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王思语 刘艳清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示范带动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增强区域协调性和经济集聚度，对推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长三角地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把握“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提升产业链水平，增强创新驱动。在目前全球周期性调整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新背景下，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地区应当承担起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的双重枢纽角色，充分前置自身在开放特征、区域性质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优势特点。

制造业是长三角地区的实体经济支撑。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过程中，推动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首当其冲。截至2020年年底，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成效显著，这说明长三角已经具备了站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条件。因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为了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双重枢纽作用，其制造业产业如何切实有效地拉高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增强供应链的“韧度”，加深创新链的“深度”，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如何增强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组织协调能力，进一步形成内需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进而建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其制造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综述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本质在于通过消除区域间的经济联系障碍，建立商品和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进而在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实现帕累托改进。目前学者们已经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一体化发展问题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发展等方面入手。

首先，产业同构问题是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一体化所面临的重要任务。陈建军(2000，2004)从产业经济和市场体制两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各区域间产业同构的原因，提出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的本质在于区域内紧密的产业水平分工关系，只有产业同构程度不断提高，才能逐渐形成稳定的产业水平分工，进而实现稳定的一体化发展模式〔1-2〕。洪银兴等(2003)认为产业同构问题一定程度上受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水平分工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业同构与制度问题的关联性〔3〕。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产业重复布局和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区域尚未能充分发挥整体联动作用〔4〕。

创新是激发城市群活力，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动力。目前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驱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为副中心，以其他城市为三四梯队的创新城市网络〔5〕，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高-高集聚和城市群北部低-低集聚的特征〔6〕，同时具有首位城市层向核心城市层、节点城市层、一般城市层分级的梯度扩散效应〔7〕。

从要素市场发展角度看，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一体化能够使区域内各省市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进而促进要素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行政权力对要素资源配置进行了干预和控制，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控制要素资源定价权、分配权、管制权来干预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要素市场，这就造成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显著落后于产品市场与总体市场的市场化进程〔8〕。不少学者具体着眼于长三角区域内的要素市场分割，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发布的《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水平研究报告(2018)》中采用“一价定律”的相对价格方差法衡量了长三角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逐渐增强，但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够稳定，阻碍了区域内劳动力要素的重组和优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进程滞后于商品市场一体化发展〔9〕。刘志迎(2019)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人才)、资本、土地和技术要素市场目前存在四个价值“剪刀差”问题〔10〕。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全面且深入，但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长三角应对制造业一体化发展障碍的对策理应做出改变。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了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新特点，紧跟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发展新态势，在利用大量具有时效性且维度丰富的数据分析长三角制造业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依据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发展新态势，提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一体化发展中问题的对策。

二、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其影响

自2020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未来全球产业链的演变将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纵向分工逐渐缩短；二是横向分工逐渐向区域化聚集。这两个演化特征可能使长三角制造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强化目前已存在的“双重嵌入模式”，即区域内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11〕。这种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可以具体从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全球供应链是指以全球化视野，在世界范围内布局供应链系统，根据企业的需要在全球连接与本企业匹配的原料供应商、代工厂商、销售合作商等上下游企业以组合供应链，其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扩大收益〔12〕。目前供应链系统的环节分割日益精细化和专业化，这种趋势一方面增加了规模报酬，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在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下，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为了避免供应瓶颈，提高供应链弹性，谋求供应链的安全化和多元化，进行供应链国有化或区域化。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国企业网络组织。全球价值链强调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过程。全球价值链在产品与传统生产模式方面的重要区别就是产品的“要素分工”与“多国制造”，由此形成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大量中间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流动。近年来，受部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趋势渐缓，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使价值链分工格局被迫调整。自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实行以来，全球价值链逐渐缩短，区域价值链不断加强。受这些因素影响，长三角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可能会趋于降低。但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长三角地区在本身所处的分工地位中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高端领域，原来用于跨国企业国内配套的高端产品更有机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制造业中低端领域，长三角企业可以深化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同时，这种下行压力也会倒逼长三角改变本区域价值升级路径，进行产业迭代升级。

全球产业链是指跨国企业根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寻找生产成本较低的商品和生产基地，从而形成相互交织的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产业链以分工协作为主，强调产业上下游的配合，侧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在长期，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将演变为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集群，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格局(1)资料来源：华创证券，“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危与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412074242845400&wfr=spider&for=pc。，这样的演变格局会使长三角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布局的过程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这种演变格局会使此前跨国公司总部与供应商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竞争，竞争的水平和程度会大幅提高〔13〕。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上升导致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上涨，区域内制造业企业开始向外转移。对于电子、家电、纺织、家居等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它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激烈且技术含量低，一旦产业链中断会带来产业链转移的风险，并且“虹吸效应”会加速这一过程。对于中高端制造业，以上海为例，截至2020年3月底，累计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为466家(2)资料来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进一步利用外资!上海24条新措施出台!”，https://sww.sh.gov.cn/swdt/20200413/9e66ccfc0e7249c6aa2095b437ec49ac.html。，这其中除了少量研发中心为全球提供服务外，大部分是为外资企业本身服务。如果外资制造业撤离上海，外资研发中心势必会随之撤离，这将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高地，产业体系完整，规模庞大，产业集群化特征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区域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全国领先。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着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工业总产值持续增加。2019年江浙皖各省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沪江浙皖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比分别增长21.1%、4.6%、12.9%、10.1%(3)资料来源：三省一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如无特别说明，下面资料均出自于三省一市相应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目前，世界级城市群对全球价值链高端要素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而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全球资源控制和支配能力的核心所在。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0》，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得分为0.8583，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群(4)资料来源：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0”，www.cistds.org/content/details36-1271.html。。该研究报告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已初步进入高质量创新发展阶段，有望率先成为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

1.上海自主创新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凸显

截至2020年3月，上海共有科研院所804家，重点实验室236个，这些重点实验室涉及的主要领域紧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详见图1)，并且目前上海有工业园区300多个，其中部分工业园区已成为我国主要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基地。上海还拥有众多高端、大型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积极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性的技术进展，获得了多项技术发明专利，为上海制造业创新提供了强劲动能。2019年，全市R&D(全称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500亿元左右，全年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822项，其中包括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在内的重点领域项目占比86.0%。

图1 截至2020年3月上海重点实验室数量及主要涉及领域

2.江苏制造业集群优势明显

江苏省于2017年制造业总产值就已经超16万亿元，约占我国制造业总产值的1/7，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5)资料来源：江苏省人民政府，“围绕‘专转智’ 江苏制造由‘大’变‘强’”，www.jiangsu.gov.cn/art/2018/7/16/art-37384-7742710.html。。2019年江苏省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其中先进制造业发展较快，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23.8%。装备制造业是江苏省的主导优势产业，2019年全省装配制造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46.5%。在产业集群方面，江苏省包括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集成电路、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含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在内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并且在产业影响力、产业规模、产业集群化特征、产业发展潜力等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因此，这些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了江苏省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获取能力，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3.浙江省具有较好的数字经济创新实践基础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十三五”期间，浙江省数字经济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详见图2)。

图2 2016-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价值总量统计情况

2016-2020年，数字经济产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稳步提高。2020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利润总额达2956亿元(6)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十三五’时期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报告”，http://tjj.zj.gov.cn/art/2021/1/25/art-1229129214-4439493.html。。数字经济产业的附加值持续提升，2017-2019年，浙江省人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逐年增长，分别为6.3件/万人，7.6件/万人，8.4件/万人(7)资料来源：《2018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报告》《2019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20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目前浙江已经初步形成了通信、应用电子、计算机与网络和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多个特色优势产业，并且拥有包括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网易、浙大中控、浙江大华等在内的一大批龙头企业。浙江省数字经济的全域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19年年末，省内共有1142家数字经济领域省级企业研发机构(8)资料来源：浙江省经信厅，“回眸‘十三五’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成就”，http://jxt.zj.gov.cn/art/2020/12/24/art-1657976-58925609.html。，与此同时，浙江省正在积极推进阿里达摩院、国家智能计算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在数字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上，杭州对浙江省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和特色发展起到了引领和聚集作用。2016-2019年，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四年年均增长19.3%，2019年全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3795亿元，占GDP的24.7%。

4.安徽具备承接江浙沪地区产业转移的良好优势

安徽省具备承接江浙沪地区产业转移的良好优势，能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在全区域范围内形成依托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互动新格局。具体来说，安徽省拥有劳动力优势，劳动力具备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特点。一方面安徽省劳动力的平均薪酬较低，2019年，安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为7.9万元(9)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20》。，远低于江浙沪三地区的同期平均薪酬，这有利于安徽承接江浙沪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安徽省境内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多所理工类高校释放出了较大的工程师红利，使其可以承接包括大数据、芯片、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端制造业转移。安徽省还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承东启西，在地处中部地区的同时东临长三角，这种地理位置给安徽省带来了诸多方面的优势。首先，交通优势上，3小时高铁圈可到达江浙沪及江西、湖北、河南和山东七省(直辖市)，5小时高铁圈覆盖包括长三角、京津冀在内的14个省(直辖市)。其次，从需求端角度看，安徽省邻近省人口稠密，在交通优势的加持下，制造业终端产品可以快速运抵核心消费群。最后，安徽省还具备空间优势，安徽省的国土面积约为长三角地区的39%，且土地平均成本低于江浙沪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

四、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锁定

长三角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点就是，参与度高而中低端锁定效应明显，增加值率低且向上攀升的难度大。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根本原因则是区域内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与全球范围的大型城市群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当前世界级城市群更加注重全球创新网络、价值链和产业链体系的构建，更加注重实体竞争力的提升，竞争焦点由“份额”转变为“层级”，主导产业都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现代服务业。成长春等(2018)和王振等(2018)在研究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战略时都曾提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标志之一就是具备在科技创新上的全球影响力和引领性，在产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关键技术研发上具备自主知识产权〔14-15〕。

而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较世界其他发达城市群总体偏低，产业结构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2020年科技集群前100位中六大城市群分布及排名如表1所示(10)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26。。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排名第9，南京、杭州和苏州分别位列第21名、25名、72名，长三角城市群无论是从排名还是入围前100位城市数量上都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

表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集群六大城市群分布及排名

本文对国内三大城市群主要城市的研发支出和投入强度进行比较，发现长三角也并不具备明显的领先优势。龙头城市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次于北京和深圳，排名第3，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也远低于北京(详见表2)。

表2 2018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研发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

此外，长三角制造业的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突出。长三角区域虽然着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但是核心环节还存在“卡脖子”瓶颈。比如集成电路、航天工程、人工智能产业所需的新材料仍然高度依赖进口；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算法缺位，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于现有开源代码，在专业性、针对性高的研究任务上遇到“天花板”；汽车产业的芯片等零部件进口依赖度高。在创新主体方面，珠三角已经拥有华为、大疆等部分极具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而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多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环节，缺乏极具原生性研发能力的企业。

2.产业同构发展，产业链重复布局问题突出

目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问题仍然存在。这就导致长三角地区不能够发挥整体联动性来合理布局区域产业链，难以在最大程度发挥产业集群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

本文采用结构相似性系数方法测度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产业结构相似度。结构相似性系数是1979年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O)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用以测定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进而衡量区域间产业同构程度的指标。其表达式如下:

其中，Sij为i区域与j区域的结构相似系数，i和j分别为两个相比较的区域；Xik是i区域k产业占产业整体的比重，Xjk是j区域k产业占产业整体的比重。0

表3 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本文进一步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十三五”规划进行分析，三省一市的重点发展产业存在很大的重叠性。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航天航空等产业几乎都是长三角各省市的重点发展产业。这样严重的产业同质化必定使三省一市政府全力竞争有限的资源和市场，甚至会导致三省一市政府通过变相差异化市场准入、政策保护等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加剧区域内的无序竞争。

3.要素供给约束凸显，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

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是推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来源。目前长三角地区的要素供给约束凸显，其中土地资源成为区域整体面临的制约因素，土地成本大幅提高和粗放式利用之间的矛盾加剧，制造业企业撤离本区域引发的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增加。对于上海，青年人才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人口控制的“刚性约束”抑制了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也凸显出了高级技术工人严重供不应求。

长三角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区域要素市场分割使得资源空间配置难以优化。相比区域商品市场，土地、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更多传统的行政条块分割和政策制约。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一方面，部分省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区域竞争与隔离多于合作；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合作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已有的合作多受地方政府领导者偏好的影响，不具备稳定性和权威性。具体来说，土地要素的行政管理偏紧，市场化配置的范围有限，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不够完善，存量土地难以盘活。

五、长三角制造业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1.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

目前全球产业链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并逐渐向产业链区域集群化方向重构。长三角地区要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战略窗口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利用资本对长三角地区高端制造产业链进行“引资补链”“引资扩链”，促进优质资源集中，努力打造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加快形成产业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推动产业发展一体化和工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链集群化过程中要以全局视野去谋篇布局，依据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层次和比较优势进行水平分工，形成优势互补、梯度有序、错位发展的空间格局。要着力推动产业的跨界融合，重点发展高增值环节和高附加值产业，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竞争优势，促进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应当发挥“龙头作用”，充分利用自身的创新资源、对外开放基础以及优质的人才资源，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研发、流动、行销和出口等“总部功能”。上海应当主动退出劳动密集型、能耗高的一般性制造业，着力发展以创新和研发为主的高端制造业，加快产业高端化进程，实现产业升级，并利用总部聚集的优势鼓励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江浙皖地区。江浙皖要充分发挥自身完整的中间品开发能力以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做好产业承接，为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提供“腹地”支撑。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合肥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当着力提升产业综合承载能力，以点带面，扩大辐射范围，引领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进而形成合理的产业链配套和空间布局，降低全区域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长三角地区通过区域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提高产业链集群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利用产业链集群的庞大市场规模，增强区域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进一步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带来的经营风险。

2.聚焦“卡脖子”技术，构建需求驱动的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

加深创新链的“深度”是增强区域制造业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综合优势，实现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培育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核心理念是创新发展。长三角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本区域教育、人才、创新资源集中的优势，聚焦国家战略紧缺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技术，构建需求驱动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利用自主创新能力来动态维持高价值链位势，培育对核心技术、核心资源、专利研发等产业链、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培育为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吸引力的科技创新极。

三省一市应当着力推动长三角创新“轴、廊、圈”网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四大中心城市的“创新轴”作用，形成长三角创新策源地；在区域内部中小城市布局若干个“创新走廊”，形成科技成果转换地和加工制造基地；轴、廊联动形成网络结构的“创新圈”；深入推动基础研究，技术研究，生产和应用三方面的紧密协作，以实现区域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高度融合；应注重提高区域基础研究能力，跨省市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创新平台、重要科研机构；整合长三角地区科研平台，骨干企业进行核心零部件的关键技术研究，具有共享性的跨领域技术研究以及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前沿技术研究，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卫星导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同时要促进产学研协同合作，充分利用区域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三省一市合作建立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和科技园区，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内应当打破地域界限，共享共用人才、技术、资本、成果、服务等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区域科技开发联合体；应建立区域人才交易市场，推动人才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探索并购、参股控股等横向联合方式，以达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溢出效应；应统一建设大型科研设备、科创信息和图书共享平台，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科技成果转换体系；整合区域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研发中心，扎实建设区域产业创新一体化合作平台；进一步加大对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夯实工业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工业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两化融合”；充分利用“新基建”来提高“智能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实现“制造”向“智造”的转变，进而提高产业集群创新力。

3.构建区域共同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构建区域共同市场是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产业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刘志彪(2019)认为，长三角地区只有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突破传统的分割治理模式，才能够进入经济协同治理的一体化新阶段〔16〕。在这个过程中，以劳动力为中心的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化配置最为关键。市场一体化释放出的尺度效应，能够提高地区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际层面的创新动能。所以长三角地区应当以要素与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促进三省一市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产品互相准入、企业跨区域经营，实现区域全面开放合作，资源要素畅通无阻。以要素供给一体化为先导，加快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重构，促进区域联动互利、共同发展。

三省一市应当加快制定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合力消除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区域性市场壁垒、地方性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障碍。根据市场化要求，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现人才、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长三角地区无障碍流通和优化配置，最终形成有机统一的区域要素大市场。第一，应建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推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创新，建立长三角地区人才交易市场和人才资源库，探索人才兼职兼薪、流动岗位工作机制等政策，促进人才跨区域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同时健全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制，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强统筹协调，尽快解决目前区域内存在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公共福利制度不均等问题，户籍制度问题，使区域内的个体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文化服务等，以鼓励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第二，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充分利用国家跨省补充耕地统筹机制，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合理分配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积极探索完善异地孵化、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区域合作开发模式。第三，促进区域间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促进金融领域的统筹改革和创新，促进各级各类资本市场的协同合作。第四，构建长三角地区创新共同体， 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网络化的区域科技创新联系，形成科技创新活动的分工协作以及空间集聚格局。第五，统一建立区域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动政府信息、各地区各部门数据公开共享，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区域大数据管理系统。

同时，构建无差异的外部政策环境也是避免恶性竞争的关键举措。应推动政府由经济建设性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政府的角色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放松对市场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管制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当关注各地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在区域内形成规范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资质认证标准、技术标准、监管规则，消除主体歧视、区域歧视、所有制歧视等“隐形门槛”，进一步打破市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