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文/韩昕儒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2015—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站稳1.3万亿斤台阶，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2014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量一直保持在1亿吨以上，2020年达到1.43亿吨的新高。因此，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稻谷、小麦和玉米：追求基本自给

从生产情况来看，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69亿吨（13390亿斤）。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为2.12亿吨、1.34亿吨和2.61亿吨。2020年，水稻产量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省（2663.5万吨）、湖南省（2611.5万吨）和江西省（2048.3万吨）；小麦产量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河南省（3741.8万吨）、山东省（2552.9万吨）和安徽省（1656.9万吨）；玉米产量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省（3939.8万吨）、吉林省（3045.3万吨）和内蒙古自治区（2722.3万吨）。

从贸易情况来看，我国水稻和小麦两大口粮始终保持国内自给、进口调剂的态势，玉米作为重要谷物、第一大粮食作物和主要饲料粮也维持了较高的自给率水平。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我国对三大谷物均实行进口关税配额制度（三大谷物配额内关税为1%，配额外关税为65%）。2021年，大米进口配额为532万吨，小麦为963.6万吨，玉米为720万吨。正常情况下，我国三大谷物的进口量一般不会超过进口配额。

大米和小麦的进口主要是对优质品种的补充与调剂，例如东南亚香米、北美优质高筋小麦等，以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我国大米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是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柬埔寨，小麦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和法国。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我国大米的出口量在9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

2013—2020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单位：万吨）

2017—2020年，我国玉米进口量从283万吨增至1130万吨，2020年的增长尤为明显。玉米的进口原因相对复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外价格差因素。2007—2016年，为了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在东北地区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但在国际玉米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仍保持玉米临时收储价格的逐年提升，导致产量、库存量与进口量“三量”齐增的矛盾现象。2016年之后，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玉米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实现接轨，国内外价格差已保持在合理范围。二是玉米替代品的贸易政策。玉米、大麦、高粱是主要能量饲料，玉米大麦和高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由于玉米进口存在配额，大麦和高粱的关税分别只有3%和2%，我国每年进口800万吨左右的大麦和400万吨左右的高粱。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发展，我国在近几年曾对美国高粱和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大麦和高粱进口成本的上升也导致玉米进口量的增加。三是生猪生产形势。玉米是主要的猪饲料，玉米需求量与生猪生产形势密切相关。受“猪周期”下行、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和一些地方不当禁养限养等因素影响，2019年全国生猪产能大幅下滑，玉米需求量也相应减少。随着生猪产能的迅速恢复，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也大幅增长。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玉米进口量达到了1130万吨的历史高峰。目前，我国玉米的主要进口来源已经从美国转为乌克兰。2019年，我国从乌克兰进口了414万吨玉米，占进口总量的86%。

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其他粮食产量之和为粮食产量。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年和2020年大豆产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官网新闻报道）

大豆：长期大量进口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产量和出口量曾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市场对植物油和豆粕的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开始成为大豆净进口国。目前，我国大豆年需求量约1.2亿吨，但国内大豆年产量仅约2000万吨，1亿吨左右的产需缺口须通过国际市场弥补。

我国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以及安徽、河南等地。由于产量低、效益差，我国大豆产量从2004年的1740万吨降至2012年的1237万吨。随着大豆振兴计划的实施，近两年，我国大豆产量呈明显的快速恢复趋势，2020年达到1960万吨。

由于科研投入长期不足，我国大豆单产水平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与美国、阿根廷、巴西等主要大豆生产国的单产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从绝对数量来看，2017年我国大豆亩产247.2斤，远低于370斤的全球平均亩产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与2000年的水平相比，2017年巴西大豆单产增长了40.5%，美国增长了28.8%，我国仅增长了8.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植物油和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大豆年需求量从2001年的2900万吨快速增至2020年的1.2亿吨，大豆进口量从21世纪初的1000万吨快速增至2020年的1亿吨。由于国际市场上能大量出口大豆的国家仅有巴西、美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我国大豆进口集中度非常高。中美经贸摩擦以来，我国增加了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的数量。2017年，我国分别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5093万吨、3286万吨和658万吨大豆；2019年，我国分别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5767万吨、1694万吨和879万吨大豆。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我国对大豆国际产业链的掌控力仍有待提高。在加工领域，由于国产大豆缺乏市场竞争力，我国放开大豆进口市场以后，外资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对原料采购的优势进军油脂加工业，致使外国独资、控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国内企业加工份额逐渐减少。在贸易领域，国际大豆贸易基本被四大跨国粮商控制。在定价权领域，大豆价格形成中心为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导，市场信息中心则为美国农业部掌控。

生猪生产：止降回升

所谓猪粮安天下。除了粮食，猪肉也是直接影响我国民生的农产品。2018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随后的半年内，辽宁、河南、江苏和浙江等27个省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约100万头生猪被扑杀。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同比持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全国生猪存栏31041万头，同比下降27.5%；全年生猪出栏54419万头，同比下降21.6%；猪肉产量4255万吨，同比下降21.3%。存栏、出栏和猪肉产量同比降幅均创近40年以来最大值。

随着生猪产能大幅下滑，猪价快速上涨，对生猪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带来较大影响，“猪肉涨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农业农村部500个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活猪平均价格为21.1元/公斤，较2018年同期的13.0元/公斤，上涨62.1%；猪肉平均价格33.6元/公斤，较2018年同期的22.5元/公斤，上涨49.3%。

2020年，在市场行情的拉动和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生猪产业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困难和挑战，产能恢复取得积极成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年末全国生猪存栏40650万头，比上年年末增加9610万头，同比增长31.00%，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92.10%。

受饮食习惯、养殖成本等因素影响，我国牛羊肉对猪肉的替代作用并不明显，禽肉和水产品是猪肉的主要替代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0.3公斤，比2018年减少2.5公斤；人均牛肉消费量为2.2公斤，比2018年增加0.2公斤；人均羊肉消费量为1.2公斤，比2018年减少0.1公斤；人均禽类消费量为10.8公斤，比2018年增加1.8公斤；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为13.6公斤，比2018年增加2.2公斤。

2017—2020年我国主要粮食进口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以竞争力换农民收入

按照传统观点，一个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可以被认为具备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小于0.8时通常被认为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按照这个观点，2018年中国谷物、油料作物和畜产品（不含禽类产品）不具备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园艺作物和禽类产品具备出口比较优势。

但需要强调的是，谷物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但是我国谷物产业的目标是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产业安全底线，并不是促进出口、参与国际竞争。2019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三大谷物的自给率达到98.75%，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抵御突发事件冲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是中国谷物产业竞争力的现实反映。

2005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开始迅速上升，主要农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从2005年的14.6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712.8亿美元。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增加，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是推高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最主要原因。1992—2018年，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中国小麦每亩人工成本实际增长了1.7倍，每亩土地成本实际增长了6.2倍。其中，2005—2018年，中国小麦每亩人工成本实际增长了1.06倍，每亩土地成本实际增长了1.91倍。2018年，水稻、小麦和玉米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达到57.94%、63.27%、55.55%。

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均转化为农民收入，生产过程的人工成本也反映出农业作为就业“蓄水池”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以竞争力换农民收入是我国农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牺牲部分产业竞争力换取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