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 我心依依
——访《浙江日报》老记者黄云澍

文_高 唯

黄云澍，1934年11月出生，籍贯江苏常州。1958年9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先后在《浙江日报》，浙报驻绍兴、金华记者站，以及《钱江晚报》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曾参与创办《浙江日报》文艺副刊《钱塘江》。1995年1月退休。2013年2月入党。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高唯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骞

采访组：黄老，您好。您当了一辈子记者，这次有机会采访您，非常荣幸。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

黄云澍：我与报纸的缘分，已经结了六七十年。

1934年，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农村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祖父大字不识几个，却坚定地认为读书能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他每天早出晚归，勤劳耕种，一年只休息3天，和我父母一起，先后供养出我们家里4个大学生。

刚入学时，我作文写不好，老师把我列为“差典型”。为了提高作文水平，老师教我多看报纸。我看得最多的是《文汇报》，爱看查良铮（穆旦）的文章。我天天看报纸，学习写作方法。一个学期以后，我的作文水平突飞猛进，全年级第一。老师给我批语：作文好得很！后来我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我从南大毕业后，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是报社第一批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此，我与报纸的缘分就落实到了《浙江日报》。

我在报社工作了30多年，其中在编辑部干了20多年、记者站干了10多年，一直到退休，在《浙江日报》《钱江晚报》都待过。

回首这30多年，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我认为只是及格而已，充其量超过分数线十来分。但这么多年工作，我尽心竭力，毫不马虎。

采访组：您在新闻领域工作了那么多年，哪些作品是您印象比较深的？

黄云澍：在报社工作了30多年，我写了大概六七十万字的各类报道，自己比较满意的是《茆山顶上的苍松》这篇通讯。

这是我进报社写的第三篇稿子，采访遂昌县一位名叫陈香兰的女烈士的事迹。她是为了不让突然倒伏的大树砸中其他村民，毫不犹豫地飞身抢险而壮烈牺牲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连火车快车都很少。我早晨从杭州出发，坐慢火车到龙游，在龙游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坐汽车去遂昌。遂昌是山区，当时从龙游到遂昌的公路都是砂石路，汽车要走3小时才能到。

到了遂昌，考验才开始，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啊！一开始县里有一位工作人员陪我同去，充当翻译，但他陪了我半天就有事回去了，可我后面还要采访好几天呢！采访年轻人还好，稍微能听懂一些，可面对年纪大的采访对象，我就一句也听不懂了。怎么办呢？我有办法，就让采访对象“演”给我看——用他们的动作，用肢体语言，来重现陈香兰烈士的故事。记得有一位老太太，说到陈香兰平时胆子也不大的时候，就“梆梆梆”地用手中的棍子敲地，连比带划地告诉我，陈香兰在队里开完会很晚才回家，因为怕黑，就用随身带着的一把开大门的老式铁钥匙沿途敲墙，发出响声，给自己壮胆。她这样一比划，我就明白了，陈香兰并不是一位胆大泼辣的女同志，但就是这样一个柔弱女子，在危险面前，却能奋不顾身保护同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在他们的“表演”中，我似乎回到了陈香兰牺牲的那一夜。那天晚上，她因公事要出门，外甥女拉着她的手，让她不要走，要她陪自己，她只好骗外甥女说马上就回来。可谁想到，这一去，就是永别……

采访完，我在村里找了个地方，用完4根蜡烛，连夜写成初稿。第二天一早，起床后稍作修改，给县委办公室审了稿，就赶回了杭州。回到报社，我又把稿子改了一遍，交给了部主任张秉海。张主任翻了翻，就把稿子放到了抽屉里，没说任何话。这下我心里打起了鼓：难道稿子被“枪毙”了？

黄云澍的文章《茆山顶上的苍松》刊于1958年12月20日《浙江日报》第3版

等了个把月，1958年的12月20日，稿子突然见报了，占了不小的版面，还配了县委书记的文章。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报社为鼓励记者写好稿，正在酝酿评选“红旗稿”的制度。为了配合这一制度的推出，考虑要用一篇比较好的稿子“打头阵”，结果选中了我这篇稿子。于是，《茆山顶上的苍松》成为《浙江日报》第一篇“红旗稿”。报道还受到了当时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的肯定，他们说：“稿子就是要写得有些文采，这样群众才爱看。”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进浙江省省编中学语文课本，并被改编成连环画，这对那时还是年轻记者的我，真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还有一篇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是报告文学《电脑厂长》。文章中的厂长，是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大锅饭”的一个典型。他所在的那个30多人的小厂，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造出了微机，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这篇稿子在采访过程中，因为涉及当时还有争议的打破“大锅饭”的问题，也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是我想，打破“大锅饭”，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阻挡不了的，因此我坚持跟踪采访了个把月，只要这位厂长回到浙江，我就去采访他。这个厂长可了不得，和卡车司机从深圳一路押货运到上海去销售，几十个小时风尘仆仆也不休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浙江企业家的精神在闪光。这篇报告文学，《人民日报》曾撰文推荐。

除了新闻报道，我在《浙江日报》以及其他刊物上还发表过不少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说到这，有一位领导不得不提，那就是当时的总编辑于冠西同志。我诗歌创作的激情被激发出来，是和他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分不开的。

有一次，在温州楠溪江畔，我偶然看到有人用一个水碓在舂米。农民用水碓舂米，历史悠久，充满生活智慧，我看了很有感触。当地老人还介绍说，这水碓房当年还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散文诗《水碓房》，寄回给《浙江日报》的《钱塘江》副刊。没想到还没到《钱塘江》副刊出刊的日子，这篇散文诗就在其他版面见报了。原来是于冠西同志看了这篇稿子后，觉得好，等不及《钱塘江》副刊出刊的日子，就安排到要闻版刊发了。后来我又得知他在一次谈版会上还专门提到这篇稿子，他说记者下去采访，不是只能写已经定了的题目，有其他“副产品”，比如像小黄写的这种有感而发、又有新意的诗歌，也是不错的。冠西同志对每个记者身上的闪光点，都能那么敏锐地发现，而且不吝于表扬。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一辈子的决心更坚定了。

采访组：您1958年就来到报社工作，那时《浙江日报》创刊还不到10年。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早期报社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很艰苦？大家的工作状态又如何？

黄云澍：我刚进报社时被分配到政治组，张秉海同志是政治组主任。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连新闻导语都不会写。张主任就对我说：“小黄，你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对新闻写作不熟悉，第一个星期，你就翻报纸。”我翻阅了一周报纸后，张主任给我派了第一个任务，让我写一篇关于人民公社的稿件。我写不出来，就又去翻了一个星期的报纸，可还是写不出来。张主任就和我说：“小黄，不为难你了，你出去采访吧。”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去采访一位退休老工人、老模范，前后去了两次。稿子我用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这也是我的第一篇稿子，题目叫《走过胜利的道路，踏上崭新的起点》，老编辑给我编好后，登在1958年10月1日《浙江日报》2版头条位置。

没想到我第一次采访挺顺利，却在采写第二篇稿子时出了洋相。这次的任务是到海宁去采访农村青年在劳动中产生感情、谈恋爱的故事。去了以后，由于我没注意工作方法，当时大家的观念又比较保守，一听说我是来采访谈恋爱的事情的，好多小姑娘就笑着跑开了，躲得远远的。说实话，那时我心里真有点着急，担心自己如果一连几次都写不出稿子来，就会被调离《浙江日报》。幸好，我的第三篇文章，就是前面提到的《茆山顶上的苍松》顺利见报。

一开始，我对报社的夜班工作特别不习惯。上学时，我每天晚上9点多就睡了，可是在报社，晚上9点，正是灯火通明，才开始工作，经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周末、节假日也要召之即来。但我很快就习惯了。条件虽然艰苦，我的同事们都毫无怨言，乐此不疲。因为在党报工作，大家都有荣誉感，积极性很高。我孩子五六岁正上幼儿园，周末报社要加班，我就把他送到要好的同事家里。那时大部分编辑、记者都住集体宿舍。我上夜班，孩子不敢一个人睡觉，我也托同事照顾，等半夜下班后再去接回来。有时候出差，就整天把孩子寄放在同事家。那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奖金，也没有补休，上夜班能吃个夜宵，就很开心了。

采访组：您怎么看现在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和寄托？

黄云澍：年轻人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国家发展的未来，我很羡慕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老同志只有向年轻人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送他们4个字：敬业，奉献！拿我们那时候的话说，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我举个例子，我从记者站调回编辑部后，先在《钱江晚报》干了1年左右，然后到《浙江日报》工交财贸部。对我来说，财贸新闻从未涉足过，我就从头开始学习，后来在领导的支持下办了《今日市场》专栏，专门报道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从文化记者转型财贸记者，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来学习入门知识，第3个月才有了一些成绩。后来又搞金融报道，办了《金融角》专栏，着力宣传金融对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促进作用。我几乎访遍浙江所有的银行行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我每个月都有几篇有特色的金融报道上一版，有的还是头条。从这个经历中我体会到，当记者，只要肯下功夫，多研究，总会开创出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