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融资影响下的企业研发
——以真实和粉饰的经营业绩为结果的分析

蒋 弘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1 研究背景

为了满足自身经营的需要，企业通过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的形式来获取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往往会涉及大量的资金支出，于是，企业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为并购项目融资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就并购融资（M&A financing）对融资后企业研发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后续发展而言，现有文献讨论很少，多数文献对融资行为与企业研发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局限在“两个静态”之下：第一，局限于分析静态的融资结构与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而对融资的具体目的采取忽视的态度，缺乏以事件为基础的类型化研究；第二，局限于只静态化地考察融资行为对企业研发的影响，而未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在企业中的传递问题。显然，上述两点不利于拓展和深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决定机制和作用对象的认识。

研究显示，企业的研发活动与其经营业绩紧密相连［1-2］；而当企业的经营状况欠佳时，企业又会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3］。那么，当企业为并购项目选择融资方式后，这一决定将对融资后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传递并作用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如果经营业绩因此向不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企业是否会采取盈余管理行为？如果企业存在盈余管理，哪种方式能够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在一个统一框架下对并购融资的后续影响以及研发活动、经营业绩、盈余管理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进一步补充和扩展了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有助于相关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将与企业行为相关的多项研究进行有机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洞察企业内在运作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出合理的经营管理建议。于是，本研究对并购融资影响下的企业研发展开分析，并探讨由此形成的真实的和粉饰的企业经营业绩。本研究的特点在于：第一，以并购融资事件为起点，将研发活动、经济增加值动量和盈余管理串联起来，分析事件影响的动态传递过程，打破“两个静态”的局限；第二，以往研究在分析企业研发与盈余管理的联系时，侧重于解释盈余管理动机为何会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将盈余管理行为看作“因”，将企业研发行为当成“果”，而本研究则以并购融资为前提，对企业研发是否最终导致盈余管理进行探讨，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范式；第三，尝试引入经济增加值动量这一指标，对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进行衡量；第四，分别从企业技术背景和行业竞争程度两个方面，对企业研发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细化研究。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针对并购融资在企业研发中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少有涉及，但通过对融资方式特点及其作用进行分析的文献，可以得到一些用于推论的线索。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由于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举债行为会限制企业管理层对自由现金流的支配。尽管这减轻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债权约束也同时限制了企业的高风险投资［4］。企业的研发活动不仅要面对由国家政策、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等要素组成的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且由于该活动的高度专业性，研发人员中会形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造成管理层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地位，较难控制研发过程［5］。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的特征。于是，有研究发现，负债会抑制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6］。与债权融资形成对比的是，股权融资没有定期定量资金支付的强制性要求；而且，通过股权融资引入的优质股东，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因此，股权融资在企业创新中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7］。根据财务危机理论，债务的增加容易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企业采用债权融资方式为并购项目融资，庞大的融资金额所涉及的定期利息支付和未来本金归还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压力，为了避免出现财务危机，企业可能会通过缩减研发开支的方式来储存资金，以备不时之需。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股权融资方式，当企业在并购融资中采用债权融资方式时，后续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减弱。

企业通过研发活动，能够获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从而适应市场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体现在最终产品上就是实现了性能提升、功能增加、外观改进、成本降低等，因此，研发活动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至关重要，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研究证据表明，企业的研发活动与经营业绩具有紧密的联系，如Sougiannis［8］发现，平均而言，研发支出每增加1 美元，企业利润会因此增加2 美元；Eberhart 等［2］的研究也指出，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增加研发投入是一项有益的投资；陈超等［1］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研发投入能够提升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主营业务增长率；杜勇等［9］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研发投入和企业获利能力存在同向增长关系的结论。

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需要庞大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如果研发投入出于某些原因而被迫缩减，研发进度将遭受冲击，结合之前的分析可以判断，企业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这一情况的出现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动机。首先，当管理层激励与考核制度中包含对企业未来盈利、股票持有价值等绩效指标的硬性规定时，出于个人利益目的，管理层储存利润、操纵报告盈余的现象就容易发生［10］。其次，对于需要支付股利的企业而言，管理层会将预期股利水平视作一个重要的盈利门槛，如果企业的盈利水平低于预期的股利水平，管理层倾向于向上调整利润［11］。另外，在面临股票发行、“保牌摘帽”的档口时，企业往往也会通过粉饰报表来增加当期利润［12-13］。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既可以采用通过应计项目的操控来调整报告盈余的应计盈余管理，也可以采用通过正常经营活动的操控来调整报告盈余的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替代。

由于会计信息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受到扭曲，如何识别出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而经济增加值动量由于其独特的属性，被认为是最能够反映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指标［14］。第一，由于脱胎于经济增加值，该指标继承了经济增加值的优点，它以经济学而非会计学作为构建的基础，能够纠正会计上的扭曲，从而更加接近于企业实现的真实价值增值；第二，由于该指标构造特点，追求该指标的最大化不会误导管理层去做一些毫无经济意义的事情；第三，由于该指标是相对指标，具有规模中性，能够在不同大小的企业间进行比较，也方便管理层设定目标；第四，由于该指标反映经济增加值的变化，具有禀赋中性，企业或部门的禀赋差异不会影响相互间的比较，也不会对管理层使用该指标来设定目标和衡量业绩产生干扰；第五，由于该指标会对那些旨在真正改善业务并切实赚取收益的行为作出积极反应，当有利或不利的经营形势出现时，该指标会比其他指标更早地提醒管理层予以注意，从而具备预警的功能；第六，由于该指标在构建时扣除了资本成本，从而内生一个最低目标收益率，使用该指标可以明确判断企业的经营是成功抑或失败。研究显示，相对于传统财务指标，经济增加值动量与企业未来业绩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15］。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当研发投入强度减弱时，企业的经济增加值动量会下降。

H3a：当研发投入强度减弱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会加深；

H3b：当研发投入强度减弱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会加深。

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差距，很多非高新技术企业只希望充当技术追随者而非引领者，缺乏强烈的创新动机，研发投入普遍低于高新技术企业［16-17］。由于非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较弱［16］，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而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进一步打击了其创新能力，加剧了企业的竞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更加恶化，上市公司为了粉饰业绩，很可能采取较大程度的正向盈余管理。当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出创新竞争的特点［18］，而激烈的行业竞争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上市公司的经营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巨额损失，给企业经营业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降低研发投入强度则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大的企业的经营风险，很可能刺激上市公司采取较大程度的正向盈余管理。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相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更容易引发程度较深的盈余管理行为。

H5：相对于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更容易引发程度较深的盈余管理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选取2006—2016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要使用并购融资前后各一年的数据，实际涉及的数据采集区间为2005—2017 年。通过对上市公司融资信息进行筛选，最终得到490 个研究样本。样本筛选方式如下：（1）融资属于债权融资或股权再融资；（2）融资的目的是为了并购目标企业，即要形成吸收合并或控股合并；（3）如果在同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并购融资，且对应的是并购同一家目标企业，那么就选择第一次使用的融资方式进入分析，这是基于重要性原则；（4）如果在同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并购融资，且对应的是并购不同的目标企业，那么就选择融资资金最多的那一次使用的融资方式进入分析，这是基于代表性原则；（5）剔除并购融资方案最终没有执行的上市公司；（6）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7）剔除数据缺失和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为CCER 数据库、RESSET 数据库、CSMAR 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公告。

3.2 变量设计

3.2.1 并购融资方式、研发投入强度、经济增加值动量

对于并购融资方式，采用虚拟变量Debt 来衡量。将并购融资方式划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大类，如果并购融资选择了债权融资方式，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对于研发投入强度，采用“当期研发支出/当期营业收入”来衡量，变量记为RD。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企业当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

对于经济增加值动量，采用“（当期经济增加值—上期经济增加值）/上期营业收入”来衡量［14］，变量记为EVAM。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企业当期的真实经营业绩越好。

3.2.2 盈余管理程度

分别建立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变量AM 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变量RM 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两个变量都是取值越大，表明企业当期上调利润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深。对于应计盈余管理，本文主要基于修正的Jones 模型来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计算总应计利润。计算总应计利润主要有资产负债表法和现金流量表法，但是，当企业存在兼并、收购、资产剥离等活动时，采用资产负债表法得到的总应计利润会出现偏差［19］，于是，本研究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TAi,t为当期总应计利润；NIi,t为当期净利润；CFOi,t为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根据Jones 模型，分年度、分行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系数估计。模型形式如下：

式（2）中：Ai,t-1为上期期末总资产；△REVi,t为当期营业收入变动额，即当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之差；PPEi,t为当期期末固定资产总值；记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得到的系数估计值为

第三，根据修正Jones 模型，使用对应年度及行业的系数估计值，计算样本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模型形式如下：

式（3）中，△RECi,t为当期应收账款净额变动额；式（4）中，NDAi,t为当期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本研究主要基于Roychowdhury 模型来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现金流量模型，分年度、分行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取得残差。模型形式如下：

式（5）中：REVi,t为当期营业收入；残差用于衡量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

其次，根据生产成本模型，分年度、分行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取得残差。模型形式如下：

式（7）中 :PRODi,t为当期营业成本和当期存货变动额之和；△REVi,t-1为上期营业收入变动额；残差用于衡量异常生产成本。

再次，根据酌量性费用模型，分年度、分行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取得残差。模型形式如下：

式（9）中：DISEXPi,t为当期酌量性费用，本研究以当期期间费用代替；REVi,t-1为上期营业收入；残差用于衡量异常酌量性费用。

最后，考虑3 个残差的增减与真实盈余管理现象的联系，计算样本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有研究认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增加、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异常酌量性费用的减少能够反映企业存在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现象［20］。

3.3 回归模型

使用模型式（12）验证H1，模型形式如下：

式（12）中：RD 为研发投入强度；Debt 为并购融资方式；Size 为企业规模；Pro 为盈利能力；Grow为成长能力；OC 为股权集中度；Age 为企业年龄；CI为资本密集度；QR为资产流动性；Ind为行业类型；Time 为所在年度。

为了进一步确认并购融资方式是研发投入强度的“因”，以采用债权融资的样本为处理组（Debt=1时），以采用股权融资的样本为对照组（Debt=0 时），以研发投入强度RD 为结果变量，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1对3近邻匹配方式进行处理效应（也称因果效应）评估。使用模型式（13）验证H2，模型形式如下：

式（13）中：EVAM 为经济增加值动量；Adv为营销支出；LA 为资产专用性。

使用模型式（14）（15）分别验证H3a、H3b、H4和H5，模型形式分别如下：

式（14）中：AM 为应计盈余管理程度；Smooth为收益平滑动机；Loss 为避免亏损动机；SEO 为再融资动机；PR 为产权性质；Gov 为公司治理。

式（15）中，RM 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模型式（12）～（15）中，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了相关研究，定义如表1 所示。在所有模型中，下标t对应的时间是并购融资发生年度，t+1 则对应并购融资发生年度的后1 年。为了识别并购融资影响的传递情况，模型式（13）～（15）中，解释变量RD 与模型式（12）中被解释变量RD 在时间上相互对应。

表1 回归模型的变量定义

表1 （续）

3.4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根据Debt 的频数统计可知，绝大部分样本企业选择了股权融资方式为并购项目融资；RD 的均值在3%左右，中值在2.5%左右，说明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较低；EVAM 的均值和中值都大于0，说明真实经营业绩较好的样本企业占多数；AM 和RM 的均值和中值都大于0，说明整体而言，样本企业进行了调高利润的正向盈余管理。

表2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基本回归结果

为克服异方差问题对回归结果的不良影响，本研究对White 检验发现异方差现象的模型，采用带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并报告White 检验结果；而为克服自相关问题对回归结果的不良影响，对一阶LM 检验发现自相关现象的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并报告一阶LM 检验结果；如果模型既存在异方差又存在自相关现象，则综合应用上述两种方法。为了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报告方差膨胀因子（VIF），VIF 小于10 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于模型式（12）中解释变量Debt 较被解释变量RD 滞后1 期，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而模型式（13）～（15）中解释变量RD 与被解释变量EVAM、AM、RM 同期，为了防止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不良影响，报告模型式（13）～（15）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并且出于稳妥目的，同时采用两步广义矩估计法（GMM）进行估计。在两步GMM 估计中，选择的工具变量为解释变量RD滞后1 期的变量RD（-1）。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常数项以_constant 表示。

模型式（12）回归结果及PSM 评估分别如表3和表4 所示。从表3 的OLS/GLS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并购融资方式变量Debt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采用债权融资方式为并购项目融资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对于采用股权融资方式时会有所减弱。表4 的PSM 评估显示，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值为负数，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并购融资方式是研发投入强度的决定因素，债权融资方式下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低于股权融资方式下的研发投入强度。于是，H1得到验证。另外，OLS/GLS估计结果显示，规模大、股权分散、上市时间短、归属制造业的样本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会更大。企业规模越大，资源就越充足，越有能力进行研发投资；在股权较分散的企业中，大股东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制衡，使得企业的经营决策能够代表大多数股东的利益，由于研发有利于长期股东价值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增加；年轻的上市公司拥有灵活的组织结构和柔性的企业文化，对财富的积累具有执着的追求，愿意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建立竞争优势以追赶和超越同行上面，出于向市场提供高附加值产品的目的，这类企业的研发投入会更高；制造行业的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市场竞争较为激烈，行业中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也就愈发重视研发活动。通过OLS/GLS 估计还可以发现，降低资本密集度、增强资产流动性，对提高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明显的帮助。本研究中，资本密集度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资本密集度越大，表明固定资产占比越大，当企业将大量资金用于获取固定资产时，能够分配给研发部门的资金数量必然变少，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于是减弱；资产流动性越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变现资产以支持研发活动的能力就越强，从而有利于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在OLS/GLS 估计中，所在年度变量Time 的系数显著为正。从2012 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转向稳增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为企业减税费的利好政策，加之这段时期企业为适应新的经济态势而采取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各项措施，共同推动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

表3 样本企业并购融资方式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4 样本企业并购融资方式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的PSM 评估

模型式（13）的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在两种估计下，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如果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减弱，其经济增加值动量也会因此降低，即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会下降，则H2得到验证。表5 还显示，样本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增加值动量，原因可能与规模经济有关。另外，样本企业较高的营销支出和资产专用性对经济增加值动量具有负面影响。营销支出是为了促进销售，但是如果一味增加营销支出，不仅对销售的帮助会越来越小，还浪费了宝贵的现金资源，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提高；资产专用性越强，企业进行资产更新和替换的成本会越高，特别是当企业处于转型时期需要进行战略调整时，过高的资产专用性会带来较大的退出损失，从而影响企业经营业绩。

表5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经济增加值动量关系的回归结果

模型式（14）（15）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6、表7 所示。从表6 和表7 可以看出，在两种估计下，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如果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减弱，企业会采取调高利润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则H3a和H3b得到验证。另外，企业年龄变量Age 的系数在表6 中显著为负，但在表7 中却不显著，说明年轻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而不是真实盈余管理。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年轻的上市公司营收通常不太稳定，有些企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亏损边缘，甚至已经发生实质性亏损，于是这类企业具有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其次，相对于真实盈余管理而言，应计盈余管理一般不会影响现金流，对资源相对紧张的年轻上市公司而言是一种更加合适的盈余管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表6 和表7 中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 的系数显著性和绝对值可以看出，当研发投入强度减弱时，样本企业采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上调利润的情况更为常见，程度也更深。

表6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7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关系的回归结果

4.2 分组回归结果

首先，分别建立企业技术背景分类变量HT 和行业竞争程度分类变量CP。对于变量HT，利用样本企业的企业认定信息，通过分析其中是否明确指出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据此作为划分企业技术背景的依据。如果样本企业具有高新技术背景，HT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对于变量CP，分年度、分行业计算赫芬达尔指数其中Xi为某一年度某一行业中第i 个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X为该年度该行业中全部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之和。HHI 的值越小，说明样本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越激烈。如果样本企业的HHI 小于全部样本的均值时，CP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然后，对模型式（14）（15）进行分组回归（见表8、表9）。限于篇幅，此处只列示OLS/GLS 估计的结果，GMM 估计结果与之相似。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都小于10，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表8 可以看出，样本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在表9 中，样本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都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但是，后者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 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前者。这些结果说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更容易导致程度较深的正向盈余管理，则H4得到验证。

表8 还显示，当行业竞争程度较大时，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当行业竞争程度较小时，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表9 中，无论行业竞争程度是高是低，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都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但是，当行业竞争程度较大时，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 的系数绝对值比行业竞争程度较小时大。这些结果说明，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就越容易导致程度较深的正向盈余管理，则H5得到验证。

表8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关系的OLS/GLS 估计结果

表9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关系的OLS/GLS 估计结果

表9 （续）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分别将盈利能力变量Pro 替换为资产报酬率，将股权集中度变量OC 替换为前5 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将资本密集度变量CI 替换为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将公司治理变量Gov替换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并且，由于2014 年国家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念，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出现调整，因此将所在年度变量Time 的年度划分临界点调整为2014 年。得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支持之前的结论。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对并购融资影响下的企业研发，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真实的和粉饰的经营业绩进行了研究，发现相对于股权融资方式，当样本企业以债权融资方式为并购项目融资时，其后续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减弱，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是会造成经济增加值动量的下降，二是会导致盈余管理程度的加深，而经济增加值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由此可知，并购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削弱了企业经营业绩，并引发了企业调高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研究还显示，样本企业在上述过程中既会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也会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但是真实盈余管理更为常见且程度更深；如果样本企业属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较大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减弱更容易引发程度较深的盈余管理行为。

本研究给出的启示是：第一，具有研发需求的企业在为并购项目融资时应慎重选择融资方式。尽管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获取一些关键的资源，但当并购项目需要外部融资支持时，债权融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因为该方式产生的债权约束增大了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可能迫使企业在未来以缩减研发开支的方式来储存资金；当企业的研发活动受研发资金稳定性不足的影响而出现进度放缓甚至中止时，企业的竞争力必然遭受重挫，外在表现就是经营业绩的下滑。从样本企业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超过80%的企业都避免采用债权融资，显然企业也意识到了该方式会带来的问题。由此，国内上市公司中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第二，如果企业是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对于股东、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而言，需要特别关注并购债权融资事件，因为该事件的发生很可能释放出企业在未来会进行盈余管理的信号。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大，所以站在这两类企业的角度，盈余管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但是，由于盈余管理扭曲了会计信息，会对股东、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产生误导，所以不应得到提倡。那么，如何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呢？一方面是在有效发现盈余管理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惩戒。显然，有相当数量的股东、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并不掌握专业化的盈余管理分析知识和手段，急需一种相对简单的盈余管理识别方法。而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经济增加值动量指标为这一方法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将传统财务指标的变动趋势与经济增加值动量的变动趋势进行对比，如果前者平稳发展或向上波动，而后者却呈现下滑态势，很可能表明企业受事件的影响而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则是需要促进企业寻求自我突破和改变。对于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来说，可以考虑设立研发专项基金和科研奖励基金，并尽力获得政府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上对研发活动的支持，企业先从投入少、周期短的小幅度创新研发做起，或者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研发，逐步积累研发经验，提升创新能力，建立竞争优势；对于身处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来说，可以考虑以多元化经营、业务强制转型等方式进入竞争尚不充分的新行业，或者深耕所在行业的某些细分市场，通过在新行业中形成规模化优势或在细分市场中形成专业化优势，为潜在进入者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降低因过度竞争产生的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