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冯喜珍 郭玉丹 姬梦璇

(山西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现代文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1 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升级与发展，手机已受到越来越多手机持有者的青睐，他们发现自己被“手机依赖”困扰，已经离不开这个“爱物儿”。对于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大学生来说，手机已成为一些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伴侣”，一些学生每天睡觉前和早上起床前最离不开的也是手机，没有手机便感觉浑身不自在。手机依赖是指个体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用手机而产生的过度依赖感，进而造成其生理、心理和交流等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行为状态[1]。研究表明，大学生不仅是广泛使用手机媒介的群体，也是手机依赖频发的重要群体[2]。手机依赖对大学生个人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人际交往能力弱化、缺乏积极主动精神等[3]。已有对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如情绪、认知、无聊感、生命意义感、自我概念清晰性、时间管理倾向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对手机的依赖。但研究也表明手机依赖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应该从多因素整合作用的角度探究手机依赖的作用机制。

一些经常感到无聊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已有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表明无聊倾向能够导致各种不良行为，如抑郁孤僻、沉迷网络、过量进食、手机依赖等[4]。大学生经常会感到无聊，比如拿着手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越刷手机越无聊，即使这样，仍一刻都无法离开手机。从心理学角度讲，无聊倾向是个体由于无法体验到一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时，造成内外部刺激缺乏产生的一系列负性情绪状态，具有乏味无趣、注意力游离和内驱力缺失等特点[5]。由此可见，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等不良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大学生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那么，在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哪些变量影响两者的关系？这些变量之间又有什么作用机制呢?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面对挫折环境或者压力时所使用的认知方式[6]。资源保护理论认为人们会利用自己得到的资源尽可能应对压力，适应环境[7]。无聊倾向的个体面对新情境时，更可能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此外，研究表明,无聊倾向高的个体对新刺激的敏感性较低，而且思维呆板迟钝[8]，这使得无聊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对可能变化的情境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已有研究也表明,应对方式和手机依赖[9]、网络成瘾[10]等行为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假设：消极应对方式在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知觉到的关于个人自我概念内容、属性等自我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程度[11]，体现了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个体对自我了解的清晰程度越高，自我发展水平相对越好。Cambell等人的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12]。已有研究也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个体的自我调控能力、生活事件的解释以及压力应对方式等有影响，能够有效缓冲无聊倾向对个体应对方式的影响[13][14]。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越能更好地应对压力事件，减少问题性行为的产生[15]。因此，本研究假设：大学生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的直接预测效应及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均会受到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通过寻找两者的中介和调节变量来说明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从而进一步厘清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手机，培养健康、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图1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及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500名在校大学生并对其发放问卷进行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480份，有效回收率96%。

2.2 研究工具

2.2.1 无聊倾向问卷

采用华南师范大学黄时华(2010)等人翻译修订的大学生无聊倾向性问卷对大学生无聊倾向进行施测，分为内部刺激维度(自控力、创造力)和外部刺激维度(单调性、约束性、孤独感和紧张感)两部分[16]。该问卷共30个题目，采取1-7七点计分，得分越髙表示无聊倾向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83，信效度良好。

2.2.2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熊婕和周宗奎(2010)编制的手机依赖量表对大学生手机依赖进行施测，量表包括社交抚慰、心境改变、戒断症状和突显行为四个维度[17]。该量表由16道题目组成，采取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74，信效度良好。

2.2.3 消极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进行施测，问卷包括积极和消极两种应对方式，根据本研究对消极应对方式定义，仅采用其中消极应对方式维度题目[18]。该维度包括7道题目，采取0-3四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越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6，信效度良好。

2.2.4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采用 Campbell 等人(1996)编制、刘庆奇等人翻译修订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以12 个项目来测量个体对自我的了解程度[19]。该量表采取1-4四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2，信效度良好。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有7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主因子可以解释34.23%(低于40%的临界值)的变异量，因此共同方法偏差的差异不显著。

3.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无聊倾向、消极应对方式和手机依赖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无聊倾向、消极应对方式、手机依赖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分析(n=480)

3.3 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SPSS 宏中的Model4，在控制性别、年级的情况下对消极应对方式在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从表2、表3可以看出，无聊倾向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76，t=20.73，p<0.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后，无聊倾向依然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β=0.60，t=11.31，p<0.001)。无聊倾向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β=0.012，t=21.02，p<0.001)，而消极应对方式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13.82，t=4.14，p<0.001)。此外，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影响的直接效应及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3)，表明无聊倾向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手机依赖，而且能够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预测手机依赖，该直接效应(0.60)和中介效应(0.16)分别占总效应(0.76)的78.79%、21.21%。

表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表

其次，采用SPSS宏中的Model8，在控制性别、年级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从表4、表5可以看出，将自我概念清晰性放入模型后，无聊倾向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乘积项对手机依赖及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均显著(手机依赖：β=-0.24，t=-8.02，p<0.01；消极应对方式：β=0.001，t=- 2.51，p<0.05)，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不仅能够在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起到无聊倾向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通过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见图 2、图3)，由图2可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较低(M-1SD)的被试，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80，t=14.53，p<0.001；而对于自我概念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虽然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0.30，t=4.70，p<0.001，表明随着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逐渐降低(见表5)。由图3可知，自我概念水平较低(M-1SD)的被试，无聊倾向对消极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13，t=19.32，p<0.001；而对于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虽然无聊倾向也会对消极应对方式产生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10，t=10.36，p<0.001，但随着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无聊倾向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逐渐降低。此外，在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三个水平上，消极应对方式在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也呈降低趋势(表5)，即随着被试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无聊倾向通过影响大学生的消极应对方式进而诱发其手机依赖的作用越小。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5 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不同水平上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图2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无聊倾向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调节作用

4 分析与讨论

4.1 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无聊倾向越高，越容易产生手机依赖，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0]。大学生无聊倾向的发生受内在和外在两部分因素的影响。当个体的内在动机低下，生活缺乏意义时，很容易将其所处的环境知觉为单调重复的刺激并更加希望获得大量新异刺激，一般会通过注意转移或其他情绪宣泄方法来降低当前的负性情绪，手机正好满足了个体寻求环境与自身需求的平衡需求。智能手机犹如藏宝盒，功能丰富，趣味众多，在丰富大学生生活的同时，也让他们打发了很多无聊、孤寂以及闲散的碎片时间。处于无聊状态的个体通常会为了减轻痛苦的感受、缓解焦虑情绪或者逃避现实压力，表现出成瘾倾向或依赖行为。相对而言，大学生由于内在动机和创造自我活动能力的缺失，易产生无聊倾向，而无聊倾向又可能会增大自我损耗，减弱对后续行为的自我抑制和应对执行能力，进而很容易产生较高的手机依赖。因此，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念，提高时间使用效率，统筹安排学习娱乐时间，灵活利用碎片时间。在学习之余，合理规划业余生活，多参加一些学校举办的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我，丰富生活内容，进而减少手机依赖。

4.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无聊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亦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手机依赖。有无聊倾向的大学生更易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导致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该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观点[21]。自我防卫机制理论指出，为了保持内心平衡，当个体受到消极情绪影响时，更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22]，可见消极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显著相关。无聊倾向的个体在面对生活情境中的困难或者大量空闲时间不知如何支配的情况下，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缓解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由于空闲时间多且不能合理规划，更容易将自己的无聊等负面情绪宣泄到手机中，进而引发手机依赖。消极应对方式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23]。资源保护理论指出，个体具有建立并保护重要资源的动机[7]。无聊倾向高的个体对于生活满意度会更低[24]，为了维护本来较少的资源，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如幻想、逃避)来面对现实困扰的可能性更高，手机便捷带来的轻松愉悦使之更容易产生依赖。因此，无聊倾向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消极应对方式，进而影响手机依赖。基于此，大学生应充分有弹性地合理安排、规划自己的时间，尽量减少无聊倾向的产生。当产生无聊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时，提高自我情绪调节和管理能力，可以通过自我放松法、系统脱敏法等心理方法，也可以通过运动或其他娱乐方式等积极应对方式调整自身消极情绪从而满足自身内在需求，避免手机依赖。

4.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不仅调节大学生无聊倾向和手机依赖的直接关系，而且调节“无聊倾向—消极应对方式—手机依赖”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这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变化(加速或延缓)会影响无聊倾向与消极应对方式及手机依赖的关系。

具体而言，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相比，无聊倾向对手机依赖的直接预测效应对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加显著。该结果表明，手机依赖产生机制存在个体差异，也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是其他因素导致个体产生不良行为的保护性因素，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25]。无聊倾向所诱发的消极情绪是手机依赖产生的重要诱因[26]，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在困境中较少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从而减少手机依赖等消极应对方式。其次，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有更明确的生活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27]，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行为，抵制手机诱惑，保证目标顺利进行。因此，自我概念清晰性能够缓解无聊倾向所导致的手机依赖。

此外，研究发现，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相比，无聊倾向对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的消极应对方式影响较大，容易导致手机依赖的产生。以往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能够帮助个体抵御外界影响[28]。无聊倾向会影响个体对于现有资源的调控分配，进一步对环境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29]。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能够调控认知，更好地分配资源，减少无聊倾向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进而降低对手机的依赖。因此，无聊倾向更容易影响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产生消极应对方式，并进一步导致手机依赖。

因此，对于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不同的大学生来说，应该加强自我概念的发展，多角度、多层次地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在明确自我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角色定位，如坚持一定的学习计划或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以积极方式灵活应对多变的环境刺激，从而有效减少手机依赖。

5 结论

大学生无聊倾向不仅能直接预测手机依赖，也可以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手机依赖，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越高，越容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缓解对手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