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三名叛变者

2021-03-03 05:03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1年1期
关键词:汪精卫张国焘蒋介石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中山)反陈(炯明)。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后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關系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生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50多天。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被判处死刑,于6月3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反共同谋作了注脚。

周佛海: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周佛海毕业回国,不久后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他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个心腹,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周佛海日后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投靠了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达忠心:“生死与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说过的保证,倒向了蒋介石。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伪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行为,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多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张国焘:共产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瞞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建议,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10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军事上不断失利,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便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而他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遂萌生了回内地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内地。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此后10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靠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患中风。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些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人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揭秘: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名落伍者》人民网2013年3月12日;作者:贺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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