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王春英 仲昭旭

[摘 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敬天保民”的朴素生态观，从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代领导人在不断的摸索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精髓，形成了符合中国时代特点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研究这一理论，有利于推动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21）01-0040-10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概述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诞生于十九世纪，当时工厂林立，高度扩张的都市、极具膨胀的人口，都促使着人类更加不计后果的向自然界汲取资源、能源，不莱梅、曼彻斯特的浓烟蔽日，伦敦的毒雾致使数千人丧生，纺织、化学污水直接流入泰晤士河，人们肆无忌惮的破坏生态却不以为然，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反思。

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中，深刻论述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不是人类的附庸，要用辩证统一的眼光去看待自然。首先，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在自然界發展中产生的，人类同时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与人是一种共存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1]38其次，人类依赖自然界生存，自然界向人类提供了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人类以此为基础繁衍生息。无论人类科技达到何种程度，人类始终无法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控制自然界的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383-384由此可见，自然与人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最契合的状态就是和谐。

实践是联系人与自然的唯一媒介。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人之为人的价值体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力从简单到复杂，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与日俱增。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进步，人类的视域更加开阔，自然界为不断进步的人类提供了探索、应用的场所，同时也为人类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空间。所以，人类实践是离不开自然的，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同时也是实践的主要场所，实践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实践能力的进步，人类影响自然的方式和深度同样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关注于人类的现实基础，关注人的实践能力对于自然的影响，指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生态理念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生态观的最终问题，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人与自然的问题。因为自然界是客观的存在，而人类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物质享用者，自然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类社会离不开自然。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人类社会想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永不停止的探求自然规律。当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自然界新的领域展示在人类面前，人类不应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探求这种技术对于自然的影响，探索其运行规律，在不破坏自然、符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造福于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38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理念，在关注人与自然、社会和生态关系的同时，探求其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并随着实践检验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完成205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愿景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理论源泉。

（二）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以这种经济形态出发，古代的前辈先贤们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在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意义的生态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开始探求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他们把人类看做天地间的最高产物，但不主张人超脱于自然上，而是认为人从生至死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道家认为人与自然从本质上来说是平等的，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3]231。儒家认为自然提供给人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人改造自然，同样也会改造自身，故人与自然乃是一个整体，“人事与天相参”。孟子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道德属性都是来源于天，人之道要符合天之道，主张要用“思诚”的方法来实现人与天在道德层面的统一。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宇宙论，认为人是天有目的形成的，人的产生使天、地得以形成整体，人类的五行秩序与宇宙的运行秩序是同步协调的。宋明理学从形而上的思辨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朱熹以“理一分殊说”论证了人与自然在“理”层面的统一关系，认为封建社会的各种伦常关系是由天理分殊而来的，同样验证了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来阐释的，虽然其中很多理论蕴含着神秘主义和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简单的等同，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追问，但其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与自然正确的位置。相比而言，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倡导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可见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的先进性，在今天的作用仍然是极其巨大的。

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但实际上人的地位往往是低于天的，人对自然的索取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这是古代人民参悟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后的一种自我反思，同样也是对于自然的尊敬、保证民族得以延续的深刻感悟。

道家主张“无为”，反对人们对于自然有“贪”欲，主张“去奢”，反对无节制的对自然索取，可谓“知止可以不殆”。儒家将“仁”的理念融入到自然中，主张“仁民而爱物”，把自己的爱体现在热爱自然万物上，取物有节、“参赞化育”从人的内心深处来“以诚待物”，最终达到儒家要求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4]7保护自然的行为标准。儒家和道家在人对于自然的行为都有着节制的要求，虽然其坚持的根本准则不同，但对于保护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抉择中，都选择了妥善保护自然。这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是对人类行为规范与对自然行为规范的统一，是道家和儒家一致坚持的准则。

古代关于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一直都有细致入微的阐释，如“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能用大网打渔，不能射杀休息的鸟类。“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5]174意思是说祭祀的时候，不能杀雌性的动物，这样会降低动物的繁衍能力。古代这样关于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还有很多，虽然这种具体的规范在当代已经不能直接应用了，但古代先贤所要求形成的保护自然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倡导形成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儒家与道家在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无论强调人是“天地之子”还是讲人要顺应天时，或是对人的行为有着“节用”“去奢”的要求，总体来说，都是要求人要顺应自然规律，所谓“道法自然”“取物以时”都是这方面的论述。道家认为，道是永恒的自然运作，由道而生成了天地万物、宇宙秩序、人间百态。天地万物（即自然界）皆由阴阳交互而生，道则是阴阳中和演化的秩序（即规律）。老子因此而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告诫人们要顺应当前天地运行的和谐状态，勿“妄作”，否则会招致因果。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要效法天地之道，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儒家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倡导人道，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要求保护环境是施行王道的重要措施，要根据自然的节律和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合理的利用自然。荀子提出了“取物以用时”和“以时禁发”的主张，这是古代较为系统的环境管理学说。荀子指出：“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人凭借自然界的物质资源而活，所以必须要按照自然的演化法则来管理人类的活动，才能使万物得宜 、万民得益，保证社会的稳定。

古代先贤能够把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反思，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付诸于实践，纵使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探求自然规律的内在矛盾，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只是出于现实现象模糊的认识，但他们理性的态度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和反思。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最新中国化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分析法的创新运用，是对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的历史性继承。习近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精髓，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到人类社会关系之中，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人类自身中寻找解决途径，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符合当今中国社会国情、解决当今中国生态问题、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法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2020-2050的生态文明建设“两阶段新目标”，在2020-2035年的第一阶段中，我们需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设生态文化体系，将生态文明理念彻底融入到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中，从而为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实现等阶段性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旨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整体思维特征，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整体建设之中，突出了其重要地位。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6]5-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人和自然的紧密关系。人和自然并不是互相征服的对立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是随着人类发展越来越重要的，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寻求救赎之道。要想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效果，并不是要回溯到古代的生活生产方式，否定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恰恰是要我们利用科技发展的成果，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矛盾，从而让绿色的生活、生产方式在现实中推行变为可能。“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7]4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的向往，通过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积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保护环境和生态监督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巨大作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之要，是其他理论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理念和政策在现实中得以实行的最大助臂。只有将人们心中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彻底改造，人们才能正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自觉的保护自然，改变其生活、生产方式，实现建成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注重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鼓励将保护生态的思想运用到具体实践中，不过由于其时代局限，导致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习近平立足于时代发展和中国具体国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历史最高点。

十九大明确指出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制度是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8]19，突破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绿色发展体系的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落实生态环境监察机制，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在社会生活、生产层面，要加快推动绿色生活、生产方式，解决过去由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承载压力巨大、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依靠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从根本上改变陈旧的生产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之间的关系，踏寻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最后，在社会生活中，呼吁每一个人做绿色生活的践行者，鼓励绿色的出行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实现从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层面的改造，在全社会形成良好、低碳、绿色、节约、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多次强调生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9]392这表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生存环境水平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民生问题，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方面，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始终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作的根本原则。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心，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为旨要，将制度落实到实践中去，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发展，真正做到生态为民、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全面发展。

（三）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建设与生态文明实践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是“两阶段”理论中的重要基础，是为了其他生态事业顺利推进而急需完善的重要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经验，重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发展理论，坚持创新思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环境问题作为发展部署的重要方面，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毛泽东等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水利、森林、湿地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号召各生产小组爱惜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将保护环境上升到国家层面，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高度重视，并鼓励将发展的新成果应用于生态保护中。江泽民同志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阐明了生态保护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特点、能够解决当时环境问题的绿色发展理论，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生活理念的推行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总结中国历代领导集体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国家面临的新的环境问题所做出的现实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全新解读，是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现实性的理论成果。生态文明理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建设和谐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平共处，这样的内在联系，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必须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习近平强调，新时代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将生态文化思想传递给人民群众，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合力，促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消费方式。因此，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和生态文明实践的协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根基。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建设生态文化体系的指导思想，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党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新构想，是建设生态文化体系的坚实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是今后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行动指南，如何将其中的精华内化到发展之中，如何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塑造起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完成建立生态文化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等理念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对基本矛盾的全新认识，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时代发展的全新要求，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方向，并贯穿于“五位一体”战略部署的全过程。要想实现2050年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是基础之要。

当今时代，中国已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空前繁荣的今天，正是推行绿色生态理念的黄金时期。首先，国家要抓好思想宣传的总体布局，运用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载体，对于不同社会群体要有不同的宣传方式，将宣传活动融入到经济、政治中，培养公民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其次，要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如抖音、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等理念，发挥大众传媒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通过制作生态记录片，举行集中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文化产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核融入其中，使人与自然和谐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最后，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树立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件，引导公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其思想认识、规范其自身行为。

（二）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当公民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时，实践就成为了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让公民践行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让企业形成可持续的绿色生产方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一蹴而就，要有系统的要求和阶段性的目标。首先，政府要大力支持生态环保型企业的发展，要加大对于环保型企业的财政补贴，保护其发展;鼓励公民使用环保型生活用品并对这种用品的价格进行调控，使其低于市场平均价格，保证其价格优势。其次，改变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和活力。呼吁公民采用綠色出行方式，建立集中的资源回收点，不断提高公民的节约意识。最后，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充分利用好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区分好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环境问题，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纵向、横向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增强公民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认同感，推动生态优势成为企业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促使企业自觉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要巩固绿色发展优势，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10]这是地方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实际案例，同时也是根据地方产业特色，创新绿色生产方式的现实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11]153我们改造自然的终极目的是建设更美好世界，所以自然生态同样也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应该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之间的关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摆脱依赖“两高资源”现状，向着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的和谐态势进军。形成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稳步提高、治理力度和幅度扩大，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的双赢态势。

（三）完善保护生态的监察机制

要建成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法治建设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基础。法律是在人的纯粹欲望侵蚀到自然平衡时，缓和人与自然矛盾的利器，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长期、系统的事业，这样的事业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更离不开监察机制的监管。

完善生态监察机制，保证相关法律得以实施。2015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环保法，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引入了立法，完善了我国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管理等制度细则，赋予了环保部门对违法项目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引入行政拘留等惩戒方式，提高了对于相关企业的震慑力，被誉为“史上最严环保法”。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形式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党中央重大决定的形式，规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2]，正式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容之一进行部署，明确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整性。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的出台，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也为执法者提供了执法依据，将保护环境的意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生态保护意识，保障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充分利用信访、公开征集意见，保证信息的上下畅通。监察部门要加强监察力度，成立专门的生态问题监察小组，将保护生态环境要求贯穿到“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三转”要求中，强化对监察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培训、健全生态监察体制，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2020年7月1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黑龙江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强调，要围绕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美丽黑龙江和生态强省。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地方生态建设中的又一次新的尝试，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助力。

（四）探索全球生态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国际问题，其具有整体性、无边界性的特点。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就世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阐释了国际间的通力合作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13]

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过去的国际生态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解决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需要了，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团结世界各国，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全方面的全球生态治理新模式。过去的全球治理模式由于各国综合国力不同，难以对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又因为各国具体国情不一，导致政策施行中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各国间在环境治理层面的合作效果差强人意。新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应该是各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合作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献计献策的有效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綠色城市联盟、“一带一路”等倡议正是为构建全新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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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

[13]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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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