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的巴黎体验与纪行文学研究（1920—1950）

董悦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巴黎体验的宏观背景是日本近代的“洋行”。大久保乔树(2008)对这一名词做了解释和定义：起初它特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官僚上层阶级通过外交与留学等方式，前往欧美各国学习先进文化并将优秀成果带回日本；后来不断发展演变，前往海外的日本人从特权阶级逐渐下移至普通民众，其目的也开始多样化[1]。作为日本汲取西方先进文明走上欧化道路、到跻身列强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一步，“洋行”影响着无数日本人在前往欧洲途中，因目睹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惨痛对比，所产生的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2]。

在“洋行”的众多目的地中，大批文学家和艺术家因受法国巴黎“艺术之都”独特魅力的吸引而纷纷前往，并创作出大量以巴黎为题材的文学及艺术作品。巴黎作为象征着西欧文明的璀璨结晶，是远东日本民族心中的“他者”文化风景。人们在一次次体验过程中不断以此为镜，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20 世纪20-50年代，囊括了日本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冲动、到正式发动侵略战争、再到战败的整个过程，是日本审视外界、同时又通过外界不断审视自己的历史独特期，影响着无数文学家通过文学作品展现出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刻思考。特别是金子光晴、横光利一和森有正三人以其各自独特的巴黎认识与鲜明的自我意识，展现出对东西方文明的思考以及对“洋行”意义的反思。而这些在三人的纪行文学代表作——金子光晴的《ねむれ巴里》、横光利一的《欧州纪行》和森有正的《バビロンの流れのほとりにて》中都得到了具象化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十分稀少。而日本学界虽已有非常庞杂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有论著和研究论文这3 位作家及其3 部纪行文学代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或从作家的海外体验和文学作品创作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论述，故仍有不全面和亟待进一步讨论之处。

1 巴黎题材的日本纪行文学

纪行文学作为记录、整合作家旅行中之见闻、体验及感想的特殊文学表现形式，与作家的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巴黎为题材的日本纪行文学作品，正是日本作家在巴黎体验下，心理与情感的鲜活表达，折射出其对巴黎、对西方独特的认识与思考。自永井荷风起不断被歌颂的巴黎之美，使巴黎“浪漫之都”“艺术之都”的形象不断深入人心，一跃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文明殿堂。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与世界恐慌的进一步加剧，使人们对这个与以往认知相差甚远的异国文明产生怀疑甚至抗拒。曾经的“巴黎憧憬”被逐渐消解，在人们的质疑与抗拒声中，转化为对巴黎的失望甚至绝望。诸多文学家用他们的作品揭露巴黎现实，在将其与东方文明的不断对比中，追问日本近代化背后学习西方的意义所在。而金子光晴、横光利一和森有正三人通过不同时期的巴黎体验，在一部部巴黎题材的纪行文学作品中展现各自对巴黎及其文明的认识，构成20 世纪20-50年代日本作家巴黎体验及对东西方文明认识的缩影。

2 金子光晴的巴黎彷徨与《ねむれ巴里》

20 世纪20年代是日本的“国外旅游繁盛期”(大久保乔树,2008)，也被称作“黄金20年代”（1925—1932）（和田博文,2002）。前往欧洲不再只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权利，普通民众也能得以亲眼所见人们口中歌颂与赞扬的文明，但人们却在实际的巴黎体验中对其感到失望。而金子光晴的巴黎体验作为淡化与消解“巴黎憧憬”的转折点，所起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一贫如洗的金子光晴在这一时期与妻子先后踏上了跨越大洋彼岸的旅程，但来到巴黎后却与妻子纵情享乐。在钱财散尽、走投无路时，他骗取驻巴黎日本大使馆的一千法郎、 私藏日本老家寄给妻子的四千法郎、拖欠大阪和尚的三十法郎不还、偷盗油画颜料等。为了生计，他四处工作赚钱，却屡遭碰壁：他没能拿到一学生答应完成博士论文后给他的劳务费，也没能帮助松尾邦之助催回欠款，想开日料店却资金不足，领导工资被偷导致他失业，夏天奔赴异地售卖日式伞却卖不出去，等等[3]。这些激发了他对巴黎的愤恨，他认识到巴黎的伪善、排外和利己，在对巴黎“自由平等”的强烈否认中，为那些因憧憬巴黎而来、竭力想在此寻求归属和依附的人们感到不平。终于，在一次次不幸中，在感到被排挤和自尊心被践踏后，金子光晴对巴黎感到彻底失望，并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异国都市再一次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

《ねむれ巴里》是金子光晴晚年创作的纪行文学，回忆并记录了他在巴黎的窘迫生活，反映了他眼中的巴黎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他在巴黎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种族）间的排挤与疏离，还目睹了巴黎四处充斥着的恶俗肮脏的色情交易、 追名逐利的虚假勾当以及恶臭腐败的污浊环境。他眼见怀揣梦想来到巴黎的人们失去自我，目睹大量异乎寻常的疾病与死亡。于是，金子光晴发出巴黎就是“文明的造花”的愤慨。而金子光晴以“徒花”和“造花”等讽刺的话语，抹杀了巴黎作为“花之都”拥有的美好，同时也在消解巴黎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是一种公然与“日本对巴黎的普遍认知”为敌的挑衅[4]。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使他梦想逃离绝望现实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也让他对“欧化”与“回归日本”的思考更加深刻，从而选择笃定地走上反抗一切的道路。而整部《ねむれ巴里》就是金子光晴独特“巴黎观”的真实写照，为我们展现了作者本人在鲜明自我意识下、 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与批判。

3 横光利一的巴黎忧郁与《欧州纪行》

1936年，横光利一作为《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的特派员前往欧洲，开始了他以巴黎为中心、为期六个月左右的欧洲之旅。由于二战将近，巴黎战场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过程中蒙上了一层被占领的恐怖气氛，战争前夕滞留海外者悉数被遣返回国，偶有滞留者也鲜有记录，航路自此关闭。横光利一通常被视为洋行中断前最后一位前往海外的学者，神谷忠孝(1986)与大久保乔树都将其此次的体验看作是“洋行时代的终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时的横光利一，正如和田博文所说，面对日本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处境，以及巴黎人民对日本民族的冷淡态度，使他不得不去思考和面对自身的民族归属问题[5]。他在抵达巴黎前后所目睹的、落后的亚非殖民地与先进的西方美景艺术间的强烈对比，促使他对西欧文明进行讽刺。但当他在面对巴黎的优秀文化时，却又无法抑制“被震慑的体无完肤后涌现出的寂寥与卑劣”[6]。从行船途中的百无聊赖，到对巴黎所代表的西方列强侵略殖民行径的审视目光，再到面对巴黎优秀文化时的自卑以及对法国文明的抨击与反抗，横光利一体会到的是他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孤独”与“寂寥”。他始终以一个“忧郁者”的姿态抗拒巴黎乃至整个西欧文明，并对其进行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欧州纪行》是横光利一唯一一部以欧洲体验为题材创作的纪行文学。他在这部作品中主要以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法国等地的经历和感受。在巴黎，声势浩大的大罢工、法国左派右派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及法国各种奇特的“风俗”，使得横光利一对巴黎产生了“如同支那一般”的印象。欧洲各国对巴黎的模仿，所造就的“个性全无”的“流水线都市”；法国文坛、绘画界、戏剧界等通过极力抹杀自我意识达到极致的纯粹； 在巴黎的俄罗斯人对本国同胞的轻蔑、巴黎市民对存钱的执着和对男女纲常的歪曲、对个性和自我意识的抹杀等[7]。这些给巴黎套上了“野蛮”的外壳，使其在二战前的恐怖气氛中蒙上了一层“偏执呆板”的气息，也加重了横光利一对巴黎的失望与倦怠，让他渴望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寻求新的刺激。他在“单调不变”中对“变化”的追求，体现了横光利一对认识自我的强烈需求，以及对自我意识独立的不断强调[8]。他猛烈抨击巴黎的“野蛮”，一方面也体现出他想要极力守住初心和自我，保存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自觉，展现出他对“回归东方”“回归日本”的决心。因此，横光利一的巴黎体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于东西方文明的认知。这部纪行文学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和思考横光利一对东西方文明的认知及思想流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4 森有正的巴黎幻想与《バビロンの流れのほとりにて》

直至二战结束，“洋行”航路复辟，世界秩序面临重组与更替。此时的法国对于战败国日本的意义开始出现了转折，新世界秩序下学习法国对日本的借鉴作用和意义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森有正作为航路复辟后20 世纪50年代首批前往欧洲的日本人之一，在巴黎生活了长达26年光景，最终于1978年在巴黎逝世。他曾坚定表达自己只留学一年就回国的想法，毫不隐讳地指出过往欧美留学的陈腐，质疑其必要性及成果； 但来到巴黎后的他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他的关心与照顾，也领略到了教堂和艺术品中所蕴含的人心的充实与高贵[9-10]。他热衷并推崇巴黎的文化，歌颂并赞扬巴黎文明之美。这一前后看似矛盾的事实表象，正体现了他对法国乃至整个西欧文明执着探索的决心。他用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探寻的文明之真理，最后凝结成为他对“经验”的理解与践行上。随着他对于自身“经验”建构的感知，我们也能觉察到他体内对西方文明受容度的改变。他回忆说，尽管巴黎时常阴雨连绵，但他会通过不断思考自我“经验”的方式，淡化天气对他的影响，在不断专注内心的过程中，强迫自己完成新旧“经验”的更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将“巴黎”很好地融入自我认知的原因。森有正最终在与巴黎文明的不断接触中革新自我，做到了将西欧文明“内面化”的极致。

《バビロンの流れのほとりにて》是他第一部以欧洲体验（以法国体验为主） 为题材创作的纪行文学。森有正在作品中通过对自我意识的不断挖掘和思考，促使他在“新旧自我”间不断对话反思，形成自身的“经验”。他强调“经验论”作为他文明认识论下的先进成果，其产生契机就在于这不可或缺的二十多年的巴黎体验。这是自我意识主动觉醒的过程，它依靠的不是“空想”，而是“现实”本身，放在森有正身上就是实实在在的二十多年的巴黎体验。他将西欧看作他“精神”的故乡，是因为这里给了他自我意识觉醒的土壤； 而对日本旧有思想所进行的抨击与批判，是基于他深刻认识到日本文化思想的弊端后，为祖国复兴积极谋取良策的忠诚与抱负。对于作为“精神故乡”的西欧和“肉身故乡”的日本，他既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投身于为祖国不断思考的实践中去，实现了他向世界的“进发”和向故乡的“归还”。而对于他这一在巴黎体验中汲取的成果，大久保乔树与平野幸仁(1980)两位学者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后者认为森有正作为战后第一批前往法国的人，其海外体验的结果并不能证明“曾经作为其他国家向往和学习的欧洲，在战后三十年已无任何可学的价值”这一事实，并对其战后的体验给予了充分的价值肯定[11]。而前者却认为，其在欧洲体验过程中思想体系的一系列成果，在战后世界秩序重组的新时代背景下，成了国家不再需求和认可的“时代错误的产物”。他所汲取的巴黎的先进成果在时代的洪流中化为泡沫，最终只能作为“幻想”跟随森有正一起，在被创造出来的这片巴黎文明的土壤中永世长眠。这部纪行文学为我们深入探讨森有正思想成果及其对战后日本的借鉴意义，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子光晴巴黎彷徨下的“死亡巴黎”、横光利一巴黎忧郁下的“野蛮巴黎”、以及森有正巴黎幻想中的“美好巴黎”，都体现了作家体验对其自身认识的影响。这时作家笔下的“巴黎”不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巴黎，而是叠加融入作者个人认知后的“心象巴黎”，是作者本人独特“巴黎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为我们展现鲜明自我意识下，对西方文明所持有的质疑、抗拒和追求的同时，也体现了20 世纪20-50年代的人们对“洋行”以及东西方文明的特殊思考。而金子光晴对日本“巴黎憧憬”的质疑，横光利一对“巴黎”的抗拒，森有正对战前巴黎体验成果的全盘否定，其本质都是对“洋行”的彻底反击。他们用“洋行”的方式表达着各自对“洋行”意义乃至整个“洋行”时代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