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异趣　求通达

于伟

美国耶鲁大学英裔青年汉学家司马懿（Chloe Starr）曾为其熟悉的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传，在写到世界汉学大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教授的章节时，她用了“意义的追寻者”这样一个题目。

世界汉学大会是由原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创的高水平、高规格的世界性汉学大会，旨在通过“汉学”搭建国际交往平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以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自2007年3月起举办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的第一届大会以来，10余年的时间里已经举办过6次，几乎每隔两年世界汉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都要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从多学科视角就东西文化交流展开对话，可谓“极一时之盛”。当今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空前加深，汉学越来越在沟通中外文化、深化理解、增进友谊方面发挥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高校亦在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准备自主设立汉学学科。

在中外汉学学者的共同倡议下，为了推进中外学者的沟通和交流，推进世界与中国的相互理解、阐释和启发，把世界汉学大会构建成一个稳定的学术平台，在2014年以“东学西学·四百年”为主题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式上，成立了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杨慧林教授担任理事会主席，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担任副主席。自第一届大会起，历任中国大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校长、国学院院长的杨慧林教授一直承担着世界汉学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他以其贯通中西的学术功底、博古通今的理论视野、儒雅的风度、敏捷的智慧，始终为大会操盘掌舵，为世界汉学大会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从宗教学到汉学：在学科的边界游走

杨慧林教授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宗教学博士学位。他曾说自己做学问是“游走在文学与宗教学的边界”，这在他读书期间的学术兴趣上就展露无遗。杨慧林师从赵澧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赵澧先生是当时全国知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曾在1940年代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莎士比亚研究，年轻气盛的杨慧林却跟赵先生说：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做，因为西方已经做得很细了，我们讨论的那些问题都有大量的西方文献，我们想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入门级的，有必要再说一遍吗？如果真做的话，我自己觉得必须有两个跨度，一个是400年的时间跨度，另一个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跨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做西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立足时间跨度和文化差异，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问题。赵先生面对杨慧林的质疑，给出了肯定性的意见：你这想法虽然有点狂妄，但是这么想是不错的。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也基于自己在“知青”岁月里的知识积累，杨慧林实际上是从莎士比亚研究转向了西方文论和西方宗教学，这虽然与赵先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式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但他却始终给予了杨慧林很多的帮助和肯定。

沿着自己的学术兴趣自由探索的杨慧林，攻读博士学位时干脆选择了宗教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拜在方立天先生门下。方立天是中国著名的宗教学专家，终生在宗教学与中国哲学领域笔耕不辍，尤通中国佛教哲学，被誉为佛学泰斗。甫一入门，杨慧林觉得自己的选题应该与佛教有点关系才好，毕竟方先生做了一辈子佛学研究，何况他的名字“慧林”本来就与佛学有缘，于是他自己琢磨着做一个佛教与西学比较研究的题目。谁知方先生却说：你要是还想做西方宗教学，就继续做，没有问题。老先生的宽容，给了杨慧林深入研究西方宗教学的空间，也成就了杨慧林后来在宗教学、比较文学以及汉学领域的骄人成绩。成为师者的杨慧林，对两位导师对他在学术上的宽容念念不忘，杨慧林不止一次地说：“这两位老先生自己做学问都非常严谨，但是对别人总是非常宽容，他们要求学生的从不是维护什么‘门户或者所谓的‘学派，这些老先生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他们甚至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跟他们一样，他们更高兴的是能给你一定的引导和启发，然后帮助你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这些东西对我影响至深，我希望能够传承他们的宽容。”

杨慧林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做莎士比亚研究，中国人未必不能在有些方面比西方人更敏感。比如，莎士比亚作品中有关宗教的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可能自然而然，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更值得追究。”杨慧林选择宗教学，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引领之下进行的，这也是他游走于文学与宗教学的边界，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文化对话的不竭动力。杨慧林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人研究西方思想与文化，只沿袭西方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必须选择中国人特有的视角。“西方学术之于中国学人的主要意义，应当指向对其细节的超越、对其所以然的追究、对其针对性问题的剥离、对其话语逻辑的解析，从而思想差异和文化距离才能成全独特的视角、激发独特的问题，使中国语境中的西学真正有所作为。”这是杨慧林这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学术自觉，是他们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突破口和方法论，也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使命和擔当。其实，杨慧林又何止于游走于文学与宗教学的边界，他的学术活动一刻也未曾离开中西文化的边界，他的文学研究、宗教学研究、汉学研究，无不是在做着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他徜徉于文化之间、语言之间、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中间地带，丝毫没有因选择、认同而来的忧虑和痛苦，却有着因游刃有余地出入其间促成的彼此沟通对话而倍感欢喜和愉悦。

杨慧林说，“宗教学本身其实与比较文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宗教学就是比较研究。”他非常推崇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一句名言“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这就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宗教学和传统意义上的神学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基于某一种宗教，而是基于不同宗教的比较。没有比较的意识，就根本谈不上宗教学。所以比较文学与宗教学的关联是很自然的。”就这样，从文学出发，选择了宗教学的杨慧林，很自然地又回到了文学，回到了比较文学，他在文学与神学之间找到了切入点，他以宗教作为研究背景，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开始寻求将中国思想带入西方的话语体系的学术旅程。正是出于这样的学术旨趣和研究视野，杨慧林的目光聚焦到了英国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身上。

理雅各1840年受英国差遣来到东方，1843年来华，直到1873年返回英国为止，在华工作30余年。1861-1872年间，理雅各在香港陆续出版了五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英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八部儒家经典。返回英国之后，他又为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提供译稿，翻译了包括《孝经》《易经》在内的5部中国经典，去世之前仍译笔不辍，出版了《离骚》译本和译出了《楚辞》的部分篇章。正是由于他持续翻译中国经典，1875年牛津大学聘任他为首任汉学教授。

因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天下闻名的汉学家，相信这对于理雅各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也许，更让理雅各始料未及的是，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他借助中国的材料解释中国经典的方式，他在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自身清晰可见的宗教阅读立场，以及他沟通西方宗教与中国经典之间的努力，启发了包括杨慧林在内的当代中国学者们开展中西文化对话与沟通、回应文化间误解的方式策略，更重要的是，他直接或者间接地促成了杨慧林对汉学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杨慧林说“我自己因为个人的学术兴趣，会比较多地关注宗教学，但是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致，因为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实际上就是一批传教士”。“所以在西方，汉学当然是和宗教研究关联在一起的。后来才有所谓的‘中国研究‘大汉学等等”。如果说宗教学研究是比较研究，那么汉学研究就更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了，汉学离不开中国的材料，又植根于西方的问题和方法，同时也不可能框限于任何独一的领域，其与生俱来的特征就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在杨慧林看来，汉学是中国和西方思想对话的天然平台，“作为读书人，如果有幸进入这样有趣的学术空间，看到不同思想的相互激荡、启发心智，实在是非常诱人的”。于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感召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促动之下，杨慧林一方面投身汉学研究，另一方面主导发起了世界汉学大会的盛事，从此开启了援引自身宗教学和比较文学学养更新汉学研究范式，联结海外汉学和中国本土学术界共同进行对话式汉学研究，并逐渐形成新的汉学研究潮流的学术征程。2013年，杨慧林与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共同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任会长。

理论的旅行：“经文辩读”的跨界移植

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深广度和精细度。但越来越细的学科划分，在使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世界的把握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难以凝融为一，这正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一个世纪以前告诫我们的，学科化、专业化的做法，“在未来的世界中将对公众贻害无穷”，“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的更好、进步的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风险”。为了纠正学科清晰、严格分门别类带来的缺陷，学界开始积极主动打破学科固化的藩篱，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驱动在学科之间开展交叉研究，这主要表现为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借用另一个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用于本学科的研究以及在两个或多个学科的中间交叉地带进行联合研究三种形态。杨慧林对学科的学界、跨学科交叉研究有着自觉、明确的意识，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就人文学而言，某些人为的边界本来并不需要刻意持守，更不必执着于自己跑马圈地的学科领域，边界的存在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在边界处游走，在边界处体会和吸纳不同于自己的东西。”其专著《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就给我们提供了绝佳范例，正如有学者在书评中指出的，在这本书中杨慧林围绕文学与神学的共有问题域：“意义本身”和承载意义的“语言”，试图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处，寻找到文学和神学之间的“意义结构”的“视域融合”之处。杨慧林将“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这一个西方宗教学领域中的研究方法，扩展到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研究领域，或许会为这两个研究领域带来颠覆性、革命性变革。

“经文辩读”是对西方经文的一种“比较性阅读”，以小组活动为形式，以实践为核心，进行跨宗教的经文阅读與讨论，“就相互关联、相互重合，却又在不同宗教传统中记载各异的‘经文进行‘辩读”，他们认为：“没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辨认出经文的语句实质意指什么真理和价值，经文只能通过某个存在于历史中的具体读者群内部的诠释和行为来展示它的确定含义。辩读的目的不是要提供答案，而只是辩读本身。”杨慧林认为，“经文辩读”最基本的价值命意，在于“它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寻求智慧的活动，没有任何人独自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也没有任何权威的观点和原本的解释者;从而‘经文辩读的结果必然落实于‘对话而非独白，必然确认‘相似的至善可以得到不同显现，必然消解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事先的信靠”。于是，他率先把“经文辩读”的精神带入到了比较文学领域，一举刷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首先，丰富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中“对话”的理论内涵。在杨慧林看来，比较文学研究中所展开的对话，不应该是“在不同文学之间清谈什么‘可比性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借鉴‘他者的经验，或者论说所谓的文化多元”，而是“要返诸己身，透过一系列对话关系重新理解被这一关系所编织的自我”，“‘比较与‘对话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对‘主体间性 的意识”。杨慧林说，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意识到“主体”只是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对话”便成为起点而不是落点，“对话”也才能超越近乎托辞的“多元”，进入到“间性”的自省。其次，突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学科的间性”，或曰“跨学科性”。在杨慧林看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格外鲜明地反映着当代学术的“非学科化”倾向。因而大量的“普遍性论题”和“公共话语”，常常都是首先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视野，同时又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个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第三，发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关注“弱势”和“边缘”的立场与策略。随着比较文学研究中“让他者成为他者”立场的采用，解“中心”或对“中心”的消解，对“主体间性”的意识以及对学科边界的超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自然就会成为弱势群体或边缘文化“改变世界”并“阅读自己的文本”的直接手段。杨慧林将“经文辩读”理论，横向移植到比较文学领域，对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广阔的学术空间。

事实上，杨慧林还进一步将“经文辩读”带入到了世界汉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中。既然文本要“向所有人以及所有的文化 、宗教……和生活领域敞开”，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是否可能又如何才成为可能，就成了杨慧林将“经文辩读”带入汉学研究领域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从“经文辩读”中开掘出的丰富学术资源，在加深了对中国经典的理解与认知的同时，也极大丰富了汉学研究的内涵、拓展了汉学研究的空间，并将世界汉学带入文明对话的新天地。世界汉学大会的发起和召开，就是杨慧林“经文辩读”和比较文学研究之学术理念的延展，在第五届汉学大会上，杨慧林接受专访时说，每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阐释都借助了中国和古希腊思想家相互关联的名言，比如“和而不同”（《论语》）与“对立产生和谐”（赫拉克利特）、“同归而殊途”（《周易》）与“此路亦彼路”（赫拉克利特）、“与时偕行”（《周易》）和“因势而通”（柏拉图）、“理无分殊”（柏拉图）和“道不远人”（《中庸》）等等。“这其实都是试图从不同的思想资源进入大会的主题，让大家明白我们的关注，并启发进一步的思考”。

从传统汉学到新汉学：汉学家“中国梦”的实现

据阎纯德教授考证，“Sinology”一词源自拉丁词语“Sina”和希腊词语“logia”的结合，前者所示是“中国”，后者所示是“科学”或“研究”，两者相加就是关于中国的科学研究。Sinology一词最早在学术中使用应该是在利玛窦（Matteo Ricci）时期。由此算来，汉学应该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法国法兰西学院1814年设立第一个汉学讲座算起，这门学问也存在2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欧美汉学研究的重镇虽几度易手，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也从重视古代中国文化过渡到了古代与现代、文化与政治并重，但汉学在国外边缘学科的处境基本未变，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界的对话与交流也远没有达到密切的程度。阎纯德教授将汉学与国学比喻成“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这两个瓜之间的确因诸多缘由虽“鸡犬之声相闻”但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还间有“相轻”之态。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犹如隔靴搔痒难以切中要害，但因为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异于我们，观察视角便会不同，因此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会有新颖独到之处，可资我们借鉴，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值得国内的学者去研究、去探索，所以我们的汉学研究界充盈着翻译、介绍西方汉学家及其成果的科研论文。这些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然值得借鉴，中国学界的译介也值得重视，但除此之外，汉学界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是不是还有更有价值的学术领域值得开拓？

在第四次世界汉学大会上，美国著名汉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汉学家也有自己的“中国梦”，那就是希望在汉学研究领域，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国学者交流，让海外汉学家看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傅高义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当年师从费正清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傅高义说，“费正清那一代的梦是培养中国学学者，让政治系和法律系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人。”师徒两代美国汉学家，虽然时代不同，但希望与中国学者对话、合作，以推进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梦想却是一样的。海外汉学家的需求摆在面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扛在肩上，如何跨出这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实质性对话交流与合作研究的第一步，却是颇费踌躇。杨慧林是破局者之一，而“经文辩读”就是破局的利器，世界汉学大会即是他破局的如椽大笔。

首先，世界汉学大会致力于促进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比较与对话。从第一届大会起，杨慧林就着重强调要通过世界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对话和讨论，促进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建构和谐世界的价值。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单一的语境中自给自足地循环往复。文化理解中互为“他者”的基本格局，将使汉学研究进入文化对话的新范式。当今中国，已不再仅仅是知识学的对象和想象的“他者”，更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唯有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者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唯有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底蕴。与会者们相信，随着中国学术界的主动介入，国际汉学研究有望促成互动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的兴起。在第二届大会上，与会者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学作为独特的学术领域在深化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过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发展。于是，大会更是寄希望于中外汉学家，尤其是希望中国学者尽快逐步去掉自己身上存在着的不合时宜的习惯性想法，通过世界汉学大会的国际交往平台，学习彼此的分析论证方法、基本理念、概念术语，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

其次，世界汉学大会致力于促成在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层面上进行跨文化研究。在以“汉学与当今世界”为主题的第三次大会上，提出了建立“新汉学”和“大汉学”的构想。大会认为“新汉学”与“大汉学”顺应了当今汉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新”在于漢学要面对当今最新的世界形势，应更具有对话能力和责任意识，“大”在于走出传统研究的界限，探讨新的议题。当下学界一般将两者并称，曰“新汉学”。概而言之，“新汉学”之“新”，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强调传统汉学与当今“中国学”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其核心当为融通古今、把握时势、面向未来。大会认为，“新汉学”要讨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鉴、共存共荣的问题，而是还要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汉学问题的研讨应该成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努力的一部分。” 在第四届大会上，与会者就提议未来的“新汉学”研究把构建人类共同的伦理作为重要议题，呼吁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伟大的宗教形成人类共同的伦理，约束自己，监督政府，制衡社会，以向金钱至上、技术崇拜、虐待环境的人类之恶宣战。

再次，世界汉学大会认同汉学的复数（Sinologies），愿意倾听多元的话语，但拒绝“权威”的独白。如果说传统的汉学更多关注中国的古典文献，那么有关中国的当代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着中国的“大文本”，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因而，不少传统的汉学家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学”的内容。以“比较视野下的汉学：传统与创新”为主题的第五次年会，明确采用了汉学的复数。杨慧林教授在专访中说“用复数形式的‘Sinologies替换‘Sinology，以此表达汉学本身的多样化，并尝试将更为丰富的相关研究容纳于世界汉学的视野。这可能也是所谓‘大汉学‘新汉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以“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为主题的第六届大会上，大会主办方和杨慧林再次重申汉学的复数的意义，大家乐见在文化理解中互为“他者”、相互倾听的复数的汉学，乐于促成彼此间的相互包容和对话，乐于在相互尊重差异的多元世界汉学中寻求对中国的理解。大会以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为喻，形象地传达了世界汉学大会的理念：如果懂得理解和倾听，那么即使远隔千里，也能感受东海的气息。

世界汉学大会所提到的新理念、开创的新范式是荟萃中学西学各种学术资源的结果，它将使得突破汉学与国学之间壁垒的努力由涓涓细流汇成浩荡之势，它将使得中外汉学家通过汉学的桥梁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拥有美好的前景，它将使得世界汉学界呈现出一片百家争鸣、众声喧哗的热闹场景，它将使得中国通过借鉴他者之镜加深对自身的理解，亦将使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在中外文化对话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出中国智慧。

“观他者而返诸己身，辨异趣以求其通达。”这句话是杨慧林2019年4月赠给《国际汉学》杂志的题词，也是他希望与世界汉学同仁共勉的格言。我们从中取“辨异趣”“求通达”六个字作为题目，以彰显杨慧林教授睿智宽容的人格魅力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当颇为合适。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