Table 1 2017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or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Wuhan

3.3 蔬菜保险对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分析

针对时间序列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前提之一是时间序列数据平稳，否则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可能不准确。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并基于SIC 选择标准判断蔬菜价格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结果表明（表2），大白菜、韭菜、芹菜、西红柿、青椒、黄瓜、小白菜、包菜、白萝卜、胡萝卜、小葱、苦瓜、角瓜、豇豆、毛豆、土豆、莲藕、西洋芹、金针菇、香菇等20 类蔬菜价格均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价格序列含有1 个单位根”的原假设。具体而言，根据t 统计量，苦瓜和西洋芹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它18类蔬菜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另一方面，拒绝蒜头、生姜、冬瓜、芋头和山药这5 类蔬菜“价格含有1 个单位根”犯α类错误的风险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表2）。因此，本文分析对象排除了蒜头、生姜、冬瓜、芋头和山药5 类蔬菜，为大白菜等20 类价格序列平稳的蔬菜品种。

表2 武汉市蔬菜市场价格日数据平稳性检验Table 2 Stationarity test of vegetable daily prices in Wuhan City

运用GARCH 模型估计武汉市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对菜价波动影响时，假定均值方程的残差服从广义误差分布（Generalized Error Distribution，GED）。GED 分布能有效模拟时间序列变量出现的厚尾特征。特别强调的是：当GED 分布中的参数V 值取2 时，GED 分布变换成标准正态分布。

武汉市推行蔬菜保险政策后，大部分大宗蔬菜品种价格波动幅度明显下降。大白菜、韭菜、西红柿、黄瓜、包菜、白萝卜、小葱、苦瓜、角瓜、豇豆、土豆、西洋芹、金针菇、香菇等14 类蔬菜价格所对应GARCH 模型中，虚拟变量所对应回归系数λ值均为负值，除金针菇外，其它13 类蔬菜GARCH 模型λ值均在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3），表明武汉市推行蔬菜保险政策后，这13 类蔬菜价格波动程度明显减缓。拒绝金针菇价格所对应GARCH 模型中回归系数λ值为0 所犯α类错误也在10%以内，武汉市蔬菜保险政策的实施也降低了金针菇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具体而言，大白菜价格GARCH 模型中政策性虚拟变量前系数λ为-0.006，表明武汉市实施蔬菜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后，白沙洲大市场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降低了0.006 个方差单位，即7.68%个标准差单位；同理，武汉市实施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后，韭菜、西红柿、黄瓜、包菜、白萝卜、小葱、苦瓜、角瓜、豇豆、土豆、西洋芹、金针菇、香菇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下降了0.002～2.157 个方差单位，这13 类蔬菜下降的方差分别对应4.69%～146.86%个标准差单位。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降低了蔬菜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主要是通过减缓蔬菜种植者因价格下跌而导致的收入损失来实现的，收入的稳定有利于蔬菜供给面积的稳定，供给的稳定是蔬菜价格波动减缓的重要基础。就回归系数λ的绝对数值而言，发现苦瓜和豇豆价格GARCH 模型中λ的值较大，分别达到2.215 和2.157，表明相对其它蔬菜品种而言，武汉市蔬菜保险保费补贴大幅降低了这2 类蔬菜的波动幅度，可能的解释是这2 类夏季菜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设施大棚的比例相对偏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这2 类蔬菜供给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芹菜、青椒和胡萝卜价格GARCH 模型中，虚拟变量所对应回归系数λ值并不显著，经验数据不足以支撑武汉市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这3 类蔬菜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小白菜、毛豆和莲藕价格所对应的回归系数λ值虽然显著，但却为正值，这意味着武汉市推行蔬菜保险政策后，这3 类蔬菜价格波动加剧了。

表3 武汉市蔬菜价格GARCH 模型运行结果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GARCH model for vegetable prices in Wuhan City

总之，武汉市实施蔬菜保险保费补贴后，20 类蔬菜品种中大白菜等14 类蔬菜价格波动程度明显减缓，占比70%；小白菜等3 类蔬菜价格波动加剧；而对芹菜等3 类蔬菜价格波动影响不显著。大部分蔬菜价格波动减缓的事实足以说明武汉市蔬菜保险保费政策补贴的有效性。各蔬菜品种存在一定程度异质性，外调比例存在差别，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多而复杂，GARCH 模型运行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也是正常的现象。

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稳定供给来稳定蔬菜价格的。相对而言，蔬菜的生活必需品特性较强，需求相对稳定，蔬菜价格的不确定性更多源自供给的不确定性。蛛网模型理论表明：当供给函数对价格的一阶导数小于需求函数对价格的一阶导数绝对值时，此时的蛛网为收敛型蛛网，即价格波动越来越小，并向均衡价格靠拢[33]。蛛网模型解释价格现象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却较好地解释了生产周期相对较长的农产品价格波动。菜农本期蔬菜生产决策与上一期价格紧密相关，而本期蔬菜需求取决于本期价格，蔬菜生产基本满足蛛网模型的假定条件。基于此，稳定蔬菜供给，降低蔬菜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映程度，能有效地降低蔬菜价格波动的幅度。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稳定武汉市蔬菜供给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保障武汉市蔬菜面积稳定的同时，降低了武汉市对外调蔬菜的依赖度，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它省区蔬菜市场风险的传导。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降低了武汉市蔬菜供给因价格变化产生的波动，从而稳定了武汉市蔬菜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武汉市蔬菜保险政策实施后，20 类蔬菜品种中14 类蔬菜品种价格波动程度明显减缓。这意味着武汉市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缓解了武汉市大部分蔬菜品种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武汉市蔬菜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施实践表明，地方性农业保险的实施，不仅可以保障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还可以稳定蔬菜市场，降低蔬菜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通过“保险”干预市场，武汉市蔬菜市场的经验数据表明总体上是有效的，这也为地方政府稳定农产品市场、降低价格波动剧烈程度提供了思路。

4.2 启示

1）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可以进一步“扩品、提标”，减轻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市场的风险。武汉市政策性蔬菜保险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大部分蔬菜品种的价格波动。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标的可以逐步扩向其它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林牧渔产品，稳定武汉市农产品的供给，降低价格波动的幅度；武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建议进一步加深，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与度。

2）湖北省省级层面并没有统一的蔬菜保险保费补贴措施，为稳定湖北省蔬菜生产，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开展蔬菜政策性农业保险。省级层面蔬菜政策性保险的开展，能有效降低全省蔬菜价格波动的风险。近年来，江苏、上海、四川等多个省（区、直辖市）陆续开展蔬菜保险，湖北省目前仅武汉市开展了系统性的蔬菜保险工作。蔬菜播种面积全省第二，排名第一的水稻和第三的油料都在湖北省8 个政策性“三农”保险险种之内。开展蔬菜保险是构建蔬菜产业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提升湖北省蔬菜产业竞争力、稳定湖北省蔬菜生产面积、保障菜农利益的有效措施。现阶段推进湖北省蔬菜生产保险应该立足于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推行蔬菜收入保险为切入点，以湖北省蔬菜主产区大宗、特色蔬菜品种保险为抓手，充分发挥蔬菜生产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的示范效应，以培育蔬菜育苗企业为有效补充，建立健全蔬菜产业巨灾风险管理与防范的长效机制。

3）其它大中城市可以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降低蔬菜价格波动幅度。本研究论证了武汉市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降低了大部分蔬菜品种价格波动幅度。大中城市为我国蔬菜主要的销地市场，蔬菜价格的稳定有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福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有利于降低大中城市城郊蔬菜供给的波动幅度，减轻对外调蔬菜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菜价波动幅度。

4）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深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奖补措施，鼓励地方政府针对蔬菜等特色农业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本研究论证了武汉市政策性蔬菜保险的有效性，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协调和推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标的逐渐向蔬菜等农产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