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建构*

张艳涛，杨 安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012年，在参观《复兴之路》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梦想”话语。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3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总战略，成为新时代中国核心政治话语。自伟大梦想话语提出以来，西方国家常常将其与“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军事扩展”“东方主义”等相提并论，诋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质是试图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前提建构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形象。由西方国家构建的伟大梦想话语不仅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也阻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根本遵循、基本原则和价值意蕴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设的议题陷阱，建构中国自己的伟大梦想话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根本遵循

从话语权角度来看，“话语权是国之重器”[2]，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一个国家和民族拥有话语权的前提，首先是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然后才能产生世界性的话语体系，否则只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话语的角度来看，话语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标签，话语的独立是一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伟大梦想话语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追求民族复兴的殷切希望，而不是对“美国梦”“英国梦”等西方话语的重复使用和简单借鉴。伟大梦想话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和话语再造。建构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立足点，以共产主义为旗帜，以中国理论为支撑。

第一，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伟大梦想话语的理论基础。伟大梦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性的话语表达，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已经明确使用了“民族复兴”概念，并阐述了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民族复兴”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3]395这为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指明了正确方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复兴主要是指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复兴，主要包括民族的独立、解放、统一和国家强盛等方面。这为伟大梦想话语建构指明了方向。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复兴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一项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正义进步事业。民族复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而是基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伟大梦想，不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自觉地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使命，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第二，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话语乃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4]仔细分析，伟大梦想话语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践成功是话语建构的关键。伟大梦想话语能否建构，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能否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领域，我国已经连续42年保持了超长且持续的增长；在社会领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财富持续增加；在扶贫领域，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些“中国奇迹”和“中国故事”就是伟大梦想话语的言说对象，也是伟大梦想话语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伟大梦想话语的最根本和最充足的依据。伟大梦想话语本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伟大梦想话语能否建构，也取决于伟大梦想话语能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莱茵河模式、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日本的东亚模式、阿根廷的拉美模式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5]所以，伟大梦想话语必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特殊性，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异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这些都是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支撑点。

第三，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旗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复兴才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受一次次挫折又能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有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20世纪20年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并非易事，多种“主义”“理想”，多种政治力量都没有给旧中国带来实质性改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确立，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指引着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100年来，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路上一直进行着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生动地诠释了共产主义的实践意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9这个重大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发展目标的美好憧憬，深刻揭示了共产主义精神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把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伟大梦想的核心不是跻身世界前列，人民美好生活才是其应有之义。我们必须确认世界排名不应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追求，伟大梦想应该具有更深层次的追求。“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15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实质就是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在民族复兴上的体现。

第四，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必须以中国理论为支撑。“话语的背后是理论，理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6]当今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较强的话语权，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理论界产生影响，能够“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当前我们一些学者运用西方话语、西方范式和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其原因，我们还没有建构伟大梦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伟大梦想话语的当代建构只有“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所谓‘中国语’)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际地开展出来并积极地被构成”[7]。一言以蔽之：中国话语必然说“中国语”。只有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并且能够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问题和经验的科学理论，中国话语才能有效表达伟大梦想的精神内涵，才能解决中国话语在伟大梦想方面“三失”的问题，才能够破除西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是西方国家没有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情况也是西方现代化没有遇到过的，中国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与西方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无法从西方的思想理论中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应该是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去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建构中国理论，然后才有中国话语。在21世纪，哪个国家具有能解释实践、经验和问题的理论，哪个国家就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不要辜负了这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能够解释时代发展和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我们要基于这一理论，来构建伟大梦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基本原则

伟大梦想话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夙愿。如何使伟大梦想话语诉求成为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推动社会发展的话语，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不仅要阐述伟大梦想的理论内涵，还要找到表达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及其叙事方式。“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8]所以，伟大梦想话语建构要体现原创性原则、民族性原则、群众性原则和斗争性原则。

首先，伟大梦想话语建构要体现原创性原则。对于话语体系建构来说，没有原创性，就没有时代性。离开了原创性和时代性，就无法构建话语体系。伟大梦想话语建构需要提炼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话语。话语的原创性既包括在继承和发展前人话语基础上的解析和建构，又包括开放吸收外来话语进行选择和提炼。话语的时代性就是针对时代课题和难题提出的话语解答。建构伟大梦想话语的时代性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和话语体系，针对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误读，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实现与西方话语平等对话。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伟大梦想的话语创新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生活本身，要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回应时代所需，解答时代所问。“要围绕我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9]340同时，伟大梦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伟大梦想的话语也要基于现实面向未来进行科学探索。伟大梦想话语建构既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因此，在中国特色话语和话语体系建设中，要坚持不忘本来、提升面向未来的精神。

其次，伟大梦想话语建构要体现民族性原则。中国共产党总是把民族性放在第一位来建设我们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在谈到融合中西关系时，他指出，一是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要向外学习新东西，但必须要和我们的实践、文化相结合，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东西。这对我们建设话语和话语体系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中华民族是在延续和继承5000多年灿烂文明中复兴起来的，伟大梦想话语是内涵民族性特色的。一方面，伟大梦想话语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梦想话语从“振兴中华”“小康社会”“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谐万邦”等思想观念中吸取精华，提出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梦，也是世界人民的梦，中国梦是造福世界的梦。另一方面，伟大梦想话语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所以，伟大梦想的话语建构必须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衔接。这些都是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前提性资源。当然，我们强调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民族性原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上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是说我们要立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语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理解才能成为现实的和可能的。“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而不是说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10]

再次，伟大梦想话语建构要体现群众性原则。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9-10伟大梦想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丰富的基本内涵和深远的时代意义。要让伟大梦想话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必须建构出让人民群众易于接受、便于理解、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毛泽东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也要深入人民群众的心里面。“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伟大梦想的语言表达要简明易懂、喜闻乐见和开放吸收。一方面，从伟大梦想话语的创造主体来看，虽然伟大梦想话语的创造主体是党的领导或者专业理论工作者，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完成伟大梦想的实践主体，因此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看，伟大梦想话语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所需。所以，伟大梦想话语具有鲜明的群众属性，这点是区别于西方话语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从伟大梦想的话语使用主体来看，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伟大梦想话语最直接的言说主体，伟大梦想话语必须牢牢掌握人民群众，契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从根基上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话语需求。现阶段我们要改变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现状，就必须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走群众路线，找到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话语表达方式。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要以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话。

最后，伟大梦想话语构建要体现斗争性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构伟大梦想话语同样也需要进行伟大斗争。话语本身反映了一定社会思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相互斗争和影响的关系。正如福柯所说：“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12]任何一种新型话语要成为主流话语都必须与其他话语进行斗争。现如今，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全的工业体系，可我国的发展优势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话语领域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和复杂。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设置障碍、散播谣言、煽风点火制造麻烦，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污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要建构伟大梦想话语，必须要发扬斗争精神。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的历史传统。强调斗争并不是铺天盖地、毫无科学依据地乱斗，也不是四面树敌、毫无意义地盲斗，而是要掌握斗争规律，讲求斗争方法，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方面要科学分析当前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和传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善于把当前伟大梦想话语建构和传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始终与各种西方恶意言论和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牢牢掌握伟大梦想话语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包括主导议题概念的定义权、议题核心内容的提供权、议题话语的解释权、议题话语标准的制定权、议题话语的设置权、议题议程的主导权、议题争议的裁定权等”[13]。另一方面要善于把握历史规律，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途径要多样化，如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建构的内容要平民化，贴近百姓生活日常；建构的价值取向要现实化，符合人民的利益取向等。

三、伟大梦想话语建构的价值意蕴

伟大梦想话语的提出，适逢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世界秩序也面临大变革。伟大梦想话语富有深刻政治内涵和丰富的价值意蕴。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投射了中国社会建构理想和价值趋向，“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和中国道路模式”[14]。伟大梦想体现了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新景观，是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的新旗帜，是一个融通中外的新表述，对拓展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凝聚中国力量、超越西方话语逻辑、丰富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方式。伟大梦想话语展现了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获得了世界广泛性认同并产生了积极影响，昭示了实现伟大梦想是中国道路的必然结果。建构伟大梦想话语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伟大复兴。回顾中国历史，中国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伟大梦想形成和实现的历史。“站起来”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基础性任务，表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富起来”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性任务，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强起来”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性任务，表明只有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才能强大中国。中国道路呈现出现代化特性、社会主义特性和民族复兴的特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9]344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呈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现代性逻辑。国强必霸是近代西方500年历史发展的不变旋律，中国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中国道路逐渐被外国学者和政府所重视，也反映了伟大梦想的实现道路在世界范围内被外国学者和政府所认同，使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地接受和理解伟大梦想话语。因为伟大梦想话语的建构不仅为当前中国道路的发展指明方向，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第二，有利于凝聚精神共识，共同建设伟大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制度等，还需要精神、意志和信念。“‘物质’之外的精神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力量。”[15]结合古代中华民族的辉煌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和当代中华民族的奋斗史，饱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对民族复兴有着深切的渴望，对伟大梦想的追求已经注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中。伟大梦想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坐标，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旗帜，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伟大梦想话语关切的核心对象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梦。民族复兴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是涉及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伟大梦想话语自上而下贯穿到国家的发展当中，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催生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情怀，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重要的主体作用。用伟大梦想的话语表达方式来传递国家战略目标，弱化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特性，不仅容易获得本国人民的情感认同，而且容易获得外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同，吸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其中。

第三，有利于超越西方话语逻辑，实现与西方的平等对话。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优势实现了其对世界话语的统治。在国际话语场，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制度”“民族复兴”等等话语权几乎全被西方话语主导和控制。西方话语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模式看成是人类文明的标准，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和歪曲评判。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独断性话语体系”[16]，是西方国家看待现实社会的选择性机制和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建立起平等的话语对话机制。伟大梦想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可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品格，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创新的新起点；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统一，打破此前马克思主义话语单调刻板的形象。在国际上，所谓“西方梦”“美国梦”等话语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而逐渐显露其面目狰狞的一面，以破坏其他国家发展和安全为代价来获得本不属于自身的利益。伟大梦想话语的建构超越了“西方梦”“美国梦”的狭隘民族主义，从本国现实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体现全球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人民福祉的方案，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文明的可亲可信的国际形象。伟大梦想话语是在特定的中国道路成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开展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系统的对话，建构一个“交互主体”的话语体系，提高自身话语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不做西方话语的追随者。

第四，有利于丰富中国话语体系，推动中国话语崛起。伟大梦想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理论观点和话语体系，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中国经验的话语呈现。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五大发展理念话语、“一带一路”等话语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推动着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发展和崛起。任何话语和话语体系都不是天然就具有普遍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西方话语在全世界的影响是西方国家建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的结果。与西方建构话语霸权目的不同的是，伟大梦想话语紧扣“发展”和“民族”话语，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愿景和发展语境相契合，其负载的价值和呈现的意向具有“重叠共识”或“最大公约数”的属性，在国际上可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甚至被视为一种“魅力攻势”[17]，具有较好的国际传播力。它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思想性和理论性的公共产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概念和核心话语。伟大梦想话语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话语，不仅强调国内发展，也强调世界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作用；伟大梦想话语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话语，是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逻辑的超越；伟大梦想话语是增进全球信任的话语，是对西方零和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发展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终会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话语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大逻辑。

四、结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正在实现的客观的事实，而反映这一事实的伟大梦想话语也必然随之兴起。当代中国人如何走出“学徒心态”走向“自我主张”？关键是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国理论”优势和“中国话语”优势。构建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首要的思想任务就是要克服主观意识立场，切中中国现实。主观意识就是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用一般性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客观事物之中，结果造成“应当”和“现有”分割的主观主义。当今学界存在着用现成的、非批判性的知识来关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脱离中国实体内容的外部反思。所谓切中中国现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存”或者“事实”，而是“事实中本质的东西”和“展开过程中必然性的东西”，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而把握这些本质的东西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的东西就需要理论，可见话语的背后是理论，建构中国话语需要中国理论的支撑。同样，中国的现实是在与中国的传统和当今世界联系中获得其本质的和必然性的规定。所以，构建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就不仅仅是讲中国语的话语，而是要求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且这种话语要深入到中国现实的必然性和本质性的领域。建构伟大梦想的中国话语是一项系统性和持续性的任务，只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体性内容得到充分发展并且被思想深入切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否则只能是一些毫无内容和抽象的“理想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