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外求印”的开拓实践者——赵之谦

陈国梁

摘 要：清代篆刻以“浙”“皖”两派影响最大。赵之谦作为晚清艺术大家，在篆刻上取两派之长，继而勇于开拓创新，造就了作品形式和边款内容的多样性，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笔者在编《赵之谦印谱》时，对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对其“印外求印”篆刻理念的产生、实践以及其人格魅力方面有所感触，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形成文字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赵之谦 篆刻 印外求印

清代乾隆、嘉庆以来金石昌盛，丁敬开创篆刻新法，后确立“浙派”;安庆邓石如提出“印从书出”的印学理念，并取得成功，称为“皖派”。这两个流派的影响最大，拥趸者最多，是中国篆刻又一鼎盛时期的中坚力量。在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的清代印坛，赵之谦的篆刻作为他书画艺术的一部分，成就也非常突出。赵之谦（1829—1884），字叔，一字益甫，号冷君、憨寮，34岁更号悲盦、无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咸丰举人，博学多能，在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都卓有成就。

赵之谦17岁从山阴沈复粲学习经史、金石。篆刻早期学习“浙派”。作品“躬耻”（图一）、“书香世业”（图二）、“定斋”（图三）、“理得心安”（图四）可见明显的浙派特征。1850年，得到缪梓赏识，入幕助其文案、笺奏等事务，后又随缪梓出使杭州、石门、衢州、常山等地。公务之余，观书画名迹和历代碑刻，结交同道，切蹉学问，在艺术见地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篆刻也尝试溯源“浙派”秦汉印的取法和拟邓石如篆法为友人刻印，前者如“以豫白笺”（图五）、“嘉禾老农”（图六）;后者如“陶山避客”（图七）、“蕺子”（图八）等。随缪梓多年，赵之谦结交了胡培系、胡澍、王晋玉等同道中人。在对浙皖两派的篆刻学习上，已不再狃于故辙，他将两派的篆法进行取舍融合，避免“浙派”方整刻板和“皖派”流丽之失，尝试把篆刻取法的触角向前人未能触及的领域进行探索。如1856年缪梓补金衢严道，赵之谦同赴，客常山署时，创作了一些取法汉印以外金石文字的作品，如：为何镜山作“竟山”印（图九），边款云：“汉镜多借竟字，取其省也，即求简并仿佛象之。叔。”

对浙皖两派的学习，赵之谦既有继承，也有“任心为之”的求变主张。1861年，33岁的赵之谦从温州经水路入闽，1862年与魏稼孙相遇于福州，结为好友。一年后客京师，与沈树镛、潘祖荫、王懿荣、刘铨福等学者、金石学家交往，访碑寻古，鉴古析疑，书画刻印，赋诗赏梅。赵之谦的才学，在京师金石圈得到赏识，他有幸见到丰富的藏品和珍贵的文献史料。俯瞰艺术，博古精鉴，与古对话，提高了艺术鉴赏水平，对浙皖两派篆刻有了精辟完备的认识。1863年，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弁言中曰：“摹印家两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徽宗无新奇可喜状……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而孕一巧。”是年，“福德长寿”（图十）、“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图十一）、“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图十二）等篆刻作品融汉镜铭、秦诏版、摩崖的意味，用古拙错落的结构章法呈现奇肆跌宕、神妙变通的新面貌。假如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传统功底，那么创新的表现力和作品的意境自无生命可言。

赵之谦对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其《苦兼室论印》中专门提出：“刻印以漢为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碣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印以内为规矩，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出焉。”不难看出，赵之谦首先尊崇的是要立足传统。

赵之谦留下的经典作品大部分是34岁以后创作的。他曾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戍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那么赵之谦“印外求印”变法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除了艺术天分，先师缪梓摈弃门派之见，识古法以准今时、求真求实的治学观念主张，对赵之谦的艺术追求有很大帮助;其次，赵之谦所处的时代，正是金石考据学全面兴盛之期，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为金石篆刻创造了变法创新的客观条件;第三，挚友魏稼孙为赵之谦制印谱，也成为赵之谦篆刻大胆实践，积极开拓的动力;第四，当时“浙”“皖”两派逾百年的发展已趋定势，随着时代的变化始入末流，这也成为赵之谦“印外求印”创新印学理论的外部条件;最后，赵之谦本身的文学素养，篆隶魏碑书法的深厚功底，加之他可以把钟鼎、碑碣、镜铭、造像以外的金石文字为己所用，成为他治印取法的艺术素材。这些因素的叠加，使他的篆刻作品，法古而不为樊，常能别标新格，尽其巧而耐人寻味。

对赵之谦“印外求印”篆刻理念的产生，胡澍在《赵叔印谱》序中有较为具体的叙述：“（赵之谦）生有异禀，博学多能。自其儿时，即善刻印。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辛酉遭乱……又有不可遏抑之气，故其摹铸凿也，比诸三代彝器、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放阳识，则汉氏壶洗、各碑题额、瓦当砖记、泉文镜铭，回翔纵恣，惟变所适。要皆自具面目，绝去依旁。”

“印外求印”能拓宽入印文字的取法范围，使篆法有更丰富的变化。难的是择取的文字印化到篆刻作品中，要处理字法、章法，做到唯变所适，得天趣浑成，而非遗貌取神，强行纳入。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艺术贵在出新，而出新不仅需要探索的勇气，更需要一份自觉的责任担当。这是赵之谦的可贵之处。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真知灼见的印学主张刻入印章边款，为同道人在创新实践中指明方向。如“何传洙印”（图十三）款云：“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钜鹿魏氏”（图十四）款云：“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灵寿华馆”（图十五）款云：“法鄐君开褒斜道碑。”展现了其超拔不群、博大惊奇的艺术胸襟。边款的内容涉及广泛，除印学主张外，有些还记有人生经历、金石交往，款文多者近百字，不乏辛辣评议、诙谐幽默。赵之谦也是将北碑书法文字及各类图案、造像入款的首创者，在提升印章整体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具有卓越贡献。

赵之谦一生留下的印不多，主要是不轻易为人刻印，如果没有魏稼孙提出为其制作印谱，需要一定数量的作品，或许我们见到的会更少。究其原因或有以下几点。其一，经济因素。赵之谦自幼颖悟，父母希望他能走上仕途，然而四次礼部应试未中，上天给了他的却是天赋异禀的艺术才华。他的书法绘画开一代风气，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是维持家庭生活、结交应酬和周济亲朋的重要经济来源。书画雅俗共赏，受众面广，与刻印相比较润笔要来得快，即使蒙潘祖荫推荐到江西主纂《江西通志》，功成后迁鄱阳、奉新、南城任知县，所得俸禄，代为诗文撰跋，稿酬仍不足以他的开销，时有向朋友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的情况。所以，书画创作自然是他的首选。其二，性格秉直。如：在致魏稼孙信函中，把魏稼孙质问得体无完肤：“弟平生待友最真，何阁下荒谬对耶！……从前屡有人说稼孙之人可恶，弟不觉其可恶。今则不为恶之。可见赵益甫眼力有限，竟为汝等鬼蜮伎俩所蒙矣……苟有人心，回信请写一封，否则装死亦可使得。”或许如此直言畅达才能让赵之谦心绪得以平静。魏稼孙如果不崇拜赵之谦的才华，想得到他的作品，那么关系可能就到此结束了。如《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弁言中说：吴让之几十年间刻的印都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只能是能品。當时皖派“副将”吴让之尚健在。不吹拍经营，不投其所好，依性格使然，自然在篆刻创新方面得不到各路“大佬”的提携。其三，印不入流。1871年7月，经学家王闿运由京师回籍，同人为他饯行，席上赵之谦赠印作为留念。据《湘绮楼日记》记载：“叔赠予名印，同人以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为韩叔度作“叔度所得金石”印（图十六），自刻款云：“生平不肯为人刻印者，以技拙而议之者众也。”可以看出，赵之谦的新法时人普遍欣赏不了，于是刻印就仅限于一些与他研究金石碑刻的真知笃好，以及相交友善的挚友之间。其四，潜心修志。赵之谦很珍惜赴江西修志的这份差事，立志潜心工作，为修通志覃心钩考，身心疲惫。同事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录了赵之谦在江西的工作情况：“至江西后，除了编通志外，尚有求书者。因为作书，偶有所得，以补家用。画不多见。印，则誓不操刀。”赵之谦54岁时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图十七），款云：“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56岁肺部旧疾复发，卒于江西南城官舍。过早封刀，这又是一个原因。

赵之谦一生坎坷，中年丧妻，仕途不顺，在诗赋文章、书画印方面都取得瞩目的成就，篆刻更是开了晚清新局，是勇于破二百年“浙”“皖”两派篆法的先驱者，是有胆魄的艺术大家。他的作品启发了吴昌硕、黄牧甫、赵叔孺、易大厂、齐白石等人。河井荃庐将其印远播日本，成为中日两国人民金石篆刻友好往来的纽带。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实践，拓宽了印章文字应用的广阔前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巨大财富，值得肯定，值得钦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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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出版社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