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儒士与士精神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跨越五千年历史洪流，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士大夫。数千年来，他们在科学、文学与艺术上贡献心血，教化国民，发明创造，是中华文化与思想的缔造者、践行者。如果有什么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那可能就是士大夫群体的风度，如果问什么是士大夫群体的风度，我认为便是“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超越历史界限，或许能重新诠释今日的时代精神，让我们明白当今“士人”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春秋之际，先秦之士对这时的社会现状与局面持不同的政治态度，分野明显，百家争鸣，士大夫精神便是由此源起。其中，孔子创造的“士志于道”的儒士文化，奠定了士大夫精神的长久渊源。“道”成为所有士大夫的精神目标与信仰支柱，经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不断凝聚为一种博大深远的士精神，影响了战国以后几千年来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和行为。

一、孔子：以仁为核心“心系天下”

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他反复阐说的“仁”。据统计，《论语》中“仁”字出现过百余次。无论讲为政，还是讲做人，不论讲修身，还是讲处世，孔子都围绕“仁”这一核心。“仁”是所有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是人安身立命的准则，又是所追求的最高德行境界。

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克己复礼、推己及人、为人忠诚、处事刚强果断、爱人、孝悌、慎言、质朴等为仁。“仁”是君子的人格体现，是志士仁人的最高追求，实现“仁”的目标，是士的政治使命。进而，孔子将“仁”精神推广到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提出了一套德政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宽”“惠”政策，爱民富民，以教化民，反对刑杀。

同时，孔子是春秋时期忧患意识最为强烈和深刻的士阶层代表。孔子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忧患思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忧国忧民，忧大道背弃。如《论语》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即君子不忧虑生活的贫富，但忧虑道是否得到弘扬；“不忧无位，患所以立”不担心没有官爵职位，而担心是否获得了立世、救世的能力。的孔子的忧国忧民忧天下，超越了西周以个人疾苦为中心的忧患意识，催发出了强烈的“杀身以成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过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二是文化忧患。作为一个士人，孔子深刻地意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面对礼乐的崩坏，“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能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社会道德品质，是孔子忧患的内容之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致力于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并认识到“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收徒讲学、传道授业之中。

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的变革更加激荡和深入，孔子所提出的士的人格精神、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在诸子继承与充分地发挥，并逐渐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士精神。

二、孟子：道尊于势 士为王者师

战国时期，对孔子所创的“人格独立”思想强调最多、发挥最为透彻的是“内圣之学”的代表人物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士志于道”的思想，并重新诠释了士与君主的关系。他认为，士是“道”的载体，代表着仁义，劝谏君主、参与朝政是士的权利与义务，士与君主应是一种师、友关系，王侯不得骄士、臣士。在“势”面前，士要时刻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独立人格，而不为权势所屈。

《孟子·万章下》中，鲁缪公欲友子思，而子思不悦、欲为王侯之师之事，这其中，孟子明确提出了道尊于势、士为王者师之说。对于士来说，入仕是“兼善天下”的前提。孔子重视入仕，首先要思考“道”的得失而非个人的利害，“无道则隐”；到孟子，士之入仕因经济困境显得更为迫切。孟子不反对入仕，但他主张仕有道之君，敬其礼，听其言则仕，否则去之。《孟子·告子下》载，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答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实际上他所注重的是“致敬有礼”，“将行其言”。孟子游齐时，以礼贤著称的齐宣王借口有“寒疾”召孟子，孟子认为如赴其召，有损士的尊严，亦以疾辞，以此践行着独立人格。

三、荀子：仰禄之士 正身之士

战国时期，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处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前夕。与儒家提倡限制君主个人专断、积极推进道统相反，墨家和法家极力宣扬君主独裁。加之，弃道从势、食禄为要的士大量涌出，坚守士道，保持士的人格独立问题更为突出。处于如此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荀子，针对士阶层严重分化的现实，把这一时期的士划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类，并认为君主对仰禄之士可臣，可骄，对正身之士则必礼之，敬之，这样才能“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事实上，战国各国君主虽然多礼贤下士，但确有对持守“道”的“正身之士”师之、友之、礼之、敬之，对任其职、食其禄的“仰禄之士”则臣之、责之、下之、卑之的情况。《吕氏春秋·下贤》曾记载了魏文侯对待段干木、翟璜两人的不同态度：“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璜踞于堂而言之。翟璜不说。文候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史记·魏世家》则载翟璜欲与魏成子争相位，李克责之曰：“……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者五人，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上述记载或有故意抬高“士”的地位之嫌，但魏文侯将其国之士分为两种不同的礼遇方式，是大致可信的。

四、当今之“士”何在？

通过以上对春秋战国士阶层，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生价值取向的历史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时期的士阶层是社会动荡和变革的直接产物。作为文化知识的持有者，他们积极继承和发展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坚持人格独立，忧国忧民，为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这种人生理念经春秋时期孔子的奠基，战国时期诸子的发展，逐渐凝聚为一种时代精神，我们称之为“士精神”，大体可以概括为：“修己”“安人”“兼善天下”的道德修养；“士志于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忧民之忧”“以天下为己任”“杀身成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今，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如今日的时代掌握如此多的知识，拥有这么多的知识人，但我们的时代精神，似乎不再以人或精神为核心，而是技术与制度，而当今的“士人”似乎也无处可寻。我们是拥有知识的人，我们应该拥有责任与担当，这样的事实好像被世人淡忘了。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两句可谓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士”的两次大总结，总结出真正士人的风貌与风骨，总结出士人精神的传承与方向，也总结出了当今，我们，拥有知识的人该有的，不是越学越多的深奥，而是人类的天真，是责任与担当。

注释：

①(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秦伯[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52.

②(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为政[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6.

③(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卫灵公[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117.

④(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卫灵公[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119.

⑤(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里仁[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20.

⑥(春秋)孔子著.王福琪.焦金鹏主编.论语·述而[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42.

⑦(战国)孟轲著.王财贵编.孟子·告子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21.

⑧(战国)孟轲著.王财贵编.孟子·告子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89.

⑨(战国)孟轲著.王财贵编.孟子·公孙丑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0.

⑩(战国)荀子著.方达评注.荀子·尧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49.

(11)(战国)吕不韦.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下贤[M]北京:中央书局,2011:105.

(12)(汉)司马迁著.王宁总主编.史记·魏世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1.

(13)(北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55.

(14)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