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发展历程、鲜明特色与重要意义

丁俊萍 李雅丽

摘   要：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毛泽东在领导党的廉政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实际相结合，并吸收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廉政思想经历了早期萌芽、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初步形成、延安时期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前后继续发展、毛泽东晚年的曲折探索等阶段，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梳理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历史脉络并揭示其特征与意义，有助于为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廉政思想;历史发展;鲜明特色;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1-0001-12

廉政就是廉洁政治、廉洁政府或为政清廉的简称。就本质而言，廉政是一种与腐败相反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即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保持廉洁而不以权谋私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如何进行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研究毛泽东廉政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厘清毛泽东廉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则是研究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一环。本文在考察毛泽东廉政思想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揭示这一思想的鲜明特色与重大意义。

一、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廉政思想经历了早期萌芽、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初步形成、延安时期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前后继续发展、毛泽东晚年曲折探索和思考等阶段。不同阶段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提出背景、出发点不同，廉政思想的内容既有相同之点，也存在明显差异。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早期萌芽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贪污腐化现象的深恶痛绝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1918年，他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1]3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新型社团的主张。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2]486同年9月6日、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就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指出：“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2]515早期毛泽东对于中国贪污腐朽社会现状的洞见，直接孕育了其廉政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進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3]133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奋斗纲领表明，共产党员必须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入党谋私的意图，这是党员的行为准则，也是党员廉洁奉公的出发点和归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一些投机腐化分子趁机混进了革命队伍中。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3]348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3]348-349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警惕贪污腐化现象对党的侵蚀，并郑重表明了党反腐败的坚定立场。

在北伐高潮时期，南方数省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为了驳斥党内外种种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歪曲，毛泽东深入实际开展调查，并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热情歌颂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创举，并列举了农民在农村中所做的14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建立农民协会。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协会在领导农民开展反腐败斗争方面的功绩，指出：“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4]29这里，毛泽东首次鲜明提出了“廉洁政府”的目标。他还指出：“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4]35除此三者外，农民禁止和限制的东西还有许多，如“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禁止买南货斋果送情”[4]37-38等等。毛泽东认为，禁止这些是“提倡节约”，是为了发展生产，是建立廉洁政府的需要。

由上可见，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随着整个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廉政思想也开始萌芽。

（二）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井冈山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并对红色政权反腐倡廉作了历史性探索。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党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通过政治教育提高红军士兵的阶级觉悟;“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4]75等观点。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深刻剖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危害等。在论及个人主义时，毛泽东指出：“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4]93对此，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政治教育来纠正包括个人主义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初步回答了如何从思想方面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围绕支援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中央苏区自1933年下半年开始发动一场反腐败的斗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1933年12月5日发表社论，号召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起来，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斗争。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央政府正式发布训令：要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区、县、省及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苏维埃各级监察机关要密切配合群众，发挥监察部门的作用，搞好检举控告贪污受贿、堕落腐败分子的工作。[5]19随后开展了一场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的肃贪反腐活动，一直延续到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这期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长冈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就苏区的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其廉政思想初步形成。具体来说：

第一，提出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党的中心任务表述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4]136。他指出，认清中心任务要求“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4]136。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党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圍，热烈地拥护我们”[4]137。在毛泽东看来，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战争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139。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维护群众利益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二，提出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面对苏区物资匮乏的现状以及党员队伍中的贪污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6]1110这一论述揭示了贪污和浪费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阐明了反贪污和反浪费所具有的重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有效遏制贪污和浪费现象，毛泽东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4]134这一掷地有声的言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严正立场。

第三，提出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毛泽东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本质及其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他指出：“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6]2149。因此，“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4]124。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报告中继续强调：“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6]2146这些论述阐明了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密切党群关系、端正党的工作作风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任务方向。

第四，提出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6]2161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6]2161为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毛泽东还提出必须要高度重视选举，即“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6]2161。这些论述初步阐明了监督促廉的思想。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时期是党的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廉政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期间党高度重视陕甘宁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把“建立廉洁政府”作为党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开创了整风运动这一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党建著作，其中不少著作系统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问题，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廉政建设的主要举措。

第一， 加强思想教育，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7]1094。在思想教育的内容上，毛泽东主张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等。1939年12月，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誉白求恩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号召党员要学习这种精神，认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8]660。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7]1004。因此，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7]1095。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他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8]359。如果不能用好这个武器，就会使“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8]359。以上两方面的论述阐明了如何从思想上保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

第二， 发挥共产党员在廉政建设中的模范作用，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毛泽东十分注重从党员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等方面来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在发展党员問题上，他提出要注重党员质量，强调“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8]524。毛泽东尤为重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他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8]522。“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8]522干部是党员的表率。毛泽东要求按照“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的党员选拔到干部岗位，并指出对干部的识别和考察，要贯穿在长期工作中，“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8]527。以上论述对于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廉洁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 厉行节约、戒骄戒躁。在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中，毛泽东十分重视节约的问题。他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7]896在倡导厉行节约的同时，毛泽东还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7]935。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失去民心，以致陷入失败的历史过程及教训。毛泽东阅读以后，要求全党将之作为整风文件来学习，并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9]559这些深刻忧思体现了毛泽东把党的廉政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联系起来思考的辩证思维。

第四， 严明纪律和法律，严惩一切贪污行为。纪律是指为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进行而要求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文。毛泽东指出，党要保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纯洁性，“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10]260。为使党员自觉遵守纪律，他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8]528。总结党内发生的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教训，毛泽东提出，除了重申四种最重要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8]528与纪律密切关联的是法律。毛泽东主张，党员干部要模范地遵守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和法令，严惩一切违法行为。1941年5月，经毛泽东修改、中央政治局批准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1]242这些表明，重视纪律和法律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特色。

第五，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这一时期，毛泽东论述了多种形式的监督。一是党内监督。毛泽东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必须“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12]54。二是群众监督。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7]809。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谈“周期率”问题时明确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610三是要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7]810。1942年3月，他专门阐释了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强调“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12]397。以上论述表明，重视监督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廉政思想继续发展

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思考了党执政以后如何拒腐防变这一重大问题。

他指出，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会产生多种消极的情绪，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可能会禁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对此，毛泽东提醒全党要认识到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1438-1439。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六条规定，其中就包括“不送礼”等。这些告诫和制度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敲响了警钟，也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廉政建设作了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准备。不久以后，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京。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14]469毛泽东不仅把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视为“赶考”，而且看到了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所以发出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14]469的宣示，其廉政思想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在领导全国人民破旧立新、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廉政新风的同时，通过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等，在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在这期间，毛泽东在1949年的《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1年的《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3年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等著作以及在八大上的讲话中，对执政党如何进行廉政建设作了重要理论探索。

第一，提出要把反贪污当作一场大的斗争来处理。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建国初期，贪污案件时有发生，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他深刻分析了貪污现象发生的原因，认为“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15]191。为有效遏制贪污现象的蔓延，毛泽东提出要把反贪污视为是一场同镇压反革命同样重要的伟大斗争，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5]190-191。从而把反贪污提到了关乎党的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体现了毛泽东对廉政建设在执政党建设中重要地位的准确把握。

第二，重申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针对党内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指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16]116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17]123-124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着重突出了党员八项标准教育、党性教育、遵守国法和党纪教育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第三，提出要把反贪污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推进。毛泽东指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15]209。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进行反贪污和反浪费的同时，也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15]209。在具体推进问题上，一方面要大张旗鼓，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坚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相结合，“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15]191;另一方面要奖励先进典型，即“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15]209。这体现了毛泽东廉政思想中严慈相济的特点。

第四，提出要依法惩治腐败。毛泽东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15]208在毛泽东看来，“依法治罪”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法可依。为使惩治贪污有据可依，毛泽东提出并积极推动制定一部专门惩治贪污的法律。1952年3月，政务院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对贪污罪进行了界定，并对不同情节的贪污行为的量刑标准作了明确规定。二是要有法必依。“依法治罪”的关键就在于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毛泽东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法律没有例外。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巨款被处决时，有人认为对这样有功的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给一个机会，毛泽东则严肃地说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 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8]108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论诠释了有法必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外无特权等法治思想。

第五，提出要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一是党内监督。毛泽东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19]2163。党内同志之间的互相监督，“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15]405。为更好地实行党内监督，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并先后倡导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二是群众监督。毛泽东指出，党执政以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20]1338。为要切实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对于人民来信来访，“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5]164;“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16]54，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政府进行监督。三是舆论监督。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的外部监督作用。在他的建议下，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21]316在舆论监督的指导方针上，毛泽东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好”，就是开展得好;“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些重要论述为监督促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六，提出要从严要求亲属。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其中，家庭是导致为政者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而以权谋私的诱因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亲属的严格教育和管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亲属的要求愈加严格。针对一些家乡的亲属来信要求帮助解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事情，毛泽东一律拒绝，并教育他们不要有特权思想。比如，1949年10月，就杨开智来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或是在湖南调动工作一事，毛泽东回信指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22]32-33并给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王首道附信一封：“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2]32-331950年5月，针对族侄毛远翔两次写信，希望到北京学习及工作的想法，毛泽东回信指出：“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23]48这些家书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自觉把共产党人的家风视为党风的一部分，以家风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

（五）毛泽东晚年廉政思想的曲折探索

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国内外形势，进一步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要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殊化，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大会上援引解放军战士打锦州时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号召全党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6]162。为了在全党和全国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提议，“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16]160。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关于节约”的问题。他说：“现在要搞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浪费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要经常洗脸。”[24]83并强调：“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6]240。这就郑重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并揭示了其内涵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5]292。同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26]以上表明，这场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此来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使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

1957年下半年起，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出现了偏差，但毛泽东对党的廉政问题的思考并没有中断。他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反贪污问题，提出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对于“几十元的小贪污，只要承认错误，吐出来就行了”[27]356。但是，对于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毛泽东指出：“那就要法办，比如一千元、二千元，那是‘老虎了，极为恶劣的，单是撤职不行的。治病救人这个口号还是适用。但是怎么治病呢？就是把他撤掉，怎么救人呢？就是把他劳动改造，法办。这样才能治他的病，才能救出来。”[27]356鉴于党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依然严峻，196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出：“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28]404。这些强调和部署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反贪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的清醒认识。

1963年至1966年期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内容以及预期目标等，毛泽东曾在一份材料批语中这样写道：“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29]221-222可见，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员干部成长为党和人民真正需要的好干部。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指导思想在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高度關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比如，在党的组织纪律性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30]138又比如，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30]156。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严重错误，导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严重受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廉政思想也经受了严峻考验。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廉政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具有如下鲜明特色：

第一， 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是贯穿毛泽东廉政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主线是指占主导地位或主要统领事物发展的主要线条。毛泽东廉政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从1927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廉洁政府”的目标，到延安时期把“建立廉洁政府”和“厉行廉洁政治”分别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容之一，再到1947年10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13]1238，廉洁政府和廉洁政治的主张在毛泽东廉政思想中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二章“政权机关”的第1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31]762上述强调和规定表明，“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是贯穿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廉政问题思考的一条主线。正是围绕这一主线，毛泽东不断对党的廉政建设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廉政思想。

第二， 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特色。毛泽东是党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领导人，其廉政思想深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遗产的影响。一方面，毛泽东对廉政问题的思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中，他对廉政建设的论述中多处可见引用传统廉政文化中的古语。比如，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格言，要求党内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认为“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7]1096。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重视对王朝兴亡嬗替的正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其廉政思想中的“三个对谈”，即与郭沫若的“甲申对”、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与周恩来的“赶考对”，以及“两个务必”，就是例证。与同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廉政思想相比较，毛泽东廉政思想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中汲取养料，从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根基。

第三， 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毛泽东廉政思想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具体来说：一是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毛泽东在深入调查中国实际状况和长期领导党的廉政建设生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3年的《长岗乡调查》、1941年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中，都论述了廉政建设的若干问题。他指出：“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7]790同时，毛泽东参与和领导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实践，其廉政思想是他以深邃的眼光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对党的廉政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二是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廉政思想融廉政建设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法论于一体，站位高、视野宽、目光远，许多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三是毛泽东廉政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廉政思想来源于实践，又能紧紧围绕不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根据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实践，并针对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简而言之，毛泽东廉政思想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性是它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第四，坚持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党的廉政建设，从各方面系统推进的同时又着重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重点。科学的辩证思维，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在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世界永恒发展、矛盾对立统一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认识事物、把握规律、分析问题、规划工作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廉政思想中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辉。这主要表现在：他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到廉政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用系统论的方法来探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路径。在坚持从党的各方面系统推进党的廉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又着重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重点。纵观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不变的。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中之所以产生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根本原因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强化思想教育，通过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模范遵守党纪和法律的教育等，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党性修养，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即使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毛泽东仍然指出，“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13]1308总之，坚持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党的廉政问题，使得毛泽东廉政思想既具有系统性，又能抓住廉政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第五，对廉政问题的思考贯穿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敏锐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毛泽东作为党内亲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忧患意识是其一生的情怀和担当。他指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16]456正是由于饱含忧患意识，毛泽东总是从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治党治国的问题。比如，每当中国革命发展到重要关头，特别是即将迎來胜利之时，毛泽东都会以李自成来引以为戒，提醒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直到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作家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30]620毛泽东长期以来保持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刻担心党和国家政权更迭、腐化变质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得毛泽东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预见廉政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党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决策和措施，如建国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三反”运动等。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也证明了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体现了毛泽东深邃的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廉政思想不仅内涵丰富、特征鲜明，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定不移夺取反腐败斗争新胜利的今天，学习和研读毛泽东廉政思想，仍然具有现实启示。

第一，毛泽东廉政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中国化的一大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科学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要反对腐败和实行廉洁政治的问题做了深刻论述，形成了廉政建设的基本思想。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反对腐败、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在他晚年所写的大量文章、书信、提纲及所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执政党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廉政问题，并从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廉政建设的核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廉政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在从多个方面整体推进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重点，廉政建设的主要举措是教育养廉、监督促廉、法制保廉，廉政建设的工作机制是党委统一领导、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廉政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新的廉政建设理论。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廉政理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先导和理论生长点。比如，在反腐败性质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反腐败看作同革命一样重要的一场大的斗争。邓小平强调，要把反腐败斗争看做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认为不坚决刹住腐败，“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32]403。在反腐败的工作格局上，毛泽东主张要把廉政建设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在着重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作风、制度、监督等多个方面推进和保障。江泽民明确提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33]326。在反腐败的举措上，毛泽东提出要以教育为主，同时注重法制保障和监督制约。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形成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强调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等等。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视为“赶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自我革命的新的长征路上交出优异答卷。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廉政建设理论继承了毛泽东廉政思想中一切积极的成果，吸取了毛泽东廉政思想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

第三，毛泽东廉政思想具有恒久价值，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现实启示。一是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思想建党原则指导下，注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要重视从内因方面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抓好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二是要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毛泽东廉政思想中强调国法与党纪。这就启示我们：反腐倡廉必须扎紧国法与党纪的笼子。今后，党的廉政建设中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领导制定和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着手起草《反腐败法》草案，从而将反腐败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同时，要实现国法与党纪的衔接与调适。把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与加强反腐败党内法规建设联系起来，促进反腐执法与反腐执纪的有机衔接和有效实施，构建起以国法和党纪“双笼关虎”的制度体系。三是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毛泽东廉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严惩腐。这就启示我们：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惩治这一手不放松。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严肃党纪国法，有纪必执、有法必依;严厉惩处尺度，形成强大震慑;强化监督执纪，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生活。

总之，毛泽东廉政思想对党加强廉政建设起长远的指导作用，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夺取反腐败斗争新胜利的今天，仍能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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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Integrity： The Making，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DING Junping， LI Yal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developed his integrity thoughts out of his long leadership in integr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joining Marxist-Leninist integrity theories with CCPs integrity construction and absorbing the superior traditional integrity culture and experienc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 history. Such thoughts of Maos went through periods of initial burgeoning， early formation during Jinggangshan and Central Soviet periods， ripening during Yanan period，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etbacks and reflections during his late years， with emphases on different aspects for different periods. Now at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two “one-hundred year goals”， as a historical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it benefits the current promotion of anti-corruption efforts for the historical rein of Maos thoughts to be discovered and for their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to be revealed.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s on integrity; historical formation; distinctive features;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