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启迪

袁礼华 应琦

摘   要：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定位，是具体考察腐败与反腐败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始终被国民党军阀封锁、“围剿”的中央苏区，腐败是从内部危害红色政权生存和帮助敌人“围剿”的最大的消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反腐败斗争，其基本特点包括：群众运动反腐败反对“一切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份子”，群众运动反腐败贯穿于一切运动和工作中，群众运动反腐败“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其反腐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迪是：“让人民监督权力”是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之策。

关键词：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基本特点;重要启迪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1-0013-13

中央苏区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局部执政地位后进行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和伟大实践。长期以来，与此相关的研究，虽不断拓展领域、丰富成果，但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仅就研究的基本范畴而言，迄今尚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其一，在斗争对象上，重视反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的论述，却鲜有涉及对消极怠工，尤其是对开小差分子进行斗争的探讨;其二，在斗争形式上，对反腐败斗争贯穿中央苏区一切运动和实际工作的相关阐释较薄弱;其三，在斗争观念上，有所忽视反腐败是发展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部分”的系统考察。因此，本文拟就上述不足，对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特点及其重要启迪略作分析和探讨，希冀有所匡补遗阙。

一、斗争对象上：群众运动反腐败反对“一切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份子”

“腐败”一词原义是指物体在化学作用下逐渐变坏、腐烂变质。如班固所云：“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后来，腐败的含义逐渐引申为泛指社会风气、政权吏治和行为道德的堕落败坏。学术界关于腐败的定义，国内外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有诸多真知灼见的阐述，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定位，仍是我们具体考察、定义腐败和反腐败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中央苏区时期，虽然还没有提出腐败和反腐败的概念，但一般意义上腐败定义所涵盖的基本范畴，不论是公职人员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贪污腐化、营私经商，还是损害公共利益的浪费滥用、虚浮开支;抑或是工作作风、方式上的官僚主义，以及违反纪律、不遵守道德规范的损公肥私、明吃暗拿贪小便宜（也称白色腐败①）等不廉洁行为，都是中央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工农群众、组织部署群众运动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基本范畴。而就中央苏区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军事、政治、经济氛围而言，腐败是从内部危害红色政权生存和帮助敌人“围剿”的最大的消极因素。反腐败涉及最重要的几个方面，除“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2]、“要把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3]之外，还有“不把命令（中央政府发出的战争紧急动员令）拿来从工作上去執行的任何地方政府机关、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一个群众份子，我们都认为他是对革命怠工的，对帝国主义国民匪党及一切反动派作消极的帮助的，必须在革命群众的监视下面，给他警告以至于到最后的革命制裁。”[4]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工农群众，“谁要怠工和敷衍，谁就是苏维埃的罪人。”[5]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是反对“一切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份子”[6]的运动。但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也许是囿于受现代腐败几乎都是以权谋私现象的影响，因而对中央苏区反腐败的论述主要局限于对唐仁达、谢开松、熊仙璧、王益哉等滥用职权的官僚腐化、贪污浪费分子的检举查处，鲜有涉及对反消极怠工斗争的论述，即使是中央苏区各地普遍开展的“反开小差运动”也没纳入研究范畴。这种研究状况，不仅脱离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背景，也不符合当年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和组织群众运动反对一切消极怠工份子的斗争实际。

中央苏区消极怠工危害最大、最典型的是“逃跑份子”，亦称“开小差份子”;尤其是在旷日时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在小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中一度存在较严重的逃跑现象，其主要表现有三种情形：一是逃离战场。如闽西红军“进攻将军地时，八师一团二连的一个排长，看见敌人冲来，即把队伍带着往后退。在黄潭作战中，有少数战斗员自由离开火线，回到后方来。”[7]红军“进攻上浦滩时，一六五团三连有个政治战士陈开六，不但不坚决去消灭敌人，起模范的领导作用，反而动摇逃跑并且起破坏的领导，带了一个炊事员同开小差”[8]。二是军中溜号。“永丰公略动员加入红军的赤少队一千三百余人，和胜利博生的一千四百人，开到前方后，在九天内大半已经开了小差，有的甚至未到前方，在途中就跑走了。”[91]会昌县罗田区模范营第二连，在配合主力红军与西南军阀作战的行动中，“开去只有两天，就开小差跑回去了五十余名”[10]。西江县洛口区加入红军的赤少队员，“送到补充团去了一夜，开小差开得精光，不留一个”[11]。三是请假不归。1933年11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瑞金）武阳区和下州区在红军中开小差和请假回家还没有归队去的，在现计算起来，武阳区有七十多人，下州区有一百多人”[12]。同月，据瑞金县苏统计“全县开小差的有三千余人之多”[13]。1934年4月7日，《红色中华》报载，“博生（县）固原区有三百多逃兵仅归队四名，长胜（县）有一千多逃兵，归队的只有几十名”。

中央苏区一度弥漫的“开小差的风气”，不仅削弱红军的战斗力，而且极大地破坏扩红运动的开展，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1932年9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并强调“要以反对开小差的运动来消灭开小差的风气”。[14]中央苏区各地随之开展的反对开小差的运动，起初常发生过激过火行为，“有些地方以綑绑的方式对待逃兵，甚至把逃兵看作反革命一样。”1933年9月，中央工农监察部副部长高自立在博生县检察查田运动时，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就感慨：“我沿途都看见綑到许多逃兵。”[15]鉴于逃兵中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因政治觉悟不够而逃回者”;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专项命令规定：对开小差份子除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的领导份子“一率逮捕经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率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至枪决”之外，主要是通过思想斗争，“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归队”[16]。

在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展的反开小差的群众运动（亦称归队运动），逐渐纠正过激过火行为，各地普遍采取思想教育与优待鼓励相结合的办法，并在竞赛中涌现了许多优胜集体、先进个人，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其中，瑞金县武阳区的主要做法是：“凡开小差及请假不归队的，要全体党、团员对他们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各级工会、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在这一动员之下，要号召全体会员向那些不归队的做同样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区委责成妇女委员会，要号召全体妇女，特别要领导这班不归队去的老婆，姐妹要积极开展思想斗争，集中火力向着不归队的突击。”[12]瑞金下州区委采取的措施是：“责成各乡每一乡都要有一队有力的突击队，特别是妇女宣传队，妇女慰问队天天要出发工作，要多数量的组织耕田队、洗衣队、砍柴队，加紧去执行优待红军家属。开小差回来的家属也要同样的待遇。”[17]瑞金下肖区还“特别注意了逃兵家属和红军家属的困难，首先召集他们开联欢会慰问他们，详细的传达中央政府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份子问题的命令，要他们自己提出意见;一方面组织砍柴队，砍柴无代价的送给其家属烧，清水乡每家红军家属屋前屋后有柴堆在百斤以上。这样使他自己觉得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做，我们突击队再找他谈话，在谈话中鼓动他，然后发动群众和其家属反对他，这样使其自觉的归队和自动的送哥哥、丈夫到乡苏报名归队”。据《红色中华》报载，1934年1月份，瑞金下肖区“全区的逃兵已经差不多全部归队了，并且还扩大了百余名新战士”[18]。

中央苏区反开小差的群众运动，对那些虽经多次宣传教育，鼓动劝归但仍不悔改、顽固不归队的逃跑份子，除依照中央政府命令“剥夺其选举权”（含剥夺其分配土地、加入突击队等群众组织的基本权利）之外，工农群众对其的处罚，主要是“要他们赔偿国家及群众的的损失”[16]。瑞金县下肖区的具体做法是成立“对付那些顽固不归队的逃兵”的清算委员会，“清算过去所有群众帮他家属耕田、舂米、挑水的人工和他在军中所带回的军服军用品，加倍罚他要他赔还的”。1933年12月，下肖区在归队运动中第一次采用清算的办法，“结果成绩也不错”，“下肖区有许多逃兵因为人家要和他算（赔）数便归队了”[18]。

二、斗争形式上：群众运动反腐败贯穿于一切运动和工作中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中央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百废待举，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激烈。在此背景下开展的群众性反腐败斗争，服务于党和苏维埃的政纲政策和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贯穿于中央苏区一切运动和工作中，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 反腐败是选举运动的题中之义

选举运动是中央苏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洗刷淘汰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消极怠工等腐败分子，“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19]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不仅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选举运動，而且在选举的程序和具体规定上，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制度安排，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务求取得实效。其主要做法有二：一是选民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严厉打击消极怠工分子和官僚腐化分子。乡苏，市苏按选举制度规定，须在选举之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做总结乡苏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工作情况的报告，发动选民讨论，提出批评和改正工作的意见。这种报告制度在1932年的两次选举运动中（第二次选举是部分地方苏维埃改选），“除一部分地方外，多数地方没有实行”[20]130。1933年第三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必须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真正地实行起来”，中央内务部为此专门制定了指导乡苏做工作报告的大纲。依照中央的训令，第三次选举运动，“乡苏向选民做工作报告，一般的是进行了，而且报告之后，或多或少对政府下了批评。许多地方批评政府对战争动员，如扩大红军、归队运动等，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地方建设事业注意得不够等等，给了对工作消极怠工，官僚腐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严厉的打击” [21]。

二是选民对候选人逐个讨论、逐个表决，唾弃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腐败分子。根据苏维埃《选举细则》的规定，乡苏、市苏实行直接选举。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征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后提出，并予以公布，以便于选民对于各候选人能够加以充分的了解和考虑。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阐述苏维埃民主制度，总结两年来各地苏维埃的选举经验指出：“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实行了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在选举之先就有应否选举某人的准备。”[22]梁柏台发表文章记述：“所提的候选名单，许多地方超过了应选代表人数之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21]使选民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为了在候选人提出环节把好苏维埃的干部选举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发布第三次选举运动的指示时特别强调：“乡苏市苏的选举名单，不但应注意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混了进来，还应注意各人的政治表现与工作能力。凡属工作不积极分子，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表现过贪污腐化的分子，工作方式上表现浓厚官僚主义的分子，凡有这些错误表现的，都不能使之当选”。[20]129

选举大会对候选人的表决，1931年11月颁布的《选举细则》规定：“选举不用书面投票，而以举手来付表决，以举手的多数者当选。”“提候选人的姓名，用个别的，或用整个的名单来提，可随大会多数选民的主张。”[23]1932年在中央苏区开展的两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是采用后一种表决方式，即“是将候选名单整个的报告讨论表决，而不是按名逐一报，逐一讨论，逐一表决”。由于这种表决方式存在“使选民真意不能充分发表，不良分子容易蒙混当选”[20]127的弊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三次选举时修改选举法，规定：“提出候选人付表决时，须用逐个表决的方法，不得拿整个名单一次付表决。”[24]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以训令发布的《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要求：“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方式去通过代表名单。当着选民中有不赞成某人的表示时，须立即注意群众的意见，如果为多数人所反对，立即撤销原提议，而另提适当的候选人，或由群众提出候选人。”[20]128-129

充分尊重选民意愿，对候选人“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的选举方式，犹如一道群防群守的严密关口，不仅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而且淘汰了原苏维埃政府中的腐化堕落分子。如江西省胜利县“在古龙区某乡的选民大会场上，所提出的主席团，其中有一个是前方开小差回来的，大家都起来反对他;并且在候选名单中，有几个贪污嫌疑消极怠工份子，都由选民自动揭发出来了，另外提出几个积极份子候选”[25]。瑞金沙洲乡“在通过名单的过程中，各选民同志的斗争非常兴奋与热烈。当时有些与地主富农妥协的份子，及几个对革命工作表示消沉，和斗争比较不积极的份子，均经多数选民的反对而否决”[26]。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才溪乡的选举，“发布了候选名单，有些立刻受了群众批评，甚至不准当选为代表的”。通贤乡发布候选名单后，“结果有两个最主要负责的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中把十三担好田换给自己;一个是乡苏主席，经常募捐的工作没有发布清单无数算，一方面他经常吃东西比人家好。这两个同志都被群众最严重的批评，选举大会中没有当选为代表”[27]。中央苏区严格规范的选举程序，群众性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斗争，有力地保证了苏维埃选举在激浊祛腐的基础上，“选出了政治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工作积极，真正能代表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代表”[26]。

（二） 反贪污浪费与节俭运动相互促进

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通令批评“过去各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许多浪费，随意滥用”现象后，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28]。同日，《红色中华》报刊发社论，号召各级政府“应该坚决的去执行”中央节俭经济的通令要求，“要大大的发动起来，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3月2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揭露兴国、万泰等地“骇人听闻”的浪费贪污现象：“许多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将存款打埋藏，隐藏不报，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是这样做。”项英严厉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因此，项英“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29]。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动员、组织下，从1932年3月至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央苏区各地逐浪高涨地掀起了“每日节省二两米”“每日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以及节省灯油、减少办公费等节俭运动。与此同时，广泛开展的群众性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与节俭运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1932年3月16日和5月25日，《红色中华》反贪污浪费的《突击队》专栏揭露批判了“好阔气”的两个典型，一个是《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去了一块贰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点洋烛就点了三十包”。另一个是《好阔气的小岔乡苏》，“两个月用去大洋五百余元，其中每五天有杂用费贰十余元，每五天有客饭二十余元”。同年4月，江西省在群众举报下，严肃查处了胜利县苏主席钟铁青、县委书记钟圣谅参与“私拿了公款公开贩卖鸦片”的贪污腐化案，钟铁青被判处死刑，“钟圣谅因为不是明知故犯，判决监禁二年”[30]。宁都县各区“财政部长因贪污被扣留者已有几人”[31]。1932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训令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节俭运动时强调：“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份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份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32]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党中央局指示“开展节省运动，抓紧每件事实，发动反浪费贪污的斗争，组织经常的经济审查委员会，每月一次清算各机关自己的账目”[33]。12月1日，中央财政部工作人员会议，对财政部管理科科长王益哉浪费公款等行为“作了残酷的斗争”，斥责王益哉“在物质方面如对于使用品不（适）量购买，以致过多搁置不用，在经费方面如对于飞机洞的过度的修饰，在人力方面如对于伙夫、洗衣队等没有适宜裁减”[34]。同年12月5日，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几个经营失败的合作社進行检举，在会场上揭发了瑞金官仓区、会昌踏迳区，以及其它几个区乡的合作社，工作人员拉扯赊欠贪污腐化的现象”[35]。同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苏财政九、十、十一月的经费收支决算报告书内，发现许多浪费的现象;经调查询问，“和从群众中得到的报告，结果检查出瑞金县苏财政部长有重大的贪污嫌疑”[36]。中央人民委员会对瑞金县苏的检举结果予以公开处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37]

1934年初，中央各机关的检举运动，“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使反贪污斗争更加开展”。“被检举的处罚，经过群众提议贪污份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38]“江西乐安县一级及善和、增田两区乡共洗刷了七十二人，万泰县区各机关中洗刷了六十人，胜利县一级二十三人，石城县一级洗刷了二十人，区一级二十五人，乡一级四人。福建明光县共洗刷了七十四人。粤赣雩都自进行检举以来，在县一级洗刷了三十八人，在区乡共五十五人，合作社洗刷了三十一人。西江在县一级洗刷了二十人，区乡共六十人，会昌检举才开始，已在县一级洗刷了九人。”[39]

同年3月29日，《红色中华》详细报道了项英率领中央工作团在雩都县领导检举运动，通过发动群众，终于揭发了“雩都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及大批工作人员违反党、违反苏维埃的行为”的情形和经过，雩都县委书记刘洪清“贩卖谷盐进出口”被撤销职务，县苏主席熊仙璧“贪污公款做生意”被判决处徒刑一年，贪污首犯县军事部长刘士祥、刘天浩、李其芳及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在全县公审大会上当场判决并执行死刑。1934年5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中央苏区各地被群众检举的贪污分子主要有：瑞金保卫分局管理员王立贵，中央印刷厂社会保险局长曾玉浪、会计寥前生，保险委员王承根，石城县新村少共区委书记温庆祯，长胜县苏司务长罗庆祥等。同年7月7日，《红色中华》揭露各地粮食收集突击运动中的贪污浪费现象主要有：“（雩都）全县还有一千多担谷没有下落，最近仅在各乡查出贪污的公债款有八、九十元。在新坡区藤桥乡和壇头区查出打埋伏的公谷几十担。”中央苏区深入开展的群众性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是保障节省运动成功的主要前提”[40]。反贪污浪费与节省运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41]。

（三） 反官僚主义为苏维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破除阻力和障碍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22]。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受封建官僚主义的传染和农民散漫性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地方不论是扩大红军、节俭经济、推销公债，还是在查田运动、合作社运动，春耕、秋收运动，以及土地税征收，劳役队、担架队征调等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强迫命令、欺骗恐吓，或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等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阻碍了苏维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官僚主义与腐化贪污同样贻害无穷。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强调“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号召共产党员要“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42]。次年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各级政府要反对“因循敷衍，消极怠工”等官僚主义恶习[43];11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的紧急决议中“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份子”[44]。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特别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应该不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3]1934年1月，全苏“二大”决议案要求，“各级工农检查委员会，必须经过各种群众团体，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来进行反官僚主义的以及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官僚主义，应该遭受最严厉的打击”[45]。

在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除前述的选举运动、节俭运动对官僚主义者的揭发批判、淘汰唾弃之外，各地的群众监督组织—突击队、轻骑队等，既可“公开的突然去检查”，也可“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到某机关”以测验工作状况，随时监督苏维埃机关、国家企业，并“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46]。工农检查委员会在各机关、企业，各乡、村设置的工农通讯员以及广大工农群众，更是经常性地通过通讯举报和苏区报刊，对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揭露打击。其中“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47]之责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尤其在反对官僚主义，破除苏维埃各项工作开展的阻力和障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扩红运动的健康发展，《红色中华》揭露批判福建省宁化县“石碧区有个别乡关起门来开会，如果不肯报名（参军），就不准出门。方田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用梭标押送到区苏”[48]。江西省太雷县扩大红军“新的官僚主义的露骨表现”，是以野营演习的名义欺骗群众去当红军[49]。为了破除优待红属运动发展的阻力，《红色中华》曝光福建上杭县部份乡苏，“竟可以二个月之久不派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工作，甚至有一老翁二子都去当红军，家无人劳动了，政府也不管的”[50]。粤赣省会昌县“珠兰区第九乡的耕田队，不做优待红属的义务劳动工”[51]。瑞金县《云集区优红工作严重》，新县乡直到五月下旬“还有五家红属的田约卅担左右没有栽下禾秧”[52]。江西省赤水县“赤水乡大港乡发现几家红军家属讨饭吃的严重现象，至于无油盐柴的更多”[53]。为了保障公债的顺利推销，《红色中华》揭露部分地区违背中央指令，强行摊派的主要类型有：胜利县的半迳乡，“是依照群众所分了土地的多少平均派买”。博生县湖背区“按照全区人数摊派，分了田的每人派两块或一块”[54]。博生县竹窄区松埧乡按村摊派，“每村派五百”[55]。信康县牛岭区小坋乡苏和马岭乡苏“由乡代表负责，挨户挨屋去摊发”。会昌县蔴州区“把蔴州本街上的商民分成甲、乙、丙、丁、戊等五级，去摊派”[54]。为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在抨击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专栏中谴责：“石城县教育部长赖世经，消极怠工。”[56] “兆征县大埔区教育部长龙梦祥，他的工作一贯来是官僚主义工作方式，……自从他当教育部长以来，俱乐部、夜学校、识字组都停止了工作。”[57]除《红色中华》外，《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红星报》等中央苏区报刊也及时刊登工农群众反官僚主义的文章，并形成了红色报刊激浊反腐舆论监督的鲜明特征。

三、斗争观念上：群众运动反腐败“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

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苏区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反腐败斗爭，固然是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58]的宗旨和苏维埃民主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保持政府清正廉洁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另一方面，始终处于国民党反动军阀封锁、“围剿”战争环境下的中央苏区，“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应以战争为中心”[59]。因此，群众运动反腐败也“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60]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提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反腐败任务，并倡导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就是“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夺取赣州的紧张时候”[29]，与中央人民委员会通令“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61]同时发出的号召。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驱逐一切“消极怠工的份子”“贪污腐化官僚等份子出苏维埃”，其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去实际执行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和工作”[59]。“官僚主义发展一分，对于战争动员就增加一分困难。”[62]贯穿于中央苏区一切运动和工作中的群众性反官僚主义、反消极怠工的斗争，不仅为扩红运动，优待红军家属等运动的顺利开展破除了阻力，清除了障碍，而且为整理赤少队、赤色戒严，支前参战等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34年5月底，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总结瑞金县九堡区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经验主要是，“能够很迅速的开展（反消极怠工）斗争”，并认定“我们只有开展斗争，无情的对付一切破坏扩大红军与消极怠工的份子，我们才能使突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63]。与此同时，宁化县扩红运动的猛烈发展，其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开展了反（突击队长）杨岳彬同志的机会主义领导的残酷斗争，同时严厉打击了个别区乡的官僚、命令、机会主义怠工的领导者，……转变了新的工作方式，加紧了政治鼓动，运用了突击精神，执行优红工作，于是各地的英勇工农便如潮水般涌进到红军中去”[64]。兴国县是“出红军的地方”，“兴国的红军家属比哪一个县的都要多”，“（截至1934年）四月底，已有一万八千零五十九家，人数有六万一千六百七十名。但是红属的人数虽然有这样多，红属的困难却比别处更少。”兴国县优红的工作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绩？梁柏台撰文诠释其原因主要是“能按时执行（优红条例的）检查”，“检查到对优红条例不执行的消极怠工份子，向他们开展思想斗争，用群众的力量来纠正他们的错误”。[65]

扩大红军是苏维埃政府实际领导和发展革命战争的最基本的工作，“这一工作应该列在工作日程上第一位”[66]。中央苏区尽管土地面积只有约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40万人[67]，除去老幼病残妇女，能服兵役的青壮年十分有限，但自1932年春至1933年春，扩红约87600人，1933年夏秋间，扩红约50000人，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扩红130309 人[68]。中央苏区能如此竭尽全力、源源不断地保障反“围剿”战争的兵员补充，与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开展的反消极怠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

赤卫军、少先队是苏区地方武装组织。1932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第十四号训令规定，“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工农劳动群众男女都应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者可不加入）”[66]。少年先锋队是“广大的工农青年群众的军事化的（共青）团的附属组织”，“少先队的扩大应以有选举权的青年（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为对象”。[69]1934年3月，为适应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党中央组织局与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中央苏区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整理、扩大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健全赤少队各级领导机关，建立赤少队模范营，加强军事政治教育并举行赤少队及其模范营的检阅和野外演习;“同时在这一运动中应动员与组织赤少队积极的参加战争动员与担任战地工作。”[70]

为贯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落实赤少队整理的各项任务，中央苏区各地对影响和阻碍整理工作发展的各种强迫命令、敷衍塞责等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石城县“在整理组织中克服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的消极动摇，给忽视赤少队突击运动的份子以严重打击”[71]。瑞金县整理少先队工作取得光荣成绩，“这主要的是由于严厉的打击了消极怠工的份子，和官僚主義的份子”[72]。公略县富田区，由原来“工作是落后的一个区”，“在赤少队突击运动中，他占了全县第一位，不仅首先完成了县委给他们的计划，而且大大的超过了原定数目。”其“工作大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开展了反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镇压了异己分子与一些开小差躲在家里破坏工作的份子”[73]。

中央苏区赤少队突击运动中广泛开展的反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赤卫军和少先队担负战时工作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巩固苏区补充红军的守备军补充队”[66]。作为红军的补充队，各地经过军事政治教育和野营演习、检阅的赤少队模范营，时刻准备着在党与苏维埃“武装上前线”的号令下，成建制的整批加入红军。仅在1934年的“五一”节，“模范的兴国有九个区的模范营整个的三营加入红军，长汀有两个区的模范赤少队千余人一致加入红军，西江有八个区的模范赤少队一致加入红军，长胜有七个区的模范赤少队千余人加入红军，宁化有两个区的模范营的干部及区乡两级的党政干部报名当红军”[74]。

作为保卫苏区的守备军，中央苏区各地的赤少队及模范营在配合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积极担负赤色戒严、工事修建、敌情侦探、伤员救护、后勤运输以及协同作战等各项任务。据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1934年4月的调查，最近《一月来动员赤少队参战的光荣成绩》主要有：“在江西方面：龙岗县，曾经在三天中即集中了赤少队1246人去做支撑点——削竹钉，挖战壕等，并且还布置了土炮和暗坑以防御敌人，至于该县的妇女同志也积极的参加了赤色戒严工作。永丰县，日前在几天中就在三个区内动员了三连模范赤卫队在石马守炮垒，担任保卫石马，加紧石马的赤色戒严和钳制敌人的任务。”“兴国县，月前动员了模范营六连到杨殷西洋山一带配合该地的游击队到边区白区去游击。瑞金县上月底动员了四连模范营到大禾去游击，到宁洋去运胜利品……”“在福建方面：长汀县，动员了四连模范营配合汀西、汀南游击队去游击，动员运输也能整排整连有组织的去动员。兆征县，动员了模范营七十多名，自带几天伙食配合独立九团作战……”“在粤赣方面：门岭县，动员了一连模范营出发到官丰打击敌人，在他们出发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缴了敌人不少的枪枝……”[75]仅一个月来的这些光荣成绩，也充分体现了各地赤少队为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捍卫苏维埃政权而奉献牺牲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在开展反消极怠工、反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斗争后，增强纪律和工作效率，竭尽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缩影和写照。

四、 重要启迪：“让人民监督权力”是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之策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年中央苏区始终弥漫的反“围剿”的战火硝烟早已消散，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所处的背景、条件与中央苏区时期已大不相同。为了避免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建设和影响社会的稳定，反腐败斗争虽不能采用群众运动方式，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构建反腐败的天罗地网和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中央苏区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了群众监督在震慑和遏制腐败，促进苏维埃成为“空前的廉洁政府”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为确保苏维埃政权清正廉洁所进行的这一成功尝试和伟大实践启迪我们，在当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加强群众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76]，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对腐败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是国家的主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楚和掌握几条。一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和实现的，都是属于人民的。二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在全国执掌政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77]。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国家权力不可能由人民直接行使，须委托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经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行使，因此就产生了权力的所有权与行使权的分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受委托的权力行使者，既可忠诚本分地遵循人民的意愿，心系人民，权力为民所用，也可能违背人民的嘱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群众监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对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制约和监督，是为了防范和制止人民“公仆”变质蜕化为人民主人的监督。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群众监督既是权力所有者意志的直接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最基本、最广泛的监督。诸如国家法律法制监督、党政纪检监督、人大政协监督等一切监督形式都是以群众监督为基础，所有对国家权力的监督都来源于群众监督，群众监督是最基本的监督。群众监督的广泛性则体现在监督主体、监督客体和监督内容的广泛上，其监督主体不仅包括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个体工商业者，而且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群众监督客体的广泛性则涵盖一切党政机关、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其监督的对象既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国家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员干部，也涉及这些机关单位中非党员干部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群众监督内容的广泛，不仅遍及对国家法律法规、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遵守执行的监督，对党风政纪，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监督，而且是贯穿于选官用人，司法审判，财政收支，预算决算等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78]。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79]38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和群众监督作用的发挥。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开拓便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反腐败的渠道，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倾听民意、接受网络举报的网站正式上线;2015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手机客户端推出“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2016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运行，这一系列措施均为人民群众安全快捷地实现举报监督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整治腐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80]。反腐败斗争已形成了压倒性态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79]39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告诫全党，“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76]。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76]一方面要建好党纪政纪国法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笼子，另一方面也要扎牢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笼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才能无往而不胜”[81]。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最大的政治优势。“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强化群众监督指明了方向。

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反腐败的主要社会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群众监督，无形中可使反腐败的天罗地网密布于社会各领域，深入社会各阶层。它不仅可对监督对象履职用权的工作状况、素质作风等情况了解最清楚，而且对其工作八小时之外的人际交往、社会活动，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能追踪监督，并发觉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蛛丝马迹，为专门机关惩治腐败提供重要信息，从而有效地起到弥补其他监督形式失监或虚监的作用。据央视网2019年1月9日消息，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34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66.7万件，谈话函询34.1万件次，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2.6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1人，厅局级干部3500余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9.1万人，一般干部11.1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39万人。2020年1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201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329.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70.5万件，谈话函询37.7万件次，立案61.9万件，处分58.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0.2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0.4万人，县处级干部2.4万人，乡科级干部8.5万人，一般干部9.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37.7万人。诸如此类，在每年海量的群众举报中，虽不乏因腐败分子滥用职权致使个人利益受侵害，为维权而信访、上访举报的部分群众，但绝大多数举报者都是秉持公心、为打击邪恶伸张正义而仗义执言的普通群众。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冒着被打击报复遭迫害的危险，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举报腐败的道路，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专门机关对腐败分子的惩处。

腐败的实质，从根本上讲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重损害，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群众是一切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的“天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不同渠道举报提供的线索，不仅是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腐败案件的主要信息来源，而且往往为破获腐败大案要案揭开盖子。其中许多“大老虎”的落马，起初也常常是由群众检举的小贪小案开始引起专门机关的重视，后经专门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下穷追猛打、逐步深入，先扫清外围再突破中心，最后才大获全胜的。这种情形与中央苏区开展反腐败斗争积累的经验如出一辙，当年的中央苏区是“贪污或浪费的事情，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常常能从小事件中查出大的问题来，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费浪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82]。由小事小案发轫，由小到大，由浅入深，最后破获大案要案，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我国当代反腐败斗争都凸显的带规律性现象。发生在近年的典型案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在八年内受贿共计817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是他任锡林郭勒盟长、盟委书记期间卖官得来的。2012年7月2日，刘卓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处以无期徒刑，导致刘卓志落马的原因是原锡盟委副书记、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档案部门负责人等当初由刘卓志受贿后提拔的贪官被群众举报，经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调查，顺藤摸瓜才牵出幕后主角刘卓志，并终结了该省部级副主席的“官场生意”[83]。又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家盟，在舟山市任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共受贿735万余元。2011年12月20日经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张家盟被判无期徒刑。此案的告破也经历了从群众检举小贪官，到专门机关循利益链调查，拐了“九道18弯”，才最终导致张家盟落马的过程[84]。此外，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群众举报的其他案件时，如多米诺骨牌般最后倒下的省部级高官还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等，诸多大老虎的落马都与先揭开冰山一角的群众检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2017年5月21日中纪委网站消息，截至十八届中央第11轮巡视，已经实现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全覆盖，其中仅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就累计受理群众信访16万多件次，半数的“大老虎”是根据群众信访、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揪出的，由此可见群众监督威力的巨大。

综上所述，群众监督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当家作主的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最基本，最广泛的监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传承和发扬中央苏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加强群众监督，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采取适应群众需要的方式方法，进一步开拓开通便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积极性，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群众的质询、弹劾、问责、罢免等群众监督制度，使群众监督开展的每一步都有固定的程序可依和既定的规范可循，新时代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将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79]377-378群众监督是最权威的监督。“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85]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群众监督，无形中构成密布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方面反腐败的天罗地网，既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地检举惩戒存量中的腐败，也能在如“汪洋大海，灭顶之灾”的群众监督强大声势的威慑下减少降低腐败的增量。因此，“让人民监督权力” [76]，无疑是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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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Basic Features of the Mass Movement Against Corruption in Central Soviet Areas and Major Enlightenment

YUAN Lihua1， YING Qi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Particu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ditions make the precondition and basic principle in the discussion of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Fo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blocked and surrounded to be annihilated by KMT， corruption is the negative internal factor to impair the existence of the red government and to help with the enemys blockag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CP and the 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 the mass movement in central soviet areas against corruption took on such basic features： all bureaucratic， corrupt， lavish and sluggish individuals to be taken to task; anti-corruption efforts running through all movements and work，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all its combating campaigns; the inspiration drawn being that the masses monitoring power can be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against corruption.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s; anti-corruption; basic features; major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