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草》诗学叙事的“反义同体”结构

崔绍怀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鲁迅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野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野草》收录鲁迅1924—1926年间所作散文诗23篇，1927年4月出版之前又加写了《题辞》，全书共计24篇，1927年7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野草》创作的成因是“有了小感触”而写的一系列短文，鲁迅称之为“散文诗”[1](P469)。散文诗这种文体不受一般文学作品以时间、地点、人物为情节要素的叙事建构的制约，在叙事方式和文体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跳跃性，这使鲁迅自由表达复杂多维的思想意向获得了广阔的叙事空间。从思想上看，《野草》是五四退潮以后，鲁迅在彷徨苦闷中“碰了许多钉子”[2](P224)，心中郁积了“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在“不能写，无从写”的沉默与寂静中同时感到“充实”和“空虚”[1](P18-19)而创作的。这种既“充实”又“空虚”的矛盾心境，是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绝望/虚妄/希望”相互交织的精神状态及其“灵魂的挣扎”的集中体现。

《野草》是鲁迅创作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对于鲁迅创作和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鲁迅哲学思想的结晶，而且也在于它独创性的叙事方式和文体建构。钱理群先生在谈到《野草·希望》的叙事特征时说：“整篇《希望》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过程：从寻求希望，到拒绝希望，最后又拒绝绝望。这正是鲁迅思维的特点，他总是同时提出两个对立的命题：希望与绝望，然后在两者之间来回质疑，在旋转式的追问之中，把思考逐渐深入，达到思维的深度，提出一种超越希望与绝望的反抗。”[3](P26)实际上，这种“对立的命题”之间的“来回质疑”和“旋转式的追问”不仅是《希望》一文的叙事特征，同时也是《野草》诗学叙事文体的整体性结构特征。从叙事学和辞源学意义上，我们把《野草》诗学叙事文体建构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语言、意象和抒情主题的“反义同体”结构。所谓“反义同体”结构，指的是在同一个句式中包含多个各自独立而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组或意象，或者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包含多重既各自独立又相反相成的主题线索，通过多重相反或相对的意象组合或主题线索之间的往返质疑和旋转式追问，在叙事语式或叙事文体上构成一种对立并置、相反相成、旋转互动的复调式叙述形态。这种复调式的“反义同体”结构不仅构成了《野草》特有的诗学叙事特征，同时也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从而集中呈现出鲁迅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其深度精神反思与追问。

一、《野草》叙述语言的“反义同体”结构

《野草》诗学叙事的“反义同体”结构，首先表现在对意义或意向相反相成的词语或词组的大量使用。在《野草》的叙事语言和叙事语境中，这种“反义同体”结构词组彼此之间反复对撞、往返互动，产生核裂变式的爆炸性效果，表达叙事主体强烈的情感冲突和精神张力。

《题辞》是鲁迅对《野草》写作过程的回顾与总结，其在《野草》中不仅具有纲领性的思想意义，在叙事方式上也具有典范性的文体意义，尤其是对“反义同体”结构的运用，可称为《野草》诗学叙事的代表作：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 ……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4](P163-164)

以上几节叙述中，“沉默/充实/空虚”“生命/死亡/存活”“生命/朽腐/空虚”“静穆/大笑/歌唱”“明/暗”“生/死”“过去/未来”“友/仇”“人/兽”“爱者/不爱者”等构成了一系列的“反义同体”词组派对，这些词组派对以混凝土浇注式的组合方式互相质疑、旋转互动，构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张力的叙事场域，使人感受到鲁迅在极度压抑状态下强烈的精神裂变和感情迸发。

《希望》是《野草》中的重要篇章：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 ……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4](P181)

这里通过“我的心”的反诘和追问，展示了自己心中曾经的“血腥的歌声”。这是一颗交织着“寂寞/平安”“爱憎/哀乐”“颜色/声音”“血/铁”“火焰/毒”“恢复/报仇”“希望/空虚/暗夜/青春”等各种冲突元素的大心脏，从这颗交织着多重对立命题的大心脏的跳动中，可以窥见鲁迅由“呐喊”而“彷徨”的幻灭与追求、反抗与挣扎。

《颓败线的颤动》写一位被忘恩负义的子孙抛弃的母亲，“她”于深夜里出走，在无边的荒野中向上天发出无言的呼告。“她”赤身裸体、举手向天的“石像”一般的身影，昭示了一个承受了巨大的苦痛和屈辱的生命存在悲怆的牺牲姿态。在她“无词的言语”中，“荒野/高天”“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害苦/委屈”“眷念/决绝”“爱抚/复仇”“养育/歼除”“祝福/咒诅”“人/兽”构成了一道岩浆一样的生命激流，显示了一个亢奋而决绝的生命最后的“颓败”与“颤动”，表达了鲁迅强烈的悲伤和愤怒，感情压抑而又绝望。

《野草》一些篇章还在同一文本中反复使用一个“反义同体”词组，使这一“反义同体”词组派对产生复调式的多重意义，以强化文本主题的多维意向。如《复仇》中，“他们俩”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从辞源学上看，“拥抱”是表示亲近和爱意的姿态，“杀戮”则是表示敌对或冲突的极端暴力行为，二者合一构成了“拥抱/杀戮”的“反义同体”结构。这一“反义同体”词组派对在《复仇》中反复出现，两个人保持着“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的对立姿态，然而，他们始终“也不拥抱，也不杀戮”，直到他们“圆活的身体”将要干枯。“他们俩”的对峙状态加之围观的看客，构成了多重对立的状态——“他们俩”之间的对立、“他们俩”与看客之间的对立。这种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以“拥抱/杀戮”的固化姿态而使期待中的“蛊惑”与“煽动”归于虚无，“他们俩”以永久的“无血的大戮”姿态，见证了路人们的“无聊”和“干枯”。《复仇(其二)》中则反复使用了“悲悯/咒诅”这一“反义同体”词组，表达了作为先觉者的耶稣对不觉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在情感认知方面，“悲悯/咒诅”之间的对立并置，显示出耶稣内心的煎熬和无奈。

另外，《野草》独特的构词法还表现在同一词组的内涵与外延处于“反义同体”的对立并置状态，构成反讽叙事的意义悖反。日本学者丸尾常喜说：“《野草》就是以丰富多彩的表象来表现鲁迅内部的这种冲动与苦闷、自我约制的思想发生崩溃，尝试着向着新思想的再生的连续性很强的诗篇。”[5](P283)这种外在表象与内在冲动对立并置的反讽词组虽然形式上没有对立意向或主题的派对，但其表面意义与其真实内涵呈现“反义同体”结构，其表层意向与其本质内涵呈正反结构。《这样的战士》中，“这样的战士”面对的是“无物之阵”，这“无物之阵”中的各种“好名称”“好花样”不过是“一件外套”，因此，所谓的“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和“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都不过是假象，这些花样繁多的“好名称”实际上是“反义同体”的反讽。

除了对立物或对立面的“反义同体”结构，《野草》中还有意识地将同义一体的事物在叙事上进行拆分，使同义一体的对象处于对立并置状态，构成同义异体的对立并置结构。如《秋夜》中：“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4](P166)“两株树”都是枣树，本来是一个同义同体组合，但用“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分别叙述，便使“两株枣树”呈现为对立并置状态，在句式上构成为彼此独立、同义异体的“反义同体”结构。再如《影的告别》中，将不可分离的“人”与“影”进行拆分，使“人”与“影”处于对立互动的对话状态，以“影”对“人”的告别，拒绝“人”设的天堂、地狱和“黄金世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4](P169)《雪》中，将“雪”的形态分为“暖国的雨”“江南的雪”“朔方的雪”，最后写那在“无边的旷野上”旋转升腾的，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4](P186)。这样将同义一体的叙事对象进行拆分叙述，使同义一体的叙事对象呈现同义异体的对立并置状态，在审美意义上产生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增强了对话的维度和机遇，使单一的同义体获得了复调性的多义阐释，大大增强了叙事文本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张力。

以上表明，“反义同体”结构不仅是《野草》诗学叙事的语言基石，也是《野草》文体建构的根本特征，从“反义同体”结构切入《野草》叙事文本，是解读《野草》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以往的《野草》研究往往对文本背后的故事和原型作索隐式的揭秘，忽视了其语言叙事本身的复调性和多维性特征，因此对其诗学叙事的内在冲突和张力没有作出有效的阐释。语言是存在的家，离开了语言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故事索隐或所谓的哲学思维会走向抽象化和玄学化。

二、《野草》诗学意象的“反义同体”结构

按照鲁迅的解释，《野草》叙事文体属于散文诗。从诗学理论上看，散文诗虽然在叙事文体上可归入散文，但其本质内核仍然是诗性的：“诗性既然是诗歌的文体内核，那么也必然是散文诗的文体本质所在。”[6]因此，如果说叙事语言的“反义同体”结构构成了《野草》叙事文体的外在叙事特征，那么，《野草》诗学意象的“反义同体”结构则集中体现了其叙事文体的诗性内核和诗性本质。

鲁迅向来不相信正人君子们所许诺和宣扬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因而也不相信所谓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爱情故事。在《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中：爱人赠我“百蝶巾”，我回赠她“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我回赠她“冰糖壶芦”；爱人赠我“金表索”，我回赠她“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我回赠她“赤练蛇”。“我”与爱人互相的赠物——“百蝶巾/猫头鹰”“双燕图/冰糖壶芦”“金表索/发汗药”“玫瑰花/赤练蛇”——在诗学叙事意义上构成了“反义同体”结构的意象组合，表明双方意愿错位、貌合神离，感情意向处于紧张对立的冲突状态，“恋爱/失恋”构成了“反义同体”的互文意象。

在《过客》中，“路/坟”构成了“反义同体”的意象组合——“路”是“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老翁、女孩和过客在“路”上相遇，过客的脚已经“走破了”，老翁劝他休息一会，女孩送给他一片布让他裹伤，但过客拒绝了老翁的劝告和女孩的好意，他听到前面有个声音在催促他、叫唤他，他执意要一直往前走，他只是“一路走”，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地方。可以说，过客不停地“走”使那条“似路非路的痕迹”延伸成了“路”。然而，这条“路”的去处是一片坟地。由此，“路/坟”的意象组合构成了《过客》诗学意境的“反义同体”结构，作为去处的“坟”意味着过客的行走终归于虚无，但过客宁愿走向虚无和死亡的坟地，也不愿走回头路，他说：“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4](P196)因为拒绝“回转”，所以选择了向坟的行走。过客的行走既是摆脱“驱逐和牢笼”的逃生，也是寻求自由的“如归”。这样，随着“似路非路的痕迹”不断延伸成“路”，过客不停地“走”的行为和过程本身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死亡是《野草》中一个具有丰富的生命内涵的诗学意象。可以明显地看到，《野草》中的“死”不是灭亡，而是与“生”相对的另一种存在形态，“生/死”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彼此依存，向生而死或向死而生在《野草》中是生命存在的往返过程或旋转形态，因此，往返同体的“生/死”意象构成为一种“反义同体”的叙事结构。《死火》中，被遗弃在冰谷中而冻结的“死火”死而不灭，始终保持着火焰的姿态：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4](P200)

该文中，“我/死火/大石车”构成了一个“反义同体”结构的“生/死”旋转体——“我”坠入“冰谷”后激活了“死火”；“死火”复燃后以“烧完”的代价带“我”跃出冰谷；“我”跃出冰谷后被大石车碾死；碾死“我”的大石车随即堕入“冰谷”——对“我”来说，跃出冰谷是绝处逢生；对“死火”来说，复燃即“烧完”是在绝望中诞生；大石车坠入冰谷但再也不会遇到“死火”，意味着万劫不复。这样，“我/死火/大石车”在瞬间的“生/死”旋转过程中成为一个“反义同体”的互文同构意象。

生者为过客，逝者为归人。生命本体存在是“生/死”相依的“反义同体”结构，有意义的“生”是对“死”的超越，而有价值的“死”则是“生”的完成。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对死亡的解读是对“生/死”同体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穿越。《墓碣文》是一个“生/死”旋转的“反义同体”结构意象。文中的墓碣上，正面刻辞：“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4](P207)显示了死者看穿世事的冷漠与旷达。阴面刻辞的残存文句：“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4](P207)显示了死者“抉心自食”而不知“本味”的迷茫与困惑。墓碣上一正一反的文辞是死者对“生/死”一体的感悟与超脱，这种感悟与超脱是作为生者的“我”所无法理喻的，因此，“我”从墓碣文正反两面看到的结语都是：“离开！”在“我”离开的时候，坟中的死者却发出了无声的言辞：“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是死者对不解“生/死”一体的生者的嘲讽。面对死者的碣文，“我”只能义无反顾地“疾走”，并且害怕死者的追随。

在鲁迅看来，人类的造物主是一个“怯弱者”，他创造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反义同体”结构的混沌世界：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 ……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4](P226)

这个“反义同体”结构的混沌世界在“荒坟/华屋”“苦痛/血痕”“哭/歌”“醒/醉”“有知/无知”“欲死/欲生”中平安运行、自给自足，形成了一套“怯弱者”的人生哲学，“怯弱者”们各自安于其位，靠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维持当下的生存现状。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奴才”只是一味地诉苦，“主人”要维持现状，“聪明人”装腔作势、见风使舵，“傻子”要拆毁“奴才”住的“比猪窠还不如”的破小屋，却遭到一群“奴才”的围攻，事后“奴才”受到“主人”夸奖，同时得到了“聪明人”的慰问。这里，“主人”“奴才”“聪明人”“傻子”构成了“和谐”的社会共同体，“主人/奴才”“聪明人/傻子”构成了“反义同体”的角色对位，这个社会群体是由“主人”“聪明人”和“奴才”所主导的，“傻子”只是社会的另类和“强盗”，他们之间不同角色的交叉换位构成一种旋转互动的对立同体结构，显示出世俗社会的“和谐”状态和悖论结构。

鲁迅对世俗社会中精于世故、善于取巧、或有意“许谎”、或不置可否的人生哲学是深恶痛绝的。在《死后》一文中，“我”死后很想听听人们对“我”的议论，然而听到的评价却是“死了？……”“嗡。——这……”“哼！……”“啧。……唉！……”如此这般的“结论”，显示出生者对死者的冷漠与无视。对这种世故的冷漠与无视，“我”表示了决绝的蔑视和愤怒：

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也还会变化的。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4](P217-218)

这样“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的姿态，表明了鲁迅在“反义同体”的对立状态中保持独立的一种态度。在爱与仇之间，鲁迅既拒绝爱者的怜悯，也决绝地不肯给仇者留下“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

三、《野草》抒情主题的“反义同体”结构

从诗学叙事意义上看，《野草》的诗学主题是一个以“绝望/虚妄/希望”为核心不断进行往返质疑、旋转追问的多维意象群组，多重各自独立而又相反相成的主题意象以“反义同体”的形式反复进行对撞与互动，构成了《野草》抒情主题的复调结构。“绝望/虚妄/希望”的互文同体意象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复调式的诗学命题。鲁迅的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启蒙哲学、批判哲学、诗化哲学通过不同的诗学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借助《野草》诗学叙事主题的“反义同体”结构，鲁迅表达了多重矛盾、对立的思想感情和哲学意向。五四以后，《新青年》团体分道扬镳，鲁迅自己在新文化运动的旧战场上荷戟独彷徨。他独自在暗夜中穿行，与暗夜作战，一方面在“虚妄”中寻求希望，一方面又在“希望”中反抗绝望。鲁迅所思考的，是竭尽全力与“暗夜”搏斗，即使自己的青春消逝，似乎没有了希望，也要抛弃自己思想中的绝望，可是并不确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绝望，而仅有两个事实：一是看不见光亮，二是青年人已安于现状。身外都是暗夜，却想从暗夜中走出来，并让美好的希望或将来走进自己的意识中，然而现实并不允许。这是一种痛苦的纠结，鲁迅深陷绝望而无可奈何，执着于希望却找不到出路，最终把“反抗绝望”看作是希望。他曾说过：“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7](P510)

尽管绝望的情绪不断侵袭“彷徨于无地”的战斗者和向坟行走的“过客”，鲁迅仍然执着地在绝望和虚妄中搜寻渺茫的希望，在没有生路的地方掘出生路。《希望》中说：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4](P181)

这既是对已经逝去的青春的“伤逝”，也是对身中“迟暮”的反抗。鲁迅笔下，“星”“光”和种种生命体的诗学意象，都在“绝望/虚妄/希望”互动交织的边缘徘徊：“星”，虽然在黑黑的夜空中，然而究竟有一丝光亮；“月光”在夜空中虽然清冷，却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近处、周围的状况；“僵坠的胡蝶”存活时间不会很久，然而究竟还能活一段时间；“暗中的花”虽然看不清楚，然而究竟还是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虽然令人不安，但毕竟还是一种生命发出的声音；“杜鹃的啼血”虽然意味着生命的耗尽，但那样的悲鸣毕竟是“血腥的歌声”；“笑的渺茫”即使见不到笑脸、听不到笑声，然而毕竟能给人一丝温暖；“爱的翔舞”虽然漂渺，但毕竟还是青春逝去的一抹魅影。诚然，在绝望到极点时，渺茫的希望也是希望，悲凉缥缈的青春也是青春。鲁迅真切地感到绝望而又不承认绝望，在对青春与“迟暮”的双向质疑中，他想到了匈牙利革命者、伟大的抒情诗人裴多菲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4](P182)

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引用裴多菲的诗句，意在说明“绝望”的诗人虽已死去，但他的诗却“至今没有死”，诗人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格言，还在鼓舞着那在暗夜中“反抗绝望”的战士。青年鲁迅曾经期待“摩罗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能够“破中国之萧条”，他自己立志要以文艺倡导思想革命，以改良社会和人生，最终以“立人”而挽救“中国之沉沦”。然而，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鲁迅一次次地怀着希望摇旗呐喊，最终却一次次地陷入绝望，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希望一再化为泡影，现实的“铁屋子”始终没有如所希望的那样有所改变。回望在虚妄中逝去的青春岁月，鲁迅不能不感到悲哀和沮丧。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铁屋子”中毕竟已经有了从昏睡中醒来的人，因此，即便现实令人沮丧，鲁迅“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至少为其带来精神方面的寄托。虽然看不见前途，也无法预见未来，只要全力以赴与暗夜进行持久的“韧性的战斗”，就会有走出“铁屋子”的人，就会有打破这“铁屋子”的希望。在决定加入《新青年》群体的时候，鲁迅曾经说过：“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7](P441)在呐喊声中，在彷徨中，在绝望中，在挣扎中，鲁迅始终以韧性的执着不断探索，以“反抗绝望”的姿态寻求希望。刘中树先生指出：“青年鲁迅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有效的救国道路，在科学救国的同时，就孕育着思想革命——文艺救国的思想了，这在鲁迅思想发展进程中是一次重要的前进。”[8](P31)五四运动退潮之后，鲁迅踽踽独行于“暗夜”中，他反抗绝望，拥抱缥缈的青春，他痛苦的“灵魂的挣扎”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个性精神，既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性”的反映，也是他寻求希望的心理保障。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绝望/虚妄/希望”呈现旋转式的“反义同体”结构，希望始终与绝望搅在一起，但鲁迅相信希望最终会战胜绝望，他说：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9](P378)

在寻求希望的道路上，探索者固然付出了巨大牺牲，甚至要献出生命，然而在艰难中探索前行的“这样的战士”依然要打破这沉睡的“铁屋子”，走出“失掉的好地狱”，在“淡淡的血痕中”发出战叫：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4](P226-227)

在鲁迅那里，“叛逆的猛士”在绝望中诞生，他屹立于人间，走过一切“废墟和荒坟”，铭记一切苦痛和“凝血”，超越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迫使人类在生存与毁灭之间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以“绝望/虚妄/希望”为核心的“反义同体”叙事结构，是解读《野草》诗学内涵和鲁迅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作为一个“反义同体”的诗学意象，“绝望/虚妄/希望”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复合体——“绝望”是“虚妄”中的“希望”；“虚妄”是“希望”中的“绝望”；“希望”是在“虚妄”中反抗“绝望”。“绝望”“虚妄”“希望”三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而又互相质疑，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消解，它们之间是往返互动的“三位一体”，单向性地解读其中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无法说明《野草》诗学内涵的复调式结构，也无法阐释鲁迅哲学思想的多维结构，只有在“反义同体”的多维叙事结构中，才能对《野草》诗学内涵的多重意象和鲁迅哲学思想的复调式逻辑建构作出合理的阐释。“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是一个线性的句式，而是一个互相追问、互相质疑的旋转体。在这个互动的旋转体中，有绝望在，就有希望在；有希望在，就有失望在；有虚妄在，就有信念在。在鲁迅看来，《希望》中的“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空虚中的暗夜”“没有星和月光”的暗夜等状态，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因而是虚妄的；而走出虚妄的困境，摆脱绝望，反抗绝望，在绝望处寻出生机与希望，是“这样的战士”或“叛逆的猛士”真实而又执着的信念。从正面解读鲁迅的哲学思想及其终极关怀，无论是主张“立人”“为人生”，还是“改良国民性”，最终都指向“最理想的人性”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建设“最理想的人性”是解读鲁迅人学思想的正面突破口。所以说，从《野草》诗学叙事的“反义同体”结构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复杂内涵和多维面向，是走进鲁迅人学世界、阐发鲁迅人学思想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