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蒋维崧先生

⊙ 董治安

我于书法篆刻艺术所知甚少，这里，只能就多年来同蒋先生的交往，谈一点认识与感想。

一、蒋先生是1955年调到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分到语言学教研组。当时的语言组，由“二殷”（殷孟伦、殷焕先两位教授)牵头，又有周迟明、刘本炎等专家的学术支撑，在国内学术界已颇具知名度。而从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搭配来看，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等几个方面都已具有很强的实力，显然缺少的是一名专攻文字学的专家。蒋先生的到来，实有填补山东大学学术空缺的意义。

还有一点应当提到的是，“二殷”与蒋先生都来自原“南高师”。就“学统”而言，同属“章黄学派”出身，这可能与蒋先生能调来山东大学直接有关。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蒋先生先后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本《汉字浅说》，显示出他在初到山东大学一段时间的研究实力与学术追求。

二、我与蒋先生有较多接触，是在1958年迁校到济南以后。开始增加接触的直接原因，是蒋先生担任了系副主任，分管科学研究，而我被系里指定为科研秘书。主任与秘书，虽无一起坐班的制度，但多了些工作上的联系。中文系是文科的重点系，碰到定计划、做总结，以及检查活动等，总要听取主任的指示、意见的。

在与蒋先生的个别接触中，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于行政工作毫无兴趣，学校召开科研工作会议，照例是由我（或办公室）代替他参加。学校科研处所要的资料，一般都直接找我（或办公室）处理。记得有一次，科研处急需一份统计数字，为此准备的材料，前一天中午已送交蒋先生审阅，而直到当日上班以后“审阅”仍未结束，我只好直奔蒋先生家，发现他正在睡觉，压根儿忘了这件事。

三、蒋先生不善言辞，寡言少语，很少发表议论，系内外的交往都很少。其实，蒋先生是很容易接近的。他与谈得来的人可以谈得很深，时间很久。他对校内外、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很关心、很敏感，与某些腐儒根本不同。他的为人，是宽厚的，是与人为善的，是宁肯自己吃点亏，甚至不惜忍辱负重也不愿对人剑拔弩张的。另一类容易与蒋先生谈得来的人，是去问学术问题，主要是解决古籍阅读中的难点。蒋先生平时手不释卷，中国古代文献烂熟于胸，他乐于为人释疑解惑，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赢得了大家尊重。

蒋先生精于文献的解读，长于文辞的考订，参加编纂《学习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可以说最能发挥他的学术专长，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四、1983年学校成立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建所过程中，蒋先生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导。他多次提醒我，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走，要反对假、大、空。他突出地强调，要重视图书资料的积累与建设。

蒋维崧 篆书 临西汉金文四品扇面

大约在1984年，我们得到消息：上海知名学者陆澹安去世，家人急于出手所藏图书。这批书数量大、索价高，同时有兄弟高校竞购，情况紧迫，我有些犹豫。是蒋先生（还有王仲荦先生）帮我做出决断，尽快请学校发车直奔上海，抢先一步，把这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全数运回济南，完成了古籍所建所初期一次重要的资料建设。

五、尽管蒋先生在书法篆刻艺术方面早已获得极高的成就，但他这个方面在山东大学很长的时间并没有受到充分的认可与重视。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陆续有人请他写字，后来请他写字的人更多，其中有私人也有公家。记得学校水电使用超标，就曾经用蒋先生的书法作品作为礼品，去向有关部门疏通关系。就蒋先生而言，这些奉献都是无偿的，很多是不为人知的。

大约是1963年，我到青岛函授，顺便去看望黄孝纾先生。黄先生书画俱精，而说起蒋先生则深表敬重。他说：“你们只知道蒋先生的字好，不知道他的篆刻更好，蒋峻斋的篆刻超过了钱某，应当让他招书法研究生、篆刻研究生。”返回济南后，我转述了黄先生的这些话，蒋先生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有些感慨。

由此，我们就很想得到蒋先生的篆刻。直拖到1973年他终于给我们刻了两方印章，阳文一方是“钱曾怡”，阴文一方是“董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