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为例

闫超栋，马 静

（1.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6）

1 研究背景

信息化蕴含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能，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如何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利用信息化更好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中国新型工业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国，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工业信息化战略，尝试通过信息技术与物理生产系统相融合来改变当前工业生产和服务模式，以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国内学者围绕“信息化带动或促进工业发展”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何伟［1］研究工业信息化建设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其结果印证了“信息要素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的说法；俞立平等［2］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结果显示，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效应显著；韩先锋等［3］考察信息化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源；吴穹等［4］研究发现，区域信息化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谭清美等［5］探讨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存在倒“U”型关系；王永进等［6］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检验信息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企业或地区层面的信息化投资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李波等［7］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化密度与地区产业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ICT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地区产业增长，并且ICT 对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朱斌等［8］围绕信息化投资能否提高企业的绩效问题开展研究，得出信息化投资对大型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中小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信息化与工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我们从更广角度分析认识信息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思路借鉴。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相对较少。工业转型升级包含经济效益、内生增长、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等多方面内容，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表征与体现，研究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问题，可以从综合的角度揭示信息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效应；二是大部分研究关注信息化对工业的影响或促进作用，鲜有进一步研究信息化支持或促进工业发展的技术效率，而事实上这种效率更能反映信息化支持或促进工业发展的效果。

江苏省作为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进入21 世纪以来，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国民经济与工业发展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研究基于江苏省13 个地市2003—2017 年的工业与信息化数据，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在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引入完全非参数前沿生产函数的随机方法，对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从而深入揭示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二是基于测算出的技术效率值，研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深化信息化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借鉴。

2 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

2.1 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技术效率的内涵

本研究受谢康等［9］、张亚斌等［10］和杜传忠等［11］测度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融合的方法启发，将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纳入同一生产函数系统，并视为对应的投入和产出变量，通过建立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的完全非参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测度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参考张轶龙等［12］的研究，将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以下简称“信息化效率”）定义为：在既定的工业转型升级条件下信息化投入成本最小化，或在既定的信息化条件下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最大化。也就是说，信息化要素投入越少，而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越好，则表示信息化效率高；反之，信息化要素投入多，而工业转型升级效果不理想，则表示信息化效率低。

2.2 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工业转型升级指数测度

根据信息化效率的定义，在测度该效率之前，需要分别对地区信息化和工业转型升级的水平状况进行测度。借鉴张敏等［13］、董梅生等［14］和周振等［15］等有关信息化水平测度的做法，选取人均邮电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人员占比等4 项指标，作为测度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借鉴岳意定等［16］、王玉燕等［17］和翟璐等［18］等构建工业转型升级评价体系的思路，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原则，设计构建了包括集约高效、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等4 个一级指标共9 项具体指标的工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工业转型升级状况，但由于本研究时间跨度较长，且为市级层面数据，有些指标是无法获取数据的，还有一些指标是近年才出现的，无法在较长时间段内找到连续的数据，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尽量选取统计口径一致的指标，从而保持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稳定性。

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问题，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经验性过强，采用学者们普遍使用的熵值法。考虑到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是立体时序数据，而传统熵值法只能进行二维数据表分析，因此采用全局熵值法构建指标权重［19］。通过全局熵值法，求得江苏省信息化发展水平4 项指标的权重分别如下：人均邮电业务量为0.246 9，移动电话普及率为0.143 6，互联网普及率为0.264 7，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人员占比为0.344 7；工业转型升级9 项具体指标的权重见表1。

表1 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相关数据均来自2002—2018 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各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苏科技统计公报、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数据统计公报。需要采用指数平减的指标，均以2002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与此同时，亦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极值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

根据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值法，计算得到了2003—2017 年江苏省信息化发展水平及工业转型升级指数，如表2 所示。在此基础上，分别作出了信息化与工业转型升级的相关趋势图，如图1、图2 所示。

表2 江苏省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从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及图1 可以看出，江苏省13 个地级市在2003—2017 年间的信息化水平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全省平均水平由2003 年的9.26提高至2017 年的59.67，年均增长14.23%。就单个城市而言，苏州市信息化水平程度最高，南京、无锡、常州3 市紧随其后。从分区域1）层面看，苏南地区信息化水平最高，平均水平指数由2003 年的15.81提高至2017 年的77.01，年均增长率为11.98%；苏中地区次之，平均水平指数由2003 年的9.14 提高至2017 年的56.27，年均增长率为13.86%；苏北地区发展相对薄弱，但提升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高达21.82%，发展潜力与后劲相对较足。

图1 江苏省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变化趋势

从工业转型升级指数结果及图2 可以发现，2003—2017 年，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指数均值从16.07 上升至69.59，提高了3.33 倍，年均提高11.04%，表明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推进效果良好。从指数的提升速度看，2004—2005 年、2008—2009 年、2009—2010 年 及2016—2017 年4 个时间段的指数均值提升相对较慢，均未超过6.00%。从单个城市的指数均值看，南京、泰州、连云港、无锡、南通、苏州、常州、镇江等8 个城市的指数均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变异系数相对较小，表明这些城市的工业转型升级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推进较为平稳。

图2 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平均指数与指数变异系数

2.3 信息化效率测度

2.3.1 测度方法

目前，测度技术效率主要有两大类方法，一类是随机前沿面参数模型方法，另一类是非参数数据包络方法。在随机前沿面参数模型方法中，研究者常以参数方式事先设定生产技术的函数形式，然后利用投入和产出变量数据，由最小二乘法或最大似然法等估计生产前沿面，测算技术效率；但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设定的参数模型与实际生产过程存在偏差，则所得的估计是非一致的，测算出的技术效率不可信。在另一类方法中，研究者无需对生产函数做事先设定，直接根据样本数据构造可能的生产前沿面，由规划方法测算技术效率；这类方法虽然避免了因生产前沿面模型的错误设定对技术效率测算的影响，但忽视了随机误差和数据的扰动影响，也无法描述生产过程中的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综合随机前沿面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数据包络方法的优点，本研究拟采用完全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对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该方法无需对生产函数作形式限定，同时允许投入变量和随机性因素（包括时间效应、个体效应等）以非参数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是实证测度生产技术效率较为先进的方法。

借鉴Henderson 等［20］的研究模型，通过非参数模型局部线性估计来测度江苏省各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设定如下完全非参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2.3.2 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经MATLAB 编程计算，江苏省13 个地市2003—2017 年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测度结果如表3 所示。可以发现，江苏省13个地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普遍较高，各市15年的均值均在0.93以上。其中，南京市效率值最高，15 年的均值达到0.999 1，仅在2003、2004 和2009年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12 年均处于效率最前沿；效率均值次之的为连云港市，15 年的均值为0.996 2，其中有10 年效率值处于效率最前沿；接下来依序为泰州市（0.994 3）、南通市（0.986 9）、镇江市（0.981 9）、扬州市（0.980 3）、无锡市（0.979 5）、常州市（0.978 6）、盐城市（0.968 1）、苏州市（0.957 6）、徐州市（0.957 4）、淮安市（0.950 2）、宿迁市（0.933 0）。根据以上排序可知，除连云港市外，其他在15 年内效率均值排名前6 位的城市均为沿江城市，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地域关联性；排名相对靠后的3 个城市分别为徐州市、淮安市、宿迁市，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关联。进一步考察发现，连云港市、泰州市、南通市、镇江市、扬州市等5 市均为后起的高技术产业城市，近年来，这些城市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装备等产业异军突起，工业转型升级较为成功；徐州市、淮安市、宿迁市等3 市的高技术产业占比相对偏低，目前重化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偏大，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较其他城市有些许差距，尚有较大的挖潜空间。

表3 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测度结果

3 信息化效率的影响因素检验

3.1 可能的影响因素

在测度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技术效率的前提下，对其影响因素和效应进行剖析，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利用信息化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在充分借鉴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及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选取如下可能的影响因素（见表4）：

（1）对外开放程度（Open）。一方面，地区或企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的利用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信息化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竞争的压力、合作的要求必然会促使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新技术来促进转型升级。本变量采用地市进出口货物总值2）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征。

（2）地区市场化程度（Mark）。首先，市场化水平越高，其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越好，要素在企业间流动更为通畅;其次，市场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地方保护程度降低，有利于发挥信息化带来的规模效应；第三，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非国有经济的竞争程度增强，领域内企业纷纷采取信息化措施来增强核心竞争力。本变量采用地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与全体从业人员数的占比表征。其中2003、2004 年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没有统计数据，用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代替。

（3）企业人力资本因素（Labor）。信息技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人的作用，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可以根据企业特点，监督指导信息化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作用；专业化的信息技术人才，则能利用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信息化的利用效率和效果。本变量采用地区规模以上（以下简称“规上”）工业企业R&D 人员数占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表征。

（4）所有制结构（Owner）。从微观企业层面讲，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方面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国有控股及集体性质企业具有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较强、争取资源的成本较低等特点和优势；而民营企业危机意识及市场捕捉能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更具创新意愿和活力。本研究采用地区规上工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生产总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征该变量。

（5）规模结构（Scal）。小微企业是非常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群体，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企业有通过采用信息化推动转型升级以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本研究采用地区规上小微工业企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征该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根据原始数据计算了规上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规模结构的反向度量，在回归结果中，如果Scal 的参数结果为负，则说明规模结构的影响为正。

（6）资本深化（Capt）。首先，任何技术的应用都必须以资本投资增加为基础，信息化在提高企业技术效率的过程中也需要其他资本及设备相配合；其次，由于非信息化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边际递减现象，而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具有规模递增或不变的特征。因此，当企业人均资本水平越高时，信息化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越重要［25］。本研究采用地区规上工业的资本劳动比来表征该因素变量；资本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劳动采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7）地方政府支持（Gove）。一个地区的政策环境越鼓励和支持工业信息化，企业所能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便利便越多，企业引进信息技术推动转型升级的资金压力便会降低，越有利于促进工业信息化的实施；此外，政府从经费或人才方面给予企业支持，能够有效促进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本研究采用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表征该变量。

（8）地区协同创新环境（Coop）。企业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平台等掌握着前沿技术，实践需要技术指导、技术需要实践检验，所以需要产学研用相结合。高质量的协同创新可以为工业转型升级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也有利于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开发利用，势必也将影响到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本研究构造了一个“企业-政府-高校-创新产出”协同耦合指数表征该变量。其中，企业方采用规上工业R&D 经费投入表示；政府方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经费支出表示；高校方采用高校教师数表示；创新产出采用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表示。

（9）生产性服务业发展（Serv）。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通过知识、信息技术、创新等要素向工业部门渗透，有利于加速工业转型升级；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使工业价值链各环节间的连接日益紧密，能有效降低环节间协调成本，进而促进工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收益增加。本研究采集各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以及公路货运量3 个指标，综合生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

（10）地区工业基础（Base）。除上述因素以外，地区工业基础亦可能是影响信息化效率的重要因素，毕竟发挥信息化要素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最终要看工业企业本身的基础和支撑能力，一个地区的工业基础越好，其吸收和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越强，工业部门也越有能力和条件推动实现转型升级。本研究采用规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表征该变量。

表4 江苏省信息化效率可能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3.2 影响因素检验及分析

2003—2017 年江苏省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效率值介于0～1 之间，属于典型的受限变量，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容易导致估计有偏。Tobit 模型是对部分连续分布和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提出的计量模型，该模型通过假设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这一额外假设来推导相应的似然函数，能有效解决因变量在某种约束条件下的取值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Tobit 模型对信息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更具说服力。结合影响因素指标和Tobit 模型，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由于没有充足的数据进行条件最大似然估计，因而无法进行固定效应面板Tobit 回归［26］，进而本研究采用发展较为成熟的混合面板Tobit 模型和面板随机Tobit 模型。根据经验做法，选择混合面板Tobit 模型和面板随机Tobit 模型的一般判断依据是：如果LR 检验所对应的P值小于10%，则认为存在个体效应，应采用面板随机Tobit 模型；如果LR 检验所对应的P值大于10%，则选择混合面板Tobit 模型［27］。经检验，本研究回归的LR 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故认为存在个体效应，因此选择随机效应的Tobit 模型。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1）在正式回归之前，对各个影响因素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除工业基础与资本深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之外，其他各影响因素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即其他各影响因素变量之间不存在强相关性，为尽可能消除样本多重共线性影响，将工业基础与资本深化取对数。（2）由于地方政府支持这一变量的政府投入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仅在2003—2005 年有数据可查，因而该影响变量只有3 年的数据可供使用，无法与其他因素变量一起回归，只能单独对其进行Tobit 回归分析。

为对比起见，仍将混合Tobit 回归结果予以呈现，具体如表5、表6 所示。

表5 2003—2017 年江苏省信息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表6 2003—2017 年地方政府支持对江苏省信息化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5、表6 的回归结果可知，F 检验统计量中除所有制结构变量外，其他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大部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结果与预计结果相一致，因此模型的解释力较强，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1）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地区协同创新、工业规模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地方政府支持等6个因素对信息化效率均呈正向影响，表明这些因素的改进或提高均能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其中，政府支持的影响系数最高，次之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即地方政府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每提升1 个单位，信息化支持效率分别提升0.650 9和0.233 1；工业规模结构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也充分说明小微企业是非常具有活力的群体，它们具有高效的信息化运用及资源配置能力，在适应市场和转型升级方面具有机动灵活的独特优势；影响系数相对较小的是地区协同创新与企业人力资本因素，虽然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影响作用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关于地区协同创新的影响偏弱问题，或许与各个地市协同创新的成果更多偏向理论研究，真正落地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成果并不多有关；关于企业人力资本因素影响偏弱问题，或许是由于在推进信息化及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关键技术、高端装备还主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集成服务能力较差，尽管研发人员对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强，但技术创新能力仍然不足，要使信息化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尤其要加强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人才的培养。

（2）市场化水平、资本深化对信息化效率呈负向影响，也即市场化水平与企业人均资本存量越高，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支持效率将会下降。这一结果与经验直觉不符。关于市场化水平负向影响的可能解释是：目前我国私营企业整体核心竞争力不强，它们更多受制于资金、资源、规制的约束，往往比较热衷于当前利益，对具有长期效益的转型升级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也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息化效率的提高；关于资本深化负向影响的可能解释是：虽然人均资本的提高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但人均资本存量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与信息化资本发挥互补作用的那部分资本，如果在增加的人均资本中，其他方面的资本投入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与信息化资本相匹配的资本较少，特别是与之相匹配的机器设备，则信息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25］。

（3）企业所有制对信息化效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正如前文所述，国有控股及集体性质企业具有资金实力雄厚、人力资源集聚和争取资源的成本较低等特点和优势，但企业的活力和进取动力不足；而民营企业的危机意识及市场捕捉能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更具创新意愿和活力。“一正一反”抵消了所有制对信息化效率的影响，因而其作用并不明显。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企业所有制对信息化效率的影响，单独对该影响因素与信息化效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所示，可以看出剔除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所有制对信息化效率实际上是抑制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国有企业在利用信息化促进转型升级方面做得并不够好，需要通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措施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以更好发挥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领作用。

表7 2003—2017 年企业所有制对江苏省信息化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在实证测度江苏省13 个地市2003—2017 年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工业转型升级指数的基础上，利用完全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对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 模型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江苏省工业转型升级的信息化效率普遍较高，13 个地市15 年的效率均值均在0.93以上。其中，南京市的效率均值最高，接下来依序为连云港市、泰州市、南通市、镇江市、扬州市、无锡市、常州市、盐城市、苏州市、徐州市、淮安市、宿迁市。（2）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地区协同创新、工业规模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地方政府支持等6 个因素对信息化效率呈正向影响。其中，政府支持的影响系数最高，达到0.650 9；次之为生产服务业发展，影响系数为0.233 1。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高江苏省信息化效率水平，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积极培养高层次人才。无论是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还是更好发挥信息化的支持效应，最终都要通过人来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正处于起步阶段，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缺乏大量复合型人才，未来将会需要更多同时掌握工业知识和信息技术能力、智能装备应用的相关人才，因此，政府要加大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力度，可以通过在高校和专门技术学校开设新专业、增设相关课程，围绕信息技术与工业发展等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并依托教育培训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等加大对骨干和高素质人才的培训，通过专业培养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专门人才队伍层次。与此同时，要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可利用的人力资本，以适应信息化背景下的工业转型升级要求［28］。

第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为工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工业信息化及转型升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资金更多投入到信息化建设及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上来，通过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和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工业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可以建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工业信息技术开发、智能装备采购及信息化人才培养等。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积极引导金融资金重点向优势企业、高科技企业和高附加值企业倾斜，从而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和高污染企业。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工业欠发达地区提供优惠政策，帮助需要扶持的中小企业注入资金，有效激发它们的“造血功能”和发展活力，共同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努力。

第三，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提升工业国际化水平和层次。一是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提升工业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技术思路的基础上形成工业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二是注重引进基地型大项目，充分发挥外资在企业信息化改造、产业结构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注意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产业范围，鼓励外资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此外，电子商务促进了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流动，应继续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建立更多电商平台，引导电子商务服务业集聚发展，推动工业电子商务普及化、国际化。

第四，加强相关方创新协同，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本研究表明，地区协同创新对信息化支持工业转型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充分运用各类产学研平台及产学研活动，密切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间的联系，通过紧密持续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及其信息化支持。还应注意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中的催化剂作用，为企业提供技术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流，利用信息流动促进创新知识转化和转移，加速科技成果向工业领域转化［29］。在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要采取切实措施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包括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给予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等，特别是要鼓励发展势头较好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按照市场机制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工业的整体水平［30］。

第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能够通过竞争方式调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推动工业企业不断创新。一方面，可以尝试降低国家垄断领域的准入标准，提高市场竞争力，倒逼激发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弱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破制度障碍，使企业在相互竞争与盈利目的驱使下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信息技术利用水平，以此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市场虽有强大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但其市场调节往往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因此在推进信息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还需发挥政府的保障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准确把握信息技术的扩散规律和应用模式，针对不同企业、行业、区域信息化与工业融合发展的基础、阶段和水平差异，加快形成方法科学、机制灵活、政策精准的分类推进体系。

注释：

1）根据经验做法，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区。其中，苏南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5 个地级市；苏中包括南通、扬州、泰州3 个地级市；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 个地级市。

2）美元按年度利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