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

[摘要]推行儒学教育是中央王朝为加强土司地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土司地区的教育发展和文化融合。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就是要以学科综合视域、文化深层研究的思路研究各民族的文化。以现代学科理念，统以综合视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文化间的思维、精神、艺术层面的深度沟通。如此，既能注意到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又能跨越时、空、类的局限，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视域中彰显多彩，符合文化本身的特质。源远流长、植根心灵的文化阐释，更容易激发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多学科综合视野的理性思考，是激发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有效学术途径。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和融合的现代学科视域下理性审视，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性关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综合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土司;儒学教育;现代学科视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085-08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近代康区民族间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转型问题研究”（2015SYB36）、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川康民族地区国家治理政策研究”（2019SYB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丙华（1974-），男，汉族，山东滨州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历史与文化。四川 成都 610041

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情况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或就一个时代而总论，或据一方土司而分析，且多认为其对维护中央王朝在土司地区的统治及当地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①其中，我们发现关于儒学教育的效果，一方面多从中央王朝的角度关照，而忽略了当地情实，比如，方志中关于儒学教育的效果记载“向穆儒雅”“士皆彬雅”“渐漬文明之化”（《黔志》）等等，论者遂据以谓之儒学教育有重塑当地民俗之效。这往往为地方缙绅文饰之辞，不可浑然全纳。另外，土司地区的土风民俗，如音乐、建筑、信仰、饮食、节日等亦非全赖推行儒学教育而成。如过伟《土家族文化与民族的新解读》一文中提及土家族的土风民俗有上古源流，有土著自然，也有文化交融，非常复杂，须有辨析。[1]一方面谈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时，往往缺少对碰撞、交流的过程的探讨。这里所谓碰撞，是指儒学教育推行中对当地民俗的误解和土司地区的民俗文化对儒学教化的排斥。这是需要个案研究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泛泛称赞儒学教育对当地文化的推进，也不能对土风民俗一概称赞。②本文在学界土司儒学教育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土司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和价值的角度，就推行儒学教育的效果、推行过程中的文化碰撞以及对现代民俗文化研究的启发等问题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的现代学科视域下的理性审视，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性关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效果看中央王朝推行的主要目的

推行儒学教育是中央王朝为加强土司地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儒学教育的形式分官学、书院和社学。其中社学于明代开始逐渐普及，鼓励民间子弟入学读书，这种儒学教育的平民化和基础普及，无疑是一种应当称道的积极措施。[2]但是从土司制度的本质和土司统治阶层利益的角度看，社学儒学教育的范围、教育内容和目的及其真实效果，我们也需要谨慎审视，而不能无限夸大其文化传播的效果。比如，土官土司往往为了保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有限制土民读书的情况。[3]至于官学和书院，则是局限于土官子弟，也就是土司的上层精英。如明代政府规定，土司土官及其子弟也可以进国子监进行深造，强制土司应袭子弟读书。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规定土司“不入学者，不准承袭。”[4]中央王朝在土司社会上层强制推行儒学教育，其目的是让土司土官及其子弟通过学习，接受儒家伦理，浸染朝廷礼仪制度，逐渐符合朝廷规范，以巩固中央王朝在土司地区的统治。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儒家教育在土司地区推行的效果。一是儒家伦理的教化颇有成效。如播州地区的忠孝观念已深入人心，土司对中央王朝也极为敬畏。杨价告诫子孙：“吾家自唐守播，杨氏累世格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堕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5]杨氏土官家族，在行动上也确实服从朝廷调遣，注重文治教化。又如世居武陵山区的土家人女性贞洁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渐进过程。土司时期的土家族区域的方志中都列有《列女传》示意对守贞女性的旌表，对土家社会女性加以垂范和教导。这其实是土家上层接受儒家伦理，儒化后的土家上层又转而对土家社会进行儒化的一种反映。[2]又如在凉山地区彝族俗语和民歌中也反映了对儒家伦理的接受。“土司残暴百姓逃，土司礼节从此丢。”（《玛木特依》）论者认为，凉山彝族土司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自己的行为和礼节都极为重视。统治残酷会使得自己的百姓得不到庇护从而迫使百姓逃亡，土司的礼节和名声都会一落千丈。[6]“兹莫管辖处，人们循其礼。”（《尔比尔吉》）论者认为，这反映了土司行为与礼节的扩散性影响。[6]“土司礼节”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究一种森严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也会加强土司统治社会的相对安稳。土司统治秩序本身就存在等级，儒家的伦理秩序则会强化其稳定，这也当时土司上层先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后来却主动接受儒学教育的一个原因。无论是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还是土司地区本身的统治，儒学教育都起到了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王朝推行儒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儒学教育的效果，还反映在土司文化对中央王朝的模仿。唐崖土司城是明清时期鄂西山地城市营造的典范之作，其营城理念既体现了土家族民族聚落的特色，又充分反映了汉文化传统的影响。唐崖本属于古蛮夷之地，楚蜀边陲，中央王朝因其“锁匙荆襄，屏翰重夔”的形势，非常重视对其统辖。明代以来中央朝廷对土官的承袭、贡役、军事的征调都更为严格。唐崖土司城的营造就充分反映了土司对中央王朝“正统”范式的追慕和仿效。[7]从土司城的遗迹看，王城的“仿象”是全方位的。选址背山面水，坐西朝东，背依玄武山，东临唐崖河，左望青龙，右仰白虎，山脉与河流以曲线将城池揽入怀中，形成一种有力的旋状图式。论者认为，这种选址和规划“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宗法族群的巨大内聚力，以及强宗大姓外向辐射的扩张力。”[7]衙署区是整个城址的核心，围绕衙署区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的聚落布局，体现了对“铸城以卫君”的仿象。另外，王城还体现了“阴阳”“天圆地方”的理念，衙署与聚落呈等级森严之排布，也是体现了对“政治权威”的模仿。[7]唐崖土司城营造理念对汉文化的接受，充分体了对中央王朝的追慕和模仿，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中央推行儒学教育的效果。

我们不否认，甚至要肯定中央王朝推行儒学教育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文人学子，③推进了土司地区的教育发展，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平民教育。但是，中央王朝推行儒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统治，土司上层接受和推行儒学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从推行儒学教育的效果看，在儒家伦理的教化、土司对中央王朝的模仿以及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促进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积极意义。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造过程来看，从文化深层的角度说来，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基础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对中央王朝推行儒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的认识，可以促使我们继续探究推行儒学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更应当进一步思考，儒学教育推行的态度及过程，与土司地区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碰撞、交流的，而不是仅仅从“汉化”的角度谈文化融合。④如此，我们对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的探究，是深入探究儒学教育的必然审视环节。

二、土司地区推行儒学过程中的文化碰撞

土司制度的实质是“以夷制夷”，中央王朝对土司土官也是“蛮夷”视之。[8]综观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以及三代王朝与四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华夏与四夷间有分化、有融合，有冲突、有交流。在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之下，文化的交融则是最為深刻、持久的推动力量。春秋以降，“华夷之辩”中，孔子一面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一方面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并且提出了以文明、野蛮区分华夷，从而引申出华夷可以转化的观念。孔子提出的华夷观念，正是看到了文化的深层意义，同时也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认识民族融合。中央王朝对土司乃至土司地区的文化视为“蛮夷”之事，无疑会伤害两者的关系。在推行儒学教育的过程中，除了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伦理秩序灌输，还有一种文化优越的歧视。

嘉靖元年佥事周愚，巡历云南寻甸府，提出“教以化民，刑以弼教，滇民不惟不知教而崇尚异端，以害吾正。”[9]周愚所谓“异端”即所谓“淫祀”“淫祠”之类。这在中原汉族地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禁毁淫祀、淫祠，在历代政府都有过严厉的禁令，甚至出现过很多过激的清理行为。禁毁淫祀、淫祠是“官方以权力推进文明，以凸显国家的权力独占，确立与强化国家与社会秩序的象征性事件。”[10]256而所谓“文明”，以现代理念审视，是一种被传统和历史构建起来，得到政治权力认同的，关乎社会秩序的规则。[10]254民间的神祇和巫术，在“文明”的扩张中，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到道德和伦理的秩序中。当年巡视云南的佥事周愚，见到当地民俗“好淫祠”的现象，下令毁淫祠，改立社学，决心“以夏变夷，黜邪崇正”。无疑，这正是中原王朝加强社会秩序思维在土司地区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接触如果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一些沉潜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遭遇误伤。无论中原，还是土司地区，一些所谓“淫祀”的民俗文化中确实存在乌烟瘴气的成分，是需要清理和疏导的，但更需要在理性的认识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干预。

然而，土司地区的“淫祠”与中原有相同处，更有不同者。相同处如疗病、驱邪、婚丧、节庆中的巫术。有些神祇是共通的，反映了上古文化的遗传，更能说明在远古时期民族文化的相通和融合。而不同处，两者祭祀的神祇多不一样。土司民族地区的神祇丰富多样，反映了本族人的图腾、宗教、英雄以及族源问题。从中我们会发现当地民族对天地的敬畏，对英雄的崇拜，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绝不能一概以“淫祀”视之的。

土司地区少数民族民俗中保存有大量而丰富的古老文化。如苗族的枫树崇拜，“枫生人”的传说，就与远古的兵主帝王蚩尤有关。传说蚩尤战死解州，血生枫树，故枫叶如血色。据沈括《梦溪笔谈》载：“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可见苗族的崇拜保存了远古的文化信息。像这样的民俗在土司地区非常丰富，如以“淫祀”视之进而黜之，实质上不仅是一种对古老文化的误解和摧折，更是对相同文化之源的忽略。随着文明的演进，我们以现代学科理念审视，这些民俗反而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

另外，还有一些土司地区的民俗风情，虽然并未被视为“淫祀”，但也不符合中原汉文化的儒家伦理。比如土家族土司地区男女并不避嫌，自由交往，以对歌而定情。史志等官方观念，往往以儒家伦理为纲评判世俗风情，描述为：“以歌为奸淫之媒”“伦理俱废，风化难堪”⑤。其实，这些民俗风情尚未被儒家伦理浸染，颇为自然而有朴野之美。又如至今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竹竿舞（又叫“跳柴”“打柴”），持长杆贴近地面开合摆动，男女列队按节奏返跳过竹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族、瑶族、壮族、佤族、苗族、黎族、畲族等都流行，在一些民族中用于祭祀活动，而其源头当与男女风情有关。这种舞蹈的源头则是古老的“畯田之舞”[11]75，在田畯的指挥下，农事男女相践踏于畎亩之中，摧折荡平荒草，以效仿姜嫄当年履帝武敏，以祈农事丰收，子孙藩衍。[12]169至今，竹竿舞仍然具有成就男女婚恋的作用，依然是舞动在西南地区的一道风情画卷。

在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碰撞”，其中一些行为显然属于简单粗暴而单向的灌输，而非浸染性教育和双方的沟通交流，如上述对颇具野风而内含上古礼乐文化的民俗的摧折。这些民俗遗存的上古巫文化和男女风情，实际上很多体现的就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在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中就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理性认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践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因此，我们需正视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碰撞，还原其历史情实，如此才能够探究历史过程中的真实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在这种思路下，更有利于就具体的文化个案，寻绎深层的文化脉理。深层的文化探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上，也需要综合的大文化视野。

三、现代学科综合视域下的土司地区儒学教育

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值得肯定的是社学的推广开启了土司社会全民教育的良好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也催生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误解处，也是我们必须谨慎审视的问题。土司制度“以其故俗治”，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习惯法、军事等方面，客观上也对当地的民俗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以现代理念看来，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难免，融合亦非是以一方的优势、一方的消亡为目的和结果，而是体现在双方的尊重和理解，从文化的深处互相学习。通过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启发我们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基础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决定了深入研究需要现代学科的综合视域。

以现代学科理念进行思考，以综合视域为统摄，既注意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原生态，又能跨越时、空、类的局限，更符合文化本身的特质。成臻铭先生说：“土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是一门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行政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行为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整合下的专门学。”[13]对土司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其实也是应该依托以上学科的成就，以综合的思路面对具体的问题。成先生还说：“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政治性、多樣性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13]土司地区民族文化同样具有多元性、原生性等特点，进行综合学科的融会贯通是一种适当的研究理念。有学者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论土司文化，认为文化生态是“多元文化互相碰撞、互相渗透又相互促进的文化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各种文化既各有特点、相互独立，又互相碰撞、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形成一种互生、竞生、共生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14]我们认为，要深入研究和保护土司文化，也需要从综合生态的角度审视土司文化。这需要建立在现代学科理念的基础上，且要尽量综合各学科的思路，抱以尊重、交流、学习和共生的态度，对土司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现在的有些民族文化与许多其他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现象一样，其中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充分条件。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是要去推演其中的因果律和必要条件，以期于启发对现实的思考。

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要力求走进文化的深处。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化中存在大量丰富、深刻内涵的文明信息，需要扩展视域，拓宽思路，进行深入思考。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尊重，这也是交流的重要前提。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实例得到启发。

很多民族神祇崇拜中，体现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甚至理性思考。如纳西族认为万物起源是由宇宙间的真假、虚实、白黑、声气等物状相互感应，经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转化后产生的。传说先生出白鸡黑鸡，然后鸡生出白蛋黑蛋，蛋孵出天神和地魔。然后九兄弟开天，七姐妹劈地。经历了洪水浩劫之后，人间英雄利恩与天神的后代衬红哺育了纳西族的后代。（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他们的民族史诗中关于万物起源与人类繁衍的传说反映了一种天人之际的思考。又如土家族以虎为图腾，其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在惊蛰日要举行盛大的“赶白虎”祭祀活动。[15]据《后汉书·南蛮传》载，土家族的君长廪君死后，魂魄世世为白虎。据考证，在汉族关于月神家族的神话里，在月宫里居住着老虎。月相又称月魄，土家君长死后化为白虎，两者应当是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代表月神家族的老虎，其实就是夸父，反映的是天文历法闰月的情实。[12]178土家族以节气的祭祀活动与农耕生产相联系，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天文历法观念。以上文化案例都是古代各民族对“天人之际”的思考，需要民俗学、天文历法、生态学以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视野下的探究。其中很多文化意象在上古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也从中可以看出各民族在源头上的文化血脉交融。

少数民族艺术中，体现着顺应自然的野朴美，反映了与苦难作斗争的英勇精神和文明因素。土家族在土司统治的特殊环境中，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土家族音乐文化。其内容涉及祭祀、风俗、劳动、战争，集歌、舞、乐于一体，节奏和旋律来源于日常生活，尤其民间音乐又深受汉文化影响。[16]土家族音乐节奏的明快，与高山大川的生活息息相关。土家族音乐的内容，从族源到山川，从英雄到男女，在叙事和表演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又如，西南少数民族社会药王信仰盛行，药王的神话传说在各民族是多元的，药王或是祖先、或是英雄，情节也是丰富多彩。药王祭祀往往与民俗节日融合，反映药王崇拜和祭祀的“药王戏”也品目繁多、颇具地域和民族特色。[17]西南少数民族的“药王”文化，也反映了各民族适应自然的智慧，体现着科学的文明因素。艺术的性灵相通、文明相互激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和成就的深厚土壤。以艺术、医学、生态乃至哲学的视野综合探究其中的文化脉理，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多维融合。

各民族中都有很多民俗反映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体现的是一种深度民族融合。我们如果不是深入研究，在一些看似怪异的民俗中，可能会忽略一些民族交往的历史。古代中原人有一个关于仡佬族的“讹传”，即“两目直生”，又传为“竖目”⑥。其实，仡佬族有竖棺埋葬的习俗，“棺”又有“木”的别名，遂至讹误。北魏有一将军名傅竖眼，《魏书》及《北史》皆有传。当时到益州的巡抚官吏污蔑仡佬人的“天性暴乱”[18]，以掩盖统治者明目张胆掠仡佬为奴的罪恶行径。而傅竖眼将军却注意与仡佬人的友好往来，因而深得仡佬人的爱戴。于是，傅竖眼的名字与仡佬人紧密相系。仡佬人的“竖棺”埋葬风俗，向“竖目”讹传的过程中，曾隐藏着一段傅将军与仡佬人间的友好交往。[19]由此文化案例可见，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会以民俗文化的方式融入生活，走进历史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铸过程中的宝贵资源。

以上案例说明，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中民族文化交流的理性审视，需要在现代学科综合视域下进行深入思考。这也启发了我们对各民族文化的研究，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应当是一种思维、精神、艺术层面的深度沟通。在这一高度的统摄下，五彩斑斓的文化现象、民俗形态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魅力，因而也都值得尊重。真正的文化交流，才会有深度的民族融合。只有多学科参与的理性审视，才能探究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深度沟通。

四、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理性审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中华民族文化在源头上就是血脉相通，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不断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諧共生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深层次认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度沟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因此，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也就是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的丰厚资源的理性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而造就

从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效果来看，土司地区的伦理教化、对中原王朝的模仿以及当地的文化教育都体现了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积极意义。比如上文谈到的唐崖土司城对中央王朝宫殿全方位的模仿，其“‘仿象的心理和本质在于文化的认同和接受。”[6]雕刻的内容也大量采自汉文化题材，如舜耕南山、渔樵耕读，而雕刻的技法显然出自民间匠人，稚拙质朴手法也反映了文化的融合。土司地区民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本源相通，演变过程中又相互交融等，无不说明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以及认同中的文化融合。

土司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本土性中往往蕴含着文化的交融。上文论及，土家族以虎为图腾的民俗与汉族传统文化中的月亮观念是相通的。“赶白虎”的祭祀和土司君长魂魄化虎观念，体现的是月亮观念的本土性;土家族与汉族对虎、月的观念都与魂魄相关，反映的是文化的交融和相通。又如上文谈到的竹竿舞，在西南少数民族流传为充满男女风情的竹竿舞;在汉族则演变为青梅竹马的风俗，两者源自相同的古风。虽然在后世的演变中，表现的形式具有了变化，但其中的风神则反映了融合的一致性。当我们在当地互相交流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新奇感，这是形式演变的原因;我们更是会感受到一种亲切感，这是文化共通的深刻性使然。从这种文化认同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体现了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反映了多元的文化所蕴含的相通根源。也就是说，在土司地区儒学教育中出现的文化融合，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融为一体的文化交融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的研究我们看到，土司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本土性、多样性，同时又具有融合性、传统性。这是一种“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其“多元”所呈现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交融过程。

这样的民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造就而成。费孝通先生说：“中华民族认同有长远的历史渊源。”[21]123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意象在上古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源头上的文化血脉的交融和相通。这种源远流长、植根心灵的文化融合，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当然更容易激发各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对各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就是民族文化的深度沟通

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触碰，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文化交融是推动民族融合、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深刻和持久的力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和根本，而对文化的深度研究和认知则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只有对文化的深度研究，才能真正深刻的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融合中形成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意涵是抽象的，但内容很丰富，并且可以细微的具象呈现出来。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文化涉及到历史渊源、仪式符号、风土人情、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阐释与说明。[22]比如我们就是在苗族的枫树崇拜细节中看到了在上古时代就相通的文化融合。各民族的天地神祇反映了相通的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念，天文、医学、技艺、艺术上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等多领域、诸层面上，其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与其间反映的相通的文化内核、心理，以及各自的独特魅力，都需要用现代学科综合视域下进行理性的研究。古代各民族对“天人之际”的思考，需要民俗学、天文历法、生态学以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视野下的探究。另外，文化的内核以及文化交融的过程有时是沉潜在丰富资料之中的，这也是需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严谨的考证。要之，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交融性进行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然后才能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体系。

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应当是一种思维、精神、艺术层面的深度沟通。在这一高度的统摄下，五彩斑斓的文化现象、民俗形态才能呈现其独立的价值和魅力，体现出学术意义的尊重。对各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是促成民族尊重、民族团结的学术保证。对各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既是尊重，更是相互理解。在相互理解中达成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理性审视则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桥梁。

总之，对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过程的审视，可以看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的相互折射，也能看到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鉴照和吸收。对各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是民族文化深度沟通，也正是在文化的纵深视野中更能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历史的根脉、现实的需求和未来的期许在深度的沟通中点点滴滴融会贯通。

无论是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还是土司地区本身的统治，儒学教育都起到了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儒学教育的推行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值得肯定的是社学的推广开启了土司社会全民教育的良好态势。土司地区人民对儒学的一定程度的接受，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我们也需要正视的是，在推行儒学教育的过程中，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伦理秩序强行灌输，伴随着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误伤。通过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可以启发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以现代学科理念，统以综合视域，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文化间的一种思维、精神、艺术层面的深度沟通。多学科综合视野的理性思考，是激发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有效学术途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学术实践。

注释：

①就一时代综论如：彭寿清、李良品《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就一地区而论如：陈季君《播州土司教育探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6，（2）;孟群红《彝族土司在传播和推广儒家文化中的作用》，《毕节学院学报》，2009，（3）。

②如：黄秀英《论儒家学校教育与巴人——土家社会的儒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0）。文章论述了巴人——土家社会的儒化过程，只是论述儒学推行的过程，没有涉及土家社会的本身文化，也没有涉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③学者对土司上层文士的论述颇多，如赵秀丽，《论“文学世家”容美田氏家族成因》，《民族文学研究》，2012（6）。

④一些史志描述儒学教育的效果，便是往往从“汉化”的角度概而论之，需谨慎待之。如“民不喜争，士皆彬雅”（郭子章《黔记》）;“俗尚朴实，敦重礼教，士秀而文，民知务本。”（谢东山撰修《嘉靖贵州通志》）。

⑤《永顺府志》卷十，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⑥宋代人朱辅的《溪蛮丛笑》，云：“竖眼仡佬，仡佬蛮之尤怪者，两目直生。”清代陆次云的《洞溪纤志》则又剿袭朱辅，而改“竖眼”为“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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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