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科技工作为什么能自立自强？

文/邢怀滨

革命战争时期，从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是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而且基本上处于敌人的“围剿”、进攻和严密封锁中。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一面进行军事斗争，一面进行生产建设，通过设立医院、创建工厂、开荒兴农、发展文化教育、吸引人才等措施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军事工业、农业和工业生产、文化艺术、教育和科技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创建和发展，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领导的经济社会事业，不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也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自立自强发展的史诗般的壮丽篇章。

“在这奇迹的创造中，科学技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战争的需要、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正如武衡同志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炼铁、机器装备、基本化学、材料、燃料、轻工日用品等基本自给的工业体系（虽然是简陋的），选育推广了农作物良种，提高了农业耕作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在群众中普及了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而在这奇迹的创造中，科学技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相较于对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发展的总结宣传，关于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情况，尽管也有一些总结和研究，总体上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科技工作涌现出了大量攻克难题、自主发明创造的事迹，不仅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当前和未来也具有重要启发。

军工领域。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苏区时期，红军在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兵工厂，广大技术人员通过刻苦学习，开展技术攻关，大胆创新，从最初只能生产冷兵器和土兵器，发展到能生产手榴弹、子弹、炸弹、地雷、手枪、冲锋枪、迫击炮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相继建立了兵工一厂（机器厂）、兵工二厂（造枪厂）、兵工三厂（迫击炮弹厂）、兵工四厂（火炸药化工厂），自行设计制造武器，生产所需的各类机器装备，自行研制生产三酸、硝化甘油炸药等，突破了众多技术难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工制造技术体系。即使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科技人员也通过刻苦钻研取得了技术突破。例如，为满足通信需要，电讯材料厂的技术人员就地取材，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自制出了收、发报机用的基本合格的可变电容器。再如，胶东解放区电器厂经过反复试验，通过对花生壳进行氯化铵浸泡、干馏等工艺得到活性炭，用活性炭替代二氧化锰制造出了干电池，在性能、寿命方面都超过了当时的二氧化锰干电池。

医药卫生领域。为满足军队和人民群众医疗卫生需要，党领导医药科技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医学研究和药物创制，并创办卫校和医科大学、药科学校等，培养医药专业人才。例如，井冈山红军医院在被严密封锁、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利用当地的中草药资源，自制感冒丸、伤风止咳丸、抗疟丸、赤痢丸、止血散等，许多常见病用这些土方基本能治好。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成立技术研究会，经过反复研究，该厂“可以自制硫酸钠、安福消肿膏、煮棉花、丸丹、八桂丹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科技人员在延安地区开展了“吐黄水病”的调查研究、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针灸、改善营养研究等，研究制造中西药百余种。血清疫苗研制是典型案例之一。1946年冬，医药科研人员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伤寒、副伤寒混合菌种、牛痘苗及破伤风菌种分离的研制工作。在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的研制过程中，既没有菌种，也没有资料和设备条件，科研人员通过从破伤风病人深部化脓的伤口中以及马粪中采样，经过多次培养分离，终于找到菌种。然后利用瓷板漏斗、打气筒、细铁管、酒瓶等自制疫苗毒素培养、过滤、采血、血清过滤等所需要的装置，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完成了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的研制任务，不断扩大生产，为增强部队战斗力作出了贡献。毛主席为此发来贺电：“前方消灭敌人一个旅，打了一个大胜仗。你们在后方研制成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也等于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大鼓舞了指战员英勇杀敌的士气。”

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教育家徐特立同志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图为徐特立在延安，摄于1937年夏天（新华社发）

农业领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苏区时期就开始大力推广农田水利技术、施肥技术、植棉技术等，并创办农事试验场和研究所，开展培育良种、改良土壤等研究试验，还成立了一所农业学校。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了增产粮食，除了扩大耕地面积外，都设立了农业试验所、试验场等，其中1939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光华农场是农业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的示范性农场，设有农艺、园艺、畜牧兽医等科研组。农业科技人员在选育和培养农业优良品种、改进栽培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光华农场从几十个谷种中进行试验选种，最后判定狼尾谷品种长势最好、产量最高，具有穗长而粗、秆硬、颗粒大、产量高等优点，不怕虫害、抗谷螟性强、小穗毛长不怕雀啄，且抗倒伏、耐旱。该品种推广后，使全边区平均增产10%左右。光华农场还选育了金皇后玉米、新黑豆、新黄豆等优良品种，在马铃薯、蔬菜、瓜果等选种育种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为了提高棉花产量，农业科技人员在延长、延川等县，试验研究种植棉花，摸索总结出诸如整枝、打杈、早打顶芽、合理中耕施肥、防治蚜虫等一套促棉花早熟的栽培技术，提高了棉花的单产。

工业领域。苏区时期，除了军需工业外，党和政府还着手建立了钨砂、煤炭、造纸、纺织等工业，创建了许多矿场和工厂，并颁布《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等制度，对研究生产技术、设立技术研究组等进行了明确规定。熬硝盐是这一时期科技工作的一大成就。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药品等物资十分紧缺。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苏区军民开展了熬硝盐运动，并成立了熬硝盐研究会。起初由于缺少技术，群众在硝土提炼中粗心大意，熬出的硝盐质量不过关，曾出现过硝盐中毒事件。后经技术人员认真研究，在原料的提取、制作加工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硝盐。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轻工、日用化工、机械、陶瓷玻璃、炼铁、石油等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技成果。例如，为满足大量的印刷和学习用纸需求，科技人员在边区用各种野生植物做试验，最后发现当地的马兰草适合作为造纸原料。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研究，并不断改进造纸工艺，成功制造出了马兰草纸，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马兰草纸的生产，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书报和办公、学习需要。朱德同志曾赋诗赞颂道：“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研制马兰草纸的技术人员华寿俊和造纸工人们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再如，为了研制装运各种针药的玻璃器具，负责人林华同志在不知道怎么制造玻璃、也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刻苦自学，向补锅匠、瓷窑工人等各种专业工作者求教，经过反复试验、分析，结合理论探讨，终于制成了耐高温、不易破裂的坩埚，解决了烧制玻璃的坩埚难题，接着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克服原料困难问题，并相继攻克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等技术难关，经过无数不眠之夜，将玻璃研制成功，不但能把玻璃制成管材、瓶子、灯罩、针药管、试验器皿等，还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器皿的玻璃厂。

类似的科技成果不胜枚举。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科技工作尽管水平在当时并不领先，但富于创造性地、因地制宜地满足了战争和生产生活的需求，有力支撑了前方战场，打破了敌人妄图以经济封锁扼杀革命的企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应当说，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包括科技在内的经济社会的自立自强发展，构成了军事斗争、民主运动之外的第三条战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科技自立自强？

在被严密封锁、物质资源极其贫乏、没有科技基础的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和为什么能够做到自立自强地发展经济社会，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了科技事业呢？

第一，信念、思想和战略。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明确的纲领和长远眼光，也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从而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努力找到应对困难和建设发展之策并付诸行动。根据地和解放区科技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来自战争对武器装备的直接需求以及医疗卫生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党对于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早在1928年就专门论述了武装割据的经济问题，1933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他明确提出，“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1935年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思想，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1939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大规模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军民吃饭穿衣都无法保障。面对困境，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并陆续对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经济的思想和策略进行了深刻论述。1940年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和条件，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掀起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党的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社会功能有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朱德同志也指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在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对技术工作给予特别重视，于1941年发布《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同时，党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制定了专门的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1939年党中央发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等，并给予知识分子优厚的待遇。可见，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科技人才的传统。

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同志对于党领导科技事业的艰巨任务和使命有着深刻论述，他指出，边区“近二三年来虽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但在极狭小的地区，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友军的封锁，因而科学人才来此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需要自力更生，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历史表明，党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深刻把握了战争、经济与科技的关系，将经济建设作为领导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立自强地发展科技和社会经济，这是一项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群众路线和科技人员忘我奉献。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军队要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后来在古田会议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并贯彻执行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通过土地改革、兴建民用工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普及科学知识等，帮助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不断改善生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民团结一心，汇聚出强大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例如，为了帮助提供军工生产所需的原料和器材，人民群众想尽办法甚至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废铁、弹片，到河边刮碱土熬硝；他们把自己仅有的铜器、铜钱和银元等提供给军工厂。可以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党在当时是难以生存的，更谈不上夺取革命的胜利。往昔如此，今朝亦如是。

广大科技人员和科技干部的忘我奉献精神是这一时期党的科技事业得以创立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例如，苏区官田兵工厂大部分工人都是农民出身，没有技术基础，但他们迎难而上，刻苦钻研技术，提出了“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口号，全厂上下掀起了学习技术热潮，工厂的技术大大进步了。官田兵工厂厂长吴汉杰，为了攻克技术难题，常常和工人们一起吃在工厂，睡在炉旁，工作一干就是几天几夜，忍着病痛坚持组织生产。再如，1939年年初成立八路军制药厂，成立三个月，制成中西药40余种，“各种药品效力显著，有几种药品，比市面上售卖的还优良。时间只有三个月，就有这样好的成绩，主要的是由于全厂同志的努力。他们为了完成预定的计划，常常工作终日，直到晚间10点钟才睡觉，星期日仍然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中，每天仍规定有3小时的学习，1小时政治课，讨论会在休息时间举行。最近成立药剂班，由胡博士兼任教育主任，课程有防毒学、化验学和制造术。”这一时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科技英模人物和事迹，为我国科技事业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习仲勋同志在为《延安时代科技史》一书作的序中说：“翻开这本书，我的眼前浮现了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和科技人员战斗在荒山野岭、矿区、工厂、农村的生动景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社会经济和科技工作自立自强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诠释。

第三，因地制宜和勇于发明创造。在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党领导科技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科技工作要紧紧围绕军事斗争和生产生活迫切需要，即科技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徐特立同志对此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阐述：“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我们不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1948年9月，东北工业部王首道部长也指出，我们的科学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不是学院式的研究，也不是不要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科技事业主要集中在军工、医药、农业、日用工业领域，这些正是当时所急需的。在科技工作的具体内容上，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建立全面的科技体系，而是遇到什么难题就去解决什么难题，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都是实践问题驱动的，并采取了有组织的研究方式。这一科技发展策略，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也符合科技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科技工作方面的自觉运用。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项科技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方式。广大科技人员敢于创新，大胆试验，打破常规技术路线，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延安自然科学院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理工科高等学府，但往往连必要的试验材料和设备都没有，物理化学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动物、矿物、植物的典型标本也极其有限；边区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己动手制造了“制图仪器”“地球仪”“实用天平”“医用切片机”“周边视野镜”“血球沉降仪”“牛角听诊器”以及“纺织车”“日晷”等教学仪器和科研工具；没有动、植物标本，就在野外考察中收集研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涌现出许多就地取材大胆创新成功的案例。例如，当时很多药品都是在当地采集中草药用土方自制而成的，许多常见病都能治好。再如，生产手榴弹、地雷等需要大量的雷管，而边区缺汞，科技人员便研究以雷银代替，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研究成功。雷银的大量生产，扭转了我军火药生产的被动局面，不仅满足了正规部队需要，还供应了民兵需要。用雷银代替雷汞的大胆设想和勇敢实践，在世界武器生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灰生铁的炼成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根据地生产的白生铁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作为制造枪炮的原料，而需要质软、可加工的灰生铁。按照书本上所说，将焦炭（我们改用木炭）、矿石、石灰石（溶剂）交互倾入炼铁炉，就可炼出灰生铁。但是科技人员起初这样做了，只能炼出白生铁；为了炼制出灰生铁，科技人员不用石灰石作溶剂，而是先后改用石英、火泥、粗砂石、细砂石，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炼出了灰生铁。

对于当时科技工作这种因地制宜的特征，聂荣臻同志1942年12月在晋察冀军区卫生会议上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评价白求恩大夫到中国后在医疗方式上的转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这样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他指出要依靠“边区科学家”，他们能在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解决问题，“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因地制宜、敢于创新的实践，体现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表明了科技创新可采取替代技术路线的可能性，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

1939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光华农场是农业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的示范性农场，设有农艺、园艺、畜牧兽医等科研组，图为光华农场技术员向农民介绍生产经验

“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除上述三方面主要原因外，外部援助也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最早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由国内进步人士和新西兰人艾黎等倡议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根据地和解放区争取了国际援助，运送了国外捐来的机器设备、医疗器材、药品、科学仪器和捐款，并援助边区建立了难民纺织厂、振华造纸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等；许多国外医务工作者，包括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安德华博士率领的援华医疗队、朝鲜的方禹镛大夫、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德国的米勒大夫等先后来到延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红十字会等国内外进步团体、个人都赠送过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外部援助虽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当时可谓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关于外部援助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总之，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科技工作自立自强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在何种艰苦条件下，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有科技人员的自强不息，有上下一心的众志成城，无论在军事斗争中，还是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场上，这样的党和人民都将无往而不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延安时代科技史》、邱若宏《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等资料，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