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斯丹达尔

2021-07-28 22:34李玉民
满族文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达尔亨利

上篇:斯丹达尔是谁?

斯丹达尔是谁?是六十年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红与黑》的作者,那时候他叫斯丹达尔。

全国经历了十余年不读书的时期,忽然大潮汹涌:改革开放了。无需号召引导,全民自动读书成风。出版社如雨后春笋,大批图书,应需而出。忽见一本《红与黑》,作者换了名,叫司汤达。

司汤达?好怪的名字!怎么像个厨师!说这话的人,是我国法国文学界大咖。如有异议,可以供出姓名。

孤证不足为凭,还有一位大咖,罗新璋先生,罗版的《红与黑》的译家,他研究过,很有发言权,按法文发音,正对应“斯丹达尔”。他这观点,我有同感。可不知何故,他出书时,又别出心裁,更名为“斯当达”。莫非折衷?我怀疑,但无根据。

不改初衷,我喜爱,还是用斯丹达尔,这名字多好听,不那么生硬。譬如说:“巴尔扎克”,好事者,或者当事者、管事者,硬性改为“巴尔扎”,那又当如何?斯当达、巴尔扎,叫惯了一样。懂法文的不站出来,不懂法文的以为是天经地义。

说到底,以上这些,我当成多大的事,如果天上有知,斯丹达尔会嗤之以鼻:不过雕虫小技。“斯学”专家研究统计过,出于他手笔的文章著作,假托的名字不下二百个,名副其实的匿名大师。

“斯学”,是我仿“红学”生造出的说法,为求简便,这是其一。还有其二。《红楼梦》因其谜局,变异和伪续,生出探佚学,为了去伪存真而形成红学。斯氏也同样,别有其谜与神秘性,匿名大师,自然也是掩饰大师。斯氏自道:“唯一主导的思想,就是不被人看破。”这是他生活与创作的最大秘诀。

斯氏偏爱神秘性,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令人咋舌的密码,即难以辨识的注释,这便苦了那些整理修订文本的专家,不知费了多少时日,才能出得经典版文集,这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里就免谈了。单说斯丹达尔,他究竟是谁,众多中国读者,恐怕没有几个说得清楚,但是说一说,还是挺有意思。

斯丹达尔的户籍名字:“贝尔。亨利·玛丽·贝尔”,又名亨利·布吕拉尔、阿里戈·贝尔、多米尼克、路易·亚历山大、蓬贝、莫斯尼戈,以及数百个。这么多,简直开玩笑,难为他都记得住。只是怪癖,多种心理的解释,最令人信服的一种:父亲的名字,舍吕班·贝尔,成为亨利童年的创伤、成年后的梦魇,力图淡化,梦想母系而不可得的姓氏。

父亲是位检察官,刻板的天主教徒,一心想跻身贵族的市民,受到懂事之后亨利的鄙视。他十岁时,有一场惊人的表现。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审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贝尔全家人关注。主张处死国王的“高山派”获得多数票,国王要上断头台。消息一传来,小亨利当场欢喜雀跃,引来许多惊骇的面孔。到了五十二岁那年,他写了自传体的书,题为《亨利·布吕拉尔传》,关于四十二年前的那幕,他这样描述:

“我一时欢心鼓舞,生来从未感受过那种喜悦。”面对家人惊愕的反应,亨利十分气愤,对他父亲说:“要知道,阿马尔盯上了你,把你列入不爱共和国的重点‘嫌疑人名单。我觉得,他‘肯定认为你不爱共和国。”

好厉害!十岁就懂得反向回击了,这将成为斯丹达尔一生的信条。固然他还是个孩子,但这是一切的发端:思想和情感的一种过激性,逆反传统准则与任何权威。他在《亨利·布吕拉尔传》中还写道:

“我憎恨神甫,我憎恨父亲,是他赋予神甫权力,我更憎恨宗教,他们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对我施加专制的欺压。”

对父权和教权,童年萌生的这种憎恨,随着时间漫延滋长,浸透了他的生活和文学的全部领域。拉里亚纳神甫是父亲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从八岁起就给他戴上这副枷锁。他父亲最终入狱,关押了将近一年。而且一旦可能,亨利十六岁就摆脱家庭的控制,兴高采烈,走上独立生活的道路。

亨利家庭不幸,七岁丧母,否则,或许就不会单独对抗全家人了。他渴望母系的姓氏,而且直到死,他还自称是米兰人。他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著名的墓志铭,用意大利文刻成:“亨利·贝尔,米兰人,他写作过,爱恋过,生活过。”

母亲亨利埃特·加尼翁,因生育女儿而殒命。这是亨利生活的一个转折:“从此开始我的精神生活……我开始讲上帝的坏话。”(《亨利·布吕拉尔传》)拉里亚纳神甫两年家庭专制教育逆反的结果。八九岁就鄙弃父亲、神甫和上帝,十岁就出现惊人的一幕:听到要处死国王的消息了,他欢喜雀跃。

有逆反,更有师从。亨利最钦佩他的外公,加尼翁医生,十八世纪启蒙文化塑造的典型。亨利常进他的书房,反抗的天性同启蒙文化的精神一拍即合。围着亨利转的还有一位姑奶,具有“西班牙风度”的老小姐。无限悲悯的心怀,令他向往先祖的故乡意大利。启蒙精神、意大利情绪,伴随着亨利成长,助长了他那独立和冒险的天性。

亨利十三岁,进入伊泽省省立中心学校,他发现“差异酿成仇恨”,从而得出结论:他这个体要想方设法,立于世上,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于是,他立志要学习数学,着迷其严谨性,容不得模糊和虚假,这是他最厌恶的两种东西。同时他也有了借口,离开一座他憎恶的城市。

斯丹达尔四十年后,再回忆这座城市,仍然作呕,仿佛“可恶极了的消化不良”,可见亨利憎屋及乌到了何等程度。

我去过斯丹达尔的故乡,伊泽尔省首府格列诺布尔,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西北脚下的一座美丽的山城。我在格列诺布尔小住一周,由法国朋友带着游山,此生唯此一游,徒步登阿尔卑斯山脉,尽管是小小的一隅。我还参观了位于城郊的斯丹达尔大学,不知道法国是否還有另一所,用一位作家名字命名的文科大学。

1799年,亨利·贝尔十六岁,离开家乡,北上去闯巴黎,名义上是去报考法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他走得很决绝,除了一次公派,从未返回格列诺布尔,始终未改对家乡不好的印象,认为这座城市闭塞,生活单调,占主流的正统观念的人十分庸俗。冒险精神将他引向远方,越走越远。

或许亨利是早慧的缘故,小小年龄就进入精神层面的思考。一般来说,不管生活环境如何,童年总有自发的快乐。长大了离开故乡,无论走向何方,故乡终归是一把尺子,用以衡量外面的世界。

我就是这样,生在松花江畔,跟周围童伴一起,无忧无虑,度过快乐的时光。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又公派去法国留学,见到世界的大场面,但是心里有把尺子,不会目迷五色。这把尺子,就是脑海里时时涌现的滔滔江水、辽阔的大草甸子,照武侠小说的老套话,这就是我“行走江湖”的元气和底气。

亨利·贝尔何尝不是如此。他雄心勃勃,到了巴黎不久,便發出感叹:“就是这样子吗?”巴黎,咳!这么“平平”,这个词的含义尽在其中。是什么尺子衡量的呢?当然是他在家乡每日见到的阿尔卑斯山脉。

亨利初到巴黎,类似后来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如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克,站在蒙马特尔山上,高呼要同巴黎拼一拼。然而,亨利却大失所望,他从期望的高处跌落。尽管他那极有权势、杰出的表兄皮埃尔·达吕,当即安排他进国防部办公室,可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在这种部门的体制中会沉沦下去。

好在半年之后,1800年5月,亨利编在预备部队,追随波拿巴前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在大圣贝纳德山口,接受了战火的洗礼,要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归根结底,亨利乘着历史的一阵风,就把他自己解放出来了。

新发现的国度,令他眼花缭乱,这块福地,他早已设想成他母亲的故乡。米兰,巴黎的对立面,给他带来他不敢梦想的一切:音乐、绘画、美景和美人。怪不得斯丹达尔至死,在他的墓碑上也要标明是“米兰人”。

亨利·贝尔争得了自由,有了自主人生的四十余年,斯丹达尔有自己的评价,刻在他的墓碑上:“他写作过,爱恋过,生活过。”极其简洁,高度概括他的一生,纯粹文人的格调。按照直观的理解:写作和爱恋构成他生活丰富的内涵,他不枉此生。

斯丹达尔一辈子独身,过人的精力、旺盛的激情、任性的独立,生活上并没有既定的目标,在常人看来,有时简直是胡闹。这正是他一生独有的特点:他写作一如他的生活,不讲任何规矩,也不遵守任何原则,但他始终不渝,就是追求快乐,为此势必难免,要闯入荆棘丛生的荒径,而读者便难觅其足迹,感到莫名其妙。

斯丹达尔呕心沥血的奠基之作《爱情论》以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丝》就是证明。《爱情论》创作的初衷,岂能让人看破,斯丹达尔下足了掩饰的功夫,结果从1822年出版,到1833年,“仅仅获取了十七位读者”。“问世二十年之后,也才有百十来个好奇的人读过。”

斯丹达尔于1827年四十四岁时,才以《阿尔芒丝》这部小说处女作登上了小说创作之岸。可是,一部爱情小说,写得过于精巧微妙,令读者困惑不解。于是有人指责他,硬是描绘他不了解的贵族。我作为译者近四十年前,慕斯丹达尔大名,翻译了《阿尔芒丝》,也同样不明白,男主人公奥克塔夫与阿尔芒丝真心真爱,又何以处于进退难容的尴尬境地,最终竟致走上绝路。后来,我主编《纪德文集》,选取《文论卷》篇目时,看了一篇论述《阿尔芒丝》的文章,我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奥克塔夫的难言之隐。

斯丹达尔偏爱神秘性,这是他保持独立性的必备条件。他从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著作,更不透露情场上的得意或者痛苦。尤其他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作品,不断变换署名,甚至没有作者的名号,风格又特异,无不让人浅尝辄止,阻碍著作的传播。同时代的大作家,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在世的时候就风光无限,而斯丹达尔几乎还默默无闻。

倒是巴尔扎克这个大忙人,还有暇关注《红与黑》和《帕尔马修道院》的作者,惺惺惜惺惺,头一个站出来称赞斯丹达尔的文学才华。他于1840年9月25日,在《巴黎杂志》上登出七十八页长文:《贝尔(费雷德里克·斯丹达尔)研究》,显示其下笔千言、滔滔不绝的特点,最后不由分说地断言:“《帕尔马修道院》……这部观念文学的杰作,仅供‘当今欧洲一千五百名顶尖人物阅读。”

斯丹达尔在写给巴尔扎克的感谢信中,则坦言他收到这篇文章了,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每次对我稍微有点溢美之词,我就看到我那些朋友读时的怪样子。”斯丹达尔那么机敏,一定非常反感经典作家圣殿中,态度这样突然变化。不过,巴尔扎克这一顾惜之举,还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让斯丹达尔尝到一点身后荣名的滋味。

这样一篇显得过誉又不乏批评的长文,出自巴尔扎克的手笔,并非没有来由。他写《贝尔研究》,可见关注斯丹达尔已非一日,很可能从1830年就开始了。

说起来,斯丹达尔比巴尔扎克年长十六岁,但几乎同时,1830年起始,两人都进入了小说创作旺盛期:斯丹达尔持续十年,巴尔扎克则持续二十年,直到去世。因此,小说旺盛创作期,头十年二人是重合的。

1830年,对巴尔扎克来说,是起步之年。开头每年一部小说,相继推出《戈布塞克》《驴皮记》《夏倍上校》,马上就名声大噪。而且,创作很快呈现加速度,三五年间,就出版了名篇《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幽谷百合》……甚至动笔创作长篇巨制《幻灭》《交际花兴衰记》。总之,头十年,巴尔扎克就为他的宏伟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一个十年,则以冲刺的速度完成了《人间喜剧》(九十部小说)。他还在《人间喜剧》大框架中,把作品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

对斯丹达尔而言,1830年是他文学创作关键的一年。上一年九到十月间,他去南方马赛旅行,初萌《红与黑》的创意。然而,过了几个月,他才接续构思写完全稿,十一月份出书,名副其实第一次出彩,“第一张中奖的彩票”。然而,斯丹达尔写作没有全盘计划,忽而开始重写《利己主义回忆录》,很快就放弃了,他又决意撰写《吕西安·娄万》,中途放下,转而开始写他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四个月后同样撂下。到了1836年,他用数月时间,撰写《回忆拿破仑》,中途两次放弃……如此这般,多头创作,七八年间,没有完成一部作品,只发表了一本游记《一个旅人回忆录》,以及《卡斯特罗修女院院长》,后来收入《意大利遗事》的一部中篇小说。

直到1838年8月,斯丹达尔才决定,要以《法尔奈斯家族的崛起》的遗事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九月初打了草稿,又中断两个月,陪同好友梅里美游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幸好旅游回巴黎,斯丹达尔下了极大的决心,幽居在戈马丹街客房里长达五十三天,口授由人记录,完成《帕尔马修道院》书稿,于次年四月出版。

《帕尔马修道院》问世,对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仅有一部《红与黑》,独木难支,《帕尔马修道院》惊艳登场,便同《红与黑》合为双璧,成就了斯丹达尔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817年,自费出版《一八一七年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作者署名首次使用“德·斯丹达尔先生,骑兵军官”,借用古代卓越理論家约翰·丁·温克尔曼故乡的名称。至于“骑兵军官”的名头,实指他在拿破仑麾下任过职。

斯丹达尔大略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尔扎克因写了《贝尔研究》的文章,就成为斯丹达尔文学俱乐部的第一人。

中篇:“红派”还是“修院派”?

法国文学爱好者有个好传统,喜爱某位作家的人,往往组成一个书友会。自由而松散的组织,有人召集,不定期相聚,讨论他们喜爱的作品,每逢这位作家的重要日期,还可能举办纪念活动。书友会的规模,随作家的重要性而不同,有国际性的、国家范围的,更多的是地域性的。不论大小,有活动的书(诗)友会,我不敢说在法国有几千个,但肯定不是几百个。据我所知,莫里哀的“戏友会”(真实组织名称待查)则是世界性的。

读者通过书友会与自己喜爱的作家互动,达到了双赢:读者享有阅读的乐趣,提高了审美观,从而也延续了作者的文学生命。从这种意义上讲,作家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读者的热忱:热心的读者,以实际行动传播推广他们喜爱的读物。

不过一般的诗(书)友会,有亲情与友情支撑,可以持续一两代人,随着主导人的离世而终结。只有进入经典作家行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进入学校教材,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大家,才会一代一代传承,能有常设的书友会。例如莫里哀喜剧研究会,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机构,主要设在大学,并非官办。如若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还要寻求赞助。

斯丹达尔俱乐部,在很长一段时间,似有形还无形,颇为诡异,斯丹达尔留下许多未竟的作品,有待整理修订与评定。如果说无形,各个时期,确也有名人不断谈论“贝尔主义”,抛出精辟的见解。

斯丹达尔生前好友梅里美,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旨在创立“贝尔主义”:“您若问一个喜爱斯丹达尔的人,他是否认识亨利·贝尔,就能了解他是否真是快乐的少数。”在这本小薄册子里,梅里美只回忆其人,并不谈论他的小说。

有趣的是,极右的民族主义作家首领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4)与激进的左派领袖莱翁·布鲁姆(1872—1950),却殊途同归,都成为高度自觉的斯丹达尔迷。巴雷斯以其《自我崇拜》一书,继承了斯丹达尔以自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布鲁姆也为他崇拜的作家写了一本《斯丹达尔与贝尔主义》,赞美斯丹达尔,强调自我价值,追求快乐的权利。后来法国率先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福利,未必与他作品的传播毫无关系。

可是,若说斯丹达尔俱乐部有形,从他去世四十多年,也不见有谁参加活动。莫非让巴尔扎克言中,斯丹达尔写的是小众作品,形成不了庞大的读者群?有一种观点值得考虑,但是无法证实。斯丹达尔的荣名,毫无侥幸的成分。他这个人绝顶聪明,也绝对珍视自己的快乐,不会贸然拿去谋取什么。不仅如此,他也自知有足够受人青睐的资本,可以推至1880年,再拥有众多读者的那份荣幸也不迟。因此他的手稿布满知己间隐秘的表达方式,留待他未来的伙伴乐得去整理,解惑释疑,以飨更多的读者。

果然不出斯丹达尔所料,他生前未能出版的作品手稿,陆续整理出来面世,在他去世四十周年时,1882年,就出现了斯丹达尔俱乐部的踪影。很神秘,好似一个神秘的结社,由斯丹达尔迷组成,成员要用手势和口令,即《红与黑》小说中的一句话,彼此方能识别,进入巴黎一家咖啡馆相聚。发起人保罗·布尔热(1852—1935),是位知名作家,他创作的心理分析小说,继承了由斯丹达尔延续的传统价值观。

此后,哪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丹达尔迷们也没有断了香火。迪旺书店的创建者亨利·马尔蒂诺,整理斯丹达尔版本的专家,在他的主持下,书店出了第一版的《斯丹达尔全集》。他还经常举办讲座、鸡尾酒会,大家热烈讨论斯丹达尔的经历和作品,1950年,亨利·马尔蒂诺堂而皇之,复活了最初的斯丹达尔俱乐部,即结集出版了《新晚会》(对旧的《梅塘晚会》而言),记述了斯丹达尔迷的活动。迪旺书店坐落在圣神日耳曼大街后身,拿破仑街37号,今后如有机会再去巴黎,我一定携带斯丹达尔作品的新译本去朝拜。

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斯丹达尔的研究者与拥趸,保罗·雅吉奈教授很早就迫使他的学生阅读《帕尔马修道院》,而当年这部小说的书名,仅仅存活在巴尔扎克寥寥几个读者的记忆中。这些弟子一旦读懂了作品,就发誓尽一切努力宣扬他们喜爱的这位作者,而且从不失言。正是这些深度阅读而善于思考的书友,不分上下左右,隔着时空联手,将斯丹达尔从遗忘中解救出来。

然而针对《新晚会》第一卷出版,有人撰文质疑:“真的存在过一个斯丹达尔俱乐部吗?”

著名《文学日记》(十九卷)的作者保罗·莱奥托(1872—1956),则给斯丹达尔俱乐部下了一个最恰当、最持久的定义:“确实存在。只不过这个俱乐部有点分散,在极其不同的地点举行会议,甚至不是所有人都相识,往往好多会议同时举办,而每次会议几乎只有一个人参加。斯丹达尔文学的爱好者,每人独自组成一个俱乐部。”

我非常欣赏这种超现实的情趣,这应是法兰西文学的一种精髓。细想想,我何尝不是如此。五十五年前,我留法带回来的两大箱法国名著,其中就有《帕尔马修道院》原著,就意味我同斯丹达尔有约了。四十五年前,我练习翻译,译完了整部《帕尔马修道院》,就证明我独个儿组成了“斯丹达尔俱乐部”。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四十多年,我同上百位法国作家组成了个人俱乐部,可见我同法国文学的缘分不浅。

文学后起之秀,小说这种体裁,虽然远比诗歌、戏剧年轻,也有五百多年了,经过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兴盛期,早已呈现老相,有点不知所措,仿佛台词错乱的演员,胡说八道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往日的风光不再,但是曲未终,没事干的观众也不会散,还等着好戏看。今后小说该是什么样子,扮演什么角色,靠什么能同传记和自传体划清界线呢?

带着这个世纪的问题,如今再审视斯丹达尔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特殊价值所在。

现在一般达到这样的共识:小说这门艺术能允许每个人,作者或者读者,逃脱生活现状,超出自己生活的界限。人生在世,无不苦恼于只有一条命,一种身份,一种国籍,只讲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性别,只从事一种职业,这是通常来说,特例不在此列。于是小说家就发挥其特长,设法弥补这种缺憾,他本身并带动读者,通过小说引人入胜的情节,过上全然不同的生活。

二十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巴尔·蒂博戴(1874—1936),既博学又极富情趣,他力排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派见解,给真正的小说家下了前所未有的定义:

“真正的小说家,以他可能生活的无限方向,塑造他的小说人物,而矫揉造作的小说家,则以自身生活的单线思路,塑造他的小说人物。小说的真谛是臆造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再现真实的生活。”(《关于小说的思考》)

小说家得以随心所欲,想体验多少种虚构的生活都可以,这便是小说艺术的秘密。而读者可以扮演起主人公的角色,也同样完成分身生活的过程,以分身术解脱自身。

斯丹达尔和安德烈·纪德,就是典型的真正小说家,更确切地说,是典型的真正作家,突破了蒂博戴所下的定义。我在2002年《纪德精选集》序言中,对我称之为“全欲”的纪德,有过这样的论述:

纪德的一生,他一生的创作,就是不放过任何可能性,永远探索,永远冒险。这种不加选择的全面选择,我们权且称之为全欲。

全欲,就意味着不专,不忠,不定。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

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

纪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同他多方向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他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将所有的欲望推向极致。

纪德笔下的各种人物,无论是追求生活幻梦的乌连、时时在调侃的《帕吕德》中的那个主人公,还是《浪子回家》中的那个浪子,无论是《伪币制造者》中的那位小说家爱德华,《梵蒂冈的地窖》中的那个“无动机行为”的拉夫尔迪奥,还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牧师,以及普罗米修斯、扫罗、康多尔王、柯里东、忒修斯,等等。无论哪一个都是纪德的一种生活尝试,一个心灵的影子,一种欲望的演示,都是纪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纪德的全部。

纪德的文学创作同他的生活一样,极力避开任何责任的目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他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复自己,或者走上别人的老路;他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限。究竟是随笔、散文诗、小说,还是别的什么,让批评家无从分类。傻剧又是小说,不伦不类。而他唯一称之为小说的《伪币制造者》,更是前所未见:叙述的多视角、空间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的确是创造了一次小说革命。

纪德自由行动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不选择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么进入纪德迷宫的读者,不预先设定方向,也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居然引用了这么长,并不单纯是自我欣赏,更多的是惊奇的发现,把纪德的名字换成斯丹达尔,纪德的作品换成斯丹达尔的著作,稍微调整一下论述的语气,大体上似乎还说得过去。写过数十篇翻译感悟的文章,能这样整段搬用到另外一位作家的头上,恐怕仅此一例。假如此例成立的话,那也只能是孤证,不可滥用。在文学上,孤证更难得,只要说得通:难得是偶然,说得通须当洞察其必然。

斯丹达尔比纪德早生八十六年,从文学活动期来看,一个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相隔近百年,容不得丝毫牵强附会。因此我这也是冒险,比较两位在生活上和创作上最爱冒险的作家。

“最爱冒险”,随手就拈出一个共同点来。

上篇介绍过亨利·贝尔,生于刻板的天主教家庭,自小感受父权和教权的欺压,七岁丧母时,就開始讲上帝的坏话,内心孕育一种精神生活,十岁听说要处死国王,他竟然欢喜雀跃,让父亲一干人目瞪口呆。他对父权和教权的憎恨,助长了他独立精神和冒险的天性。

四十多年后,斯丹达尔回顾自己的一生,仍然不能释怀,在《亨利·布吕拉尔传》中,反思童年的那种憎恨,鄙视父亲、神甫和上帝,还怀着深思熟虑的激烈情绪,描述他幼小的心灵如何渴望摆脱家庭的控制,挣脱那种生活的精神枷锁,走向独立生活的道路。

纪德出生于清教徒家庭,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管教,酿成他强烈的叛逆性格。纪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纪德生活在清规戒律的环境中,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然而逝。“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

相隔将近百年,纪德和亨利·贝尔在人生之初,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号。而且一有机会,各自就以不同的方式,逃脱窒息生命活力的僵化环境,单凭冒险精神,去闯荡无限可能性的外面世界,独自自由地追求快乐。

亨利·贝尔十六岁离家,走得决绝,不满意在巴黎行政体系中的生活,毅然随同大军,跟着波拿巴的足迹,到了他的理想国度意大利,撒欢似的饱览尽赏音乐、绘画、美景和美女,他不敢梦想的一切。

安德烈·纪德难以做得那么决绝,只能频频出游,暂时离开“封闭的窝”,游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这期间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弃置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追求前人所不敢想的独立和自由。

这两位作家从小就产生叛逆思想,都力图摆脱家庭和生存环境的束缚,走上自主人生的道路,这一共同特点,如果在别的作家身上也能找出例证的话,那么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两方面,都同样突显的冒险精神,认真探讨一下,就能大略看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了。

这种冒险精神,如果只是青年时代的负气之举,那就不足为奇了,唯其能够始终如一,一丝不苟,贯彻一生一世,时时用灵魂的明镜,观照细察,自身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的感受,笔端在创作中流出的文字是否坦率,到了生命的终结,两者是否能够完美地重合,正如纪德在《日记》中所说:

“人的一生就是他的形象,临终的时刻,我们就将从过去显现出来,照着我们行为的镜子,我们的灵魂就会认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整个一生都致力于我们自身绘出不可磨灭的一幅肖像……有人讲述自己的一生,自欺欺人;可是我们的一生却不会骗人,要讲我们的灵魂,也将以平常的姿态去见上帝。”

亨利·贝尔在青年时期同样写了日记,中断之后,又以《自我回忆录》和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补足。纪德则终生记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而提供了他决心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生活“宝贵的资料”。

斯丹达尔在《日记》(1818)中写道:“我认为无论干哪种行业,要成为出众的人,就必须做自己。”青年的亨利·贝尔极其严格地贯彻“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在显微镜下观察自身,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行为,以便确定“自我天生的性格”。一进入这种程序,他就同自身拉开距离,组成主体和客体,两者之间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那种寻常的自言自语。他的青年日记手稿留下许多空白,作家持续不断同自身对话,臆造出五花八门的异化形象,相应体现他这人每一个小小的折射面。

现在,可以比较斯丹达尔和纪德在生活和创作合而为一的追求中,透过表面所能看到的惊人相似了。

贯穿两人一生的所谓“冒险精神”,大大超越通常的含义,主要是指从起始到终了,他们在人生路上每走一步,都充满变数,始终追求内心和外界的不确定性。

这种冒险精神的前提,就是生命力的冲动,不安于稳定、确定、固定的生活,要冲出一成不变的困境,争取自由和独立,毫无禁忌地释放生命力好奇的潜质:求变,求异,求新,求刺激……这种不懈追求的过程,恰恰充满变数,而不确定性又更加激发好奇的乐趣,从而构成生活活力的良性循环,也就自然而然煥发出创新能力,自身留下延续的空间……

斯丹达尔和纪德不约而同,单凭内心的冲动行事,无视任何既定规矩,也不遵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在青年时期,在日记中却为自己做人、做事,乃至写作,立下了极其严格的标准,而且身体力行,对自己绝不宽容。设使两个人同时再世,用各自确立的标准,去验证对方的一生,结果十有八九会达到同样满意的程度。

这里还是多引几句纪德的话,反复查验一下斯丹达尔吧。

“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互相驳斥。”

“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

“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我内心的任何欲望,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

“我要行动,喜欢简单自然……我们最重大和最高尚的行为,怎么就不能完全摆脱各种庸俗的动机,不再考虑别人如何看我们,也不再考虑在别人面前摆出姿态的乐趣。虚荣者的虚荣,一切皆虚荣。”

“伟人仅仅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双脚始终踏在污泥中,想想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有些人,即使在讲真话,也是矫揉造作的;而我们必须诚恳,哪怕到了说谎的边缘。”

毫无疑问,斯丹达尔是个内心充满对话和争论的人。他在《爱情论》《自我回忆录》《亨利·布吕拉尔传》中,假托不同的人物,采用“你”“我”“他”不同人称,臆造不同的场景,而且,无论委婉的对话,还是激烈的争论,不管当场发出多少声音,归根结底,只有一颗矛盾的心灵,一人多面的映象。斯丹达尔创作的这种复杂性,给后世的研究者和读者带来许多困惑。

要抓住所有机遇,“要行动,就应该简单自然”,这也是斯丹达尔做事的突出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1812年7月,正在撰写《意大利绘画史》的亨利·贝尔,是法国随大军远征俄国的唯一作家,充当通讯官,他目睹莫斯科大火;法军撤退时,亨利·贝尔又改任运粮官,然而天寒地冻,哪里有粮草可运;在俄军毁桥阻断法军退路的前夕,他只有“一块面包”供给大军了。多大的行动,简简单单,毫无虚荣。这场大撤退的经历,给亨利彻底上了一堂人道和美学课。他感到此后再也不可能写那种高雅的文学作品了。

其二,斯丹达尔出于追求欢乐的心理需要,将意大利魔幻化了,成为复辟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反衬。他迷恋米兰。1818年,更迷恋上米兰的骄傲——梅蒂尔德·丹伯夫斯夫人,“开始一场隆重的乐章”。他给人家频频写情书,当众受到训斥,之后梅蒂尔德出行时,还发现他化装尾随,十分气愤。简单到一意孤行地追求。他因政治上受到当局的怀疑,被迫离开米兰,便萌生出写一部爱情小说的冲动,分手四年后,她离世了,还继续给他灵感,催生他柏拉图式的爱情。“对我来说,她仿佛变成深深忧伤的一个多情鬼魂,一出现就能主宰我的和善和温情,正确而宽容的意念。” 斯丹达尔的心里完全装满了她,萦念期间,写成了两卷本的《爱情论》,不署作者名,在她冥日那天,用英文注明“作者已死”,写在自留的那本样书上。

关于“伟人”那句话,用到斯丹达尔的认知上,就更容易说明白。斯丹达尔一生,只承认一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在极为可怕的征讨俄国的那场冒险中,一连数周,无论乘坐马车还是雪橇,他同拿破仑总是“紧紧挨在一起”,二人之间建立起无可比拟的关系。他1818年写的《拿破仑传》,旨在驳斥斯达尔夫人所发表的抨击拿破仑的檄文。斯丹达尔是坚定的共和派,极为憎恨专制主义,无疑也鄙视暴君,但是又钦佩皇帝的胆识、进取和创新精神。传中很大篇幅,不仅批评了传主的品行,还揭露独裁者的荒唐与残忍、近臣的平庸与奴颜婢膝,当然也少不了赞扬统帅和国家缔造者的伟大功绩。

拿破仑死后十六年,1837年,斯丹达尔写了第二部作品《回忆拿破仑》。这次他自诩帝国的旧员,认为拿破仑是“凯撒之后出现的最伟大人物”,勾勒反差强烈的形象,综合性更强些,心理分析超越政治色彩,回忆的场面虽不连贯,但是精彩而生动,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至于纪德的最后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极难,在“诚恳”这方面,恐怕没有作家不作弊的,但看作弊的艺术高低罢了:高明者就成为艺术,低劣者便是矫揉造作。

高明者不能自吹自擂,不妨拉来两位斯丹达尔迷作证:

其一,法国小说家和随笔作家,阿兰·博顿的一段话:

斯丹达尔有高超戏谑的意识,冷峻的戏谑,能体现典型的法兰西风格,可以用斯丹达尔这句话来摹状:“我在1830年的那些朋友,大凡会千方百计,将我救出危难的境地,假如我穿着一身新装脱离危险,他们就看不过去了,宁愿出二十法郎,赏给能往我脸上泼一杯水的人。”他还以其特有的忧伤,进一步指出:“除了巴拉尔和比吉利翁,我这一生也就交了这类朋友。”

其二,吕西安·阿泽在《面对绘画,千孔逃逸》的文章中指出:

斯丹达尔论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他信口开河。换个学院派的人,就得先立个提纲,在讲述中尽量不离提纲的框框。斯丹达尔则相反,总在窥视岔口,乐得斜插过去,只因他心里清楚,很快就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尽量阐述得更加精彩。必须有个动因,他才敢起步,一旦上路,就惯性使然,途中碰到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也大感兴趣,一时忘掉自己确定的方向和目的(他在《意大利绘画史》中,原本只限定谈论佛罗伦萨和罗马)。斯丹达尔的才华总要溢出他自己确定的范围,在边缘扯闲篇展现出来……

我在速写斯丹达尔的途中,也走上一条岔道,遇见了纪德,于是突破了速写原定的范围,自以为发现了研究法国文学的一大课题。尤其看到两位隔世纪的作家相谈甚欢,连累我也欲罢不能,只好做顺水人情。

斯丹达尔和纪德二人身上,都充斥着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冲动与激情,在创作中记录了追求快乐的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天真、鲜活自然的特性。

这二人都主张放纵天性,“做我们自己”。在生活与创作中都百无禁忌,始终特立独行,无视传统道德,打破各种规则,冲破各种限制,“成为自己要做的人”是一生的追求,永无止境,要不停歇地进取新的境界,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追尋更大的快乐:“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

因而,从《亨利·布吕拉尔传》到《自我回忆录》,斯丹达尔毫不犹豫地表明:“自我”并非“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我容纳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恰恰占据他的著述中心,而他的著述加在一起,也只是一部心灵史。

斯丹达尔的著述,没有文学学说,没有语言理论,没有小说美学,唯有爱写的兴致与自由,唯有永葆青春的活力,敢于嘲笑沉迷于文学的那些学者,只是在交游娱乐中,偷闲五十三天,关起门来,写出《帕尔马修道院》。播种喜悦和幽默,追求幸福和爱情,怀着一颗游戏人间的敏感的心,向世人传递这种轻快的欢欣。

然而斯丹达尔的作品有半数未竟或写完生前没有出版,留下种种悬念,也给猜测和想象留下驰骋的空间。他这颗心灵,照他的预测,四十年后才能被人看懂。这就意味他的命运,将由隔两三代的读者,从他身后出齐的作品相遇来决定。斯丹达尔的复杂性及其后世的命运,由斯丹达尔著作的文本专家,菲力普·贝尔蒂埃勾勒出来:

斯丹达尔就爱夸夸其谈,直到1842年3月22日,终于倒在街上,开始新生了。后世命运开始写他最令人惊奇的一部小说,展现出了章回目录。重新活跃,近来社会底层苦难凶险生活的小说:一位作家的形象,深深卷入时局和思想观念的大变动,承受了极其怪异的嬗变,或衍化。轮番偶遇泰纳便成为心理学家,偶遇布尔热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偶遇巴雷斯便成为民族主义者,偶遇阿拉贡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能拿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引他为同类,然而,却始终忠于自我,又总能异化为另一个,显示给读他的人,又由每位读者显示他最优越的一面。斯丹达尔这面镜子,就这样由人沿着历史的进程,移动着映照。

到了二十世纪,若论法国作家哪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容易招惹是非,又最不容易捉摸,那就是安德拉·纪德了。他的《人间食粮》自费印书,十年间仅售出五百本,可见受冷遇的程度不亚于斯丹达尔。

纪德和罗曼·罗兰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著作享誉法国,算是齐名的作者。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纪德要等三十二年之后,到了1947年,诺奖评委才理解了纪德,在授奖词中称颂他“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及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两位隔世纪的作家,都有同样的遭遇。时到如今,就连喜爱斯丹达尔的人,也还分成热捧《红与黑》的“红派”,以及偏爱《帕尔马修道院》的“修院派”。

《红与黑》是现实主义小说开先河之作:斯丹达尔率先将人置于群落的生态环境中,即社会、历史的生境里。这部小说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记事”,“一面镜子”。正如斯丹达尔著文明确指出的,德·瑞纳尔和瓦尔诺先生“两个形象,代表了1825年前后,法国富裕阶层的半数”,德·瑞纳尔是当局的拥护者,小城市的重要人物。瓦尔诺则是地方上的短袍耶稣会士,所有人物形象都很具体,打上革命后法国新风尚的时代烙印。所有对立的人物分属自由党和保守党,泾渭分明。这种明显或者隐讳的政治标签,在1830年之前小说是没有的,为现代小说的一大特点。至于男主人公于连·索莱尔,他首先要谋生。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人物每种举动,每个念头,无不是社会博弈的表现。

按照斯丹达尔著作的文本专家伊夫·安塞尔的看法,《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富有音乐性、绘画性,充满诗意的寓言,描绘的帕尔马朝廷极像路易十四朝廷,轻松的叙述,摈弃标志法国小说倾向的所有繁琐细节。

“巴黎四大”文学教授米歇尔·德隆则认为,《帕尔马修道院》是一场真正的“春天的庆典”,这是斯丹达尔最重大的一个主题,开启了青年激情与缅怀过去的烦恼的比较:一方面忠于理想和钟情于爱情,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确定的秩序和宗教偏见;一方面效法莎士比亚及其创新,另一方面又得像拉辛那样,遵守规矩和社交礼仪。不过斯丹达尔一向立场鲜明,绝不模棱两可:他选择了生活和行动。

他也参照不少学者论述,认为快乐并非罪孽,爱情也绝非危险的诱惑。个性的成长,要从自我感受出发,以自身的冲动为营养。热情奔放,构成了生存的动力。

菲力普·贝尔蒂埃讲得更加清楚,破解了“红派”还是“修院派”的问题,不妨翻译出来,结束这种争论:

1838年,斯丹达尔在巴黎,利用一次休假并再度返回他的意大利,此时斯丹达尔范儿,当然超过意大利范儿了,写出了卓越的《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尤其是《帕尔马修道院》一气呵成,走笔如飞自有缘故:构思已久,总归写意大利风情的精髓,梦想的终生,要一睹为快。斯丹达尔迷们通常分为“红派”和“修院派”,必须要弄弄清楚。因为斯丹达尔并不主张“要么……要么……”,而是应透过表象看明白,社会复仇者于连·索莱尔同大主教义子法布里斯·戴勒·东戈,完全“去政治化”之后(借用波德莱尔的一个字眼),归根结底能跨越隔开他俩的鸿沟,还是同宗同缘,共有某种主要的物质:强烈渴望幸福,追求真心实意的爱情。这对他们每个人都包含一种分裂,得之于虚假的急需和现实的肮脏,而且得之不易。

下篇:我与斯丹达尔的缘分

若论缘分,一切都是从1958年开始的,我报考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不期然被录取了。

我一个懵懂的少年,中学学过俄语,法语字母一个不认识,只被法国文学所吸引,从东北一座边城,走进了北大校门。

两年不如中学规范的大学学习生活之后,我知道了不少法国作家,排在前几位的有莫里哀、莫泊桑、都德、雨果、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罗曼·罗兰。这些作家的简易读物,当年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我不知深浅,毫无目的地借阅,加上课堂上所学的法语课文,算是我的法国文学启蒙阶段。

初学法语就认识了斯丹达尔,只因他与巴尔扎克被认定为具有进步性,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红与黑》便成为当年有限的外国文学读物的一种,在法国文学中是数一数二的。

还有一件事,在我的心目中,把《红与黑》的身价抬得极高。听说一家出版社邀请盛澄华先生,给我们班上文学翻译课的教授,重译《红与黑》,盛先生提出条件:停止教学两年,专事翻译工作。此事未成,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心想何年何月,如果邀请我翻译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法语就没有白学。这一念无疑在我的心中撒下一颗种子。

其实,在大学学习期间,原著只看简易读物,长篇小说借阅几本,仅仅跳跃着看一些故事情节,包括《红与黑》在内,从未完整读过。而且,既然学了法语,就等着将来看原著,无需去看译本。因此,我对斯丹达尔的了解,仅限于那本《红与黑》的简易读物。

不过,对斯丹达尔了解这么少,《红与黑》却与我的思想结伴而行了,近二十年,应需拿出来,当做我本来没有的思想,深挖灵魂。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应该属于红派,我同斯丹达尔的缘分不浅。

再说说我如何从“红派”转到“修院派”的呢。

改革开放之前一两年,我闲赋在家,有大把时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首先想到的是练习练习文学翻译,兴趣所在,也就不在乎沒有出版的希望。打开两大纸板箱的法语原著,就被斯丹达尔的名字吸引住,一本厚厚的口袋书:《帕尔马修道院》。

这里需要插一段我的重要学习经历。

1963年大学毕业,就被国家大机关选中,重点培养,先上一年翻译班,随后两年,作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到法国学习,直到1966年7月回国。留法两年,除了学业有所长进,还带回了一大批“精神食粮”——两箱子法国文学原著。

五十多年后,我才有所感悟,没有目的性,单凭兴趣做的事,就是人的天分,当年出国深造,培养的目标,根本不是文学翻译。而我单凭喜爱,就买了上百部法国文学名著。这是违反常规的事,心思没有花在将来应该从事的专业上。同样,在之后一段百无聊赖中,无望出版也开始译书,唯一的动力就是兴趣。而我全凭直觉和兴趣,冥冥中却准备了一条自主人生之路——文革后再分配,我进了大学教书。

接着说《帕尔马修道院》,我一掏出这部大部头,不畏其难,就开始翻译;不能出版,也坚持译完。不讲功利,才是真兴趣,不计较得失,方为好缘分。我就是这样,同斯丹达尔真正结上了好缘分。此后,我围绕着斯丹达尔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译了斯氏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阿尔芒丝》,出版时署名俞易这个笔名。斯氏其余小说也已有译本,就谈不上再译了。好在我有上百部原版法国文学名著,又逢法国文学出版空前繁荣时期,这些原著大部分都派上用场。

1991年末至1992年未,我受法国有关方面邀请访学,二月份在巴黎历史图书馆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斯丹达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是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举办的。无论照集体相还是参加会议,我习惯性喜欢溜边儿,这次就坐在会议厅左侧七八排的边座上。大会发言全是研究斯丹达尔的专家,其中必有文本提到的学者教授,只可惜当时我对“斯学”所知太少,同他们相遇而失之交臂……

纪念会上还见到一位特殊的客人,大会发言进行到十时许,忽见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步入会场,身后还跟随一个人。那客人虽已走过去两三步,仅从背影,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密特朗,法国总统,身后那人无疑是保镖。密特朗步履从容,走到头一排空位坐下,如同普通参会者那样,静静聆听大会发言。我的目光被这位特殊的人物吸引,原以为,会议要中断,主持人会请总统上台讲几句话,并欢迎总统莅临大会,可是会议照常进行。除了我,谁也没有异常反应。这是法国学界的常态。

法国政界人物,即使总统、总理,参加学术会议无不以学者身份,除非特意安排。密特朗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是一个博学的人,名校出身,又是斯丹达尔迷,虽然从政多年,仍不失学者风范,多忙也要到意义重大的学术会上露一面。他露这一面持续大半个小时,听了两篇学术发言,随后悄然起身离去。我不顾会议发言,正面注视他,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还不禁回望一眼他的背影:无论正面还是背影,始终是二十七年前那幅凝重的神态。

记得我们留法期间,正赶上总统大选(1965),他代表左派参选,差一点取代了戴高乐将军这个具有历史影响的人物。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同希拉克以及右派新闻媒体名嘴现场辩论,只见他表情凝重,不动声色,也不打一个手势,只有嘴唇嚅动,语速极快,流泻出来雄辩犀利的言辞,几乎不给对手喘息的工夫。密特朗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任期七年,1988年再度当选,因而我才有机会,在斯丹达尔俱乐部一场活动中,同这位斯迷幸会。

在此不妨多加一笔,法国政坛,无论左派(社会党)还是右派(保卫共和国联盟)执政,或者共治,在文化上有共识的基础。密特朗前任总统蓬皮杜酷爱现代艺术,筹划建设现代艺术博物馆,不幸在职期间病故。设计方案像座管道露在外墙的工厂,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密特朗总统立排众议,特批了方案,并且命名为“蓬皮杜艺术中心”。而密特朗国家图书馆,也是密特朗去世后,在右派执政期间建成的,矗立在巴黎的东南郊。

时光荏苒,新世纪再续前缘?

同斯丹达尔结缘五六十年,算起来,实绩少得可怜,远逊于后来居上者雨果、纪德、加缪、埃梅、圣埃克苏佩里等一批作家。每年推出三四本新译作,却没有斯丹达尔的份儿。

心中念念,忽然听到恍若来自天外的一声呼唤。仿佛鬼使神差。

2018年3月,我还在广西北海过候鸟生活,一天下午,我的北大学长柳鸣九先生,突然打来电话,寒暄两句便进入正题。柳先生与我通话,一般只交代事情,或者问我对什么问题、什么人有什么看法。这次却一反往常,一反往常的还有他似乎病痛刚见好,就谈笑风生。通常他只是偶尔笑笑,很快就收住了,而这次谈话长达一小时(手机上即时显示),兴致始终那么高,而且还主要谈他本人的见解。就好像与我近四十年的交往合作,有所保留的话语和情意,要一股脑儿向我倾诉出来。我乐得做个倾听者,心想他一定又有什么大项目了。

柳先生只有一个话题:斯丹达尔。他说写《法国文学史》,论述那么多作家,他最赞赏、最看重、最喜爱的作家,还是斯丹达尔。他特别用心研究了斯丹达尔,思考得更加深刻,自认为有许多创见,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是中法学者所没有的。总之,他论述斯丹达尔一章学术价值最高。他讲这番话,语气是谦虚的,但是说得也很明确,不容置疑。

柳先生还向我透露,早就有翻译《红与黑》的念头,由于种种缘故,他没有实现这种愿望,也是他一生遗憾,随后他话锋一转:

“没有做出一套《斯丹达尔全集》是更大的遗憾。现在我是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李兄(多年来单独谈话时,他总这样称呼)趁现在精力旺盛,奉劝一句,其他的翻译放一下吧,把斯丹达尔的作品全部译出来,这是个大工程,价值很高,确实值得做。我乐见其成……”

“乐见其成”还重复了一两遍,那语气的分量,不亚于最后的嘱托。一个小时的谈话,落实到这种抱很大期望的嘱托上。我也深深感到,柳先生这番恳切的话,不可能对人讲第二遍了。他这番好意,我不能只是心领,还应表示付诸行动。于是我回答,手头的活儿尽快清理了,就可以着手翻译斯丹达尔,先做出文集,再考虑全集的可能性,只因我心里没底的是非小说类作品,不知道水有多深。

柳先生听到我有具体落实的想法,很高兴提示我,不能丢掉《瓦尼娜·瓦尼尼》。他还郑重地补充一句:“如果你有此需要,我愿意配上一篇总序。”我当即回答:“总序当然由你来写,我求之不得,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双方合作了近四十年,早已建起了信赖的默契关系:我相信他的判断,他信得过我的承诺。无需多说,他把这副担子撂给了我,放心地撂下了电话。

三年过去了,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手头的活儿:《埃梅短篇小说全集》、圣埃克苏佩里的《家书·笔记》《南方邮航·夜航》《佩罗童年》等相继杀青并出版,共计约一百五十万字。待出的有埃梅长篇小说《变貌记》、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奥热爾伯爵的舞会》。同时,交叉着启动了斯丹达尔的项目,译出了《帕尔马修道院》《意大利遗事》,待出的几部作品加起来,字数将近百万字。

2020年和2021年,是我的“埃梅年”和“圣埃克苏佩里年”,每位作家都有四五种图书面市,这两位都是我很看重的作家。接下去,就要安排斯丹达尔的“五年计划”了。

为了这“五年计划”,我着实做了些准备,这是我四十年文学翻译生涯中前所未有的。

其一,按照历来的习惯,先实践。计划先译出《帕尔马修道院》《意大利遗事》和《爱情论》,如同打下地基。前两本已译完,第三本刚动手,就插进许多事情。《帕尔马修道院》是重新翻译的,没有利用四十年前的译稿:段位不同了。

《意大利遗事》初次接触,是新译稿。本来有一次机会,本世纪初,译文出版社要出新版《斯丹达尔文集》,收集我译的《阿尔芒丝》,还希望我重译《意大利遗事》,我因译事太忙而未接手。

其二,去年十月在北京,为送行好友朱穆去法国工作,我将饭局改成一场小型文学讨论会,出了一道问题:“你喜欢斯丹达尔什么?”在座约十位,大多是北大的法语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除了我的同班学友王文融教授,其余都是中青年俊才,我的忘年交,只有一位特邀的初识者,北大法语教授王斯秧,享有斯丹达尔专家的名头。

我出的讨论题,旨在从每位口中逼出一点见解,收集在一起,就成为了解斯丹达尔的风向标。怎奈枉费心机,有一位专家在场,谁也不谈自己的观点,都想把注意力引到王斯秧身上。尤其大力支持我翻译斯丹达尔的程小牧,提了不少问题。按照预定的程序,朱穆还带了设备录了像,本来答应为我制作视频,但是因技术障碍未能如愿。

王斯秧在法国攻读博士,就是专门研究斯丹达尔。《三联周刊》每年要重点推出两位法国作家,首批选定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由北大的两位教授撰文,做成视频广为传播。介绍斯丹达尔的任务就由王斯秧担当。

王斯秧与我初识,却早有神交,一见如故。我没有通过这场饭局,获取预想的风向标,但令我欣慰的是,王斯秧答应向我提供研究斯丹达尔的法文资料。果不其然,过了一个多月,我就收到厚厚的快递包,是她精选出来的九本书,复印装订好:助人如做学问一样严谨,一丝不苟。程小牧也当场给了我急需的《爱情论》原版书。这些都把我引向更大的风向标。

我按照多年的习惯,没有急于看这些资料,更不会索求她的博士论文走向捷径,先翻译出两部作品,从文本上我一找感觉。不待译完,我就急于给王斯秧发了一条短信:“我略微摸到了斯丹达尔的文学脉博,是为他精神愉悦的时代跳动着。”2020年11月11日凌晨三点发出的短信,清晨七点多就收到复信:“是的,太对了。”两条名副其实的短信,就认定了斯丹达尔的文学脉博。

顺便交待一句,我不会电脑,也不用微信。感谢一群好友的宽容,用费力的短信同我交流,如同出版社宽容地接受我的手写稿。王斯秧回复的五个字短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是好兆头,预示2022年启动的“斯丹达尔五年计划”会双圆(缘)满。

(作者注:本文上篇和中篇,就是参照王斯秧提供的部分资料写成的。)

2021年3月10日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王雪茜

李玉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上翻译班一年后,于1964年末作为中法第一批交换留学生,留学法国两年。后进入教育界,任首都师范大学法语教授。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四十余年,译著上百种,译文超过两千五百万字,其中约半数作品是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译著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大仲马的《三剑客》《基督山伯爵》等。2010年获傅雷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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