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语境中的莫言作品译介与研究

苏姗姗，边铀铀

（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2012年10月11 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也由此进入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价值判断，不但加强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创作与跨境传播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更促进了文学与传播学跨学科交叉的融合与发展[1]。

目前，海外莫言研究多集中在欧美地区，资料整理、分类归纳都较为详尽，研究方法也较为多元，研究层次也较为深入。而东亚地区的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数量相对不足，方法也较单一。日韩作为东亚最具活力的代表，善于选别、扬弃外来优秀文化，是东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合作伙伴，其对于外来文学文化的译介与接受现象值得探究[2]。该文以莫言文学作品的韩国译介与传播为中心，以日本译介研究为参照，对莫言作品韩译现状进行梳理，从多个层面对莫言文学的韩国译介与传播进行评价，揭示其传播与接受机制，探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东亚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莫言文学在韩译介与传播现状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再创作，它实现了原作到译作间的跨文化重述。原作与译作既具有相同的文学主题意识又具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与理解变量。莫言文学的韩国译介其实质是莫言作品在当代韩国文化语境下的一种跨文化传播[3]。莫言蜚声国内文坛始于其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1986年出版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由张艺谋导演电影《红高粱》于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而再次蜚声国际。1989年，电影《红高粱》在韩国首映，以“电影《红高粱》原作者”之名，莫言初次走进韩国民众的文化视野。此后，莫言文学作品开始逐步在韩国翻译出版。截至2020年12月，莫言作品共有20 部韩译单行本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11 部，中短篇小说集5 部，散文集1 部，收录发言稿文集3 部。

从翻译出版类型来看，莫言文学作品韩译本除了少数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主题的中国作家文学合集的形式进行出版外，大部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作品均以单行本形式在韩国出版发行。翻译出版体裁不仅包括小说、散文，还包括莫言参加中韩人文交流活动时的发言感想，收录体裁较为广泛，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在韩国的受关注度较高。

从翻译作者来看，主要有八位译者,均具有文学专业背景，或具有文学博士学历，或专攻中韩翻译，文学翻译素养较高。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朴宰雨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2020年入选我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作家朴明爱博士是向韩国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翻译家，她从2000年开始莫言作品，已经翻译出版莫言作品八部，对莫言文学在韩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4]。

从作家交流互动来看，2005年，莫言赴韩参加“首尔国际学术会议”文学活动，与韩国文学界开始进行广泛交流。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推动了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出版。中韩两国虽为近邻，在古代漫长历史时期内，一度交往密切，影响至深，但在近现代时期，由于政治上的隔阂，经济上的差距造成文化上一度断交，相互间产生诸多偏见与误解，延续至今。莫言荣获诺奖，客观上为中国文学，主观上为莫言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助力，但一时间的热度与关注并不是韩国读者阅读兴趣原发性驱动力所致。韩国在政治上受到日美、韩美同盟牵制，中韩主流价值观差异显著；经济上，韩国处于OECD 国家行列，中韩间存在的发展差距日渐缩小；文化上，审美意识取向多元交叉。东北亚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得韩国社会具有一种整体性的“忧患”意识，于是在经济发展上和文化取向上对西方价值观呈现出一定的认同。莫言获得国际性关注的文学作品在韩国得到译介与出版，从而引发韩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契机不管是柏林电影金熊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都是韩国对西方文化价值取向选别的认同表现[6]。

中国与日本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迥异，而日本于1989年就开始译介莫言作品，《蛙》的日译本几乎与大陆出版同步，是世界范围内最早译介莫言作品的国家。而韩国在1992年建交之前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译介几乎为零。韩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高潮出现在新世纪以后，这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既有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艳羡与关注，也有共通的人文情怀作用，但总体上，前者强、后者弱。

2 莫言文学在韩接受与研究现状

在当代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领域，韩国文化文学产业在中国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具有数量可观的粉丝群体。而中国文化文学产业，代表性文化产品可谓是凤毛麟角，深度文化输出的影响力有限。莫言文学在韩国大众层面的传播可谓是影响力甚微，在主要媒体阅读点击量最多难以突破三位数[7]。韩国知名门户网站NAVER 海外作家辞典如是介绍莫言：“中国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与卡夫卡、福克纳、狄更斯比肩的，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 该文搜集整理NAVER，DAUM，YES24,ALADIN 等主要网站评论发现，莫言作品韩译本的读者大部分是在提升汉语语言水平为原发驱动力作用下，通过中国语言文化学习，从而达到参与中国市场经济的目的。少部分的读者对中国怀揣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阅读达到开阔视野、满足了解中国的需求。在他们的眼中，莫言作品通过夸张手法，将生活中的悲苦与无奈化作幽默与达观，写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下，中国农民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基于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与弱势文化心理，韩国读者对于作品中缺衣少食时代里命运的不自主，群体性时代创伤表现出很大的共情。“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社会主义” 等关键词是韩国读者在区域与国别差异上的阅读焦点[8]。

区别于普通读者，中国学学者进行的莫言研究，则可直接进行文学原典的阅读。该文以韩国学术研究信息系统（RISS)为主要搜索引擎，检索出以莫言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 （截至2020年12月），共16 篇。其中，采访翻译文稿2 篇，小说批评10 篇，文学评论1 篇，翻译研究3 篇。后殖民主义，故乡意识，人物形象是研究中较为集中的焦点，少部分研究通过翻译学路径展开。该文研究比较倾向集中在关注与批判社会现实的创作特色以及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关系。

相关学位论文共有18 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5 篇，博士学位论文3 篇；教育学专业学位论文3篇，专业学术学位论文15 篇；按主题类别划分，比较研究3 篇，小说主题思想研究6 篇，文化研究1篇，语言学研究2 篇，小说技巧研究1 篇，翻译学研究3 篇，叙事学研究2 篇。比较文学研究既有中国作家比较研究，也有中韩作家比较研究，集中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母亲形象方向。小说主题研究则以“寻根”为关键词，从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主题意识层面上阐释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9]。语言学研究则从统词结构，词法，使用频率，语境使用上对中文原典与韩文译本进行对比。文化研究从文学地图文化资源开发研究为切入点，视角新颖，颇具现实意义，依据莫言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中国现代史内涵与民俗文化元素，构建互动式的数字化文学地图平台，实时统合人文生活与地域文化资源信息[10]。翻译批评研究则从解构主义、文化对等层面提出翻译策略。叙事学研究则针对《红高粱》的文学文本向电影文本转换过程中的叙事要素变化进行研究。其中7 篇论文是以《红高粱》作为研究对象文本，诺奖获奖作品虽是《蛙》但是研究主要对象集中在《红高粱》上，这其中的原因应该离不开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效应作用。研究或从技巧角度评述诙谐幽默的笔触，或者从美学角度点评“说书人”叙事特点，或从人性角度阐发普世价值，表述跨越语境的共感。专著研究还未有出现，说明研究需要学术关注需要持续，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莫言文学在韩国的研究是莫言文学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学术性接受，是一种文化审美的跨境体验。阅读莫言创作的文学文本，观赏文本改编的电影作品，就是在进行一场文学中国的体验。这种文学体验的本质是精神层面的交流与沟通，旨在把握中国人的集体精神脉络，寻找文化“新鲜感”与“陌生感”的同时，通过共通的人生体验与文学经验获得审美的共鸣。韩国的莫言文学研究总体上聚焦中国农村现状的书写，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的较量与命运的流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与评论，在对创作者莫言的创作手法、叙事技巧、文学表现力高度褒扬的基础上，具体对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的乡土语言，鲜活多样的人物性格，代表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评述，勾勒出韩国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内在精神面貌，提炼出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情世故与民族特性[11]。莫言文学中的新鲜而陌生的独特文学经验正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乡土特色。

能够在全球传播的文学作品必须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特质。文学文本创作产生的地域文化是民族性孕育的社会语境，民族性在作品中具化为独特文学与生活经验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传播与接受，是因为它同时具有作为人可以通感共知的体验与智慧。东亚汉文化圈的存在，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共通相近的历史文化语境，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因子在文学传播、接受、互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人情世故、身份秩序等都是基础结构性的文化要素。而中国社会独有的历史经验、民族个性、地域风情、语言文化作为新鲜、陌生的文学要素，吸引着跨文化读者的阅读兴趣，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跨文化语境中的外译文学作品的传播价值与传播力。所以，“相通”与“不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外译作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新鲜的、陌生的文学要素在译介过程中经传播文化语境的选择性阐释译介以及接受群体的个人文化背景的限制难免会产生流失[12]。因此，民族性文学要素在翻译语言上体现出一定的难译性，其根源在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的语言思维差异。但是难译性而产出的误读与误译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和“启迪”。在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我们需要重视“误读”与“误译”的价值，在差异性的解读中，创造性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互动，不拘泥于表达方式，补完思想文化要素的流失并加倍获益。

3 结语

从莫言文学的韩国译介与传播成果可以得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关联度密切相关。韩国与中国、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中国文学在日韩传播的文化基础较为深厚。

传播环境层面。全球“汉语热”与“中国热”背景下，在经济发展需求迫切的当代韩国，很多韩国年轻人对中国、对中文学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现象的内驱力是青年人意在提升自身竞争力，寻找更多职业发展机会，改善经济条件，并未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具有更多的认同感。这与我们进行文化推广活动的初衷有一定的距离。鉴于此，民间社会团体开展的文化传播与文学推广活动需要以一种更具人文情怀的方式进行。近年来，伴随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传播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经验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激发了文艺水准的进步，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在国别意识形态对抗日趋隐性化，区域文明交流也日渐呈现出交融与对抗并存的当下，中国国力的日趋强大作为最为重要的基本因素，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奠定良好传播环境。

传播渠道层面。专业的海外版权经纪人队伍与高素养的职业翻译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助力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本土特色”的难译性，中国文学本身的地域特色不仅在内容更在语言，充满文化地域色彩方言的难译性是文学专业翻译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翻译不单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更要具备深刻的文化理解力和语言创新力，这就向译者提出外语能力与母语语言文化对等的要求。有学者指出，作家、学者、翻译家兼具三重身份的人才是真正的翻译人才。莫言文学作品的韩译者恰恰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小说家朴明爱，学者朴宰雨、李旭渊、沈揆昊、沈惠英教授等正是优秀的文学译者和文化传播者。

传播受众层面。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到2000年初期，韩国民众的中国文学阅读期待主要是了解中国社会。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文学作品的受众也逐渐由中国学者扩大到一般大众，接受方式也日渐多元化，文学艺术角度的阅读与研究也日渐深入。新时期，伴随中国步入“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将会使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具有更为广阔的受众基础。不可否认，文学创作具有代际的特点，那么文学接受也在与之相对应具有代际差异。伴随建交之初韩国人的中国文学工具化阅读，众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进入韩国读者的阅读视野，到新时期，中国多模态文化资源的建构与数字阅读方式的开发，中国科幻、魔幻体裁的文学创作也悄然走进韩国图书市场，在 “90 后”、“00后”读者中产生传播效应。传播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动发展，与传播受众的代际更迭呈现出关联的传播价值与效用层面。在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与余华的作品在韩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译介与传播的成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具，普世价值与民族本土经验的良好结合的产物，而这种传播价值根本上是由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水平所决定的。电影对文学传播的聚光灯效应仅仅一时，持续的文学价值传播仍然由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共识来决定。莫言的《丰乳肥臀》《酒国》等作品虽然未曾被改变为电影，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较好的反向。与此同时，不可小嘘电影在莫言文学海外传播中的效用。张艺谋导演的海外影响力使得莫言的文学作品具备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基础和良好口碑，助力了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电影工业较为发达的韩国，观众的文化审美能力也较为成熟。电影作为有效的文学文化传播工具，从视听感官角度，更为直观、迅速地走进受众。如何通过先进的影像艺术手段对文学文本进行跨文化语境的合理改编，是新时期提升和巩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用的重要方式。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期待莫言新作《晚熟的人》作为中国好故事得到更为广泛的译介，与日韩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需要借助中国电影及新媒体的推动，经过优秀译者的译介，与海外读者进行深度互动，真正实现文化价值认同意涵上的文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