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知识治理对合作绩效的影响

丁 源，奚晓容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1 研究背景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市场的动荡和各类风险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通过合作抓住海外市场机遇也十分令人困惑，因此海外情报工作十分必要，但个别企业的能力毕竟有限，情报合作则成为企业弥补自身能力不足、规避风险、把握机遇的重要途径。目前，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被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商业情报之外，海外市场中还存在着大量非直接竞争性情报，例如风险情报、与潜在合作活动有关的情报等等，这些领域均存在着很大的合作价值空间和外部经济性。

情报的合作远不止交换信息那么简单。从长远来看，通过情报合作共同提升对海外市场的理解，把握重要情报知识才是关键。钱学森［1］早在20 世纪就将情报工作归纳为搜集知识和激活知识两个环节。可见，情报具有知识属性，情报工作以知识活动为基础。知识本身高度复杂，具有默会性、分散性、嵌入性和公共物品属性等特征［2］。知识主体的有限理性，使其参与知识活动的认知和动机受到内外部多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主体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在多主体参与的情报合作中，外部环境、知识特性、知识主体行为3 种因素共同影响着知识活动过程，因此企业情报合作绩效难以获得保障。

过去关于情报合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竞争情报的交换与共享，学者们对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团队协作等多种竞争情报合作形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情报合作共享的动因与前提条件、总体框架以及运行模式。有学者在竞争情报之外开始关注海外风险情报的合作活动，如丁源等［3］从市场结构、合作行为和合作绩效等方面着手对海外风险情报合作进行内在解析。可见，现有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情报独占”的传统理念，揭示了情报合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情报合作通过汇集多个主体的力量共同开展情报工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此外，已有研究指出，知识共享对不同发展阶段下情报联盟网络竞争优势的获取十分重要［4］，以知识为基础的治理机制能够协调合作关系、优化知识活动效益［5］，正式将知识治理引入了情报分析领域。知识治理通过良好的治理机制作用于情报合作，可持续有效提高情报合作绩效，如Nooteboom［6］指出知识交换治理有利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的整合与共同生产，从而达成有效合作；Grandori［7］认为知识治理能够促进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交往，有利于维持合作。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组织的知识认知会受到其以往实践经历的影响［8］，因此，治理机制的运行在多次重复合作中基于先前的经验会形成路径依赖，继而合作伙伴之间会达成合作共识与行为默契，最终成为合作惯例持续作用于合作过程。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内部的惯例差异对合作中的关系机制具有削弱作用，而合作惯例的形成能够积极促进企业间知识的存储与传递，减少冲突，实现企业间的良好互动，推动合作进程，带来更高的合作绩效［9-11］。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从知识治理视角切入对情报合作进行了研究，并对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仍有不足：一方面，通过良好的知识治理来影响情报合作活动、提高情报合作绩效的研究十分有限，且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实证；另一方面，对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缺少深入探讨，虽然已经关注到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但是关注合作惯例在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鲜见。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探究企业海外情报合作过程中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知识治理是在承认多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对各知识主体的责、权、利进行合理配置，以最优化企业间的知识活动，确保企业情报合作实践获得成功的机制；随着治理机制对责、权、利的对等分配与集中安排被合作企业理解并认可，各主体在多次合作过程中将逐渐产生默契与共识，并最终成为合作惯例；而合作惯例能够持续影响企业的合作活动，对于合作企业间知识的共享、合作关系的协调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12］。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将知识治理、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纳入同一框架，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相关假设，对涉及海外情报合作的多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并分析调查数据以验证假设，以期揭示企业间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相关理论内涵，并对涉及海外情报合作的企业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知识治理

“知识治理”一词最早由Grandori［7］提出，被认为是对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知识转移、共享和整合的治理，通过多种治理机制来协调知识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最优化知识活动的过程。后续学者就知识治理机制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如Zyngier等［13］指出，知识治理是通过对各主体的责权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审查、规制、监督和修正知识管理的过程；Schroeder 等［14］从治理的基本含义出发，认为知识治理的机制设计旨在分配主体责权，促进各主体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和创造主体行为一致性；王健友［8］将知识治理界定为，企业知识活动中与权力和资源配置有关的组织机制和组织过程。综上，知识治理是通过对拥有知识资源的人和组织进行责、权、利的合理安排，以促进知识在组织内外的传递、共享、整合与创造的机制。

优化知识活动的目标要求知识治理机制具有效率，效率取向的知识治理机制设计可通过责、权、利的集中来实现。在海外情报合作背景下，将责、权、利集中于情报合作企业中拥有关键知识资源的主体，可使其在战略制定、行动安排、流程监控等环节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以实现快速决策、高效合作。要使得知识治理机制被所有情报合作企业接受并长期作用于实践，需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通过制度安排，对等分配各企业在情报合作过程中承担并享有的责、权、利，平衡知识资源强势企业与弱势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关系，使知识治理机制长久、稳定运行。基于此，本研究参考Ding等［15］197-203对知识治理的维度划分，将知识治理分为知识治理对等性和知识治理集中度两个维度。

2.2 知识治理与合作绩效

Ganesan［16］提出合作绩效分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者可分别从短期利润获取和长期关系建立着手进行研究。可见作为企业情报合作活动效应的体现，情报合作绩效的评判需要将阶段性的合作结果与长期性的合作行为相结合。知识创造是衡量企业海外情报合作阶段性结果的重要指标。基于多方知识资源的汇集与知识活动流程的优化，情报合作企业根据所获得的新情报知识，能够准确预测市场趋势，以供参与合作各方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海外风险和机遇。此外，情报合作的敏感性使得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尤为脆弱，合作的长期维持十分重要［3］，因此，本研究将体现合作行为稳定和长期合作倾向的合作意愿作为衡量企业情报合作绩效的另一维度。

情报具有知识属性，其内核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组成，显、隐性知识之间相互作用和转化可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识创造循环［17］。但是，隐性知识的共享往往因为知识的不易披露和刻意隐藏而困难重重［18］，极大阻碍了企业情报合作中新知识的创造。良好的知识治理能够有效协调各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激励知识共享、促进知识转化，最终提高合作绩效。

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一方面可以有效约束企业情报合作行为，减少因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责、权、利的对等分配也有助于情报合作企业之间消除猜忌和顾虑，建立信任关系，坚定合作意愿。信任的产生可帮助企业维持合作，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与长久，同时也能够激励各主体分享知识和经验，企业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可有效促进知识在合作网络中流动。在企业的海外情报合作中，海外市场的环境动荡、企业内部的战略调整与情报的特殊性，使得企业间合作网络容易受到冲击，而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可有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海外情报合作网络，推动项目合作多样化与深入化；此外，企业间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也有利于促进情报信息在网络中流通，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创造。

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使得拥有关键知识资源的强势企业能够在情报合作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责、权、利的集中，鼓励资源强势企业积极投身到情报合作之中，主动分享其内部知识，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转化与利用，可有效避免因知识隐藏导致的信息资源浪费现象，提高情报合作企业的整体知识水平，促进知识创造；此外，这部分资源强势企业往往被认为具备更强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变化，获取关键信息，因此在合作过程中这类企业更易获得其合作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并且可以有效引导合作活动开展，协调企业间的矛盾和冲突，提升工作效率，提高情报合作绩效。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能够推动合作活动快速、高效开展，使得情报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情报知识价值最大化，最终提高合作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知识治理与合作惯例

合作惯例是在重复合作过程中，各成员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联合行为模式。Pentland 等［19］提出的语法模型认为，惯例包括规则及其所指向的实际行动。其后，Feldman 等［9］提出的内生发展模型认为组织惯例包括形式面（规则、共识、规范）、执行面（具体行动模式）和载体3 个部分。本研究结合宋晶等［20］研究中的维度构建，将合作惯例分为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两个维度。行为默契是情报合作企业在实践中面临相似问题时，参考以往合作经验采取的具有高度一致性、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行为模式；规范共识是在情报合作中逐渐形成的、合作企业均认同与理解的潜在运行程序和行为规范，对具体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目前，学者们分别从组织个体层面与合作网络层面对合作惯例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知识资源被认为是组织个体层面影响合作惯例形成的关键因素，如Blume等［21］在研究组织惯例对团队协同的影响作用时，将惯例定义为具有分布式知识的多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模式；Boyce［22］认为网络中的知识在网络惯例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协调组织间沟通与交流。知识的分散性与嵌入性使得知识兼具静态与动态特征。知识主体在进行与知识分享、知识创造等有关的各项决策时，往往因为组织内外多变的知识情境面临不确定性，使得行动者倾向于接纳潜在规则，采取惯例化行动，以保障工作顺利进行；而知识治理则通过合理分配各合作主体享有的责、权、利，在合作网络层面促进惯例的形成。

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有利于减少企业合作中“搭便车”的行为，营造彼此信赖、和谐轻松的合作氛围；良好的合作氛围使得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积极沟通、相互配合、共同学习知识和经验，逐渐形成行为默契与共有的工作规范，并在长久合作中固定下来，成为合作惯例指导后续实践活动。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赋予知识资源强势企业更多的责、权、利，而责、权、利集中使得这类企业拥有较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其在高效开展合作的同时能够强力引导和约束其他合作企业的行为，推动共有行动模式和规范共识的建立；企业影响力的存在使其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可，企业的工作理念和行为也更易被接纳和效仿，无形中促进合作惯例的形成。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各主体的工作认知与合作行为持续受到治理机制的影响作用，在重复合作中会逐步稳定并最终形成跨组织的合作惯例，以指导实践活动稳定开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对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对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4 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

对于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早已作出相关研究，如，Zollo 等［10］指出战略联盟中基于知识积累的跨组织惯例可以通过促进信息收集与交流协调合作过程，继而提高联盟绩效；常红锦等［23］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的研究表明，网络惯例的存在能够协调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有利于维持企业间关系并推动企业合作的稳定发展，提高合作效率；卢艳秋等［24］在研究网络惯例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合理的网络惯例有利于降低组织间的交流成本和协调成本，促进有效沟通，保障组织间合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合作惯例的形成可以有效存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并在组织成员使用知识和开展知识合作的过程中将知识进行转化与传递，促进组织间知识的整合与创造，推动合作创新，提高企业合作绩效［25］。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合作惯例的形成意味着各主体间存在行为默契和潜在规范共识，企业在合作中采取的一致性行为模式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情报合作关系，维持情报网络有序、高效运行，保障情报合作意愿的快速达成。企业通过相互间潜在的规范共识，可有效降低商议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有助于隐性知识在合作成员间快速共享与整合，最终促进关键情报知识的创造。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 合作惯例的中介作用

良好的知识治理能够对合作企业的责、权、利进行合理配置，有效缓解知识的复杂性对知识活动造成的阻碍，进而提高合作绩效。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可制度化约束企业合作行为，以有效抑制各合作主体的投机倾向，激励知识共享、促进知识创造；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能够协调企业间冲突，保障情报决策的快速与可靠，推动企业合作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与脆弱的合作关系使得合作惯例的作用尤为关键，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共同影响合作绩效，可有效协调企业间差异，促进知识交流，维持并稳定情报合作关系，促使情报合作网络高效运行。知识是影响惯例形成的重要因素，知识治理通过对各合作主体的责、权、利进行对等与集中安排，影响知识活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随着治理机制发挥积极效应并被合作企业认同，企业在具体的情报合作实践中将基于路径依赖逐渐产生共有程序和规则，构成行为默契，最终成为合作惯例，持续作用于情报合作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就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和合作绩效3 个构念构建关系模型，认为知识治理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可以通过合作惯例这一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6：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对等性影响企业情报合作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H7：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集中度影响企业情报合作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其中知识治理对等性简称为“知识治理-对等”，知识治理集中度简称为“知识治理-集中”。

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广泛的文献阅读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并且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以收集数据和建议，对问卷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对问卷内容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开展正式调研活动。主要调查对象为拥有海外业务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实地发放、邮件传输和网络在线发放等方式展开调查。考虑到样本数据获取的便捷性和原始性，以及需要调查对象满足具有海外业务这一基本条件，样本企业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东莞等城市，涉及通信设备、机械制造、金融投资、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248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2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8.8%。其中，就企业性质而言，国有企业占37.2%，民营企业占41.3%，外资企业占12.4%，中外合资企业占9.1%；就企业人数规模而言，500 人及以下的企业占27.3%，501～5 000 人的企业占32.2%，5 000 人以上的企业占40.5%；就企业成立年限而言，5 年及以上企业占44.6%。问卷填写对象中，性别方面，男性占61.2%，女性占38.8%；年龄方面，20～30 岁者占27.3%，＞30～40 岁者占47.1%，40 岁以上者占25.6%；工作年限方面，5 年及以上工作时长者占39.7%。

3.2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本研究中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研究标准，对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合作绩效3 个主要概念的测量均基于国内外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背景和目的进行修整，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对变量进行评价。

（1）知识治理。知识治理的测量主要参考了Zyngier 等［13］的研究成果，结合Ding［15］197-203提出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和集中度的维度划分，通过知识治理-对等和知识治理-集中两个维度共6 个题项进行测量。知识治理-对等包括：合作产生的潜在风险和利益安排基本对等（DD1）、合作活动中的责任和权力安排基本对等（DD2）、合作方大都认可责、权、利对等的观念（DD3）；知识治理-集中包括：合作产生的潜在风险和利益主要由部分知识资源强势者承担（JZ1）、合作活动中的责任和权力主要由部分知识资源强势者承担（JZ2）、合作方大都认可责、权、利集中于强势者的观念（JZ3）。

（2）合作惯例。合作惯例的测量主要参考了Zollo 等［10］、Lavie 等［11］、常红锦等［26］的研究成果，分为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两个维度，分别设计5 个题项和4 个题项。在使用因子分析法做降维处理后，根据分析结果使用4 个题项对合作惯例进行测量，包括：合作方相互学习和参考工作方式、方法和原则（GL1）；持久合作使得企业间相互理解，能达成很多行为上的默契（GL2）；合作过程中一些潜在“游戏规则”逐步形成并深化（GL3）；这些“游戏规则”影响了后续活动开展（GL4）。

（3）合作绩效。合作绩效的测量主要参考了Nonaka 等［27］、Perkmann 等［28］、刘群慧等［29］、梁娟等［30］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背景，从知识创造和合作意愿两个维度共6 个题项进行测量。知识创造包括：经验和知识在合作方之间传播并吸收（CZ1），经验知识能被形成书面资料并继续完善（CZ2），书面资料结合读者自身理解能够被转化为新知识（CZ3）；合作意愿包括：合作方愿意长久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YY1），合作方愿意共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YY2），合作方达成长期合作愿景（YY3）。

此外，在研究模型中，由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可能影响问卷统计结果，因而将之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与Amos24.0结构方程软件对量表各项指标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如表1 和表2 所示。就量表信度而言，各量表的克朗巴赫值（Cronbach’sα）在0.748～0.911之间，均大于0.7，可见本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CR 值在0.753～0.912之间，均大于0.7，通过了信度检验。就量表效度而言，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两方面进行度量，如表1 显示，所有变量的各题项标准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平均方差提取值AVE 均大于0.5，说明量表的聚合效度检验通过；如表2 显示，各变量的AVE 平方根值在0.711～0.880 之间，均大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值，可见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表2 变量效度检验结果

4.2 模型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回归分析法探究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P＜0.010）、0.198（P＜0.050），企业年龄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39（P＜0.010）、0.353（P＜0.001），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水平。由此可知，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成立年限越长，企业海外情报合作绩效越高。

为了深入分析知识治理、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的关系，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根据理论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Amos24.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运算。

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2 所示，模型整体的适配度指标为：χ2/df=1.087，IFI=0.991，TLI=0.989，CFI=0.991，RMSEA=0.027。其 中，χ2/df 值 小 于2，IFI、TLI、CFI 均大于0.9，RMSEA 小于0.05，各项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可以进行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图2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影响合作绩效的模型拟合结果

（1）直接效应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由图2 和表3 可见，知识治理-对等对知识创造（β=0.307，P＜0.010）和合作意愿（β=0.326，P＜0.010）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通过验证；知识治理-集中对知识创造（β=0.286，P＜0.010）和合作意愿（β=0.270，P＜0.010）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2通过验证；知识治理-对等（β=0.406，P＜0.001）与知识治理-集中（β=0.367，P＜0.001）正向影响合作惯例，假设H3和H4通过验证；合作惯例对知识创造（β=0.440，P＜0.001）和合作意愿（β=0.440，P＜0.001）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5通过验证。

表3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影响合作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表3 （续）

（2）中介效应分析。因Sobel 检验法的使用需要基于统计量的正态假设，且需要大样本，在实际操作中所获得的结果常常不够准确，所以学者们多建议使用Bootstrap 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认为这种方法更具有效力［31］。因此，本研究使用Amos24.0 软件，采用Bootstrap 方法进行模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在进行2 000 次的Bootstrap 重复抽样后，在95%的置信区间(CI)下，偏差校正法（Bias-Corrected）和分位数法（Percentile）两种方法的上、下置信限运算结果如表4 所示。其中，知识治理-对等对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对等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治理-集中对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集中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假设H6、H7通过验证。

表4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合作惯例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5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为背景，从知识治理对等性和知识治理集中度两个维度探讨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作用，并研究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与合作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对121家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进行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知识治理有助于企业海外情报合作绩效提高。良好的知识治理水平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准则，通过对等与集中相结合的机制安排长久发挥效力，持续优化知识活动，促进知识流通，多主体参与的情报合作因此能够破除天然的知识资源流动壁垒，为情报知识的创造带来新的价值源。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在企业资源中最具战略重要性［32］，企业间多种形式的知识合作能够使知识得到更充分利用、创造更大的价值。本研究对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可投射至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合作中去，对组织间知识网络效益的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学者Zollo 等［10］、Blume 等［21］分析跨组织惯例积极影响合作绩效的观点一致。合作惯例的存在实际反映了合作企业对于某种共有的行为逻辑与价值观的认同，继而形成了默契与规范，这种认同来自企业间良好的知识治理，治理机制对于情报合作绩效的正面作用使得合作企业认可彼此的价值，并将这种默契与规范长期应用于实践活动，最终固化为合作惯例，因此，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影响情报合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此结论揭示了知识治理作用于企业情报合作绩效的路径，对企业海外情报合作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如下：首先，区别于传统情报工作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情报合作的开放性为情报知识的创造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尽管已有少数学者认识到情报合作的重要性，并从知识共享、知识转化等角度对情报合作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但大都集中在知识活动的局部环节，而本研究从知识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从机制层面探究如何提高情报合作绩效，为后续学者研究情报合作及其绩效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情报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探究如何通过组织结构设计和治理机制选择来有效促进知识在组织内外流动和创新，而本研究则基于企业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着手，在Zyngier 等［13］从知识主体责权配置角度对知识治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知识治理的概念内涵，并提出相应的构念加以测度，丰富了知识治理相关理论。最后，知识治理的跨学科特性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范式，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概念起源、理论梳理、机制设计等方面，关于知识治理效能的研究较少，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治理机制对知识活动，包括知识共享、转移、创造等环节的直接影响，对于知识治理优化知识活动的中间路径缺少更为深入的探讨，而本研究将合作惯例纳入理论模型，实证探究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路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知识治理对组织活动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组织间这一层面上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效应机制。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在海外市场开拓和发展业务的企业提供了如下启示：首先，海外风险信息与竞争情报来源复杂、难以掌握，企业通过多方情报合作快速收集和整理市场情报，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应对潜在风险，是保持发展优势的理想选择。其次，企业管理者应该正确理解知识治理的内涵，创建完善的治理机制。知识治理对各合作主体之间知识活动、合作意愿的影响是长期性的，需要合作企业在实践中将责、权、利的对等和集中分配落实到企业合作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运营机制等多个方面，以持续推动知识创造，保持稳定合作关系，最终提高情报合作绩效。最后，企业管理者需正视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的积极作用，在海外情报合作过程中积极引导建立合作惯例、推动形成行为默契，达成合作规范共识，以最终促进情报合作绩效的提高。

5.4 未来研究建议

海外情报的特征及海外情报活动的特征可能因行业和地区差异而不同，本研究没有刻意区分行业和地区差异，这方面可能存在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有望形成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从而对相关理论作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