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作为一种认识论策略：基于麦克道尔和德雷福斯之争的探讨*

周 靖

如若把外间世界视为独立于心灵的实存，知识体现的是关于这类世界的精确表象的话，那么我们便会“一方面，在心灵之中有假定的信息片段——观念、印象、感觉材料；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又声称使我们知道了一个‘外部世界’”。1[英]休伯特德•雷福斯、[加]查尔斯•泰勒：《重申实在论》，吴三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8 页。心灵与世界的二分迫使我们诉诸某种可桥接起二者的“中介”，对“中介理论”的寻求实际上已然备受质疑，乃至成为一项无望的事业。麦克道尔的相关策略是，将感性对外物的接受过程同理性对这类接受的概念化过程合并在同一个实践的经验过程中，在取消中介性的同时论述了经验关涉世界的直接性。由此一来，实践之知既直接将世界的全部范围纳入理性视野，后续的理论建构也以实践为根基。

德雷福斯赞同麦克道尔赋予理性自发性在我们与世界最基础的接触中以关键位置的做法，但他质疑道，概念性在麦克道尔那里弥散于所有我们对实在的知觉关系中，这种“过分理智化”的策略忽视了不需要概念或理性的涉身行动技能（embodied coping skills），在概念性运作的范围之外，人还有着麦克道尔所忽视的其他“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的批评、麦克道尔的回应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将我们拉到对概念性、涉身性以及心身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我们将会发现，掩盖在这些问题之下的是，导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实践智慧之于理论智慧有着优先性”的实践转向论题，这一论题有助于我们关于心灵与世界间认识论关系的思考。

一、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的批评：心智神话

德雷福斯同麦克道尔一样抵制在笛卡尔式的图景中寻求某种知识基础，他赞同麦克道尔将理性自发性和感性接受性结合在一起的做法。麦克道尔认为，“一个经验着的并且行动着的主体是这样的一个活的事物，他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动的和被动的身体能力；他本人就是具身的，以实体的形式呈现于他所经验的并且作用于其上的世界之中。正是这样一种反思框架，它真的有望让传统哲学变成一项过时的事业。”1[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韩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49 页。承诺心身二元论的传统哲学分裂了主动的和被动的身体能力，在身体之外设置了一种不受身体控制的异已力量。麦克道尔正是在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意义上，重新恢复身体的具身性，恢复物理体验（感性接受性）和精神体验（理性自发性）之间的连续性。德雷福斯同样指出，“批判性推理活动是我们在自发性和自由的领域中做出的一种活动。但是只要知识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它就意味着要对事物的存在方式有所回应。自发性必须以某种方式与接受性结合。”2[英]休伯特德•雷福斯、[加]查尔斯•泰勒：《重申实在论》，吴三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2 页。理性自发性和感性接受性在经验中协力运作的结果是，我们将世界直接纳入理性视野，这也意味着对绝然外在和独立于心灵的外间世界实存的否定，以及对认知世界的直接性的承诺。

然而，在德雷福斯看来，尽管麦克道尔反对心身二元论，但他的思想仍然是在笛卡尔式的场景中进行的，即他仍然隐微地接受了世界和觉知者（perceiver）之间的区分，认为人类这种能动者（agent）是“具身化”和“被包含在”，乃至“弥散”在世界之中的，因为只有我们在世界之中，心灵与世界之间才不会被拉开一段距离。3Hubert Dreyfus,The Myth of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Mental,in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Joseph Schear (ed.),New York:Routledge,2013,p.17.换句话说，德雷福斯眼中的麦克道尔所秉持的思维框架至少仍然囿限于理性主体和世界的关系，虽然他试图论述两者间的直接关联，但他是以将心智（intellect）过分拉低至世界层次的方式进行的，由此而来的后果便是“心智在人与世界的交道中无处不在”，从而人类基本的感知与行动中也渗透有主动的概念运作。这在德雷福斯看来，麦克道尔在避开塞拉斯批判的试图寻求某种知识基础的“所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时，却落入了“心智神话”（Myth of the mental）的陷阱。1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9,no.2,2005,p.52.

麦克道尔将经验“过度理智化”的做法主要引发了德雷福斯的两点批评。首先，德雷福斯指责麦克道尔对概念能力做出了过于苛刻的界定，即认为概念能力是一种能够在我们的主动思维中被利用的能力，这便意味着概念性实质上是“属人”的，理性主体仅是在应对世界的具身化的实践活动中将经验内容加以概念化。这样一来，经验内容必然也是命题内容，从而我们能够在后继的人际间的语义推论活动中清晰地阐明那一内容。德雷福斯认为，感性接受性中已经渗透了概念自发性的运作，于是这一观点在麦克道威尔那里意味着命题性是“一路向下”的，最低限度的经验已然是命题内容，世界全然被命题化了。2参见[英]休伯特德•雷福斯、[加]查尔斯•泰勒：《重申实在论》，吴三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78 页、第83 页。

其次，德雷福斯指出，“过度理智化”使得麦克道尔遗忘了我们更为原初的非概念化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方式。德雷福斯认识到了他与麦克道尔思想间的差别：“有时我们的观点似乎与麦克道尔这里的观点不大一样，因为他拒绝承认有一种存在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认知性的但非概念性的接触。麦克道尔似乎认为，真正属于理由空间的事项必须在形式上是命题性的；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声称获取真实信念的场所必然是由概念塑造的。与此相反，我们主张我们的命题性信念建基于一种与世界更原始的、‘原初的’（unsprünglich）、有认知性效果的接触之上，这种接触是前命题性的，甚至部分还是前概念的。”3[英]休伯特德•雷福斯、[加]查尔斯•泰勒：《重申实在论》，吴三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78 页。麦克道尔式的经验是否的确披着命题的外衣，我们可留待他对德雷福斯批评的回应中再行探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德雷福斯所说的更为原始和原初的与世界的接触，并且，这一接触虽然是前概念性的，却具有认知性的效果。

德雷福斯所谓的涉身行动技能似乎有两层意蕴：一是依赖于身体性的需求、兴趣，乃至机体能力而行动，这类行动可能有着根源于大脑的因果基础；二是德雷福斯诉诸像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家，认为我们对世界的原始把握有着某种前概念性的技能，4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9,no.2,2005,pp.49-50,p.53.例如，母亲抚慰孩子使之平静，象棋大师下象棋的技艺。其中，母亲通过身体性的情感抚慰而非概念或言语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象棋大师而言，他落子的顷刻决定依赖于技艺而非严格的分析，如若你反问他为何走出那一步棋时，他可能欲辨而忘言。1参见[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1 页。此时母亲和孩子对彼此的领会，以及下棋的技艺不必在概念化的心灵中被表象，因而无需诉诸麦克道尔式的概念能力。

就涉身行动技能的两层蕴意而言，德雷福斯认为后一层蕴意更为清晰和根本。2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9,no.2,2005,p.50.如上所言，德雷福斯同麦克道尔一样反对二元论，并承认自发性必须以某种方式与接受性结合，这样一来，他必然不会以物理还原论的方式将涉身行动技能归因于某种心灵或自发性运作范围之外的纯粹因果刺激——承诺物理还原论将会重返二元论。行动中的身体不是一副无意义的躯体，它必然已经与世界“熟悉”而意义满满。德雷福斯强调到，“……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们在基本的层次上描述了我们如何与熟悉的世界融合；相比之下，麦克道尔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思想家，他将对与独立的实在拉开一段距离的关系的知觉、思考以及行动视为基本的；在存在主义现象学家看来，麦克道尔的观点没有错，但他的思考仅是次级的，而非最为基本的。”3Hubert Dreyfus,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9,no.2,2005,p.21.故而，德雷福斯主要在存在主义现象学家的意义上勾绘麦克道尔所遗忘的前概念世界，我们对此世界的熟悉构成了一种未被或无需被表象的“背景”。

进一步来说，对于那些被概念化而呈现于心灵中的事物而言，我们也可以“运用技艺和工具将事物及其属性去背景化，然后它们就显现为无意义的对象、颜色、形状、声音等。这样的材料独立于我们的为何之故，但不独立于我们的感官。”4[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4 页。“ 独立于为何之故”意味着不需提供理由，故而不需要在麦克道尔的意义上将事物概念化为命题内容；“不独立于感官”则意味着事物仍然是可知的，我们至少能在梅洛-庞蒂的意义上获得依赖于身体应对世界的技艺之知。

德雷福斯的前概念世界仍有更深的蕴意可待阐发，我们不妨先行讨论麦克道尔对德雷福斯的回应，以期在厘清麦克道尔思想的基础上，将相关的问题实质更为清晰地凸显出来。总结而言，德雷福斯批评麦克道尔的要点在于，麦克道尔认为概念能力渗透于理性主体应对世界的活动各处，从而过分理智化了经验和世界，并进一步遗忘了非概念性的涉身行动技能以及仅单纯依靠这类技能便可与之发生交互作用的世界。

二、麦克道尔的回应：实践之知的无界性

在对德雷福斯的回应中，麦克道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德雷福斯对他的误解颇深：德雷福斯关于心灵和概念性的理解均不是他的理解。在回应中，麦克道尔也阐明了理性自发性和感性接受性何以能结合在一处，以及概念能力为何“无处不在”的深层根由。

首先，麦克道尔认为自己并不像德雷福斯认为的那样，将知识视为关于心灵同与心灵拉开一段距离的对象的关系，因而概念性直接渗透在对对象的经验之中，这便意味着“一般而言，当我们说经验提供给我们如此这般的知识时，我们便只是简单地发现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的主张是，经验如若能够提供给我们那种知识，那么相关的能力便必然在经验自身中已经发挥作用。我们不应该认为概念能力体现了与经验知识的关系……”1John McDowell,T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in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Joseph Schear ed.,New York:Routledge,2013,p.42.我们认识到德雷福斯指责麦克道尔犯了“心智神话”的错误，即认为“心智在人与世界的交道中无处不在”；其中的问题在于，他认为概念性在麦克道尔那里体现为命题性，那么所有的最低限度上的概念化的经验均能清晰地呈现在以命题为单位的语义推理中。麦克道尔回应到，他对概念性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强，他承认的确并非所有的概念性内容都是命题内容，除此之外，他的理论图景能够容纳德雷福斯所谓的基于身体的与世界的技艺性接触。

为此，麦克道尔解释到，他与德雷福斯均反对笛卡尔式的“心/物”或“思/在”二元论，在此意义上，他们均不认可康德“我思必然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表述，即设定一个思考表象的“我”的“心灵”，进而探究“我”与外在于“我”的对象间的关联。麦克道尔回归至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传统，强调概念性恰源于“我做”（I do）的实践，“‘我做’是一种记录有着第一人称本质特征的方式，这种特征体现在运用实践理性的能力之中。”2John McDowell,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in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Joseph Schear ed.,New York:Routledge,2013,p.45.“ 我做”不仅意味着知道第一人称的“我”在做什么（what），也意味着知道这么做的理由（why）。在“做”的实践中，第一人称同时认识到了（realizing a concept of）要做什么。3John McDowell,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in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Joseph Schear ed.,New York:Routledge,2013,p.49.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概念性的源起和必要性的根由：在与对象的实践接触中，知道应对什么的对象层面和知道如何做的理由层面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关于对象的有效谋划必然以能够将对象纳入理性视野为前提，由此一来，概念性不仅直接体现在，还源起于最为原初的经验活动之中。

在实践的基本层次上，知道为什么的概念能力以“做”的活动为直接依据，而非以更为成熟的概念空间内的理由为依据。故而，麦克道尔实际上并未承诺最低限度上的概念内容一定是有着真值负载的命题内容。知觉行为是概念性的，这并不意味着“概念性只有当某物在会话或话语思维中被清晰阐明才具有恰当性”，4John McDowell,Reply to Dreyfus,in The Engaged Intellect:Philosophical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25.以强概念性来清晰阐明经验内容，这是一种从概念“向后”推至经验内容的理论构建，而麦克道尔强调自己的立场是一种直接涉身于世界的实践立场。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将实践立场置于理论立场之前的实践转向同样体现在德雷福斯那里。

关于事物的涉身经验中，“就‘什么？’这样的问题来说，相应的答案表达的是某人在其‘顺其自然’的行为（acting in flow）中已经知道的事物，只不过在转瞬间这种自我知识使得她具备了能动者的特征。”1John McDowell,T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in Mind,Reason,and Being-in-the-World: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Joseph Schear ed.,New York:Routledge,2013,p.47.“ 顺其自然”的行为，例如德雷福斯所谓的非概念化的下棋技艺，已经有了在世的谋划，此时，该行为的确未被在成熟的概念空间内被澄清，因为实践智慧的拥有者直接沉浸在自然中；也在此意义上，麦克道尔认为自己的思想能够容纳德雷福斯所谓的技艺之知。

然而，麦克道尔确然与德雷福斯不同，他补充道，如果象棋大师的确是一名大师，当他“顺其自然”的行为被打断而被追问为何走出某步棋时，他的确有着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那么做的概念能力。根本地，关于“什么”的对象层面和关于“为什么”的理由层面是麦克道尔经验概念中一体不分的两面，恰由于有了这样的两面性，感性接受性和理性自发性才能同时运作。概念性的渗入必然将理性能动者多多少少带入渗透理由和教化（Bildung）的“第二自然”之中，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理由。2参见[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韩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20 页。相比之下，德雷福斯则似乎承诺不但是前概念的而且是不可被概念化的与世界的接触，例如母亲对孩子的抚慰，我们无法为这类涉身行动技能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理由。

总之，麦克道尔指出自己采取的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立场，实践中的概念能力直接源生自应对世界的合理（rational）行动，故而这种概念能力原初并不是强的理性（reason）概念；实践之知将世界直接纳入概念视野，这意味着实践之知的范围也是世界的全部范围，因而实践之知是无界的，用麦克道尔的话说，“思维无边界”。3参见[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韩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51 页。故而，认为仍然存有思维外的世界——我们依据德雷福斯式的涉身行动技能来应对这类世界——这在麦克道尔看来是绝无可能的。

三、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的思想交融：实践智慧优先

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之争的问题焦点似乎在于，是否存在非概念化的涉身行动技能。至少就此处两人之争的问题线索而言，这类技能不应仅在认知科学的语境下来理解。实际上，深究之下我们会发现，德雷福斯所强调的依赖于身体的技艺之知和麦克道尔所强调的实践之知均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传统，以及当代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论题。接下来的讨论将会牵涉到了麦克道尔和德雷福斯对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不同阐释。但为了使讨论聚而不散，此处不会争议谁的理解更为妥帖，更不会直接诉诸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文本本身，无论是正解抑或误解，我们仅专注于从中道明的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本身的思想特征。

麦克道尔认为他同德雷福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如下段落解读上存在差异：“实践智慧（phronēsis）……是处理具体事物的知识，我们无法通过某种知识系统来获知这类事物，而仅能通过‘知觉’。”1John McDowell,What Myth? in The Engaged Intellect:Philosophical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10.按照麦克道尔的解读，实践智慧中运用到的实践理性（rationality）在使我们“知道如何”（knowing-how）行事的意义上的确不必然赋予或动用我们明晰的理性推理能力（reasoning）,实践行动中的理性运作范围也的确必然比明晰推理活动所涵括的范围要大许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存在超出实践“情境”的理性或非概念性的能力。如上文所言，麦克道尔在实践而非理论立场上理解概念性，这种概念性在实践理性层次的“知觉”活动体现了知道如何“做”的能力。这种“纯粹的知觉行为”依然体现了或受制于作为万物运行之道的“逻格斯”（logos）。2John McDowell,What Myth? in The Engaged Intellect:Philosophical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12.概念性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实践的辨识能力，即知道如何顺“道”而“做”。

麦克道尔认为自己的思想也受到了来自海德格尔的支持。他借用了海德格尔关于“向世界敞开”（being open to the world）和“仅仅栖居在环境中”（merely inhabiting an environment）的区别，认为前者“不仅意味着能够与环境协作，还转变了知觉向我们披露的事物的特征，其中包括那些如若我们未曾向世界敞开便会落入动物所栖居的单纯环境中的事物。”3John McDowell,What Myth? in The Engaged Intellect:Philosophical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15.世界在实践智慧中敞开，实践之知实现的是对世界的披露。渗透于知觉活动的概念性体现了我们作为理性生物敞开世界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区分概念性的强弱似乎不再合宜——强弱概念仅体现概念性在后继发展过程中阶段的不同，而由实践立场来看，概念性实质体现的是人在实践中敞开世界的生存论要旨。

德雷福斯式的涉身行动技能，在麦克道尔那里，似乎体现为生物在环境中的栖居。就此而言，麦克道尔误解了德雷福斯的思虑。毫不令人意外地，德雷福斯认为麦克道尔依据某种知识系统给出了过强的概念性定义，并且承诺这种概念性弥散于知觉活动中各处，表明麦克道尔不仅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也与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的洞见相悖。4Hubert Dreyfu,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79,no.2,2005,p.51.显而易见，德雷福斯同样误解了麦克道尔。对彼此误解的澄清将引导我们走上宽容的理解之路。

德雷福斯承袭海德格尔对“心灵与世界的基本关系是通过心理意义而具有的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5[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 页。这幅二元论图景的质疑，如上所议，他认为麦克道尔仍然在这幅框架下进行突破。德雷福斯在对海德格尔的阐述中进一步指出，“只有当我们错误地把此在看作是一个内含经验和意义的现成实体，并把世界看作外在于主体的现成实体的一个集合，证明外在世界的存在才呈现为一个问题。”6[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7 页。依据此在（Dasein）的基本结构——在世（Being-in-the-world）——对存在（Sein）之领会不必被表象在心灵中，例如母亲抚慰孩子使之平静，这更为体现了德雷福斯质疑的深层根由：在他看来，麦克道尔对概念性的强调意味着此在必然被概念化，即在心灵中被表象才能被认知；而涉身行动技能则可依据在世之领会而获得“存在之知”，这类知识在德雷福斯看来无疑是非概念化的。

我们已然看到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概念性”这一概念有着误解。撇开误解以及相关的无谓之争，当前的讨论进展到了这样的问题：麦克道尔式的实践活动中能否展现存在的在世结构？这一问题是隐藏在是否存在非概念性的涉身行动技能这一问题之下更为深层的问题。

首先，两人实际上均强调麦克道尔提及的“情境”的重要性。在对经验现象的思索上，命题只是道出存在的方式之一。德雷福斯指出，“只有当我们动用了不在我们的心灵中而在共享的惯例中的背景亲熟我们才能理解命题如何挑明对象。……结果是：命题并不只是凭借它们的命题内容来规定真值条件。……只有共同的应对活动惯例的共享背景，而不是原子式的心灵中的私人存在者，才使指涉得以成为可能。”1[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0～321 页。不在我们的心灵中而在共享的惯例中的背景亲熟”类似于麦克道尔的“第二自然”，它是我们在教化中敞开并栖身于的“情境”，我们人类这种理性生物无法脱离于情境而用原子式的心灵指涉或揭示事物之所“是”。“指涉是一种共享的社会技艺。”2[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1 页。但尤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社会技艺源于“已经在事物间发生的”（already-being-amidstthings）“背景”而非“内容”所暗示的“外在世界”，命题只是敞开那些“发生”以让我们与事物共在（being with things）。就此而言，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均领会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况味。

其次，撇开“概念性”这一引发争议的语汇不论，用“反理论化”这一说法能更为直接显明两人之间的思想共识。无论是依据实践智慧，还是依据对在世的领会，我们“只能通过以一种背叛理论的方式栖留于实践之中才能做到”，3[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5 页。试图形成某种“理论”，并依据它实现心灵对世界的有效控制，这种做法将心灵放逐在世界之外，在漫长哲学史长久的流浪中逐渐遗忘了对存在的领会。在此方面，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均调转了传统哲学中理论至上，实践用于阐释理论的解释方向，无论是回归至亚里士多德或海德格尔，“实践优先性”是两人共有的论题，在这一论题之下，心灵直接源生自世界，心灵之外没有幽暗的物自体X 而只有心灵作为其部分的自然或“宇宙”，我们无法超脱于“世界”这样的实践情境或语境来给出一种超然、客观的理论解释。

最后，麦克道尔和德雷福斯的确有一种十分微妙的区别，这一区别体现在本节开始处提及的实践能否“去情境化”的问题。对于麦克道尔而言，实践之知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围，因为理性自发性与感性接受性在根源处便相生并作，心灵不仅源自世界，更为确切地说，心灵与世界一道敞开。麦克道尔所探察的人类这种理性能动者的心灵与世界的关联，与之相关，德雷福斯的反驳似乎更为强调“除了在我们的世界中现实的方式外，自然还有一种自在的方式，无论此在生存与否。”1[英]休伯特德•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3 页。凸显这里的区别，我们认识到麦克道尔在用实践智慧敞开世界时，由于人的主体性始终在场，世界是有着在世结构的此在而非存在，相比之下，德雷福斯似乎凸显了不依托于人的存在。然而，无论如何，他所谓的非概念化的涉身行动技能可被涵括在此在的在世结构之内（无论这类技能能否为认知科学所成功解释），从而的确能为麦克道尔的思想所容纳。

四、结 语

上述曲折的讨论让我们认识到，在是否存在非概念化的涉身行动技能这一问题之下，隐藏着隽永的思想。通过对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观点的层层澄清和推进，在消除误解的道路上我们遭遇到了他们对实践智慧的共同首肯。“实践优先”的论题既承诺了理性主体在世界中行动的首要性，也颠覆了“理论至上”的传统，认为命题化的理论只是陈述在实践中直接遭遇到的物与物的关联。这里也体现出了古典实用主义的论题，用布兰顿的话说，即基要（fundamental pragmatism）实用主义论题，“人们应该将“知道什么”（knowing that）理解为一种“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做（do）某事的实践能力来理解为什么相信（that）事物是如此这般的。”2Robert 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and Contempo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9.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之争的关键在于，“做”的层次是否有概念形式。就这一问题而言，无论答案是什么，均凸显了实践智慧作为一种认识论策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